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之吻及其他(3)


    “文革”結束後,有所謂“文革語言”一說。人身攻擊、蠻不講理、粗暴專橫、羅織構陷,等等,是所謂“文革語言”的特徵。這種語言方式當然在“文革”時期登峰造極,但卻並非始於“文革”,並非“文革”時期所特有。更早的就不說了,至遲在1949年後的批判胡適和胡風運動中,這種語言方式就表現得很充分。而在運用這種語言方式上,郭沫若也有超凡的表現,並對其他的批判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上麵說到的《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講座開幕詞》中,郭沫若就有如此妙語:


    胡適要我們“少談些主義”,我們的正麵回答就是:“胡說!我們正要多談些主義!”


    胡風要我們不要思想立場,拒絕思想改造,我們的正麵回答就是:“胡說!我們正要堅決地爭取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毫無保留地進行思想改造。”


    這裏,邏輯上的蠻橫霸道姑且不說。以“郭老”如此“尊貴”的身份,在如此“鄭重”的場合和如此“莊嚴”的批判中,竟拿二胡的姓氏做文章,實在讓人感嘆。後來大陸上的談“胡”色變以及文藝作品中的反麵人物每是胡姓,大概正源於“郭老”的此番宏論。有郭沫若這樣的人以這種方式批判二胡,在轟轟烈烈的批判運動中,潑婦罵街式的語言充斥報刊也就是十分正常了。曹禺在《胡風,你的主子是誰?》中,就稱胡風為“魔鬼”,而曹靖華在《打蛇,是為了對人民的愛》中,則稱胡風為“危害黨、危害人民、危害革命的九頭蛇!”。如果說郭沫若是拿二胡的姓氏做攻擊武器,那曹靖華則是從胡風的籍貫中得到了辱罵的“靈感”。民間有“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一說,湖北人又被稱作“九頭鳥”。稱湖北人胡風為“九頭鳥”顯然還不夠味,因為那樣一來,文章的標題就成了《打鳥,是為了對人民的愛》了。為了具有必要的力度,曹靖華變“鳥”為“蛇”,於是胡風就成了“九頭蛇”。這裏僅舉幾例,其實這種語言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後來的所謂“文革語言”,無疑是對郭沫若等人批判二胡語言的學習繼承和發揚光大。


    郭沫若北伐時期當過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抗戰時期當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中將軍銜),1949年後又當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務院副總理,說起來,一生也算是“出將入相”了。1949後,躋身於那些工農出身的、槍林彈雨中熬出來的將相之列,不知郭沫若自我感覺如何。至於那些將相如何看他,“共和國大將”羅瑞卿之女羅點點的回憶錄《紅色家族檔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中倒是有所透露:“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卻使我感到過迷惑。大人們朦朦朧朧的言談中,總使我感到異樣。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雖然正式的說法是由周恩來安排的,但是有人並不完全那麽認為,他們說那實際上是脫黨,是在革命最艱苦的時候對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現。”郭沫若與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有著特殊的交情。在現代文人中,除柳亞子外,隻有郭沫若與毛澤東有著唱和關係。而郭沫若的成為“黨喇叭”,很大程度上就是周恩來直接鑄造的。對郭沫若,那些工農出身的將相們表麵上應該是很尊敬的,但羅點點的回憶告訴我們,他們對郭沫若內心卻頗有鄙薄。“脫黨”一類的議論,羅點點這樣的孩子能聽到,說明他們的父輩在議論郭的這類“重大問題”時並無多少避諱。他們不太避諱地非議郭沫若,則說明郭沫若實際的政治分量並不像外表上看起來的那麽重。郭沫若的孩子與羅點點們是同學和遊玩夥伴,那些將相們對郭的議論完全可能傳到他的耳裏。聽到這樣的議論,郭沫若該有一份惶恐吧。羅點點回憶錄中又寫到:


    大約是1960年,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一部新編歷史劇。這是郭老寫的一部為曹操翻案的戲,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散戲之後,大家正在退場,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當時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許多人都笑了。毫無疑問,當時那位將軍和他周圍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也是非常權威的革命理論家。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裏,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竟然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


    假期我們會有跟隨爸媽和其他長輩去外地度假的機會,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剛剛建好的水庫、電站,都會有郭老龍飛鳳舞的題字。大人們有時會用一種調侃的口氣說:“又是郭老的。”


    所謂“為曹操翻案的戲”,即郭沫若的歷史劇《蔡文姬》。郭對歷史劇情有獨鍾,而為現實政治服務則是他編撰歷史劇的基本原則。發表於1959年的《蔡文姬》顯然也是為其時的現實政治服務的,也仍然是郭沫若這支“黨喇叭”裏發出的聲音。但羅點點的回憶錄讓我們明白,對郭沫若的這種表現,那些工農出身的將相們並不打心眼裏佩服。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認為郭應該拒絕做“黨喇叭”。對於那些有著某種程度的獨立立場、對現實發出批判聲音的知識分子,他們是痛恨的。四十年代的王實味和五十年代的“右派”,都讓他們痛恨。但像郭沫若這樣一心一意地做“黨喇叭”,又令他們瞧不起。羅點點說到,由於受父輩的影響,他們這些孩子也時常在談到“郭老”時出言不遜,並說:“我們之所以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當時共產黨內存在著的對知識分子輕視和不信任風氣的影響吧。”羅點點的父輩們當然有著對知識分子的“輕視和不信任”,但他們在談到郭沫若時表現出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他們對郭沫若到處題字的“調侃”,卻並不能用一般意義上的對知識分子的“輕視和不信任”來解釋。他們對郭沫若的態度其實表現的是一種人之常情:對那些敢於批判我們和與我們為敵者,我們會痛恨、憎惡,而那些處處順著我們的人,我們又會鄙視、輕蔑。羅點點還寫道:“但是我們不知道,與此同時,在許多知識分子眼裏,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識分子的獨立性,隻是個‘黨喇叭’。”這樣看來,1949年後的郭沫若,既未贏得工農出身的將相發自內心的尊敬,也讓廣大知識分子發自內心地不尊敬,真有點左右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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