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2)
說毛澤東的這種文化觀念和文化戰略應完全歸因於小時讀中國古代小說過程中產生的困惑和“醒悟”，或許言過其實；但說這種文化觀念和文化戰略發源於小時讀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大概不無道理。事實上，對文藝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何種階級身份，毛澤東一直很敏感。1944年1月9日夜，毛澤東看了“延安平劇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後，當夜給編導楊紹萱、齊燕銘寫了這封著名的信：“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麵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麵，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麵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麵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當毛澤在信中對“舊文學舊藝術”嚴厲指責時，小時讀舊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一定又在腦中閃過。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一份關於上海開展大講革命故事活動的情況匯報上，給其時的北京市委彭真和劉仁寫了這樣一封信：“此件可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這就是毛澤東在正式發動“文革”前對文學藝術做出的兩個著名批示中的第一個。所謂“‘死人’統治著”，也是指主人公仍是過去時代的人物，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而這種情況也的確以戲劇為甚。在毛澤東看來，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社會主義改造”還“收效甚微”；而這裏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首先是指對從事文學藝術工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改造”。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指出：“對於作為知識分子的現有作家，毛澤東對他們有很大的保留。他認為他們主要接受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教育，而又與工人農民的生活脫節。------他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經過種種辦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麵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始終保持高度的警覺。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毛澤東把作家思想改造、轉移立足點、長期深入工農兵生活，作為解決文藝新方向的關鍵問題提出。即使如此，毛澤東對他們能否勝任這一任務仍持懷疑態度。因此，他把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學隊伍’，特別是從工人、農民中發現、培養作家，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措施。他以‘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來鼓舞他們‘解放思想，敢想敢幹’。”（4）喝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狼奶”長大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感情”能否最終轉變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毛澤東是深為懷疑的。要建立為新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的新的文學和新的文化，隻有靠從娘胎裏就具有無產階級思想感情的“根正苗紅”的“工人作家”、“農民作家”和“戰士作家”。我在課堂上講到這個問題時，說那個時代的“作家”中，有人是在文化水平還處於半文盲的狀態下開始寫作長篇小說的，有許多字不會寫，有時就畫個符號代替，學生聽了滿臉疑惑，很難相信這是實情。後來，我找了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再版的高玉寶的《高玉寶》。此書也算是當代文學史上的“名著”，其中的《半夜雞叫》曾長期選入中學語文課本，我上中學時就學過，可謂曾家喻戶曉。《高玉寶》初版於1955年，1972年出版的是修改本，作者在《再版後記》中寫道：“首長不僅鼓勵我為革命而寫作，提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並且具體地指導我怎樣寫作。為了克服文化低的困難，許多同誌都主動幫助我認字學文化。從此，我就一麵行軍打仗，一麵抓緊時間學文化、寫書。不會寫的字，我就畫符號代替。”我把這段話念給學生聽，學生才相信“竟有此事”，但對為什麽會有此種現象發生，仍然難以理解。
從文盲和半文盲的工人、農民、士兵中培養作家，技術上的問題即便有辦法解決，也仍麵臨這樣一個難題：這些原本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出身於工農家庭的人，一旦成為“作家”、尤其是成為“著名作家”後，就有被資產階級思想“侵蝕”而“蛻化變質”的危險，就有拋棄“無產階級思想感情”而“變修”的危險。解決這一難題的方法，就是不斷地“整風”，就是隨時把這些原本“根正苗紅”的人身上的“資產階級思想感情”扼殺在萌芽狀態。毛澤東之所以認為“文化大革命”應“過七八年再來一次”，這也是原因之一。
說毛澤東的這種文化觀念和文化戰略應完全歸因於小時讀中國古代小說過程中產生的困惑和“醒悟”，或許言過其實；但說這種文化觀念和文化戰略發源於小時讀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大概不無道理。事實上，對文藝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何種階級身份，毛澤東一直很敏感。1944年1月9日夜，毛澤東看了“延安平劇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後，當夜給編導楊紹萱、齊燕銘寫了這封著名的信：“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麵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麵，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麵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麵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當毛澤在信中對“舊文學舊藝術”嚴厲指責時，小時讀舊小說過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一定又在腦中閃過。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一份關於上海開展大講革命故事活動的情況匯報上，給其時的北京市委彭真和劉仁寫了這樣一封信：“此件可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這就是毛澤東在正式發動“文革”前對文學藝術做出的兩個著名批示中的第一個。所謂“‘死人’統治著”，也是指主人公仍是過去時代的人物，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而這種情況也的確以戲劇為甚。在毛澤東看來，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社會主義改造”還“收效甚微”；而這裏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首先是指對從事文學藝術工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改造”。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指出：“對於作為知識分子的現有作家，毛澤東對他們有很大的保留。他認為他們主要接受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教育，而又與工人農民的生活脫節。------他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經過種種辦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麵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始終保持高度的警覺。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毛澤東把作家思想改造、轉移立足點、長期深入工農兵生活，作為解決文藝新方向的關鍵問題提出。即使如此，毛澤東對他們能否勝任這一任務仍持懷疑態度。因此，他把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學隊伍’，特別是從工人、農民中發現、培養作家，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措施。他以‘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來鼓舞他們‘解放思想，敢想敢幹’。”（4）喝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狼奶”長大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感情”能否最終轉變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毛澤東是深為懷疑的。要建立為新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的新的文學和新的文化，隻有靠從娘胎裏就具有無產階級思想感情的“根正苗紅”的“工人作家”、“農民作家”和“戰士作家”。我在課堂上講到這個問題時，說那個時代的“作家”中，有人是在文化水平還處於半文盲的狀態下開始寫作長篇小說的，有許多字不會寫，有時就畫個符號代替，學生聽了滿臉疑惑，很難相信這是實情。後來，我找了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再版的高玉寶的《高玉寶》。此書也算是當代文學史上的“名著”，其中的《半夜雞叫》曾長期選入中學語文課本，我上中學時就學過，可謂曾家喻戶曉。《高玉寶》初版於1955年，1972年出版的是修改本，作者在《再版後記》中寫道：“首長不僅鼓勵我為革命而寫作，提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並且具體地指導我怎樣寫作。為了克服文化低的困難，許多同誌都主動幫助我認字學文化。從此，我就一麵行軍打仗，一麵抓緊時間學文化、寫書。不會寫的字，我就畫符號代替。”我把這段話念給學生聽，學生才相信“竟有此事”，但對為什麽會有此種現象發生，仍然難以理解。
從文盲和半文盲的工人、農民、士兵中培養作家，技術上的問題即便有辦法解決，也仍麵臨這樣一個難題：這些原本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出身於工農家庭的人，一旦成為“作家”、尤其是成為“著名作家”後，就有被資產階級思想“侵蝕”而“蛻化變質”的危險，就有拋棄“無產階級思想感情”而“變修”的危險。解決這一難題的方法，就是不斷地“整風”，就是隨時把這些原本“根正苗紅”的人身上的“資產階級思想感情”扼殺在萌芽狀態。毛澤東之所以認為“文化大革命”應“過七八年再來一次”，這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