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不領美國救濟糧(5)
2003年8月20日
注釋：
（1）關於美國對華援助情況，可參見《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民國事件人物錄》（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書。
（2）（3）見《文史資料選輯》第83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
（4）見左玉河《張東蓀傳》，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頁。
（5）收入吳晗《春天集》。
（6）見薑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頁。
（7）見薑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第388頁。
（8）見薑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第331頁。
（9）見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10）關於張東蓀情形，見左玉河《張東蓀傳》。
良知的在場與缺席——毛澤東對丁玲命運與人格的影響
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1)
“比年得順境何事憂心忡忡令我三思”1986年3月14日，丁玲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韋君宜先生送上了這樣一副輓聯：早歲慕英名女人鬱積重重因君一吐比年得順境何事憂心忡忡令我三思這是丁玲晚年秘書王增如在《無奈的涅槃——丁玲逝世前後》（收入汪洪編《左右說丁玲》一書，工人出版社2001年）這篇長文中透露的。在眾多“諛墓”式的輓詞悼語中，韋君宜先生的這副輓聯別具一格，也別有深意。上聯是對丁玲《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等早期作品的肯定，也可以說是對早年的丁玲表達一種讚美、一絲懷念；下聯，則流露出對丁玲晚年行狀的困惑，也可以說是對晚年的丁玲表達一種委婉的質疑、一絲溫和的譴責。我想，一定是韋君宜先生認為丁玲晚年行狀關乎某種十分重大的問題，不然她不會在“蓋棺論定”的場合以輓聯的方式，表達對一位“革命前輩”的困惑、質疑和譴責。
丁玲1932年加入中共，韋君宜加入中共的時間則是1936年，雖然相差隻有四年，但在中共的革命代際上卻是兩代人：丁玲屬於“左聯”一代，韋君宜則屬於“一二·九”一代。說丁玲是韋君宜的“革命前輩”並無大錯，而且某種意義上，丁玲還可算是韋君宜的“革命導師”。韋君宜在《思痛錄》的“緣起”部分對自己當初之所以“當共產黨”有這樣的說明：“有什麽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文學的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名字差不多統領了中國文壇。連不屬左派的文人也是隻見往左倒，不往右傾。毛澤東說中國有文化新軍，確實不假。我就因中學的一個老師介紹，讀了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隻有左派。”其實在“一二·九”這一時段絕望於國民黨而選擇了共產黨的知識青年中，不隻一個人是因為受了左翼文學的誘導，這是一種普遍現象。例如，曾彥修（嚴秀）先生說自己之所以在1937年“投奔延安”，也是30年代左翼文藝影響所致：“沒有三十年代上半葉進步書刊的啟蒙，我根本不會到延安去，根本不會相信共產黨正確。”（見《曾彥修自述》，收入邢小群《凝望夕陽》一書，青島出版社1998年）。再例如，前中共高官、曾任過江蘇省委書記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名字就來源於“左聯”作家艾蕪以東北地區抗日鬥爭為題材的小說《咆哮了的許家屯》。
對丁玲這位“革命前輩”和“革命導師”的晚年，韋君宜為何有困惑、質疑和譴責呢？隻要看看韋君宜自己的晚年行狀就不難明白了。韋君宜晚年，以一本自傳體小說《露沙的路》和一本回憶錄《思痛錄》贏得廣泛的敬仰。這兩本書，是韋君宜在良知驅使下，懷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以嚴重病殘之身奮力寫出的。對自己所經歷的從延安“搶救運動”開始的“革命悲劇”進行反思，對自己以“革命”的名義犯下的過錯進行懺悔，是韋君宜這兩本書的主旨，而目的則是為了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當年以青年知識分子的身份投身共產革命而有幸在“文革”之後仍然活著的人，進行這種反思和懺悔者不隻韋君宜一人，這批耄耋老者真正當得起“寶貴財富”這幾個字。而在這一小小群體中，韋君宜以其反思的大膽深切和懺悔的真摯誠懇，成為了一種光輝的象徵。《露沙的路》和《思痛錄》這兩本書，使韋君宜的晚年極其輝煌。兩本書都隻是薄薄的一小冊，但韋君宜先生一腳踏著一本，就獲得了令人們仰視的高度。
明白了韋君宜晚年的精神姿態，就能明白她為何對丁玲的晚年有所困惑、質疑和譴責了。丁玲1955年和1957年先後被劃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要成員；1958年遭到毛澤東親自介入的“再批判”，以“右派”之身下放北大荒勞動12年；1970年又被投進秦城監獄，達五年之久；出獄後又被發配山西農村。在幾十年間，丁玲也可謂飽受磨難。作為一個幾場大的歷史災難的倖存作家，丁玲應該在有生之年致力於對親歷的歷史災難的反思，也應該對自己以“革命”的名義犯下的過錯有所悔恨。這是韋君宜對丁玲的期望，也是許許多多人認為丁玲應該做的。因為這才是一個老作家良知未泯的表現，這才是真正對歷史負責、對國家民族負責、對後代負責，也對自己負責。復出後的丁玲，也確實常顯得“憂心忡忡”，但所憂所慮的卻是一些相反的“問題”。於是，復出後的丁玲，令包括韋君宜在內的許許多多的人不解和失望。丁玲的晚年行狀也至今仍存在著爭議，而丁玲的晚年心態也成為大堪玩味、大可探究的問題。
2003年8月20日
注釋：
（1）關於美國對華援助情況，可參見《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民國事件人物錄》（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書。
（2）（3）見《文史資料選輯》第83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
（4）見左玉河《張東蓀傳》，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頁。
（5）收入吳晗《春天集》。
（6）見薑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頁。
（7）見薑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第388頁。
（8）見薑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第331頁。
（9）見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10）關於張東蓀情形，見左玉河《張東蓀傳》。
良知的在場與缺席——毛澤東對丁玲命運與人格的影響
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1)
“比年得順境何事憂心忡忡令我三思”1986年3月14日，丁玲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韋君宜先生送上了這樣一副輓聯：早歲慕英名女人鬱積重重因君一吐比年得順境何事憂心忡忡令我三思這是丁玲晚年秘書王增如在《無奈的涅槃——丁玲逝世前後》（收入汪洪編《左右說丁玲》一書，工人出版社2001年）這篇長文中透露的。在眾多“諛墓”式的輓詞悼語中，韋君宜先生的這副輓聯別具一格，也別有深意。上聯是對丁玲《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等早期作品的肯定，也可以說是對早年的丁玲表達一種讚美、一絲懷念；下聯，則流露出對丁玲晚年行狀的困惑，也可以說是對晚年的丁玲表達一種委婉的質疑、一絲溫和的譴責。我想，一定是韋君宜先生認為丁玲晚年行狀關乎某種十分重大的問題，不然她不會在“蓋棺論定”的場合以輓聯的方式，表達對一位“革命前輩”的困惑、質疑和譴責。
丁玲1932年加入中共，韋君宜加入中共的時間則是1936年，雖然相差隻有四年，但在中共的革命代際上卻是兩代人：丁玲屬於“左聯”一代，韋君宜則屬於“一二·九”一代。說丁玲是韋君宜的“革命前輩”並無大錯，而且某種意義上，丁玲還可算是韋君宜的“革命導師”。韋君宜在《思痛錄》的“緣起”部分對自己當初之所以“當共產黨”有這樣的說明：“有什麽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文學的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名字差不多統領了中國文壇。連不屬左派的文人也是隻見往左倒，不往右傾。毛澤東說中國有文化新軍，確實不假。我就因中學的一個老師介紹，讀了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隻有左派。”其實在“一二·九”這一時段絕望於國民黨而選擇了共產黨的知識青年中，不隻一個人是因為受了左翼文學的誘導，這是一種普遍現象。例如，曾彥修（嚴秀）先生說自己之所以在1937年“投奔延安”，也是30年代左翼文藝影響所致：“沒有三十年代上半葉進步書刊的啟蒙，我根本不會到延安去，根本不會相信共產黨正確。”（見《曾彥修自述》，收入邢小群《凝望夕陽》一書，青島出版社1998年）。再例如，前中共高官、曾任過江蘇省委書記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名字就來源於“左聯”作家艾蕪以東北地區抗日鬥爭為題材的小說《咆哮了的許家屯》。
對丁玲這位“革命前輩”和“革命導師”的晚年，韋君宜為何有困惑、質疑和譴責呢？隻要看看韋君宜自己的晚年行狀就不難明白了。韋君宜晚年，以一本自傳體小說《露沙的路》和一本回憶錄《思痛錄》贏得廣泛的敬仰。這兩本書，是韋君宜在良知驅使下，懷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以嚴重病殘之身奮力寫出的。對自己所經歷的從延安“搶救運動”開始的“革命悲劇”進行反思，對自己以“革命”的名義犯下的過錯進行懺悔，是韋君宜這兩本書的主旨，而目的則是為了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當年以青年知識分子的身份投身共產革命而有幸在“文革”之後仍然活著的人，進行這種反思和懺悔者不隻韋君宜一人，這批耄耋老者真正當得起“寶貴財富”這幾個字。而在這一小小群體中，韋君宜以其反思的大膽深切和懺悔的真摯誠懇，成為了一種光輝的象徵。《露沙的路》和《思痛錄》這兩本書，使韋君宜的晚年極其輝煌。兩本書都隻是薄薄的一小冊，但韋君宜先生一腳踏著一本，就獲得了令人們仰視的高度。
明白了韋君宜晚年的精神姿態，就能明白她為何對丁玲的晚年有所困惑、質疑和譴責了。丁玲1955年和1957年先後被劃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要成員；1958年遭到毛澤東親自介入的“再批判”，以“右派”之身下放北大荒勞動12年；1970年又被投進秦城監獄，達五年之久；出獄後又被發配山西農村。在幾十年間，丁玲也可謂飽受磨難。作為一個幾場大的歷史災難的倖存作家，丁玲應該在有生之年致力於對親歷的歷史災難的反思，也應該對自己以“革命”的名義犯下的過錯有所悔恨。這是韋君宜對丁玲的期望，也是許許多多人認為丁玲應該做的。因為這才是一個老作家良知未泯的表現，這才是真正對歷史負責、對國家民族負責、對後代負責，也對自己負責。復出後的丁玲，也確實常顯得“憂心忡忡”，但所憂所慮的卻是一些相反的“問題”。於是，復出後的丁玲，令包括韋君宜在內的許許多多的人不解和失望。丁玲的晚年行狀也至今仍存在著爭議，而丁玲的晚年心態也成為大堪玩味、大可探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