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澤東拒絕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攻打大城市的命令，率部上了井岡山。對毛澤東的成為“山大王”，其時的中共核心層深感不安和恐懼。他的部下中也有人對這種梁山泊造以式的“革命”大為疑慮。一位叫餘灑度的師長就曾站出來反對道：退到那裏不是想當“山大王”嗎？毛澤東則幹脆地回答道：當“山大王”就當“山大王”，歷史上從來沒有消滅過“山大王”！（6）僅僅把毛澤東的“上山稱王”理解成是對當時客觀形勢冷靜分析後的“正確決策”，肯定是不夠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893——1949）》在敘及毛澤東小時讀書生活時，這樣寫道：“《水滸》裏匯聚在梁山泊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澤東心目中的英雄。這種影響是意味深長的，在後來艱難備嚐的革命生涯中，《水滸傳》一直是他放在手邊常常閱讀的書。”（7）可以說，早在韶山沖當“伢子”時，毛澤東心中就有著一個“井岡山”。這樣一個故事也見於許多關於毛澤東的著述中——1917年的中秋節，毛澤東和一群學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師範後麵的山上討論“救國之道”，別人提出的“道”都為毛澤東所反對，別人問他有何良策時，他脫口答道：“學梁山泊好漢！”。整整十年後的1927年，毛澤東終於率部上井岡山安營紮寨，正式學起了“梁山泊好漢”。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決定著毛澤東頂著上層的壓力、冒著被開除黨籍的危險上了井岡山的，與其說是對當時“革命形勢”的“正確判斷”，毋寧說是心中早已躁動著的“學梁山泊好漢”的理想和渴望。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4)
《水滸傳》這類書，是遊民造反的“寶典”。而懷著“《水滸》情結”上了井岡山的毛澤東，自然也會將大量的遊民招到自己麾下。特裏爾的《毛澤東傳》敘及井岡山時期時，說：“中共的合法‘妻子’無產階級遠在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婦’。------他把許多遊民和懶漢都補充到他的隊伍裏。兩年中，紅軍擴充的大多數都是一些遊民。而這些人是工人和農民所鄙視的。------毛並不把遊民看成是社會渣滓。‘他們也都是人，’他談及遊民時曾說，‘他們也有五官和四肢。’遊民也屬無產階者，是受壓迫階層，毛堅信自己可以改造他們。”（第110——111）。美國人施拉姆所著的《毛澤東》中也說：“在1929年12月第四軍黨的古田會議上，毛公開承認，紅軍中的大部分士兵是遊民。他認為這是部隊中產生‘流寇思想’的原因。”（8）“毛的部隊中有經過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無產階級分子，這不僅反映了他難以招到階級出身好的官兵（毛自然是這樣向上級黨報告的），但這也與他自己氣質和理想的基本傾向相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國通俗小說中的草莽英雄，雖然他的世界觀並不僅僅處在農民起義的水平，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並沒有否定他少年時代的熱情。他在1926年寫的關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文章就是明證。他在文章中對五種遊民——士兵、土匪、強盜、乞丐和妓女——都有生動的描述，並稱讚他們有資格成為革命戰士。在此文中並沒有現在官方版本裏加進去的批評的語言。他在談到在‘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的秘密組織時也是充滿同情的。無疑，他在井岡山時期肯定一直是持這種態度的。對土匪和其他社會渣滓，他不是勉強而是很願意收容的。”（第116頁）。
從小從《水滸傳》、《三國演義》等舊小說中汲取的“遊民意識”，深刻地影響著毛澤東的革命理念和革命方式。這在毛澤東畢生的“革命實踐”中有多種多樣的表現。王學泰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又說；“遊民對於社會動亂是採取歡迎態度的，這與‘四民’求穩怕亂，‘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大不一樣。《水滸傳》和《三國誌平話》在開篇都帶點幸災樂禍的心態來寫社會動亂的‘必然性’。------當然，作者對天下大亂原因的解釋是錯誤的，但是在其敘說與描寫中處處點明這種動亂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作者心中鍾愛的英雄人物都在這個動亂的世界裏一展其長才，在動亂中獲得了好處，從根本上改變了自己的處境。”（第233——234頁）。喜亂，也是毛澤東的一種精神特性。有的論者也把毛澤東的喜亂與愛讀《水滸傳》、《三國演義》聯繫起來：“他在第一師範讀書的最後一年，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從自然界與人類生活出發，讚揚書中‘無抵抗則無動力，無障礙則無幸福’這種觀點時，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吾人覽史之時，恆讚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若至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非好亂也，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由此可見，毛澤東早年甚愛讀《三國》，顯然是基於這樣的思想。他最初也是從《三國》獲得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這方麵的知識的。”（9）毛澤東把“亂”說成是“人性之所喜”，顯然有違廣大“良民”的人性之實。至少在中國，廣大“良民”是求穩怕亂的，是渴望“做穩奴隸”的，是“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喜亂、樂亂、“唯恐天下不亂”者，是那種本就“浪跡江湖”的遊民，或者是那種渴望趁亂稱王的“梟雄”一般人物。不堪社會安定而喜好社會動亂，是一種典型的遊民性格。而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養成了這種性格，不能不說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三國》、《水滸》這類小說的薰陶。這種不堪安定而喜好動亂的心態，後來也明顯影響了他的政治性格和執政風格。1949後，作為統治一個大國的執政黨的領袖，本應把社會安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本應有十分強烈的“執政意識”而不應有那麽強烈的“運動意識”。可毛澤東卻“穩定意識”極為淡薄而“革命意識”異常強烈，他幾乎不能容忍社會有較長時間的安定，他相信“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於是，他發動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讓社會不斷地處於“運動”之中。當社會在正常的軌道上“安定”著時，他的心靈似乎就空虛難耐，就很躁動不安；相反，當社會脫離常規地“運動”著時，他的心靈似乎就很充實愉快，就很熨貼舒坦。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4)
《水滸傳》這類書，是遊民造反的“寶典”。而懷著“《水滸》情結”上了井岡山的毛澤東，自然也會將大量的遊民招到自己麾下。特裏爾的《毛澤東傳》敘及井岡山時期時，說：“中共的合法‘妻子’無產階級遠在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婦’。------他把許多遊民和懶漢都補充到他的隊伍裏。兩年中，紅軍擴充的大多數都是一些遊民。而這些人是工人和農民所鄙視的。------毛並不把遊民看成是社會渣滓。‘他們也都是人，’他談及遊民時曾說，‘他們也有五官和四肢。’遊民也屬無產階者，是受壓迫階層，毛堅信自己可以改造他們。”（第110——111）。美國人施拉姆所著的《毛澤東》中也說：“在1929年12月第四軍黨的古田會議上，毛公開承認，紅軍中的大部分士兵是遊民。他認為這是部隊中產生‘流寇思想’的原因。”（8）“毛的部隊中有經過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無產階級分子，這不僅反映了他難以招到階級出身好的官兵（毛自然是這樣向上級黨報告的），但這也與他自己氣質和理想的基本傾向相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國通俗小說中的草莽英雄，雖然他的世界觀並不僅僅處在農民起義的水平，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並沒有否定他少年時代的熱情。他在1926年寫的關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文章就是明證。他在文章中對五種遊民——士兵、土匪、強盜、乞丐和妓女——都有生動的描述，並稱讚他們有資格成為革命戰士。在此文中並沒有現在官方版本裏加進去的批評的語言。他在談到在‘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的秘密組織時也是充滿同情的。無疑，他在井岡山時期肯定一直是持這種態度的。對土匪和其他社會渣滓，他不是勉強而是很願意收容的。”（第116頁）。
從小從《水滸傳》、《三國演義》等舊小說中汲取的“遊民意識”，深刻地影響著毛澤東的革命理念和革命方式。這在毛澤東畢生的“革命實踐”中有多種多樣的表現。王學泰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又說；“遊民對於社會動亂是採取歡迎態度的，這與‘四民’求穩怕亂，‘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大不一樣。《水滸傳》和《三國誌平話》在開篇都帶點幸災樂禍的心態來寫社會動亂的‘必然性’。------當然，作者對天下大亂原因的解釋是錯誤的，但是在其敘說與描寫中處處點明這種動亂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作者心中鍾愛的英雄人物都在這個動亂的世界裏一展其長才，在動亂中獲得了好處，從根本上改變了自己的處境。”（第233——234頁）。喜亂，也是毛澤東的一種精神特性。有的論者也把毛澤東的喜亂與愛讀《水滸傳》、《三國演義》聯繫起來：“他在第一師範讀書的最後一年，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從自然界與人類生活出發，讚揚書中‘無抵抗則無動力，無障礙則無幸福’這種觀點時，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吾人覽史之時，恆讚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若至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非好亂也，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由此可見，毛澤東早年甚愛讀《三國》，顯然是基於這樣的思想。他最初也是從《三國》獲得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這方麵的知識的。”（9）毛澤東把“亂”說成是“人性之所喜”，顯然有違廣大“良民”的人性之實。至少在中國，廣大“良民”是求穩怕亂的，是渴望“做穩奴隸”的，是“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喜亂、樂亂、“唯恐天下不亂”者，是那種本就“浪跡江湖”的遊民，或者是那種渴望趁亂稱王的“梟雄”一般人物。不堪社會安定而喜好社會動亂，是一種典型的遊民性格。而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養成了這種性格，不能不說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三國》、《水滸》這類小說的薰陶。這種不堪安定而喜好動亂的心態，後來也明顯影響了他的政治性格和執政風格。1949後，作為統治一個大國的執政黨的領袖，本應把社會安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本應有十分強烈的“執政意識”而不應有那麽強烈的“運動意識”。可毛澤東卻“穩定意識”極為淡薄而“革命意識”異常強烈，他幾乎不能容忍社會有較長時間的安定，他相信“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於是，他發動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讓社會不斷地處於“運動”之中。當社會在正常的軌道上“安定”著時，他的心靈似乎就空虛難耐，就很躁動不安；相反，當社會脫離常規地“運動”著時，他的心靈似乎就很充實愉快，就很熨貼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