作為班長，我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發揮模範帶頭作用。在抓好全班學員理論學習的同時，我參照黃埔軍校行政管理的一套做法，要求學員從鋪床疊被、衣服書籍擺放、個人衛生都做到整齊劃一。我還利用早晚的空閑時間，見縫插針，進行製式教練。所以無論學習、體育、軍事、內務各項工作都走在前列，受到領導的好評，我也從中受到了鍛鍊。由於我學習工作表現積極，一個多月後，支部決定發展我入黨。當時入黨並不公開，記得我們一起宣誓的有七個人，組織上安排我們在學校附近的小樹林裏秘密宣誓。我感到既神秘，又神聖。我們隊第一批入黨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工人出身的同誌。那時，組織上特別強調要保持無產階級的純潔性，因此入黨要求比較嚴格。加入黨組織，成為一名光榮的無產階級戰士，是我到延安夢寐以求的理想，現在終於實現了，我感到由衷的高興。從此我決心永遠跟著共產黨，打敗一切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我的入黨介紹人是中隊長李文昌，區隊長楊大易（曾任湖南省、遼寧省軍區司令員）。入黨預備期本來是三個月，因我在黃埔軍校集體加入過國民黨，故延長為半年，於1938年11月轉正。
由於抗大第四期招收學員多，發展太快。有時一天投奔到延安的青年學生就可以編成一個隊，幾個月抗大就要辦一個大隊。當時，政治教員還是比較好選，有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如北平和各地大學的進步青年在抗大學習畢業後，經過集訓，可以充當政治教員。但軍事教員奇缺，師資力量嚴重不足。6月初，學校決定從學生中挑選部分過去受過軍事教育、表現突出的學員任軍事教員。由於我工作積極，又光榮地加入了黨組織，領導就選我到四大隊任軍事教員。我從學員提幹當教員，前後僅三個月。四大隊大隊長是劉震，協理員黃誌勇，軍事教員主任李國華，教員中還有一位曾跟隨朱總司令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的連長，後來作戰時打散了，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上山當了幾年和尚，1936年才回到延安。當時軍事教員大多是國民黨軍校畢業或是從舊軍隊中投奔來延安的軍官，其中畢業於黃埔軍校的就有八期的徐衛民、十期的粟毅和畢業於洛陽分校的賈克等同學。
抗大教書期間，我接觸最多的就是主任教員李國華。他原是江西興國的放牛娃，十六七歲就參加了紅軍，當排長後組織派他到蘇聯學習，李國華人極聰明，經過四年學習，進步很快。他還會開汽車、坦克，懂技術，講課也很生動，外地來的學生對他很尊重、信任，工作有成就，建國後曾任瀋陽軍區裝甲兵副司令。
我剛剛參加工作，又年輕，工作有幹勁。李國華布置工作時，可能覺得用我順手，因此所有教學計劃、會議記錄和文件，以及教員生活上的問題都要我具體負責，對我很信任。
我在抗大主要講授築城和地形學兩門課程。大隊下設七個中隊，還有一個女生隊，隊長是洪學智，陳慕華當時就在這個女生隊學習。1938年11月的一個星期天，日本飛機十數架狂轟濫炸延安。當時我們還沒有防空準備，又是星期日，滿街都是人，炸彈落下後，血肉橫飛，死屍遍地，慘不忍睹。日軍轟炸時，我正在新華書店買書，急忙躲到附近一個小洞內，下午才返回學校。目睹了日軍的暴行，更加深了我對日寇的仇恨。
1939年1月，抗大成立參謀訓練隊，組織上任命李國華為隊長，他把我調去任幹事兼教員。這個隊的學員都是由抗大選出來的優秀學生。有陳慕華、陳實（解放後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很多人後來都成長為新中國的高級幹部。
4月，學校又調我到瓦窯堡一大隊任教。大隊長是蘇振華、政委胡耀邦。當時我不願意去，總校軍事教員主任王誌濤（解放後曾任軍事科學院顧問）批評我道："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是，就要服從組織上分配。"最後，我接受了組織的分配。正巧，老同學阮慶和廖斌在抗大學習半年，畢業後也留下來當教員。阮慶也分配到一大隊當教員，這是我們兩人投奔革命、到延安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工作。他向我介紹了一大隊的情況和好幾個軍校同學，我們經常相聚暢談，交流體會，互相鼓勵。
那時，蔣介石的力量還很大，延安城內還可以看到"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標語口號，有部分紅軍戰士對此不理解，但黨內的解釋是：我們並不是無條件地"擁護蔣委員長"，主要是為了強調後麵四個字"抗戰到底"。如果蔣介石動搖、投降，就會對抗戰產生巨大影響。因此，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就是要推動蔣介石"抗戰到底"。
抗大的教學內容主要以政治為主，軍事訓練為輔。如果將抗日軍政大學和黃埔軍校相比，可以說抗大的性質和教學內容同黃埔軍校前六期有很多相似之處，教學內容以馬列理論和時事政治為主，包括中國革命史等課程。毛主席曾講過："昔日之黃埔，今日之抗大，先後輝映，彼此競美。"學員大多是投奔延安的進步知識青年，教學目的主要就是解決革命的人生觀，用革命理論武裝自己，培養革命精神。加之當時形勢發展很快，也不可能進行長時間的正規、嚴格的軍事訓練，隻是簡單教練一些操場動作，包括立正、稍息、列隊、集合等，射擊也隻是以步槍為主，機關槍大家都沒有摸過。那時，紅軍指戰員參加抗大學習的，一般是獨立編隊，個別時候他們也和外來學生一起上大課。1939年7月，抗大總校決定遷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由副校長羅瑞卿率領幾千學員開赴太行山，留在延安的一部分改為第三分校。我本來想隨總校去抗日前線，但三分校校長許光達、訓練部部長李國華又把我從瓦窯堡調回延安三分校訓練部工作，繼續當軍事教員。阮慶去了晉察冀。我那時一心想下基層，到前方參加戰鬥部隊，打日本。因此心裏總是覺得不踏實。我個人的想法同抗大發展是矛盾的。抗大特別需要軍事教員。盡管紅軍幹部中也有很多有水平的幹部，但相對文化素質差一些。他們指揮打仗沒問題，要求他們在課堂上講出一、二、三來，還是有些困難的。
由於抗大第四期招收學員多，發展太快。有時一天投奔到延安的青年學生就可以編成一個隊，幾個月抗大就要辦一個大隊。當時，政治教員還是比較好選，有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如北平和各地大學的進步青年在抗大學習畢業後，經過集訓，可以充當政治教員。但軍事教員奇缺，師資力量嚴重不足。6月初，學校決定從學生中挑選部分過去受過軍事教育、表現突出的學員任軍事教員。由於我工作積極，又光榮地加入了黨組織，領導就選我到四大隊任軍事教員。我從學員提幹當教員，前後僅三個月。四大隊大隊長是劉震，協理員黃誌勇，軍事教員主任李國華，教員中還有一位曾跟隨朱總司令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的連長，後來作戰時打散了，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上山當了幾年和尚，1936年才回到延安。當時軍事教員大多是國民黨軍校畢業或是從舊軍隊中投奔來延安的軍官，其中畢業於黃埔軍校的就有八期的徐衛民、十期的粟毅和畢業於洛陽分校的賈克等同學。
抗大教書期間，我接觸最多的就是主任教員李國華。他原是江西興國的放牛娃，十六七歲就參加了紅軍，當排長後組織派他到蘇聯學習，李國華人極聰明，經過四年學習，進步很快。他還會開汽車、坦克，懂技術，講課也很生動，外地來的學生對他很尊重、信任，工作有成就，建國後曾任瀋陽軍區裝甲兵副司令。
我剛剛參加工作，又年輕，工作有幹勁。李國華布置工作時，可能覺得用我順手，因此所有教學計劃、會議記錄和文件，以及教員生活上的問題都要我具體負責，對我很信任。
我在抗大主要講授築城和地形學兩門課程。大隊下設七個中隊，還有一個女生隊，隊長是洪學智，陳慕華當時就在這個女生隊學習。1938年11月的一個星期天，日本飛機十數架狂轟濫炸延安。當時我們還沒有防空準備，又是星期日，滿街都是人，炸彈落下後，血肉橫飛，死屍遍地，慘不忍睹。日軍轟炸時，我正在新華書店買書，急忙躲到附近一個小洞內，下午才返回學校。目睹了日軍的暴行，更加深了我對日寇的仇恨。
1939年1月，抗大成立參謀訓練隊，組織上任命李國華為隊長，他把我調去任幹事兼教員。這個隊的學員都是由抗大選出來的優秀學生。有陳慕華、陳實（解放後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很多人後來都成長為新中國的高級幹部。
4月，學校又調我到瓦窯堡一大隊任教。大隊長是蘇振華、政委胡耀邦。當時我不願意去，總校軍事教員主任王誌濤（解放後曾任軍事科學院顧問）批評我道："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是，就要服從組織上分配。"最後，我接受了組織的分配。正巧，老同學阮慶和廖斌在抗大學習半年，畢業後也留下來當教員。阮慶也分配到一大隊當教員，這是我們兩人投奔革命、到延安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工作。他向我介紹了一大隊的情況和好幾個軍校同學，我們經常相聚暢談，交流體會，互相鼓勵。
那時，蔣介石的力量還很大，延安城內還可以看到"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標語口號，有部分紅軍戰士對此不理解，但黨內的解釋是：我們並不是無條件地"擁護蔣委員長"，主要是為了強調後麵四個字"抗戰到底"。如果蔣介石動搖、投降，就會對抗戰產生巨大影響。因此，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就是要推動蔣介石"抗戰到底"。
抗大的教學內容主要以政治為主，軍事訓練為輔。如果將抗日軍政大學和黃埔軍校相比，可以說抗大的性質和教學內容同黃埔軍校前六期有很多相似之處，教學內容以馬列理論和時事政治為主，包括中國革命史等課程。毛主席曾講過："昔日之黃埔，今日之抗大，先後輝映，彼此競美。"學員大多是投奔延安的進步知識青年，教學目的主要就是解決革命的人生觀，用革命理論武裝自己，培養革命精神。加之當時形勢發展很快，也不可能進行長時間的正規、嚴格的軍事訓練，隻是簡單教練一些操場動作，包括立正、稍息、列隊、集合等，射擊也隻是以步槍為主，機關槍大家都沒有摸過。那時，紅軍指戰員參加抗大學習的，一般是獨立編隊，個別時候他們也和外來學生一起上大課。1939年7月，抗大總校決定遷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由副校長羅瑞卿率領幾千學員開赴太行山，留在延安的一部分改為第三分校。我本來想隨總校去抗日前線，但三分校校長許光達、訓練部部長李國華又把我從瓦窯堡調回延安三分校訓練部工作，繼續當軍事教員。阮慶去了晉察冀。我那時一心想下基層，到前方參加戰鬥部隊，打日本。因此心裏總是覺得不踏實。我個人的想法同抗大發展是矛盾的。抗大特別需要軍事教員。盡管紅軍幹部中也有很多有水平的幹部，但相對文化素質差一些。他們指揮打仗沒問題，要求他們在課堂上講出一、二、三來，還是有些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