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7)
以丁玲的這樣一種心態，怎麽可能有人們曾期待的歷史反思和個人懺悔呢？如果拿韋君宜的懺悔作參照，那丁玲應該懺悔之處當更多。
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毛澤東把丁玲與王實味“分開”後，丁玲便積極投入對王實味的批判。晚年回首此事，丁玲並沒有表現過絲毫愧疚。據說，“文革”後，王實味的妻子劉瑩到北京申訴，“想到丁玲是當年的‘同案人’，且王實味30年代為賺兩個小錢餬口，還曾替她批改過作業本，或許可以道道原委。從作家協會問到電話號碼，打了過去。接電話的人把一切都問清楚之後，停了好一陣子，回答說，‘丁玲同誌不在。’劉瑩------從此再沒有給這位飽受折磨的作家掛過電話，雖然明知她不會永遠‘不在’。”（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73頁注釋部分，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即便不能或不願對王實味的平反有實際的幫助，見一見這位可憐的“未亡人”，給予幾句言語安慰，總是應該的吧。何況，王實味招致殺身之禍的《野百合花》，還是丁玲簽發的呢，從道義上說，也不能對千裏迢迢趕來的劉瑩避而不見吧。而丁玲之所以如此不講“道義”，除別的原因外，恐怕還因為她的言行始終有一個最大的“道義”在管著，這就是對毛澤東的忠誠。不管怎麽說，王實味是毛澤東兩度點名的“欽犯”，對他的同情就意味著對毛澤東的背叛，而這是丁玲決不肯的。丁玲可以對不起任何人，包括自己，但她決不能對不起“毛主席”。
據知情者回憶，丁玲在掌管《文藝報》期間，是極“左”的：“實際上《文藝報》過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厲害，緊跟得厲害！它緊跟的不一定是周揚，而是更高的領導。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那時丁玲是《文藝報》領導，左得厲害！如果說批這些是稟承上麵意旨，那麽，批孫犁有什麽道理？批碧野有什麽道理？批蕭也牧有什麽道理？批《三千裏江山》、批《關連長》------一路批下來。那時人家一拿到《文藝報》就哆嗦：又批誰了？所以，從這一點看，周揚對《文藝報》有看法也是有原因的。那時《文藝報》確實把文藝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藝界的眾怒。”（《唐達成談韋君宜》，收入《回應韋君宜》一書，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年）在文藝上能讓丁玲“緊跟”的比周揚“更高的領導”，當然是毛澤東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文藝界的“三大戰役”（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以及種種規模較小的“戰鬥”中，丁玲以及他掌管的《文藝報》都是“功勳卓著”的。這裏隻說說對蕭也牧和胡風的批判。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中，王蒙說丁玲當年的文章《作為一種傾向來看》“就差不多‘消滅’了蕭也牧”，在一定的意義了，這樣說並不為過。被丁玲和丁玲掌管的《文藝報》批判後，蕭也牧從此從文壇消失，此後的遭遇和最終的結局是非常悽慘的：“蕭也牧從受到批判之日起，在坎坷不平的生活和鬥爭的道路上，真可說是飽受折磨，（‘文革’時期）蕭也牧被關進‘牛棚’，受到是無盡的屈辱和折磨，因為在田間勞動過度，回來時進錯了門，被人打翻在地；蕭也牧拔草手腳慢，罵他‘磨洋工’，一頓飽打；蕭也牧打飯過路，罵他‘好狗不擋路’，人被擊倒，飯菜撒了一地；蕭也牧的腰更彎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小便完全失禁了，一泡屎拉在褲襠裏，被誣為‘向黨和人民玩屎尿戰術’------開會批鬥，拳打腳踢，會後罰他挑糞，挑不動，用竹棍抽打。蕭也牧帶著病體，被驅趕到稻田裏去挑草，舉不起杈，被痛罵毆打，擊倒在地，直至深夜，才由兒子扶了回來，從此，他再也沒有能夠爬起來。一九七0年十月十五日中午，他孤獨地、默默地在那張木床上含恨而死。死時五十二歲。他為黨勤懇工作了三十多年，死後被送到當地的一個亂墳崗上——真是死無葬身之地。”（張羽 黃伊《我們所認識的蕭也牧》，收入《蕭也牧作品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79年11月）對當初的批蕭也牧，晚年丁玲有過一絲悔意嗎？沒有！張鳳珠在《我感到評論界對她不夠公正》中，對此有這樣的說法：“解放初期她主編《文藝報》在開展文藝批評上，氣勢兇猛，得罪了一些人。直到90年代還有人在說：一篇文章‘消滅’了肖也牧。康濯晚年在丁玲麵前也提過肖也牧這件事，老太太很氣憤，認為她寫那篇文章，是善意幫助，有分析，不是打棍子。可能是這個意圖，但以《文藝報》的地位，又不止一篇文章，在當時的氣氛下，等於給一個人定了性。肖也牧後來再也沒有作品，而且遭遇悽慘。”對當初的批蕭也牧，丁玲不但沒有悔意，相反，別人提起此事她都“很氣憤”。她之所以覺得此事根本就不值一提了，是因為她仍然認為當初對蕭也牧的批判是正確的；而這種批判之所以“正確”，是因為蕭也牧作品“偏離”和“違背”了毛澤東對文藝的希望和要求。——隻能這樣來解釋丁玲晚年為何對他人提起“蕭也牧這件事”就“很氣憤”吧。
以丁玲的這樣一種心態，怎麽可能有人們曾期待的歷史反思和個人懺悔呢？如果拿韋君宜的懺悔作參照，那丁玲應該懺悔之處當更多。
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毛澤東把丁玲與王實味“分開”後，丁玲便積極投入對王實味的批判。晚年回首此事，丁玲並沒有表現過絲毫愧疚。據說，“文革”後，王實味的妻子劉瑩到北京申訴，“想到丁玲是當年的‘同案人’，且王實味30年代為賺兩個小錢餬口，還曾替她批改過作業本，或許可以道道原委。從作家協會問到電話號碼，打了過去。接電話的人把一切都問清楚之後，停了好一陣子，回答說，‘丁玲同誌不在。’劉瑩------從此再沒有給這位飽受折磨的作家掛過電話，雖然明知她不會永遠‘不在’。”（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73頁注釋部分，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即便不能或不願對王實味的平反有實際的幫助，見一見這位可憐的“未亡人”，給予幾句言語安慰，總是應該的吧。何況，王實味招致殺身之禍的《野百合花》，還是丁玲簽發的呢，從道義上說，也不能對千裏迢迢趕來的劉瑩避而不見吧。而丁玲之所以如此不講“道義”，除別的原因外，恐怕還因為她的言行始終有一個最大的“道義”在管著，這就是對毛澤東的忠誠。不管怎麽說，王實味是毛澤東兩度點名的“欽犯”，對他的同情就意味著對毛澤東的背叛，而這是丁玲決不肯的。丁玲可以對不起任何人，包括自己，但她決不能對不起“毛主席”。
據知情者回憶，丁玲在掌管《文藝報》期間，是極“左”的：“實際上《文藝報》過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厲害，緊跟得厲害！它緊跟的不一定是周揚，而是更高的領導。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那時丁玲是《文藝報》領導，左得厲害！如果說批這些是稟承上麵意旨，那麽，批孫犁有什麽道理？批碧野有什麽道理？批蕭也牧有什麽道理？批《三千裏江山》、批《關連長》------一路批下來。那時人家一拿到《文藝報》就哆嗦：又批誰了？所以，從這一點看，周揚對《文藝報》有看法也是有原因的。那時《文藝報》確實把文藝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藝界的眾怒。”（《唐達成談韋君宜》，收入《回應韋君宜》一書，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年）在文藝上能讓丁玲“緊跟”的比周揚“更高的領導”，當然是毛澤東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文藝界的“三大戰役”（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以及種種規模較小的“戰鬥”中，丁玲以及他掌管的《文藝報》都是“功勳卓著”的。這裏隻說說對蕭也牧和胡風的批判。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中，王蒙說丁玲當年的文章《作為一種傾向來看》“就差不多‘消滅’了蕭也牧”，在一定的意義了，這樣說並不為過。被丁玲和丁玲掌管的《文藝報》批判後，蕭也牧從此從文壇消失，此後的遭遇和最終的結局是非常悽慘的：“蕭也牧從受到批判之日起，在坎坷不平的生活和鬥爭的道路上，真可說是飽受折磨，（‘文革’時期）蕭也牧被關進‘牛棚’，受到是無盡的屈辱和折磨，因為在田間勞動過度，回來時進錯了門，被人打翻在地；蕭也牧拔草手腳慢，罵他‘磨洋工’，一頓飽打；蕭也牧打飯過路，罵他‘好狗不擋路’，人被擊倒，飯菜撒了一地；蕭也牧的腰更彎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小便完全失禁了，一泡屎拉在褲襠裏，被誣為‘向黨和人民玩屎尿戰術’------開會批鬥，拳打腳踢，會後罰他挑糞，挑不動，用竹棍抽打。蕭也牧帶著病體，被驅趕到稻田裏去挑草，舉不起杈，被痛罵毆打，擊倒在地，直至深夜，才由兒子扶了回來，從此，他再也沒有能夠爬起來。一九七0年十月十五日中午，他孤獨地、默默地在那張木床上含恨而死。死時五十二歲。他為黨勤懇工作了三十多年，死後被送到當地的一個亂墳崗上——真是死無葬身之地。”（張羽 黃伊《我們所認識的蕭也牧》，收入《蕭也牧作品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79年11月）對當初的批蕭也牧，晚年丁玲有過一絲悔意嗎？沒有！張鳳珠在《我感到評論界對她不夠公正》中，對此有這樣的說法：“解放初期她主編《文藝報》在開展文藝批評上，氣勢兇猛，得罪了一些人。直到90年代還有人在說：一篇文章‘消滅’了肖也牧。康濯晚年在丁玲麵前也提過肖也牧這件事，老太太很氣憤，認為她寫那篇文章，是善意幫助，有分析，不是打棍子。可能是這個意圖，但以《文藝報》的地位，又不止一篇文章，在當時的氣氛下，等於給一個人定了性。肖也牧後來再也沒有作品，而且遭遇悽慘。”對當初的批蕭也牧，丁玲不但沒有悔意，相反，別人提起此事她都“很氣憤”。她之所以覺得此事根本就不值一提了，是因為她仍然認為當初對蕭也牧的批判是正確的；而這種批判之所以“正確”，是因為蕭也牧作品“偏離”和“違背”了毛澤東對文藝的希望和要求。——隻能這樣來解釋丁玲晚年為何對他人提起“蕭也牧這件事”就“很氣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