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團是整個中央紅軍的前衛，前衛的前邊怎麽還會有紅軍？
沒有人跟四團的紅軍官兵們說過紅四方麵軍會出現在夾金山的北麓。
但是，就在這個時刻，派出的三個偵察員飛奔而來，一便奔跑一邊高聲叫喊：“是紅四方麵軍！是紅四方麵軍！”
王開湘和楊成武終於聽清了來自前麵那個雪山腳下的小村莊的叫喊：“我們是紅四方麵軍！我們是紅四方麵軍！”
這一刻，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麵軍的官兵永生難忘。
隻愣了片刻，兩支隊伍的紅軍官兵們開始奔向對方，然後他們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
這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午時分，地點是夾金山北麓達維小鎮以南一個叫“木城溝”的藏族村莊。
那一刻，陽光下的雪上一片金黃，木城溝裏的高山杜鵑迎風怒放。
長征 九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淩晨，在陝西南部戶縣一個叫南鄉的村莊裏，鄂豫陝省委代理書記、紅二十五軍政治委員吳煥先正在一盞油燈下給中共中央寫報告。
油燈火苗跳躍，吳煥先心情激動。報告詳盡匯報了鄂豫陝省委和紅二十五軍一年來的政治與軍事行動，總結了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同時，對沒有經過中央批準就決定西進陝南作出了解釋。在這份名為《紅二十五軍的行動、個別策略及省委工作情況向中央的報告》的最
後，吳煥先寫道：“自離開老蘇區後到現在沒有上級的指示，也沒有當地黨的幫助，不知我們的行動是否錯誤。”而目前“群眾工作、黨的組織十分的薄弱”，紅軍的力量也沒能擴大到足以“有力地迅速地消滅整批敵人”，以“創造偉大的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因此，是否“可以同二十六軍、二十八軍會合起來，集中一個大的力量，有力地消滅敵人，配合紅軍主力在西北的行動，迅速創造西北新的偉大的鞏固的革命根據地”，請求中央給予指示。同時，鑑於紅二十五軍“軍事幹部異常缺乏”，希望中央派來得力的團長、師長、參謀長、政委，派來得力的省委書記、縣委書記、區委書記。
“六月十三，紅軍出山。”
一九三五年，陝西長安縣一帶開始流傳這樣一句民謠。
民謠指的是紅二十五軍於七月中旬西出秦嶺逼近了陝西省府西安。
在終南山外一個叫引駕回的地方，紅軍官兵捉住了當地的一個國民黨區長。副軍長徐海東和政委吳煥先都覺得在軍事上有文章可作，就讓這個區長給西安打電話，想把敵人調出來一股，然後打個伏擊戰。吳煥先把要說的話寫在紙上，讓那個區長照著在電話裏說一遍，大致的意思是：共匪有出山的模樣，請趕快派兵來。電話的那一頭說：“毛炳文軍長已經順著西蘭公路往西去了，於學忠的部隊也從鳳翔往西調呢。現在無兵可派。”徐海東在這個區長的辦公桌上發現了一張《大公報》，隨手拿起來一看，映入眼簾的一條消息令他十分興奮。消息說，紅軍的兩支主力部隊已經在毛兒蓋附近會合，其前鋒正在通過鬆潘。
吳煥先和徐海東拿著報紙跑到了躺在擔架上的軍長程子華那裏，程子華看完報紙後想了想說：“很有可能。”
紅二十五軍領導決定部隊立即出發。一口氣向西走了三十公裏才停下來，停下來的地方叫灃峪口。中共鄂豫陝省委在灃峪口召開了會議。會議作出的一個重要決定是：紅二十五軍西去陝甘蘇區與那裏的紅軍會合。同時一路爭取有力地消滅敵人，“配合紅軍主力在西北的行動”。會議向全體紅軍官兵提出了“我們這三千多人就是全犧牲了，也要牽製住敵人，讓紅一、紅四方麵軍順利北進！”的口號——後來的歷史證明，這是一個十分正確的決定，是鄂豫陝省委在與中央失去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作出的戰略性決策。這一決定使紅二十五軍成為從絕境中脫險的中央紅軍的開路前鋒，並為中國紅軍乃至中國革命最終能夠在陝北立足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灃峪口會議的第二天，紅二十五軍上路了。
紅軍官兵的目標已經十分明確，因為他們剛弄到一份七月十六日的《大公報》，上麵的報導是：“鬆潘西南連日有激戰。”——對於一路轉戰歷盡艱辛的紅二十五軍官兵來說，前進的目標令人鼓舞：向西，向主力紅軍靠攏！
紅二十五軍重新出發的第二天，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給所屬陝軍各部隊發出了一封密電，密電對紅二十五軍向西北方向開進的目的作出了準確判斷：“ 綜合最近情報，徐海東股匪主力已竄至留壩、佛坪間之江口鎮、黃柏樓、二郎壩附近，有進犯漢中附近或向鳳縣、天水一帶竄擾，以牽製我軍，策應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勢。”密電剛剛發出不久，楊虎城就接到了前線的戰報：在川陝公路上，胡宗南的一支別動隊突然遭到徐海東部的襲擊，四個連全部被消滅，一個兵也沒能跑出來。更嚴重的是：一名姓何的少將參議落在了紅軍手裏。
襲擊胡宗南的別動隊的是二二三團的一營，襲擊地點在陝甘交界處的雙石鋪。雙石鋪，今天的鳳縣，位於川陝公路重要交通要道上。紅軍發起襲擊的時候，四個連的國民黨兵正押著大批民夫搶修西安至漢中的公路，他們根本沒有應戰準備，除了被打死的之外全部被俘。紅軍發起襲擊之前，一營三連奉命向雙石鋪東北三公裏處派出了一個排的警戒哨，警戒哨剛布剛置完畢，紅軍官兵就看見從鳳縣縣城方向來了一副滑竿，滑竿上坐著一位國民黨大官，紅軍官兵立即撲了上去。
沒有人跟四團的紅軍官兵們說過紅四方麵軍會出現在夾金山的北麓。
但是，就在這個時刻，派出的三個偵察員飛奔而來，一便奔跑一邊高聲叫喊：“是紅四方麵軍！是紅四方麵軍！”
王開湘和楊成武終於聽清了來自前麵那個雪山腳下的小村莊的叫喊：“我們是紅四方麵軍！我們是紅四方麵軍！”
這一刻，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麵軍的官兵永生難忘。
隻愣了片刻，兩支隊伍的紅軍官兵們開始奔向對方，然後他們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
這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午時分，地點是夾金山北麓達維小鎮以南一個叫“木城溝”的藏族村莊。
那一刻，陽光下的雪上一片金黃，木城溝裏的高山杜鵑迎風怒放。
長征 九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淩晨，在陝西南部戶縣一個叫南鄉的村莊裏，鄂豫陝省委代理書記、紅二十五軍政治委員吳煥先正在一盞油燈下給中共中央寫報告。
油燈火苗跳躍，吳煥先心情激動。報告詳盡匯報了鄂豫陝省委和紅二十五軍一年來的政治與軍事行動，總結了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同時，對沒有經過中央批準就決定西進陝南作出了解釋。在這份名為《紅二十五軍的行動、個別策略及省委工作情況向中央的報告》的最
後，吳煥先寫道：“自離開老蘇區後到現在沒有上級的指示，也沒有當地黨的幫助，不知我們的行動是否錯誤。”而目前“群眾工作、黨的組織十分的薄弱”，紅軍的力量也沒能擴大到足以“有力地迅速地消滅整批敵人”，以“創造偉大的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因此，是否“可以同二十六軍、二十八軍會合起來，集中一個大的力量，有力地消滅敵人，配合紅軍主力在西北的行動，迅速創造西北新的偉大的鞏固的革命根據地”，請求中央給予指示。同時，鑑於紅二十五軍“軍事幹部異常缺乏”，希望中央派來得力的團長、師長、參謀長、政委，派來得力的省委書記、縣委書記、區委書記。
“六月十三，紅軍出山。”
一九三五年，陝西長安縣一帶開始流傳這樣一句民謠。
民謠指的是紅二十五軍於七月中旬西出秦嶺逼近了陝西省府西安。
在終南山外一個叫引駕回的地方，紅軍官兵捉住了當地的一個國民黨區長。副軍長徐海東和政委吳煥先都覺得在軍事上有文章可作，就讓這個區長給西安打電話，想把敵人調出來一股，然後打個伏擊戰。吳煥先把要說的話寫在紙上，讓那個區長照著在電話裏說一遍，大致的意思是：共匪有出山的模樣，請趕快派兵來。電話的那一頭說：“毛炳文軍長已經順著西蘭公路往西去了，於學忠的部隊也從鳳翔往西調呢。現在無兵可派。”徐海東在這個區長的辦公桌上發現了一張《大公報》，隨手拿起來一看，映入眼簾的一條消息令他十分興奮。消息說，紅軍的兩支主力部隊已經在毛兒蓋附近會合，其前鋒正在通過鬆潘。
吳煥先和徐海東拿著報紙跑到了躺在擔架上的軍長程子華那裏，程子華看完報紙後想了想說：“很有可能。”
紅二十五軍領導決定部隊立即出發。一口氣向西走了三十公裏才停下來，停下來的地方叫灃峪口。中共鄂豫陝省委在灃峪口召開了會議。會議作出的一個重要決定是：紅二十五軍西去陝甘蘇區與那裏的紅軍會合。同時一路爭取有力地消滅敵人，“配合紅軍主力在西北的行動”。會議向全體紅軍官兵提出了“我們這三千多人就是全犧牲了，也要牽製住敵人，讓紅一、紅四方麵軍順利北進！”的口號——後來的歷史證明，這是一個十分正確的決定，是鄂豫陝省委在與中央失去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作出的戰略性決策。這一決定使紅二十五軍成為從絕境中脫險的中央紅軍的開路前鋒，並為中國紅軍乃至中國革命最終能夠在陝北立足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灃峪口會議的第二天，紅二十五軍上路了。
紅軍官兵的目標已經十分明確，因為他們剛弄到一份七月十六日的《大公報》，上麵的報導是：“鬆潘西南連日有激戰。”——對於一路轉戰歷盡艱辛的紅二十五軍官兵來說，前進的目標令人鼓舞：向西，向主力紅軍靠攏！
紅二十五軍重新出發的第二天，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給所屬陝軍各部隊發出了一封密電，密電對紅二十五軍向西北方向開進的目的作出了準確判斷：“ 綜合最近情報，徐海東股匪主力已竄至留壩、佛坪間之江口鎮、黃柏樓、二郎壩附近，有進犯漢中附近或向鳳縣、天水一帶竄擾，以牽製我軍，策應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勢。”密電剛剛發出不久，楊虎城就接到了前線的戰報：在川陝公路上，胡宗南的一支別動隊突然遭到徐海東部的襲擊，四個連全部被消滅，一個兵也沒能跑出來。更嚴重的是：一名姓何的少將參議落在了紅軍手裏。
襲擊胡宗南的別動隊的是二二三團的一營，襲擊地點在陝甘交界處的雙石鋪。雙石鋪，今天的鳳縣，位於川陝公路重要交通要道上。紅軍發起襲擊的時候，四個連的國民黨兵正押著大批民夫搶修西安至漢中的公路，他們根本沒有應戰準備，除了被打死的之外全部被俘。紅軍發起襲擊之前，一營三連奉命向雙石鋪東北三公裏處派出了一個排的警戒哨，警戒哨剛布剛置完畢，紅軍官兵就看見從鳳縣縣城方向來了一副滑竿，滑竿上坐著一位國民黨大官，紅軍官兵立即撲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