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旗幟打出去”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2)
“一二·九”以後，上海各界的抗日熱情高漲，救國運動風起雲湧，大有眾喣漂山之勢。1987年12月，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選的《“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編輯說明”中說：“在黨的領導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愛國學生運動。上海人民和全國人民一起，積極響應‘一二·九’運動。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下，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等一批愛國領袖和進步的知識分子，出麵組織救國會，出版救亡報刊，開展廣泛的抗日救亡活動。自‘一二·九’運動至‘七·七事變’止，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以‘救國會’為主要形勢的救亡團體廣泛建立。在團結禦侮的鬥爭中，救國會所掀起的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群眾救亡運動，對逼蔣抗日、推動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實現全麵抗戰等，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翻閱這些史料，仍然感到被一種強烈的救國熱浪所淹沒。各種各樣的組織、形形色色的宣言、此起彼伏的遊行示威、接二連三的請願、罷工、罷課，告訴我們在當時的上海，救國運動是怎樣如火如荼的展開。根據性別、職業等，成立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等多個組織，在這些組織之上，則有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負統一協調指揮之責。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也在上海成立。“救國會”熱潮，雖然表麵上是一種民間行為，但其核心卻是中共地下組織。從上海各界救國會到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公開的領導人是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裏、李公樸這些人，但實際領導著“救國運動”的則是馮雪峰、鄧潔、王堯山、胡喬木、胡愈之、潘漢年、林楓、錢俊瑞、沙文漢、周揚、徐雪寒等中共黨員。在各個分支救國會裏，起實際作用的，也是中共地下組織，例如，顧準就是職業界救國會的中共領導人之一。徐雪寒回憶說：“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救國會諸領袖與共產黨員是緊密配合、親密無間的。他們對黨的意圖是積極貫徹執行的，------據我了解，潘漢年、馮雪峰有時直接和他們見麵。李公樸同艾思奇、柳湜等黨內同誌有很密切的關係。------據我所知，1936年全市性重大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內部有一個極其秘密的行動指揮部，參加者有胡喬木、徐雪寒、王紀華、沙文漢四人。這個指揮部是錢俊瑞通知我去參加的。指揮部內，著重研究每一次行動的具體部署，開完會就分頭貫徹。”（2）吳大琨則回憶說：“黨對救國會的領導是不具形式的，在‘全救’是通過錢俊瑞貫徹黨的意圖的。據我所知：馮雪峰和沈鈞儒，潘漢年和章乃器有些問題是直接見麵的。”（3）其時的中共中央，對上海的“救國運動”是十分重視的。親歷者王翰回憶說：“據說劉少奇是‘一二·九’運動以後到北方局工作的。一九三六年初，他派人（傳說是黃敬）來上海聯繫工作。劉少奇認為上海便於聯繫華中、華南，上海地方大，便於掩護。他主張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全國學聯設在上海，並提出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旗幟打出去。後來救國會就是用這個口號發動群眾，在全國影響很大。以後，張申府教授等和北平、天津的學生代表就來上海聯繫了。劉少奇在一次閑談中提到：他在北方局，還管著上海呢。”（4）“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那時的確是耀眼的旗幟和響亮的口號。
這期間便魯迅的心態和行為如何呢？“九·一八”之後，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魯迅也是不能理解的，並屢屢予以抨擊。但對民眾的愛國豪情和救國豪舉，魯迅卻並不無條件地認同和讚美。例如，當馬占山在東北對日軍奮起抵抗時，上海青年組織了一個“青年援馬團”，聲稱要趕赴東北援助馬占山。魯迅針對此事寫了《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5），其中說：“------中國式的‘堂·吉訶德’的出現，是‘青年援馬團’。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場；政府要訴諸國聯，他們偏要自己動手；政府不準去，他們偏要去；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隻穿件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隻重精神。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所以他隻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也是歡呼；他駐紮在深山中，他們駐紮在真茹鎮；他在磨坊裏打風磨，他們在常州玩梳篦，又見美女，何幸如之（見十二月《申報》《自由談》）。其苦樂之不同，有如此者，嗚呼！”這就不僅嘲諷了“青年援馬團”，也嘲諷了以“歡呼”送迎他們的民眾。“青年援馬團”曾抬棺遊行，並有人斷指寫血書，魯迅在文章中又說：“不錯，中外古今的小說太多了，裏麵有‘輿櫬’，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對天立誓’。耳濡目染，誠然也不免來抬棺材，砍指頭，哭孫陵，宣誓出發的。然而五四運動時胡適之博士講文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要‘不用古典’，現在行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魯迅曾一再說中國人慣於“做戲”，在他看來，“青年援馬團”之類的言行，也不過是“做戲”吧。對其時的“愛國學生運動”，魯迅也頗有保留。在1935年12月19日致曹靖華信中，魯迅說：“青年之遭慘遇，我已目睹數次，真是無話可說，那結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麵又向外誇稱‘民氣’。------高教此後當到處掃地，上海早不成樣子。我們隻好混幾天再看。”這幾句話顯然是針對眼前的“一二·九”而說，其中的意思是頗堪尋味的。寫此信兩天後的12月21日，《申報》刊出上海學生為聲援北平學生遊行而跪在市府前請願的照片，當天，魯迅在致臺靜農信中說：“北平學生遊行，所遭與前數次無異，聞之慘然，此照例之飾終大典耳。上海學生，則長跪於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於隕亡。”認為學生的跪於市府，比亡國還可羞恥，——這話份量是很重的。1933年初，有人在刊物著文，指責北平的大學生因日軍侵占榆關而要求提前放假，並且宣稱“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應逃難”，魯迅馬上寫了《論“赴難”和“逃難”》（6）一文，針鋒相對地主張“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並且說：“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左聯”自行解散後，周揚們為“擴大統一戰線”而成立新的組織，但魯迅寧可被戴上“破壞統一戰線”的帽子也決不加入。1936年2月29日致曹靖華信中，魯迅說：“文人學士之種種會------我不加入任何一種，似有人說我破壞統一，亦隨其便。”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華信中，說：“這裏在弄作家協會，先前的友和敵，都站在同一陣圖裏了，內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鑑於往日之給我的傷，擬不加入，但此必將又成一大罪狀，聽之而已。”1936年5月23日致曹靖華信中，說：“作家協會已改名為文藝家協會，其中熱心者不多，大抵多數是敷衍，有些卻是藉此自利，或害人。”------這段時間裏，魯迅頻頻在與人通信中對文藝界新的組織冷嘲熱諷。可以說，對於這期間上海急風暴雨般的“救國運動”，魯迅基本上是冷眼旁觀，並且偶爾還要潑點冷水的。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2)
“一二·九”以後，上海各界的抗日熱情高漲，救國運動風起雲湧，大有眾喣漂山之勢。1987年12月，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選的《“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編輯說明”中說：“在黨的領導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愛國學生運動。上海人民和全國人民一起，積極響應‘一二·九’運動。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下，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等一批愛國領袖和進步的知識分子，出麵組織救國會，出版救亡報刊，開展廣泛的抗日救亡活動。自‘一二·九’運動至‘七·七事變’止，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以‘救國會’為主要形勢的救亡團體廣泛建立。在團結禦侮的鬥爭中，救國會所掀起的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群眾救亡運動，對逼蔣抗日、推動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實現全麵抗戰等，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翻閱這些史料，仍然感到被一種強烈的救國熱浪所淹沒。各種各樣的組織、形形色色的宣言、此起彼伏的遊行示威、接二連三的請願、罷工、罷課，告訴我們在當時的上海，救國運動是怎樣如火如荼的展開。根據性別、職業等，成立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等多個組織，在這些組織之上，則有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負統一協調指揮之責。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也在上海成立。“救國會”熱潮，雖然表麵上是一種民間行為，但其核心卻是中共地下組織。從上海各界救國會到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公開的領導人是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裏、李公樸這些人，但實際領導著“救國運動”的則是馮雪峰、鄧潔、王堯山、胡喬木、胡愈之、潘漢年、林楓、錢俊瑞、沙文漢、周揚、徐雪寒等中共黨員。在各個分支救國會裏，起實際作用的，也是中共地下組織，例如，顧準就是職業界救國會的中共領導人之一。徐雪寒回憶說：“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救國會諸領袖與共產黨員是緊密配合、親密無間的。他們對黨的意圖是積極貫徹執行的，------據我了解，潘漢年、馮雪峰有時直接和他們見麵。李公樸同艾思奇、柳湜等黨內同誌有很密切的關係。------據我所知，1936年全市性重大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內部有一個極其秘密的行動指揮部，參加者有胡喬木、徐雪寒、王紀華、沙文漢四人。這個指揮部是錢俊瑞通知我去參加的。指揮部內，著重研究每一次行動的具體部署，開完會就分頭貫徹。”（2）吳大琨則回憶說：“黨對救國會的領導是不具形式的，在‘全救’是通過錢俊瑞貫徹黨的意圖的。據我所知：馮雪峰和沈鈞儒，潘漢年和章乃器有些問題是直接見麵的。”（3）其時的中共中央，對上海的“救國運動”是十分重視的。親歷者王翰回憶說：“據說劉少奇是‘一二·九’運動以後到北方局工作的。一九三六年初，他派人（傳說是黃敬）來上海聯繫工作。劉少奇認為上海便於聯繫華中、華南，上海地方大，便於掩護。他主張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全國學聯設在上海，並提出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旗幟打出去。後來救國會就是用這個口號發動群眾，在全國影響很大。以後，張申府教授等和北平、天津的學生代表就來上海聯繫了。劉少奇在一次閑談中提到：他在北方局，還管著上海呢。”（4）“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那時的確是耀眼的旗幟和響亮的口號。
這期間便魯迅的心態和行為如何呢？“九·一八”之後，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魯迅也是不能理解的，並屢屢予以抨擊。但對民眾的愛國豪情和救國豪舉，魯迅卻並不無條件地認同和讚美。例如，當馬占山在東北對日軍奮起抵抗時，上海青年組織了一個“青年援馬團”，聲稱要趕赴東北援助馬占山。魯迅針對此事寫了《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5），其中說：“------中國式的‘堂·吉訶德’的出現，是‘青年援馬團’。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場；政府要訴諸國聯，他們偏要自己動手；政府不準去，他們偏要去；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隻穿件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隻重精神。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所以他隻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也是歡呼；他駐紮在深山中，他們駐紮在真茹鎮；他在磨坊裏打風磨，他們在常州玩梳篦，又見美女，何幸如之（見十二月《申報》《自由談》）。其苦樂之不同，有如此者，嗚呼！”這就不僅嘲諷了“青年援馬團”，也嘲諷了以“歡呼”送迎他們的民眾。“青年援馬團”曾抬棺遊行，並有人斷指寫血書，魯迅在文章中又說：“不錯，中外古今的小說太多了，裏麵有‘輿櫬’，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對天立誓’。耳濡目染，誠然也不免來抬棺材，砍指頭，哭孫陵，宣誓出發的。然而五四運動時胡適之博士講文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要‘不用古典’，現在行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魯迅曾一再說中國人慣於“做戲”，在他看來，“青年援馬團”之類的言行，也不過是“做戲”吧。對其時的“愛國學生運動”，魯迅也頗有保留。在1935年12月19日致曹靖華信中，魯迅說：“青年之遭慘遇，我已目睹數次，真是無話可說，那結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麵又向外誇稱‘民氣’。------高教此後當到處掃地，上海早不成樣子。我們隻好混幾天再看。”這幾句話顯然是針對眼前的“一二·九”而說，其中的意思是頗堪尋味的。寫此信兩天後的12月21日，《申報》刊出上海學生為聲援北平學生遊行而跪在市府前請願的照片，當天，魯迅在致臺靜農信中說：“北平學生遊行，所遭與前數次無異，聞之慘然，此照例之飾終大典耳。上海學生，則長跪於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於隕亡。”認為學生的跪於市府，比亡國還可羞恥，——這話份量是很重的。1933年初，有人在刊物著文，指責北平的大學生因日軍侵占榆關而要求提前放假，並且宣稱“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應逃難”，魯迅馬上寫了《論“赴難”和“逃難”》（6）一文，針鋒相對地主張“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並且說：“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左聯”自行解散後，周揚們為“擴大統一戰線”而成立新的組織，但魯迅寧可被戴上“破壞統一戰線”的帽子也決不加入。1936年2月29日致曹靖華信中，魯迅說：“文人學士之種種會------我不加入任何一種，似有人說我破壞統一，亦隨其便。”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華信中，說：“這裏在弄作家協會，先前的友和敵，都站在同一陣圖裏了，內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鑑於往日之給我的傷，擬不加入，但此必將又成一大罪狀，聽之而已。”1936年5月23日致曹靖華信中，說：“作家協會已改名為文藝家協會，其中熱心者不多，大抵多數是敷衍，有些卻是藉此自利，或害人。”------這段時間裏，魯迅頻頻在與人通信中對文藝界新的組織冷嘲熱諷。可以說，對於這期間上海急風暴雨般的“救國運動”，魯迅基本上是冷眼旁觀，並且偶爾還要潑點冷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