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不但善於從《水滸傳》、《三國演義》一類舊小說中吸取戰略戰術上的經驗教訓,還善於從這類小說中吸取政略政術上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的“小說評論”,常常顯示出一種特有的政治眼光。據薄一波在《回憶片斷》中回憶,毛澤東有一次與他談話時說:“看這本書(《三國演義》),不但要看戰爭,看外交,而且要看組織。你們北方人——劉備、關羽、張飛、趙雲、諸葛亮,組織了一個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幹部’一起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根據地。”(13)延安時期的幹部隊伍,有“長征”過來者與陝北本地者之分,有“中央幹部”與“地方幹部”之別,常有種種矛盾衝突產生。針對此種現象,毛澤東才用劉備“組織班子南下”的經驗教育廣大幹部。在各種各樣的談話、講演和作文中,毛澤東常常將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故事與現實進行直接的聯繫。例如,1953年6月30日接見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時,說道:“要選青年幹部當團中央委員。三國時代,曹操帶領大軍下江南,攻打東吳。那時,周瑜是個‘青年團員’,當東吳的統帥,程普等老將不服,後來說服了,還是由他當,結果打了勝仗。現在要周瑜當團中央委員,大學就不贊成!團中央委員盡選年齡大的,年輕的太少,這行嗎?”(14)有時也用這類小說中的“教訓”來證明現行政策和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例如,1938年在一次關於保衛工作的談話中,先是肯定了“梁山泊”的經驗,說梁山上也有做“特務工作”的朱貴,也有做“城市工作”的神行太保戴宗。但梁山泊也留下了“教訓”,就是對入夥的大地主大土豪“沒有整風”,那個盧俊義由於思想沒有得到改造,後來還是“反革命”了。(15)毛澤東把盧俊義這類人先“革命”後“反革命”的原因,歸結為沒有通過“整風”徹底改造思想。他那麽熱衷於於“整風”,那麽重視“思想改造”,原來也從《水滸傳》中得到過啟迪。而當“整風”過了頭時,毛澤東也會用舊小說中的故事來為之辯解。1943年的“搶救運動”,誤傷了許多“好同誌”。1944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作報告,當談及幹部要提高原則性和警惕性、善於識別叛徒、自首變節分子時,講了《三國演義》中“古城會”的故事,稱讚張飛對關羽的誤解“是有很高的原則性”,並說:“我們一定要學張飛的原則性、嚴肅性。當然過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搶救運動,十幾天,我們馬上就停下來了。”(16)不斷地“整風”以及給一些人戴上“政治帽子”,使他們“老老實實”而“不亂說亂動”,毛澤東認為是十分必要的,從《西遊記》中,他也曾看出這種必要性。1957年夏,在青島召開了討論反右問題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談到給“右派”戴“帽子”的必要性時說:唐僧這個集團,豬八戒較簡單,可以原諒;孫悟空沒有緊箍咒不行。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中對此議論道:“他在這裏雖是以神話小說作比喻,確實也說出了需不需要劃右派的一條分界線,如果像豬八戒一樣簡單,不必藉助緊箍咒也可以領導得了,就沒有必要給戴上右派帽子;如果是沒有緊箍咒就不行的孫悟空,當然少不了給戴上一頂右派帽子使他就範了。”(17)1996年出版的蕭詩美所著《毛澤東謀略》一書,仍把1957年給50多萬人戴上“右派”的“帽子”,看成是一種偉大的謀略,滿懷敬仰地寫道:“不捉不殺,不動用任何法律手段,也不剝奪選舉權,僅僅50萬個‘緊箍咒’,就使那些好翹尾巴的人馴服了。”並且“毛澤東不無興奮地說:要是杜勒斯(18)願意整資產階級的見,還要請我們做先生。”(第295頁)。既然以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來說明“戴帽”這種做法的必要性,那這種“偉大謀略”,或許也從孫悟空頭上得到過啟示吧。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6)


    毛澤東將中國古代小說直接地用於政治和外交鬥爭,最集中也最典型地體現在親自策劃、部署《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的編選出版上。從1958年始,毛澤東在對內對外的各種場合,頻頻談到“誰怕誰”以及“還是怕好,還是不怕好”的問題。到了1959年,“怕”的對象則成了“鬼”,反反覆覆地強調不要“怕鬼”,並用古代小說中不怕鬼的故事來說明鬼之不可怕和不必怕。對於那些令他滿意的行為,他往往贊之為“不怕鬼”;對於那些令他不滿的行為,則斥之為“怕鬼”。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談了炮擊金門、馬祖和平定西藏叛亂問題後,講起了《聊齋誌異》中“狂生夜坐”而不怕鬼的故事,最後總結道: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進來把你吃掉;我們不怕鬼,所以炮擊金門、馬祖。(19)1959年5月6日,毛澤東接見蘇聯等11個國家的代表團和駐華使節,在談了西藏叛亂和驟然緊張的中印關係等問題後,又大談起“鬼”來:“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還是不怕它好?中國小說裏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們的小說裏也會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說編成一本小冊子。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接著,又說起了《聊齋誌異》中“狂生夜坐”的故事。之後強調:“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派。”“我們的策略是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勞動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也學會不怕鬼。”(20)不久,負責編選不怕鬼故事小冊子的使命,落到了其時的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頭上。在編選過程中,毛澤東數次會見何其芳,對編選工作做出具體指示。後又數次修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書定稿後,又指示立即“翻成幾種外文”。1961年2月,這本匯集了中國古代筆記、小說中不怕鬼故事的《不怕鬼的故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並被定為中共黨內幹部整風的閱讀書籍。在毛澤東心目中,“鬼”的所指十分寬泛,它既指國際上一切反華勢力,也指國內的一切令他不滿意的人事,包括對“大躍進”有所保留和懷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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