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4日夜注釋：
瞿秋白的“名譽(6)
（1）顧順章的被捕，引發了轟動一時的所謂“顧順章事件”，這不僅因為顧是中共要人，更因為他的被捕極富戲劇性、傳奇性和“笑料價值”。其時負責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是為安排和護送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而從上海到武漢的。送走了張國燾，本就應隱密地回到上海。然而，顧某不僅曾是菸草公司的工人，還曾經是一個不無知名度的“魔術師”，此前曾在漢口登台表演過。此番舊地重遊，又是在完成了重要任務後，顧某技癢難耐，一時間變戲法的衝動壓倒了中共要員的角色意識，竟又登台表演起來，被人認出，於是被捕。（見夏衍《懶尋舊夢錄》，三聯書店1985年版197——198頁）。
（2）見《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頁。
（3）見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頁。
（4）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頁。
（5）轉引自林勃《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見《瞿秋白研究》第四輯。
（6）見《瞿秋白研究》第五輯。
從瞿秋白到韋君宜：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1)
一
公開出版的韋君宜《思痛錄》（1）之十《當代人的悲劇》，是韋君宜為丈夫楊述寫的悼文，其中說道：“他（楊述）是做青年工作出身的，對中國的青年運動頗有點看法，認為由於中國的特殊情況，產業工人的力量一開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隊由農民中產生，因此知識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歐國家大得多，應當充分估計，不能照抄西歐黨的看法。他認為歷來寫的黨史中對階級力量的分析都對此估計不夠。但是就這一點看法，應該說是學術見解吧，因為不符合黨一貫發布的宣傳方針，他就隻是零星透露，從沒有係統發表過，也不寫一篇像樣的文章。直到臨死前半年，才在腦子已經不好使的情況下，在共青團舉辦的青運史研究會上作了一次遠遠沒有說透的發言。”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革命史”上，知識分子其實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沒有大批的青年知識分子在不同的時期投身於中共領導的“革命”，這場“革命”要取得最終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但由於毋庸多言的原因，在1949後的中共“革命史”敘述中，是沒有多少知識分子的地位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楊述雖認為這是一種“不公正”，但卻不敢大膽地說出歷史的真實和自己的想法。這其實也不難理解。作為中共宣傳部門高級幹部的楊述，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不能不與“正統”的理論保持一致。
如果知識分子在中共“革命史”上起著極為重要作用的說法能夠成立，那就能邏輯地引申出這樣的結論：那一代代投身於中共“革命”的知識分子，對這場“革命”負有重要的責任。
這場“革命”，其道路是十分曲折的。而投身於這場“革命”的知識分子，命運也大多坎坷乖蹇。於是，就有了投身“革命”後的知識分子對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而這種對自身人生道路的反思，又必然或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對當初的政治理想的反思，成為對這場“革命”本身的反思。這種反思是彌足珍貴的。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中共歷史上最早做出有價值的反思者是瞿秋白，他那篇《多餘的話》實在是有深度的反思“革命”之作。瞿秋白之後，特別值得注意的反思，是陳獨秀做出的。陳獨秀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表達的那些“最後的政治意見”，是對自己以往政治觀念的清算，更是對包括蘇聯“革命”在內的已有“共產革命”的冷峻反思。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第一代中共黨人，且分別是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領袖。他們的反思如果能及時地為“革命者”所聆聽、所領悟，那此後的中國將會少許多腥風血雨，此後的歷史將會避免許多曲折和災難。萬分遺憾的是，這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領袖對“革命”的反思，卻長期被遮蔽、被誤解、被批判，同時代和後來的“革命者”，非但不能在他們的反思上磨礪眼光，從他們的反思中獲取智慧和教訓，相反，卻把他們的反思視作他們的“罪證”，卻讓他們的反思成為他們人生中的“大汙點”。
由於性情氣質和做出反思時生活處境的不同，瞿、陳二人的反思也表現為不盡相同的方式。瞿秋白的反思主要是基於自身投身“革命”後的感受，並且始終不離這種感受，未對“革命”本身的方式、目的進行純理論性的追問，這可姑稱之為“感受型反思”。陳獨秀則主要是對“革命”本身做一種理論性的思考，是對原有的“革命”理念進行究詰，這不妨稱之為“理念型反思”。
在二十世紀，作為一個投身了中共“革命”的知識分子，要對“革命”本身進行反思，是異常艱難的。瞿秋白和陳獨秀，都是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除卻了一切利害與榮辱的考慮之後，才邁入這種反思之境的。正因為這種反思的艱難，正因為這種反思需要有非凡的膽識和勇氣，所以，盡管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為數眾多，但深刻的反思者卻並沒有大量出現。不過，瞿秋白和陳獨秀這兩個第一代中共黨人的反思，也並沒有成為絕唱。在他們的下一代“革命知識分子”中，也有繼承了他們的反思精神和反思路向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韋君宜和顧準。韋君宜1936年加入中共，顧準1935年加入中共，在中共的代際上，可算第二代人。韋君宜的反思也更多地是萌生於自身的“革命經歷”，是敘寫自身對“革命”的感受，在這個意義上，可說韋君宜接通了瞿秋白的反思方式。顧準則是對“革命”進行一種十分具有學理性和思辨性的反思了，在這個意義上，則可說顧準延續了陳獨秀的反思路向。本文先論說從瞿秋白到韋君宜的“感受型反思”，從陳獨秀到顧準的“理念型反思”將另文論說。
瞿秋白的“名譽(6)
（1）顧順章的被捕，引發了轟動一時的所謂“顧順章事件”，這不僅因為顧是中共要人，更因為他的被捕極富戲劇性、傳奇性和“笑料價值”。其時負責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是為安排和護送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而從上海到武漢的。送走了張國燾，本就應隱密地回到上海。然而，顧某不僅曾是菸草公司的工人，還曾經是一個不無知名度的“魔術師”，此前曾在漢口登台表演過。此番舊地重遊，又是在完成了重要任務後，顧某技癢難耐，一時間變戲法的衝動壓倒了中共要員的角色意識，竟又登台表演起來，被人認出，於是被捕。（見夏衍《懶尋舊夢錄》，三聯書店1985年版197——198頁）。
（2）見《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頁。
（3）見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頁。
（4）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頁。
（5）轉引自林勃《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見《瞿秋白研究》第四輯。
（6）見《瞿秋白研究》第五輯。
從瞿秋白到韋君宜：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1)
一
公開出版的韋君宜《思痛錄》（1）之十《當代人的悲劇》，是韋君宜為丈夫楊述寫的悼文，其中說道：“他（楊述）是做青年工作出身的，對中國的青年運動頗有點看法，認為由於中國的特殊情況，產業工人的力量一開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隊由農民中產生，因此知識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歐國家大得多，應當充分估計，不能照抄西歐黨的看法。他認為歷來寫的黨史中對階級力量的分析都對此估計不夠。但是就這一點看法，應該說是學術見解吧，因為不符合黨一貫發布的宣傳方針，他就隻是零星透露，從沒有係統發表過，也不寫一篇像樣的文章。直到臨死前半年，才在腦子已經不好使的情況下，在共青團舉辦的青運史研究會上作了一次遠遠沒有說透的發言。”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革命史”上，知識分子其實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沒有大批的青年知識分子在不同的時期投身於中共領導的“革命”，這場“革命”要取得最終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但由於毋庸多言的原因，在1949後的中共“革命史”敘述中，是沒有多少知識分子的地位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楊述雖認為這是一種“不公正”，但卻不敢大膽地說出歷史的真實和自己的想法。這其實也不難理解。作為中共宣傳部門高級幹部的楊述，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不能不與“正統”的理論保持一致。
如果知識分子在中共“革命史”上起著極為重要作用的說法能夠成立，那就能邏輯地引申出這樣的結論：那一代代投身於中共“革命”的知識分子，對這場“革命”負有重要的責任。
這場“革命”，其道路是十分曲折的。而投身於這場“革命”的知識分子，命運也大多坎坷乖蹇。於是，就有了投身“革命”後的知識分子對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而這種對自身人生道路的反思，又必然或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對當初的政治理想的反思，成為對這場“革命”本身的反思。這種反思是彌足珍貴的。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中共歷史上最早做出有價值的反思者是瞿秋白，他那篇《多餘的話》實在是有深度的反思“革命”之作。瞿秋白之後，特別值得注意的反思，是陳獨秀做出的。陳獨秀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表達的那些“最後的政治意見”，是對自己以往政治觀念的清算，更是對包括蘇聯“革命”在內的已有“共產革命”的冷峻反思。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第一代中共黨人，且分別是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領袖。他們的反思如果能及時地為“革命者”所聆聽、所領悟，那此後的中國將會少許多腥風血雨，此後的歷史將會避免許多曲折和災難。萬分遺憾的是，這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領袖對“革命”的反思，卻長期被遮蔽、被誤解、被批判，同時代和後來的“革命者”，非但不能在他們的反思上磨礪眼光，從他們的反思中獲取智慧和教訓，相反，卻把他們的反思視作他們的“罪證”，卻讓他們的反思成為他們人生中的“大汙點”。
由於性情氣質和做出反思時生活處境的不同，瞿、陳二人的反思也表現為不盡相同的方式。瞿秋白的反思主要是基於自身投身“革命”後的感受，並且始終不離這種感受，未對“革命”本身的方式、目的進行純理論性的追問，這可姑稱之為“感受型反思”。陳獨秀則主要是對“革命”本身做一種理論性的思考，是對原有的“革命”理念進行究詰，這不妨稱之為“理念型反思”。
在二十世紀，作為一個投身了中共“革命”的知識分子，要對“革命”本身進行反思，是異常艱難的。瞿秋白和陳獨秀，都是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除卻了一切利害與榮辱的考慮之後，才邁入這種反思之境的。正因為這種反思的艱難，正因為這種反思需要有非凡的膽識和勇氣，所以，盡管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為數眾多，但深刻的反思者卻並沒有大量出現。不過，瞿秋白和陳獨秀這兩個第一代中共黨人的反思，也並沒有成為絕唱。在他們的下一代“革命知識分子”中，也有繼承了他們的反思精神和反思路向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韋君宜和顧準。韋君宜1936年加入中共，顧準1935年加入中共，在中共的代際上，可算第二代人。韋君宜的反思也更多地是萌生於自身的“革命經歷”，是敘寫自身對“革命”的感受，在這個意義上，可說韋君宜接通了瞿秋白的反思方式。顧準則是對“革命”進行一種十分具有學理性和思辨性的反思了，在這個意義上，則可說顧準延續了陳獨秀的反思路向。本文先論說從瞿秋白到韋君宜的“感受型反思”，從陳獨秀到顧準的“理念型反思”將另文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