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經鳳凰山中共中央駐地、紅軍參謀總部前麵的馬路，緩緩駛入位於延安中心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院內，大門門楣上從右到左寫著十個篩子大的字：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門兩側是毛澤東主席題寫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字校訓。抗大校址原來在膚施師範學校。我們到延安時，這裏已改為抗大總部。我們在院內下了車，等候分配。
抗大的前身是中國工農紅軍大學。1936年秋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黨中央在瓦窯堡創辦了紅軍大學，主要是培養紅軍指揮員。西安事變後，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也稍見放鬆，大批愛國青年開始投奔延安，要求進紅大學習。1937年1月，紅大從第二期開始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學校也遷到延安。從此，抗大在培養訓練紅軍幹部之外，開始招收外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為革命培養抗日軍政幹部。抗大的學習時間一般為6個月，特殊情況有長有短，學製靈活。學員既學軍事，又學政治，還有國內外形勢教育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教學方法採取啟發式、研究式和實驗式，軍事、政治、文化並重，特別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強調理論聯繫實際，學以致用。抗日戰爭期間，抗大總校連續辦了8期，連同後來建立的各根據地分校共培養和訓練了20餘萬名軍事、政治幹部，其中有的成為統率千軍萬馬的高級指揮員，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很大貢獻。
我進抗大時，毛主席仍兼任抗大政委，校長是林彪，副校長羅瑞卿，教育長劉亞樓，訓練部長陳伯鈞，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學校編為大隊、中隊、區隊，區隊下設班。
這時抗大正招收、培訓第四期學員。我們被編入第四期第五大隊，大隊長是何長工，協理員鍾偉。我被編到第四中隊第二區隊，中隊長李文昌、中隊指導員黃滌塵，區隊長楊大易。阮慶、廖斌編入第四中隊第三區隊。抗大第四期學員比前三期都多，共招收學員5562人，編了八個大隊。其中知識青年學員4655人。由於招收的學員多，校本部住不下，除二、三、四、八4個大隊住在延安，其他各大隊分散住在附近的縣、鎮。我們五大隊的駐地距離延安20裏，位於延河南岸的柳樹店。柳樹店是個有二三十戶人家、二百多人的自然村。駐地條件非常簡陋，宿舍還沒有建好，我們暫時分散安排在老鄉家的窯洞裏，也有部分學員住在被人遺棄的破窯洞。第二天早飯後，區隊長楊大易就帶領我們到山坡上挖窯洞，修建宿舍。勞動中，中隊長李文昌、大隊長何長工都來看望我們。他們兩人都是老紅軍。何長工是湖南人，早年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赴法國勤工儉學。回國後，搞過農民運動，參加秋收起義，堅持井岡山鬥爭，當過紅軍軍政委和軍團政委，以後又任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李文昌曾任紅軍團長。他們兩人都沒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穿著打扮和我們完全一樣，同我們一起勞動，與我們拉家常，噓寒問暖。他們總是鼓勵我們要不怕困難，自力更生，建設校園，學好本領，打敗日本鬼子。何長工還詳細了解了我的情況，勉勵我說："你上過軍校，有軍事基礎，要發揮你的特長，幫助大家搞好學習。同時也要加強自身政治學習，自覺改造世界觀，盡快把自己鍛鍊成為一名合格的共產主義戰士。"
4月16日，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各大隊陸續開學。因為這期招收知識青年比二、三期增加很多，黨中央非常重視。毛主席先後出席了幾個大隊的開學典禮並發表講話。在我們學習期間，毛主席還多次到抗大作報告，講《論持久戰》，並看望學員。第四期學員畢業時，他還親自出席畢業典禮，為上前線的學員送行。這些對我們的激勵很大。在革命聖地延安，更堅定了我一生的理想和追求。通過在抗日軍政大學的係統學習，解決了以往我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不夠深入的一些理論問題。我在黃埔軍校期間就接觸過不少革命書籍，但因為受客觀環境的影響，不可能係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隻是在我心中始終憧憬著要建立一個民族獨立、人人平等、富足、自由的理想社會，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認識還是很膚淺的。
我是帶著這個問題到延安來的。到抗大以後，我係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如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一文中所說："馬克思主義學說是人類在十九世紀所創造的優秀成果--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的當然繼承者。"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又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它們三者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和因果關係。
特別是對歷史的認識，如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做出了科學的分析和判斷。馬克思將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分為五大階段，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尤其是馬克思利用剩餘價值學說對資本主義的深刻揭露，使我明白了資本家通過占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因此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隻有依靠革命手段，才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私有製，建立起一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而社會主義又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首先要建立起一個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公有製，並最終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
抗大的前身是中國工農紅軍大學。1936年秋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黨中央在瓦窯堡創辦了紅軍大學，主要是培養紅軍指揮員。西安事變後，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也稍見放鬆，大批愛國青年開始投奔延安，要求進紅大學習。1937年1月，紅大從第二期開始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學校也遷到延安。從此，抗大在培養訓練紅軍幹部之外，開始招收外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為革命培養抗日軍政幹部。抗大的學習時間一般為6個月，特殊情況有長有短，學製靈活。學員既學軍事，又學政治，還有國內外形勢教育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教學方法採取啟發式、研究式和實驗式，軍事、政治、文化並重，特別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強調理論聯繫實際，學以致用。抗日戰爭期間，抗大總校連續辦了8期，連同後來建立的各根據地分校共培養和訓練了20餘萬名軍事、政治幹部，其中有的成為統率千軍萬馬的高級指揮員，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很大貢獻。
我進抗大時，毛主席仍兼任抗大政委，校長是林彪，副校長羅瑞卿，教育長劉亞樓，訓練部長陳伯鈞，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學校編為大隊、中隊、區隊，區隊下設班。
這時抗大正招收、培訓第四期學員。我們被編入第四期第五大隊，大隊長是何長工，協理員鍾偉。我被編到第四中隊第二區隊，中隊長李文昌、中隊指導員黃滌塵，區隊長楊大易。阮慶、廖斌編入第四中隊第三區隊。抗大第四期學員比前三期都多，共招收學員5562人，編了八個大隊。其中知識青年學員4655人。由於招收的學員多，校本部住不下，除二、三、四、八4個大隊住在延安，其他各大隊分散住在附近的縣、鎮。我們五大隊的駐地距離延安20裏，位於延河南岸的柳樹店。柳樹店是個有二三十戶人家、二百多人的自然村。駐地條件非常簡陋，宿舍還沒有建好，我們暫時分散安排在老鄉家的窯洞裏，也有部分學員住在被人遺棄的破窯洞。第二天早飯後，區隊長楊大易就帶領我們到山坡上挖窯洞，修建宿舍。勞動中，中隊長李文昌、大隊長何長工都來看望我們。他們兩人都是老紅軍。何長工是湖南人，早年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赴法國勤工儉學。回國後，搞過農民運動，參加秋收起義，堅持井岡山鬥爭，當過紅軍軍政委和軍團政委，以後又任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李文昌曾任紅軍團長。他們兩人都沒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穿著打扮和我們完全一樣，同我們一起勞動，與我們拉家常，噓寒問暖。他們總是鼓勵我們要不怕困難，自力更生，建設校園，學好本領，打敗日本鬼子。何長工還詳細了解了我的情況，勉勵我說："你上過軍校，有軍事基礎，要發揮你的特長，幫助大家搞好學習。同時也要加強自身政治學習，自覺改造世界觀，盡快把自己鍛鍊成為一名合格的共產主義戰士。"
4月16日，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各大隊陸續開學。因為這期招收知識青年比二、三期增加很多，黨中央非常重視。毛主席先後出席了幾個大隊的開學典禮並發表講話。在我們學習期間，毛主席還多次到抗大作報告，講《論持久戰》，並看望學員。第四期學員畢業時，他還親自出席畢業典禮，為上前線的學員送行。這些對我們的激勵很大。在革命聖地延安，更堅定了我一生的理想和追求。通過在抗日軍政大學的係統學習，解決了以往我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不夠深入的一些理論問題。我在黃埔軍校期間就接觸過不少革命書籍，但因為受客觀環境的影響，不可能係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隻是在我心中始終憧憬著要建立一個民族獨立、人人平等、富足、自由的理想社會，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認識還是很膚淺的。
我是帶著這個問題到延安來的。到抗大以後，我係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如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一文中所說："馬克思主義學說是人類在十九世紀所創造的優秀成果--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的當然繼承者。"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又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它們三者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和因果關係。
特別是對歷史的認識，如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做出了科學的分析和判斷。馬克思將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分為五大階段，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尤其是馬克思利用剩餘價值學說對資本主義的深刻揭露，使我明白了資本家通過占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因此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隻有依靠革命手段，才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私有製，建立起一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而社會主義又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首先要建立起一個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公有製，並最終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