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蘇維埃主席共和國主席無公可辦。
此前，毛澤東剛剛受到黨內的嚴厲批判。他的“四大錯誤”是：一、“狹隘經驗論”和“遊擊主義”，與中央“奪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精神背道而馳；二、“富農路線”，主張在土地分配時“要給富農出路”，與中央“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精神背道而馳；三、“誘敵深入”、“後發製人”的戰略是“單純防禦路線”，與中央“先發製人，積極進攻”的精神背道而馳；四、“以黨治國”，建立中央蘇區最高領導機關紅一方麵軍總前委，賦予總前委書記對紅軍的指揮權，這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餘毒”。中共臨時中央根據這四大錯誤，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書記和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取而代之的是堅決批判毛澤東這個“一貫的機會主義分子”的項英。
那一年的春節，毛澤東過得十分冷清。節後沒多久的一個大雨傾盆的日子，警衛員報告說兩匹馬正往山上來，看不清楚馬上是什麽人。兩匹馬到了寺廟門口才知道是項英和他的警衛員。項英對毛澤東說：打贛州進行得很不順利，恩來同誌請你到前線去。項英並沒有給毛澤東帶來馬匹，毛澤東抓起一把雨傘衝出廟門徑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渾身濕透的毛澤東向前線發了一份電報，建議命令剛剛起義來到蘇區的紅五軍團前去贛州解圍。然後他乘上一條小船趕向贛州。兩天三夜後毛澤東到了贛縣的江口。剛剛撤退下來的紅軍和中央局的領導在這裏召開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項英、任弼時、彭德懷、林彪、陳毅、王稼祥等。會上又爆發了衝突，因為麵對攻打贛州的失敗，中央依舊堅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澤東十分強硬地堅決反對。中央局立即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總部政治部訓令》，訓令表示要給右傾機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但是，周恩來、朱德和王稼祥鑑於當前嚴重的敵情，主張重新任命毛澤東為紅軍總政委。由於他們的一再堅持，毛澤東重新擁有了軍事指揮權。隻是，恢復了軍事指揮權的毛澤東與蘇區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數次軍事決策中毛澤東的建議連續被否決，毛澤東不能眼看著紅軍一再失利隻有擅自發布命令，結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
毛澤東後來一生都沒忘記在江西寧都城郊的一個農家小院裏召開的“寧都會議”。寧都會議沒有留下任何記錄。但是，現存的一份《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上有這樣的表述：“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右傾向鬥爭”、“右傾機會主義”、“不尊重黨的領導機關”、“上山主義”和“守株待兔”……毛澤東堅決不承認自己有錯誤。周恩來不得不站出來表態，他同意“毛澤東有某種傾向”的說法，但是建議讓毛澤東隨軍行動。為此他提出兩個方案：一是讓毛澤東在前線當紅軍總政治委員的“助理”；二是讓毛澤東全麵負責前線指揮，自己給毛澤東當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種方案。但是最後的決定卻是：撤銷毛澤東紅一方麵軍總政委職務。“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線”。
請了病假的毛澤東從寧都走了兩天回到了瑞金。賀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訴他說賀子珍快要分娩了，去了汀州的福音醫院。毛澤東心情煩躁，一連兩天沒出房間。第三天，他騎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見了他的老朋友、福音醫院院長傅連暲。傅院長連聲恭賀，原來賀自珍生了個兒子。兒子的誕生使毛澤東鬱悶的心情緩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邊治病邊讀書。這是毛澤東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處門可羅雀，因為可能被歸入“反黨小集團”之中，所以沒有人敢與他來往。毛澤東也不願意連累別人，他不再和別人接觸、談話，這位健談的
共產黨領袖有時一連幾個星期都不說一句話。
在以後的數十年間，毛澤東一直清晰地記得那段難熬的日子：“我是政治局委員，但是他們卻不要我參加中央全會，把我封鎖得緊緊的，連鬼都沒有一個上門來找我。”“那個時候，我的任務就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二十四歲的博古無法接受毛澤東在紅軍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現實，於是他和李德簽發了一封給共產國際的秘密電報，請求共產國際批準毛澤東去蘇聯治病。博古認為這是體麵地將毛澤東打發走的最好辦法。把毛澤東這個“不安定因素”送到他十分陌生的異國去，將他放在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眼皮底下監管起來，那麽他就是本事再大怕也很難翻身了。
但是，共產國際並不明白博古的真實意圖，回電說：“在蘇區反‘圍剿’的緊張時刻，大家應該都堅守陣地，不應讓毛澤東離開根據地。”——顯然博古根本不了解毛澤東，不了解毛澤東這樣的共產黨人，因為即使莫斯科回電同意，毛澤東也不會離開中國。毛澤東說：“我沒有病。就是有病，也不去蘇聯，我不離開中國。”
前線陣地不斷後撤的戰報雪片一樣飛到紅軍總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主席毛澤東正在尋找一件沒有補丁的體麵衣服，好使自己的裝束與“國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國民黨軍隊逐漸逼近瑞金的時候，中央蘇區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會議開幕前舉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閱兵式，紅軍官兵、農民赤衛隊和少先隊隊員列隊走過主席台。毛澤東已經沒有了軍事指揮權，他現在是一位行政領導，
此前，毛澤東剛剛受到黨內的嚴厲批判。他的“四大錯誤”是：一、“狹隘經驗論”和“遊擊主義”，與中央“奪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精神背道而馳；二、“富農路線”，主張在土地分配時“要給富農出路”，與中央“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精神背道而馳；三、“誘敵深入”、“後發製人”的戰略是“單純防禦路線”，與中央“先發製人，積極進攻”的精神背道而馳；四、“以黨治國”，建立中央蘇區最高領導機關紅一方麵軍總前委，賦予總前委書記對紅軍的指揮權，這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餘毒”。中共臨時中央根據這四大錯誤，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書記和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取而代之的是堅決批判毛澤東這個“一貫的機會主義分子”的項英。
那一年的春節，毛澤東過得十分冷清。節後沒多久的一個大雨傾盆的日子，警衛員報告說兩匹馬正往山上來，看不清楚馬上是什麽人。兩匹馬到了寺廟門口才知道是項英和他的警衛員。項英對毛澤東說：打贛州進行得很不順利，恩來同誌請你到前線去。項英並沒有給毛澤東帶來馬匹，毛澤東抓起一把雨傘衝出廟門徑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渾身濕透的毛澤東向前線發了一份電報，建議命令剛剛起義來到蘇區的紅五軍團前去贛州解圍。然後他乘上一條小船趕向贛州。兩天三夜後毛澤東到了贛縣的江口。剛剛撤退下來的紅軍和中央局的領導在這裏召開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項英、任弼時、彭德懷、林彪、陳毅、王稼祥等。會上又爆發了衝突，因為麵對攻打贛州的失敗，中央依舊堅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澤東十分強硬地堅決反對。中央局立即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總部政治部訓令》，訓令表示要給右傾機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但是，周恩來、朱德和王稼祥鑑於當前嚴重的敵情，主張重新任命毛澤東為紅軍總政委。由於他們的一再堅持，毛澤東重新擁有了軍事指揮權。隻是，恢復了軍事指揮權的毛澤東與蘇區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數次軍事決策中毛澤東的建議連續被否決，毛澤東不能眼看著紅軍一再失利隻有擅自發布命令，結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
毛澤東後來一生都沒忘記在江西寧都城郊的一個農家小院裏召開的“寧都會議”。寧都會議沒有留下任何記錄。但是，現存的一份《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上有這樣的表述：“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右傾向鬥爭”、“右傾機會主義”、“不尊重黨的領導機關”、“上山主義”和“守株待兔”……毛澤東堅決不承認自己有錯誤。周恩來不得不站出來表態，他同意“毛澤東有某種傾向”的說法，但是建議讓毛澤東隨軍行動。為此他提出兩個方案：一是讓毛澤東在前線當紅軍總政治委員的“助理”；二是讓毛澤東全麵負責前線指揮，自己給毛澤東當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種方案。但是最後的決定卻是：撤銷毛澤東紅一方麵軍總政委職務。“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線”。
請了病假的毛澤東從寧都走了兩天回到了瑞金。賀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訴他說賀子珍快要分娩了，去了汀州的福音醫院。毛澤東心情煩躁，一連兩天沒出房間。第三天，他騎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見了他的老朋友、福音醫院院長傅連暲。傅院長連聲恭賀，原來賀自珍生了個兒子。兒子的誕生使毛澤東鬱悶的心情緩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邊治病邊讀書。這是毛澤東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處門可羅雀，因為可能被歸入“反黨小集團”之中，所以沒有人敢與他來往。毛澤東也不願意連累別人，他不再和別人接觸、談話，這位健談的
共產黨領袖有時一連幾個星期都不說一句話。
在以後的數十年間，毛澤東一直清晰地記得那段難熬的日子：“我是政治局委員，但是他們卻不要我參加中央全會，把我封鎖得緊緊的，連鬼都沒有一個上門來找我。”“那個時候，我的任務就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二十四歲的博古無法接受毛澤東在紅軍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現實，於是他和李德簽發了一封給共產國際的秘密電報，請求共產國際批準毛澤東去蘇聯治病。博古認為這是體麵地將毛澤東打發走的最好辦法。把毛澤東這個“不安定因素”送到他十分陌生的異國去，將他放在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眼皮底下監管起來，那麽他就是本事再大怕也很難翻身了。
但是，共產國際並不明白博古的真實意圖，回電說：“在蘇區反‘圍剿’的緊張時刻，大家應該都堅守陣地，不應讓毛澤東離開根據地。”——顯然博古根本不了解毛澤東，不了解毛澤東這樣的共產黨人，因為即使莫斯科回電同意，毛澤東也不會離開中國。毛澤東說：“我沒有病。就是有病，也不去蘇聯，我不離開中國。”
前線陣地不斷後撤的戰報雪片一樣飛到紅軍總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主席毛澤東正在尋找一件沒有補丁的體麵衣服，好使自己的裝束與“國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國民黨軍隊逐漸逼近瑞金的時候，中央蘇區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會議開幕前舉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閱兵式，紅軍官兵、農民赤衛隊和少先隊隊員列隊走過主席台。毛澤東已經沒有了軍事指揮權，他現在是一位行政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