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仍然耐心地說明，正是因為沒有了“直通車”，而特區第一屆立法會選舉無法在1997年7月1日之前進行，所以，才有必要在一段時期內，成立一個臨時的立法會。臨時立法會所做的準備工作要到7月1日起才生效，因此，不存在兩個並行的立法機構的問題。我希望，英方能夠麵對這個現實。
我還強調，在香港回歸前餘下的400多天裏，雙方應多做實事，不要吵架；多搞合作，少找麻煩。
裏夫金德在後來的往來信件中，還不時製造出一些麻煩，我也沒有一一回復。當然，雙方之間的合作也有比較令人高興的進展，那就是在1996年秋我們在紐約會晤時，共同確認了中英聯絡小組所達成的關於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的紀要，了結了香港回歸前的一樁大事。
錯估形勢
回顧香港回歸歷程，中英雙方由政製問題上的分歧而導致“直通車”安排的取消，最終走向完全的不合作，無疑是整個回歸過程中最大的一場風波。
為了避免這種結果，中方曾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終未能如願。原因何在呢？
對此，輿論界有過種種說法。較為普遍的一種觀點，是強調彭定康的個人因素。雖然當時我們也有倫敦政府聽命於港督的印象，但我想恐怕還是應從更廣闊的背景來看待這段歷史。
1989年後，英方提出要大大加快香港“民主化”進程，那時還不得不同中方事先磋商，以與基本法銜接。到了1992年，英方卻置雙方的協議和諒解於不顧，不同中方磋商，單方麵提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挑起公開爭論，並在立法局通過，從而最終破壞了回歸前後政製銜接的可能性。
英方如此大幅度改變在香港問題上與中方合作的政策，大概很難說全是個人因素所致，自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
上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英國的當權人士根據這種變化，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形勢和發展前景。他們認為，過去與中國簽署的香港問題協議，英方讓步過多，吃了虧，想趁機“翻案”。我想，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製問題上引發一場大風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我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出席了香港回歸的政權交接盛典。目睹著祖國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想到祖國領土被外國占領統治的歷史從此結束，不禁心潮起伏，感慨萬千，漫長過渡期中的日日夜夜、風風雨雨，都濃縮在了這個歷史性時刻。令人難忘的是，交接儀式的那天，終日大雨滂沱。我想，不同心境的人會由此產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黃子孫，都會覺得這場大雨暢快淋漓，將中國的百年恥辱洗滌幹淨，使香港迎來一個全新的未來。
平靜中的澳門回歸
風平浪靜
如果說香港回歸祖國的歷程，是“風高浪急，波濤暗湧”，那麽，澳門的回歸，就可以用“風平浪靜，波瀾不興”來形容了。
中國和葡萄牙兩國就解決澳門回歸問題的談判過程相當順利，合作良好。究其原因，這要追溯到葡萄牙在上世紀70年代發生的一場革命。
1974年4月25日，統治了葡萄牙近半個世紀的獨裁政權被年輕軍官組成的“共和國救國委員會”推翻。這場政變被人們稱為“4·25”革命。革命後，新政府放棄了殖民主義政策，對葡屬殖民地實行“非殖民化”。先是讓在非洲的殖民地走向了獨立。然後，於1975年底開始從澳門撤出軍隊，並在後來頒布的《澳門組織章程》中，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由葡萄牙管理。
1979年中葡兩國建立外交關係時，葡方又正式向中方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
20世紀80年代，當中葡開始談判解決澳門問題時，領土主權的歸屬問題已經解決。這不像香港問題那樣，領土主權歸屬是首先麵臨的大難題。因此，雙方談判有了良好的基礎；在起草聯合聲明時，很快就領土主權的表述達成一致意見。在協議文本中，由雙方共同聲明，澳門地區是中國領土，中方將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相比之下，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因英方不願說香港是中國領土，雙方無法達成共同的表述方式，隻能由兩國政府各自做出聲明：收回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方決定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方將交還香港。
主權歸屬這個原則問題解決了，中葡談判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中方收回澳門的具體時間了。當時，葡方希望盡量晚一點兒，最好推遲到21世紀。中方從統一大業的全局考慮，認為必須在20世紀結束之前收回，但可以和香港回歸的時間錯開一點兒。中葡雙方在這個問題上花了較多時間和精力，最後商定，在20世紀結束前十天，即1999年12月20日，完成澳門回歸的政權交接。
由於兩國關係一直友好，又充分考慮到澳門的一些特點和實際情況，中方根據“一國兩製”方針，在製定對澳門的具體政策時，對葡方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都盡量予以照顧。澳門有一批葡裔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裏，即所謂“土生葡人”，他們有較特殊的社會地位，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利益。中方在聯合聲明中承諾，要依法保護這批居民的利益，並尊重其習慣和文化傳統。又如，葡方十分看重葡萄牙在澳門的文化遺產和影響的延續，中方覺得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便同意在協議中特別寫入“依法保護在澳門的文物”，並同意葡萄牙語除作為正式語文外，仍可作為教學語言的內容，將文化、教育、語文方麵的條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我還強調，在香港回歸前餘下的400多天裏，雙方應多做實事，不要吵架；多搞合作，少找麻煩。
裏夫金德在後來的往來信件中，還不時製造出一些麻煩，我也沒有一一回復。當然，雙方之間的合作也有比較令人高興的進展，那就是在1996年秋我們在紐約會晤時，共同確認了中英聯絡小組所達成的關於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的紀要，了結了香港回歸前的一樁大事。
錯估形勢
回顧香港回歸歷程，中英雙方由政製問題上的分歧而導致“直通車”安排的取消，最終走向完全的不合作，無疑是整個回歸過程中最大的一場風波。
為了避免這種結果，中方曾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終未能如願。原因何在呢？
對此，輿論界有過種種說法。較為普遍的一種觀點，是強調彭定康的個人因素。雖然當時我們也有倫敦政府聽命於港督的印象，但我想恐怕還是應從更廣闊的背景來看待這段歷史。
1989年後，英方提出要大大加快香港“民主化”進程，那時還不得不同中方事先磋商，以與基本法銜接。到了1992年，英方卻置雙方的協議和諒解於不顧，不同中方磋商，單方麵提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挑起公開爭論，並在立法局通過，從而最終破壞了回歸前後政製銜接的可能性。
英方如此大幅度改變在香港問題上與中方合作的政策，大概很難說全是個人因素所致，自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
上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英國的當權人士根據這種變化，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形勢和發展前景。他們認為，過去與中國簽署的香港問題協議，英方讓步過多，吃了虧，想趁機“翻案”。我想，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製問題上引發一場大風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我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出席了香港回歸的政權交接盛典。目睹著祖國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想到祖國領土被外國占領統治的歷史從此結束，不禁心潮起伏，感慨萬千，漫長過渡期中的日日夜夜、風風雨雨，都濃縮在了這個歷史性時刻。令人難忘的是，交接儀式的那天，終日大雨滂沱。我想，不同心境的人會由此產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黃子孫，都會覺得這場大雨暢快淋漓，將中國的百年恥辱洗滌幹淨，使香港迎來一個全新的未來。
平靜中的澳門回歸
風平浪靜
如果說香港回歸祖國的歷程，是“風高浪急，波濤暗湧”，那麽，澳門的回歸，就可以用“風平浪靜，波瀾不興”來形容了。
中國和葡萄牙兩國就解決澳門回歸問題的談判過程相當順利，合作良好。究其原因，這要追溯到葡萄牙在上世紀70年代發生的一場革命。
1974年4月25日，統治了葡萄牙近半個世紀的獨裁政權被年輕軍官組成的“共和國救國委員會”推翻。這場政變被人們稱為“4·25”革命。革命後，新政府放棄了殖民主義政策，對葡屬殖民地實行“非殖民化”。先是讓在非洲的殖民地走向了獨立。然後，於1975年底開始從澳門撤出軍隊，並在後來頒布的《澳門組織章程》中，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由葡萄牙管理。
1979年中葡兩國建立外交關係時，葡方又正式向中方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
20世紀80年代，當中葡開始談判解決澳門問題時，領土主權的歸屬問題已經解決。這不像香港問題那樣，領土主權歸屬是首先麵臨的大難題。因此，雙方談判有了良好的基礎；在起草聯合聲明時，很快就領土主權的表述達成一致意見。在協議文本中，由雙方共同聲明，澳門地區是中國領土，中方將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相比之下，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因英方不願說香港是中國領土，雙方無法達成共同的表述方式，隻能由兩國政府各自做出聲明：收回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方決定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方將交還香港。
主權歸屬這個原則問題解決了，中葡談判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中方收回澳門的具體時間了。當時，葡方希望盡量晚一點兒，最好推遲到21世紀。中方從統一大業的全局考慮，認為必須在20世紀結束之前收回，但可以和香港回歸的時間錯開一點兒。中葡雙方在這個問題上花了較多時間和精力，最後商定，在20世紀結束前十天，即1999年12月20日，完成澳門回歸的政權交接。
由於兩國關係一直友好，又充分考慮到澳門的一些特點和實際情況，中方根據“一國兩製”方針，在製定對澳門的具體政策時，對葡方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都盡量予以照顧。澳門有一批葡裔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裏，即所謂“土生葡人”，他們有較特殊的社會地位，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利益。中方在聯合聲明中承諾，要依法保護這批居民的利益，並尊重其習慣和文化傳統。又如，葡方十分看重葡萄牙在澳門的文化遺產和影響的延續，中方覺得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便同意在協議中特別寫入“依法保護在澳門的文物”，並同意葡萄牙語除作為正式語文外，仍可作為教學語言的內容，將文化、教育、語文方麵的條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