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大昌接到偵察情報，說紅軍正在城外廣泛徵集木頭、柴草、木板，製造攻城的雲梯，揚言“不把縣城攻破決不罷休”。果然，二十二日晚上，紅軍動用了一百多架雲梯，開始了前赴後繼的攻城。紅軍的攻擊持續了整整三天，雙方在城牆兩側形成了殘酷持久的拉鋸戰。
紅四方麵軍攻擊岷縣的戰鬥持續了一個月之久。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位於陝北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指出：“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因此，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的抗日目的。”——一九三六年初，中國國情的變化，使中國共產黨人麵臨著需要極大智慧的政治抉擇。
八月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蔣介石在國內外的壓力下，開始傾向全國統一的抗日戰線了。我們願意和南京談判，應該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我們可以承認統一指揮、統一編製，但是國民黨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實行真正的抗日。會議決定以公開宣言的方式表明共產黨人的抗日立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發表，中國共產黨聲明願意與中國國民黨“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提議“選舉統一全國的國防政府與組織抗日聯軍”，“並堅決聲明蘇維埃政府願意成為這樣的國防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軍願意服從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指揮”，以“實行大規模的抗日戰爭”——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危亡之際，政治態度的巨大轉變，這一轉變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即捍衛民族的生存與國土的完整。
在紅四方麵軍之後，紅二方麵軍部隊也相繼到達了甘南哈達鋪一帶。
至此，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個方麵軍，全部集中在了中國西部的甘肅、陝西和寧夏三省的交界處。世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中國工農紅軍的三支主力部隊最終會合了。
紅四方麵軍占領通渭縣城後，負責警戒的紅軍哨兵給第三十一軍參謀長李聚奎帶來了一個騎毛驢的“老頭”。見到李聚奎之後，“老頭”摘下了鬍子，竟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少年說他是紅一方麵軍先遣支隊派來送信的。信是九月一日寫的，藏在少年鞋底裏，信上寫著：我部已到界石鋪，離你們還有兩天的路程。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李聚奎才知道，寫信人是紅一軍團一師政委楊勇。——為了接應紅二、紅四方麵軍，在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的率領下，一支以一師為主的特別支隊此時已經從陝北南下到甘肅的靜寧與會寧之間了。
紅四方麵軍到達甘南之後，朱德和陳昌浩都認為大軍不能久留這裏，必須迅速通過西蘭公路去和紅一方麵軍會合。但是張國燾反對，他說紅軍最好的出路是往西而不是往北。張國燾為此給中共中央打電報，提出了他主張的兩個方案：一是往西進入青海、新疆，接通蘇聯獲得武器後再回來；一是往東南，向川陝豫發展，也就是回到紅四方麵軍原來的老根據地去。中共中央回電錶示：向西的行動中央已經向共產國際請示；至於往東南，是背向抗日指向，是向南京進攻的方向，這隻能在與南京方麵談判徹底破裂之後才能考慮。
北上，與中央的會合近在眼前，張國燾對其政治前途的擔憂也達到了他所能忍受的極限。當得知紅一方麵軍為了確保陝北根據地，隻有一個師南下配合紅四方麵軍作戰時，張國燾突然覺得轉機出現了：原定計劃是紅一方麵軍南下，紅四方麵軍北上，共同對胡宗南進行夾擊，而現在紅四方麵軍要單獨與胡宗南作戰了。於是，張國燾決定將北上靜寧、會寧的計劃改為西渡黃河。
靜寧、會寧均位於甘肅北部，從那裏再向北就進入寧夏了。
而西渡黃河將進入人煙稀少的青海，再往西就是與蘇聯接壤的新疆了。
特別是，紅四方麵軍一旦西渡黃河，對於已經東出甘南的紅二方麵軍來說，他們將即刻失去側翼與身後的策應。二十五日，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甘泗淇、王震、陳伯鈞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表示關於目前的行動“比過去任何時期迫切要求能協同一致。否則，隻有利於敵人各個擊破，於革命與紅軍發展前途有損。”紅二方麵軍請求紅四方麵軍暫時不要立即西渡黃河：“我們請求你們暫以四方麵軍停止在現地區，以待陝北之決定。陝北與國際有聯絡，對國內情況較明了，而且與各方麵行動、統一戰線工作有相當基礎，必能根據各種條件製定出有利整個革命發展的計劃。”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黨中央致電：“朱總司令、張總政委並一、二、四方麵軍首長：四方麵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麵軍會合，而後向寧夏、甘西，二方麵軍應暫在外翼鉗製敵人，以利我主力行動。一、四方麵軍首長應領導全體指戰員發揚民族與階級的英勇精神，一致團結於國際與中央的路線之下，為完成偉大的政治任務而鬥爭。”
紅四方麵軍攻擊岷縣的戰鬥持續了一個月之久。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位於陝北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指出：“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因此，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的抗日目的。”——一九三六年初，中國國情的變化，使中國共產黨人麵臨著需要極大智慧的政治抉擇。
八月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蔣介石在國內外的壓力下，開始傾向全國統一的抗日戰線了。我們願意和南京談判，應該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我們可以承認統一指揮、統一編製，但是國民黨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實行真正的抗日。會議決定以公開宣言的方式表明共產黨人的抗日立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發表，中國共產黨聲明願意與中國國民黨“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提議“選舉統一全國的國防政府與組織抗日聯軍”，“並堅決聲明蘇維埃政府願意成為這樣的國防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軍願意服從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指揮”，以“實行大規模的抗日戰爭”——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危亡之際，政治態度的巨大轉變，這一轉變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即捍衛民族的生存與國土的完整。
在紅四方麵軍之後，紅二方麵軍部隊也相繼到達了甘南哈達鋪一帶。
至此，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個方麵軍，全部集中在了中國西部的甘肅、陝西和寧夏三省的交界處。世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中國工農紅軍的三支主力部隊最終會合了。
紅四方麵軍占領通渭縣城後，負責警戒的紅軍哨兵給第三十一軍參謀長李聚奎帶來了一個騎毛驢的“老頭”。見到李聚奎之後，“老頭”摘下了鬍子，竟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少年說他是紅一方麵軍先遣支隊派來送信的。信是九月一日寫的，藏在少年鞋底裏，信上寫著：我部已到界石鋪，離你們還有兩天的路程。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李聚奎才知道，寫信人是紅一軍團一師政委楊勇。——為了接應紅二、紅四方麵軍，在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的率領下，一支以一師為主的特別支隊此時已經從陝北南下到甘肅的靜寧與會寧之間了。
紅四方麵軍到達甘南之後，朱德和陳昌浩都認為大軍不能久留這裏，必須迅速通過西蘭公路去和紅一方麵軍會合。但是張國燾反對，他說紅軍最好的出路是往西而不是往北。張國燾為此給中共中央打電報，提出了他主張的兩個方案：一是往西進入青海、新疆，接通蘇聯獲得武器後再回來；一是往東南，向川陝豫發展，也就是回到紅四方麵軍原來的老根據地去。中共中央回電錶示：向西的行動中央已經向共產國際請示；至於往東南，是背向抗日指向，是向南京進攻的方向，這隻能在與南京方麵談判徹底破裂之後才能考慮。
北上，與中央的會合近在眼前，張國燾對其政治前途的擔憂也達到了他所能忍受的極限。當得知紅一方麵軍為了確保陝北根據地，隻有一個師南下配合紅四方麵軍作戰時，張國燾突然覺得轉機出現了：原定計劃是紅一方麵軍南下，紅四方麵軍北上，共同對胡宗南進行夾擊，而現在紅四方麵軍要單獨與胡宗南作戰了。於是，張國燾決定將北上靜寧、會寧的計劃改為西渡黃河。
靜寧、會寧均位於甘肅北部，從那裏再向北就進入寧夏了。
而西渡黃河將進入人煙稀少的青海，再往西就是與蘇聯接壤的新疆了。
特別是，紅四方麵軍一旦西渡黃河，對於已經東出甘南的紅二方麵軍來說，他們將即刻失去側翼與身後的策應。二十五日，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甘泗淇、王震、陳伯鈞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表示關於目前的行動“比過去任何時期迫切要求能協同一致。否則，隻有利於敵人各個擊破，於革命與紅軍發展前途有損。”紅二方麵軍請求紅四方麵軍暫時不要立即西渡黃河：“我們請求你們暫以四方麵軍停止在現地區，以待陝北之決定。陝北與國際有聯絡，對國內情況較明了，而且與各方麵行動、統一戰線工作有相當基礎，必能根據各種條件製定出有利整個革命發展的計劃。”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黨中央致電：“朱總司令、張總政委並一、二、四方麵軍首長：四方麵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麵軍會合，而後向寧夏、甘西，二方麵軍應暫在外翼鉗製敵人，以利我主力行動。一、四方麵軍首長應領導全體指戰員發揚民族與階級的英勇精神，一致團結於國際與中央的路線之下，為完成偉大的政治任務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