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援的是川軍劉文輝部。
劉文輝是一個倒黴的軍閥。在爭奪對四川控製權的軍閥混戰中，劉文輝因戰敗被迫退到了川南的偏僻地區。部隊編製縮小，士氣低落，缺乏戰鬥力。他的侄子劉元瑭原來是川軍的師長，現在不得不勉強混個旅長，手下有四個步兵團、一個手槍營和一個工兵營，駐守在川南會理和西昌一帶。劉元瑭得知紅軍搶渡金沙江的消息後，就一直處在惶恐不安中：如果紅軍真的來到這裏，打吧，不是戰死就是當俘虜；不打，避戰也會被軍法從事。而他們的“上級”劉文輝說：“紅軍找我這個窮光蛋，拚也完，不拚也完！”進入四月下旬，劉元瑭接到了劉文輝的命令：一、紅軍已向金沙江逼近，有渡江向西康前行的意圖；二、紅軍長途跋涉，疲憊不堪，西康地區地瘠民貧，給養困難，後麵又有追兵，必然不能久支，隻要我據險阻擊，等到中央軍到達再轉守為攻，定能勝利；三、西康崇山峻嶺，懸崖峭壁，山路崎嶇，人煙稀少，不利於大軍周旋運動，紅軍必會被消滅在這裏。但是，在分析了自己的實力之後，劉元瑭的軍官們普遍認為：一旦金沙江江防被紅軍突破，川軍就會即刻全線崩潰。雖然兵馬未動就已心虛異常，劉元瑭還是強打精神布置了阻擊任務。現在，他唯一祈求的是：紅軍將從雲南的巧家和會澤附近渡江，然後直接攻擊西昌。因為自己這裏是渡江的正道，而紅軍一向擅長避重就虛。因此，劉元瑭在這個方向上僅僅部署了一個營的兵力，同時命令江防大隊大隊長汪保卿協助防守。
汪保卿已經被紅軍幹部團的先遣隊俘虜了。
汪保卿是當地人，厘金局的頭目。他從沒有見過紅軍，不知道紅軍有多厲害，因此，他不但沒把江防當回事，而且認為發財的時機到了。劉文輝命令必須把南岸所有的船隻拉到北岸，可他偷偷留了兩條船做起了生意：單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擔子的加收半元；空馬一匹收一元，馬背上馱貨物的收兩元。汪保卿的命令是：“無論誰要渡江都得收錢，連郵差也不例外。”幹部團先遣連最先控製的那兩條船，就是汪保卿為了自己發財留在南岸的。
幹部團先遣連攻擊厘金局的時候，聽見槍聲的汪保卿從睡夢中驚醒，他帶著幾個心腹剛一跑到江邊，就看見江麵上的船正在運送紅軍。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紅軍。當他聽說據點裏的人已經都被紅軍俘虜時，立刻順著通往通安的山路向北逃去。逃著逃著，汪保卿實在害怕對渡口的喪失承擔負責，於是又重新組織隊伍開始反撲。
蕭應棠的先遣連占領了路邊的高地之後，遇到的川軍就是江防大隊長汪保卿的隊伍。
紅軍僅打了個把小時的戰鬥，汪保卿的隊伍就逃得沒了蹤影。
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南北兩岸，已完全在紅軍的控製之下。
劉伯承在江邊查看了水情，發現這裏根本不能架橋。這時，紅軍官兵報告又找到了兩條船，劉伯承大喜過望。在江邊的一個山洞裏開闢了指揮所後，劉伯承給中革軍委發去了電報：“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隻，一日夜可渡萬人。軍委縱隊五日可渡完。”電報發完，極度疲憊的劉伯承不禁心生萬般感慨，他對身邊的人說：“幹部團的同誌一天走近兩百裏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難走的山路，還有敵人。一個人怎麽能一天走這麽遠的路？他們走到了，而且還打了勝仗。靠什麽？靠覺悟，靠黨。沒有這些，根本做不到！”
紅一軍團官兵在完成了佯攻昆明的任務後，奉命火速返回趕往金沙江邊，於是官兵們開始了超出常人極限的急行軍，四十八小時內跑出了整整三百裏路。有些官兵因極度疲勞而掉隊，遭遇國民黨軍和民團的追殺。紅一軍團一師好容易趕到龍街渡口，卻發現這裏的渡船已全被敵人燒毀。師長李聚奎為了把浮橋架起來，能想到的辦法都試了。多年後，李聚奎回憶說：“我們用繩拴住門板，然後從上遊一塊挨著一塊往水裏放，可是由於水流太急，隻架了江麵的三分之一，就無法再架了。這時雖剛入五月，但金沙江夾在兩岸高山之中，在炎熱的
太陽暴曬下，汗流浹背。我們整整架了兩天橋，毫無進展。”同樣心急如焚的軍團長林彪在電話裏不讓李聚奎講情況，隻要求他幹脆地回答“隊伍什麽時候能過江”。李聚奎被逼得一下子火了，在電話裏和林彪頂了起來：“要是幹脆回答的話，那橋架不起來，什麽時候也過不了江。”林彪一聽，比李聚奎火更大地罵了起來，罵完了問：“為什麽橋架不起來？”李聚奎就把龍街渡口的江寬、流速、沒有渡船、沒有架橋器材等一口氣全說了。
林彪必須讓第一軍團盡快渡過金沙江，因為龍街渡口的情況已被國民黨軍的飛機偵察到，部隊如果再擁擠在沒有任何遮掩的渡口，定會在敵人猛烈的轟炸中遭遇重創。但是沒有船又架不起浮橋怎麽辦？中革軍委決定紅一軍團緊急向皎平渡口轉移。於是，奔走了數百裏的紅一軍團官兵僅僅吃了一頓飯，又接著開始了向東的急行軍。
後來才知道，紅一軍團在龍街渡口的行動，令蔣介石一直判斷中央紅軍的主力集中在龍街，這在無意間掩護了中央縱隊在皎平渡口的渡江。
紅三軍團占領了洪門渡口後，隻找到了一條船，僅僅把十三團渡了過去。這裏的江水同樣湍急，紅三軍團的架橋也失敗了，於是中革軍委命令紅三軍團向西往皎平渡口轉移。
劉文輝是一個倒黴的軍閥。在爭奪對四川控製權的軍閥混戰中，劉文輝因戰敗被迫退到了川南的偏僻地區。部隊編製縮小，士氣低落，缺乏戰鬥力。他的侄子劉元瑭原來是川軍的師長，現在不得不勉強混個旅長，手下有四個步兵團、一個手槍營和一個工兵營，駐守在川南會理和西昌一帶。劉元瑭得知紅軍搶渡金沙江的消息後，就一直處在惶恐不安中：如果紅軍真的來到這裏，打吧，不是戰死就是當俘虜；不打，避戰也會被軍法從事。而他們的“上級”劉文輝說：“紅軍找我這個窮光蛋，拚也完，不拚也完！”進入四月下旬，劉元瑭接到了劉文輝的命令：一、紅軍已向金沙江逼近，有渡江向西康前行的意圖；二、紅軍長途跋涉，疲憊不堪，西康地區地瘠民貧，給養困難，後麵又有追兵，必然不能久支，隻要我據險阻擊，等到中央軍到達再轉守為攻，定能勝利；三、西康崇山峻嶺，懸崖峭壁，山路崎嶇，人煙稀少，不利於大軍周旋運動，紅軍必會被消滅在這裏。但是，在分析了自己的實力之後，劉元瑭的軍官們普遍認為：一旦金沙江江防被紅軍突破，川軍就會即刻全線崩潰。雖然兵馬未動就已心虛異常，劉元瑭還是強打精神布置了阻擊任務。現在，他唯一祈求的是：紅軍將從雲南的巧家和會澤附近渡江，然後直接攻擊西昌。因為自己這裏是渡江的正道，而紅軍一向擅長避重就虛。因此，劉元瑭在這個方向上僅僅部署了一個營的兵力，同時命令江防大隊大隊長汪保卿協助防守。
汪保卿已經被紅軍幹部團的先遣隊俘虜了。
汪保卿是當地人，厘金局的頭目。他從沒有見過紅軍，不知道紅軍有多厲害，因此，他不但沒把江防當回事，而且認為發財的時機到了。劉文輝命令必須把南岸所有的船隻拉到北岸，可他偷偷留了兩條船做起了生意：單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擔子的加收半元；空馬一匹收一元，馬背上馱貨物的收兩元。汪保卿的命令是：“無論誰要渡江都得收錢，連郵差也不例外。”幹部團先遣連最先控製的那兩條船，就是汪保卿為了自己發財留在南岸的。
幹部團先遣連攻擊厘金局的時候，聽見槍聲的汪保卿從睡夢中驚醒，他帶著幾個心腹剛一跑到江邊，就看見江麵上的船正在運送紅軍。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紅軍。當他聽說據點裏的人已經都被紅軍俘虜時，立刻順著通往通安的山路向北逃去。逃著逃著，汪保卿實在害怕對渡口的喪失承擔負責，於是又重新組織隊伍開始反撲。
蕭應棠的先遣連占領了路邊的高地之後，遇到的川軍就是江防大隊長汪保卿的隊伍。
紅軍僅打了個把小時的戰鬥，汪保卿的隊伍就逃得沒了蹤影。
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南北兩岸，已完全在紅軍的控製之下。
劉伯承在江邊查看了水情，發現這裏根本不能架橋。這時，紅軍官兵報告又找到了兩條船，劉伯承大喜過望。在江邊的一個山洞裏開闢了指揮所後，劉伯承給中革軍委發去了電報：“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隻，一日夜可渡萬人。軍委縱隊五日可渡完。”電報發完，極度疲憊的劉伯承不禁心生萬般感慨，他對身邊的人說：“幹部團的同誌一天走近兩百裏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難走的山路，還有敵人。一個人怎麽能一天走這麽遠的路？他們走到了，而且還打了勝仗。靠什麽？靠覺悟，靠黨。沒有這些，根本做不到！”
紅一軍團官兵在完成了佯攻昆明的任務後，奉命火速返回趕往金沙江邊，於是官兵們開始了超出常人極限的急行軍，四十八小時內跑出了整整三百裏路。有些官兵因極度疲勞而掉隊，遭遇國民黨軍和民團的追殺。紅一軍團一師好容易趕到龍街渡口，卻發現這裏的渡船已全被敵人燒毀。師長李聚奎為了把浮橋架起來，能想到的辦法都試了。多年後，李聚奎回憶說：“我們用繩拴住門板，然後從上遊一塊挨著一塊往水裏放，可是由於水流太急，隻架了江麵的三分之一，就無法再架了。這時雖剛入五月，但金沙江夾在兩岸高山之中，在炎熱的
太陽暴曬下，汗流浹背。我們整整架了兩天橋，毫無進展。”同樣心急如焚的軍團長林彪在電話裏不讓李聚奎講情況，隻要求他幹脆地回答“隊伍什麽時候能過江”。李聚奎被逼得一下子火了，在電話裏和林彪頂了起來：“要是幹脆回答的話，那橋架不起來，什麽時候也過不了江。”林彪一聽，比李聚奎火更大地罵了起來，罵完了問：“為什麽橋架不起來？”李聚奎就把龍街渡口的江寬、流速、沒有渡船、沒有架橋器材等一口氣全說了。
林彪必須讓第一軍團盡快渡過金沙江，因為龍街渡口的情況已被國民黨軍的飛機偵察到，部隊如果再擁擠在沒有任何遮掩的渡口，定會在敵人猛烈的轟炸中遭遇重創。但是沒有船又架不起浮橋怎麽辦？中革軍委決定紅一軍團緊急向皎平渡口轉移。於是，奔走了數百裏的紅一軍團官兵僅僅吃了一頓飯，又接著開始了向東的急行軍。
後來才知道，紅一軍團在龍街渡口的行動，令蔣介石一直判斷中央紅軍的主力集中在龍街，這在無意間掩護了中央縱隊在皎平渡口的渡江。
紅三軍團占領了洪門渡口後，隻找到了一條船，僅僅把十三團渡了過去。這裏的江水同樣湍急，紅三軍團的架橋也失敗了，於是中革軍委命令紅三軍團向西往皎平渡口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