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4)
在延安時期，丁玲任過中共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副主任、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副主任等職。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丁玲雖“罪證確鑿”，但卻小驚無險。丁玲在南京被監禁的經歷，本來是極易被雞蛋裏也要尋出骨頭的康生之流抓住把柄的，但因為毛澤東的話而使康生們無從措手。據甘露《毛澤東與丁玲》一文（載《毛澤東交往錄》，人民出版社1996）說，1940年，丁玲找毛澤東，要求審查她在南京的歷史並做出書麵結論，“毛主席聽了丁玲的陳述，對她說，我相信你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可是要作書麵結論，你得找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同誌。於是丁玲找了陳雲同誌，對這一段歷史作了詳細的匯報寫了書麵的材料。經過中央組織部認真審查，給丁玲作了實事求是的正確的結論，認為丁玲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並且把這個書麵結論放進了丁玲的檔案。”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幾乎同時發表於《解放日報》副刊（丁文發表於1942年3月9日、王文分兩次發表於3月13日和26日），兩文都因對延安某種現狀有所批評而為一些“老幹部”所痛恨，在“搶救運動”中也是與《野百合花》齊名的“大毒草”，但作者的命運卻大為不同。王實味因此被投進監牢，後又被砍殺。丁玲則由於毛澤東出麵保護而平安無事。在一個高級幹部學習會上，毛澤東強調丁玲與王實味不同，丁玲是“同誌”，王實味是“托派”。倘沒有毛澤東的這種表態，丁玲的這篇《“三八節”有感》、再加上南京三年頗為“曖昧”的被監禁，足以使她在“搶救運動”中不死也脫層皮。目睹了王實味以及許許多多從“國統區”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有過被捕經歷的人，在“搶救運動”中被整得死去活來，丁玲怎能不對毛澤東無限感激呢！在晚年回憶起此事時，丁玲仍由衷地說：“毛主席的話保了我，我心裏一直感激他老人家。”（《丁玲自傳》第234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的確，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對丁玲有“救命之恩”。經過“整風運動”而進一步明確了寫作方向的丁玲，於1944年6月寫了報告文學《田保霖》，發表於《解放日報》副刊。毛澤東讀後於7月1日寫信給丁玲，對丁玲深入群眾、歌頌工農兵的寫作方向大表讚賞，並邀請丁玲到自己住處做客。1982年5月，丁玲寫了《毛主席給我們的一封信》，專門回憶此事，其中說到：“毛主席稱讚《田保霖》不隻是一封信。據我所知，他在高幹會和其他會議上也提到過。------我聽到之後，心中自然感激。”可以說，在整個延安時期，丁玲基本上是春風得意的，丁玲的生活中是充滿陽光的。這十幾年，是丁玲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而這份得意、這份陽光、這份幸福，卻或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於毛澤東對她的重視、關愛和保護。1948年11月，丁玲隨中國婦女代表團赴布達佩斯出席世界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會後到莫斯科參觀訪問並會見法捷耶夫；1949年4月，丁玲隨中國和平代表團赴布拉格參加世界和平大會，會後訪蘇，10月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慶典。1952年2月，丁玲赴莫斯科參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活動。1952年3月，丁玲出版於1948年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獲史達林文藝獎金。這在當時，有點像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諾貝爾獎了。某種意義上，這是丁玲一生幸福的頂峰。
從丁玲晚年回憶文章看，在延安時期她與毛澤東的見麵是家常便飯。二人最後一次見麵不知是在何時。甘露的《毛澤東與丁玲》中有這樣的回憶：“1951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天，我帶著孩子去頤和園，探望住在頤和園雲鬆巢的丁玲、陳明同誌。下午三時左右，一位警衛員同誌跑上山來，問丁玲是否住在這裏，並說‘有一位首長要來看丁玲同誌’。我們想不出是哪位首長要來。------過了一會，隻見羅瑞卿同誌陪著毛主席來了。毛主席踏著山坡拾級而上有點氣喘，穿的黃綢襯衫都被汗濕透了------丁玲迎上去拉著毛主席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下來。------毛主席、羅瑞卿等同誌和丁玲同誌邊吃西瓜邊聊天，互相問候，------休息了一會，警衛員來說遊船準備好了。丁玲才依依不捨地送別------”不知這是否是毛澤東最後一次與丁玲交談。
1949年後，丁玲任過全國文協副主席兼《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兼《人民文學》主編。但從1954年起，她就開始進入逆境。1955年，被劃成“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首要成員，1958年又成為“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要成員。在“反右”中，毛澤東想起了延安時期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以及肖軍、羅烽、艾青等人的文章，並要求《文藝報》發表文章對之進行“再批判”。“張光年遂遵命以《文藝報》編者的名義寫了一個‘再批判’的按語。”（見陳晉《文人毛澤東》第440頁）。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七冊）披露，張光年起草的按語標題為“對《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及其他反黨文章的再批判”。其時正在南寧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收到《文藝報》的報告後，給張光年、侯金鏡、陳笑雨回信說：“看了一點，沒有看完，你們就發表吧。按語較沉悶，政治性不足。你們是文學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喚起讀[者]注目。近來文風有了改進，就這篇按語來說，則尚未。題目太長，‘再批判’三字就夠了。請你們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們來件剛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祝你們勝利！”又附言曰：“用字太硬，用語太直，形容詞太兇，效果反而不好，甚至使人不願看下去。宜加注意。”對張光年起草的按語，毛澤東還改寫和加寫了幾下幾段：
在延安時期，丁玲任過中共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副主任、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副主任等職。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丁玲雖“罪證確鑿”，但卻小驚無險。丁玲在南京被監禁的經歷，本來是極易被雞蛋裏也要尋出骨頭的康生之流抓住把柄的，但因為毛澤東的話而使康生們無從措手。據甘露《毛澤東與丁玲》一文（載《毛澤東交往錄》，人民出版社1996）說，1940年，丁玲找毛澤東，要求審查她在南京的歷史並做出書麵結論，“毛主席聽了丁玲的陳述，對她說，我相信你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可是要作書麵結論，你得找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同誌。於是丁玲找了陳雲同誌，對這一段歷史作了詳細的匯報寫了書麵的材料。經過中央組織部認真審查，給丁玲作了實事求是的正確的結論，認為丁玲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並且把這個書麵結論放進了丁玲的檔案。”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幾乎同時發表於《解放日報》副刊（丁文發表於1942年3月9日、王文分兩次發表於3月13日和26日），兩文都因對延安某種現狀有所批評而為一些“老幹部”所痛恨，在“搶救運動”中也是與《野百合花》齊名的“大毒草”，但作者的命運卻大為不同。王實味因此被投進監牢，後又被砍殺。丁玲則由於毛澤東出麵保護而平安無事。在一個高級幹部學習會上，毛澤東強調丁玲與王實味不同，丁玲是“同誌”，王實味是“托派”。倘沒有毛澤東的這種表態，丁玲的這篇《“三八節”有感》、再加上南京三年頗為“曖昧”的被監禁，足以使她在“搶救運動”中不死也脫層皮。目睹了王實味以及許許多多從“國統區”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有過被捕經歷的人，在“搶救運動”中被整得死去活來，丁玲怎能不對毛澤東無限感激呢！在晚年回憶起此事時，丁玲仍由衷地說：“毛主席的話保了我，我心裏一直感激他老人家。”（《丁玲自傳》第234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的確，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對丁玲有“救命之恩”。經過“整風運動”而進一步明確了寫作方向的丁玲，於1944年6月寫了報告文學《田保霖》，發表於《解放日報》副刊。毛澤東讀後於7月1日寫信給丁玲，對丁玲深入群眾、歌頌工農兵的寫作方向大表讚賞，並邀請丁玲到自己住處做客。1982年5月，丁玲寫了《毛主席給我們的一封信》，專門回憶此事，其中說到：“毛主席稱讚《田保霖》不隻是一封信。據我所知，他在高幹會和其他會議上也提到過。------我聽到之後，心中自然感激。”可以說，在整個延安時期，丁玲基本上是春風得意的，丁玲的生活中是充滿陽光的。這十幾年，是丁玲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而這份得意、這份陽光、這份幸福，卻或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於毛澤東對她的重視、關愛和保護。1948年11月，丁玲隨中國婦女代表團赴布達佩斯出席世界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會後到莫斯科參觀訪問並會見法捷耶夫；1949年4月，丁玲隨中國和平代表團赴布拉格參加世界和平大會，會後訪蘇，10月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慶典。1952年2月，丁玲赴莫斯科參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活動。1952年3月，丁玲出版於1948年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獲史達林文藝獎金。這在當時，有點像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諾貝爾獎了。某種意義上，這是丁玲一生幸福的頂峰。
從丁玲晚年回憶文章看，在延安時期她與毛澤東的見麵是家常便飯。二人最後一次見麵不知是在何時。甘露的《毛澤東與丁玲》中有這樣的回憶：“1951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天，我帶著孩子去頤和園，探望住在頤和園雲鬆巢的丁玲、陳明同誌。下午三時左右，一位警衛員同誌跑上山來，問丁玲是否住在這裏，並說‘有一位首長要來看丁玲同誌’。我們想不出是哪位首長要來。------過了一會，隻見羅瑞卿同誌陪著毛主席來了。毛主席踏著山坡拾級而上有點氣喘，穿的黃綢襯衫都被汗濕透了------丁玲迎上去拉著毛主席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下來。------毛主席、羅瑞卿等同誌和丁玲同誌邊吃西瓜邊聊天，互相問候，------休息了一會，警衛員來說遊船準備好了。丁玲才依依不捨地送別------”不知這是否是毛澤東最後一次與丁玲交談。
1949年後，丁玲任過全國文協副主席兼《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兼《人民文學》主編。但從1954年起，她就開始進入逆境。1955年，被劃成“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首要成員，1958年又成為“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要成員。在“反右”中，毛澤東想起了延安時期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以及肖軍、羅烽、艾青等人的文章，並要求《文藝報》發表文章對之進行“再批判”。“張光年遂遵命以《文藝報》編者的名義寫了一個‘再批判’的按語。”（見陳晉《文人毛澤東》第440頁）。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七冊）披露，張光年起草的按語標題為“對《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及其他反黨文章的再批判”。其時正在南寧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收到《文藝報》的報告後，給張光年、侯金鏡、陳笑雨回信說：“看了一點，沒有看完，你們就發表吧。按語較沉悶，政治性不足。你們是文學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喚起讀[者]注目。近來文風有了改進，就這篇按語來說，則尚未。題目太長，‘再批判’三字就夠了。請你們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們來件剛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祝你們勝利！”又附言曰：“用字太硬，用語太直，形容詞太兇，效果反而不好，甚至使人不願看下去。宜加注意。”對張光年起草的按語，毛澤東還改寫和加寫了幾下幾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