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不領美國救濟糧(3)
吳晗在1960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5）一文，對此事做了回憶和闡釋。吳晗先說明了“救濟糧”出現的背景：“所謂‘救濟糧’是這麽一回事：一九四八年六月間，那時候國民黨政府的法幣像大江東下一樣，時時刻刻在貶值，買一包紙菸要幾萬塊錢。教授的薪水在漲，但法幣貶值得更快，物價漲得更快，原來生活比較優越的教授們，這時候，也和廣大人民一樣，活不下去了。特別是家口眾多的人，生活更為困難。”這樣，就需要政府實施某種特別的救濟。對此，吳晗解釋道：“國民黨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別是在高等學校的知識分子也對這種情況忍受不下去了，便耍了一個手法，發了一種配購證，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買到‘美援的麵粉’。”這“美援的麵粉”，當然是美國《1948年援華法案》和《中美經濟援助協定》的產物。根據“協定”，美國援華物資，價格應雙方商定，中國不能自定價格。美國之所以要對援華物資在中國的出售價進行幹預，無疑是擔心中國政府將售價定得太高，從而達不到“援助”的目的。所以，這“美援的麵粉”之所以以“較低的價格”出售，實在不是國民黨政府單方麵做主的。既然價格低廉，當然就不可能人人可買。而吳晗把給高等學校的教師發放“配購證”稱為“耍了一個手法”，也毫不奇怪，——不能設想1960年時的吳晗，能對此給出別的解釋。國民黨政府對高等學校教師進行這種特別救濟，對當時的吳晗們開展工作無疑是不利的。吳晗說：“也正當這個時候，美國政府積極扶助日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發出誣衊和侮辱的叫囂。”“一麵是廉價收買，一麵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國人民。我們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國民黨政府的陰謀，抗議美國政府的侮辱，發表一個公開聲明。”時代終於為吳晗們提供了對美國援助進行“消解”的“理由”。吳晗們起草的聲明如下：
為反對美國政府的扶日政策，為抗議上海美國總領事卡寶德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的誣衊和侮辱，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一切施捨物資，無論是購買的或給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絕購買美援平價麵粉，一致退還配購證，特此聲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聲明寫好後，便徵集簽名。第二天，吳晗手持稿子來到朱家請求朱自清簽名，朱自清顫顫巍巍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在當天的日記中，朱自清寫道：“此事每月須損失六百萬法幣，影響家中甚大，但餘仍決定簽名。因餘等既反美扶日，自應直接由己身做起，此雖隻為精神上之抗議，但決不應逃避個人責任。”朱自清是言出行隨的人，簽名後便讓家人把“配給證”退回。一個多月後的8月12日，朱自清因胃腎疾病逝世。臨終，還不忘叮囑家人，不要購買美援麵粉，因自己是在聲明上籤過名的。
如今回顧吳晗們發起的這次簽名活動，我想到了幾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以發動高校教師拒絕美國麵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是否很合適。當時，這低價的美國麵粉，對於這些教師及其家人的生存來說，並非可有可無的“錦上添花”，而實在是扶危濟困的“雪中送炭”。這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這種確實能夠救死扶傷的國際性經濟援助，不管能賦予多少政治色彩，它的人道主義性質總也不能全部抹煞。而吳晗們把這種援助徹底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在今天看來，顯然有所不妥。不過，吳晗們當時這樣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對美蔣是他們其時的工作任務。他們終日尋找著可對美蔣進行打擊的機會。當任何一個這樣的機會被他們發現時，都不會輕易放過。
第二，吳晗們動員教師在這種拒絕救命糧的聲明上簽字時，是否應該多少選擇一下對象。這種性質的聲明，簽名者當然是多多益善，但畢竟多幾個人少幾個人，無關抗議宏旨。因此，那種家累過重、身患重病、特別需要這種“救濟糧”的人，是否就應該不動員他們簽名，甚至他們主動要求籤名也應該婉言謝絕呢？而朱自清就是這樣一個應該“放過”的人。在吳晗們發動簽名時，朱自清其實已陷入嚴重的生活困境。營養不良使得病情日逐惡化，全家也處於半飢半飽狀態。對此，朱自清夫人陳竹隱在《追憶朱自清》一文中回憶道：“我們家人口多，尤其困難。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帶著一身重病，拚命多寫文章，經常寫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時家裏一天兩頓粗糧，有時為照顧他有胃病，給他做一點細糧，他都從不一個人吃，總要分給孩子們吃。”在拒絕美國麵粉的聲明上簽名時，“他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嘔吐得很厲害------醫生說應盡快動手術。”朱閏生在《魂牽夢繞綠楊情——記父親朱自清與揚州》中也說，1948年春夏，朱自清“身體越來越壞，胃病經常發作，一發作起來就嘔吐，徹夜甚至連續幾天疼痛不止。------六月九日又來信說：‘------又大吐，睡了九天才起床，這回因為第二次並未復原，又來一下，人更瘦了------’------”吳晗在《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中也說：“這時候，他的胃病已經很嚴重了，隻能吃很少的東西，多一點就要吐。麵龐瘦削，說話聲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個孩子，日子比誰過得都困難。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遲疑，立刻簽了名。他向來寫字是規規矩矩的，這次，他還是用顫動的手，一筆不苟地簽上他的名字。”看了吳晗的回憶，了解了朱自清當時的身體和生活狀況，我想，人們有理由問一聲：既然朱自清當時處於這種狀態，為何不能不請朱自清在拒絕救命糧的聲明上簽名？——但這個問題對於吳晗似乎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他當時沒有朝這方麵想，後來回憶時，也隻有自豪感充溢於心。但“革命精神”中如果完全排斥人道主義精神，一定會有可怕的後果。“文革”初起，吳晗即受到非人的對待、以致於慘死獄中，實在不能說無因可尋。
吳晗在1960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5）一文，對此事做了回憶和闡釋。吳晗先說明了“救濟糧”出現的背景：“所謂‘救濟糧’是這麽一回事：一九四八年六月間，那時候國民黨政府的法幣像大江東下一樣，時時刻刻在貶值，買一包紙菸要幾萬塊錢。教授的薪水在漲，但法幣貶值得更快，物價漲得更快，原來生活比較優越的教授們，這時候，也和廣大人民一樣，活不下去了。特別是家口眾多的人，生活更為困難。”這樣，就需要政府實施某種特別的救濟。對此，吳晗解釋道：“國民黨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別是在高等學校的知識分子也對這種情況忍受不下去了，便耍了一個手法，發了一種配購證，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買到‘美援的麵粉’。”這“美援的麵粉”，當然是美國《1948年援華法案》和《中美經濟援助協定》的產物。根據“協定”，美國援華物資，價格應雙方商定，中國不能自定價格。美國之所以要對援華物資在中國的出售價進行幹預，無疑是擔心中國政府將售價定得太高，從而達不到“援助”的目的。所以，這“美援的麵粉”之所以以“較低的價格”出售，實在不是國民黨政府單方麵做主的。既然價格低廉，當然就不可能人人可買。而吳晗把給高等學校的教師發放“配購證”稱為“耍了一個手法”，也毫不奇怪，——不能設想1960年時的吳晗，能對此給出別的解釋。國民黨政府對高等學校教師進行這種特別救濟，對當時的吳晗們開展工作無疑是不利的。吳晗說：“也正當這個時候，美國政府積極扶助日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發出誣衊和侮辱的叫囂。”“一麵是廉價收買，一麵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國人民。我們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國民黨政府的陰謀，抗議美國政府的侮辱，發表一個公開聲明。”時代終於為吳晗們提供了對美國援助進行“消解”的“理由”。吳晗們起草的聲明如下：
為反對美國政府的扶日政策，為抗議上海美國總領事卡寶德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的誣衊和侮辱，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一切施捨物資，無論是購買的或給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絕購買美援平價麵粉，一致退還配購證，特此聲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聲明寫好後，便徵集簽名。第二天，吳晗手持稿子來到朱家請求朱自清簽名，朱自清顫顫巍巍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在當天的日記中，朱自清寫道：“此事每月須損失六百萬法幣，影響家中甚大，但餘仍決定簽名。因餘等既反美扶日，自應直接由己身做起，此雖隻為精神上之抗議，但決不應逃避個人責任。”朱自清是言出行隨的人，簽名後便讓家人把“配給證”退回。一個多月後的8月12日，朱自清因胃腎疾病逝世。臨終，還不忘叮囑家人，不要購買美援麵粉，因自己是在聲明上籤過名的。
如今回顧吳晗們發起的這次簽名活動，我想到了幾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以發動高校教師拒絕美國麵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是否很合適。當時，這低價的美國麵粉，對於這些教師及其家人的生存來說，並非可有可無的“錦上添花”，而實在是扶危濟困的“雪中送炭”。這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這種確實能夠救死扶傷的國際性經濟援助，不管能賦予多少政治色彩，它的人道主義性質總也不能全部抹煞。而吳晗們把這種援助徹底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在今天看來，顯然有所不妥。不過，吳晗們當時這樣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對美蔣是他們其時的工作任務。他們終日尋找著可對美蔣進行打擊的機會。當任何一個這樣的機會被他們發現時，都不會輕易放過。
第二，吳晗們動員教師在這種拒絕救命糧的聲明上簽字時，是否應該多少選擇一下對象。這種性質的聲明，簽名者當然是多多益善，但畢竟多幾個人少幾個人，無關抗議宏旨。因此，那種家累過重、身患重病、特別需要這種“救濟糧”的人，是否就應該不動員他們簽名，甚至他們主動要求籤名也應該婉言謝絕呢？而朱自清就是這樣一個應該“放過”的人。在吳晗們發動簽名時，朱自清其實已陷入嚴重的生活困境。營養不良使得病情日逐惡化，全家也處於半飢半飽狀態。對此，朱自清夫人陳竹隱在《追憶朱自清》一文中回憶道：“我們家人口多，尤其困難。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帶著一身重病，拚命多寫文章，經常寫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時家裏一天兩頓粗糧，有時為照顧他有胃病，給他做一點細糧，他都從不一個人吃，總要分給孩子們吃。”在拒絕美國麵粉的聲明上簽名時，“他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嘔吐得很厲害------醫生說應盡快動手術。”朱閏生在《魂牽夢繞綠楊情——記父親朱自清與揚州》中也說，1948年春夏，朱自清“身體越來越壞，胃病經常發作，一發作起來就嘔吐，徹夜甚至連續幾天疼痛不止。------六月九日又來信說：‘------又大吐，睡了九天才起床，這回因為第二次並未復原，又來一下，人更瘦了------’------”吳晗在《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中也說：“這時候，他的胃病已經很嚴重了，隻能吃很少的東西，多一點就要吐。麵龐瘦削，說話聲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個孩子，日子比誰過得都困難。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遲疑，立刻簽了名。他向來寫字是規規矩矩的，這次，他還是用顫動的手，一筆不苟地簽上他的名字。”看了吳晗的回憶，了解了朱自清當時的身體和生活狀況，我想，人們有理由問一聲：既然朱自清當時處於這種狀態，為何不能不請朱自清在拒絕救命糧的聲明上簽名？——但這個問題對於吳晗似乎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他當時沒有朝這方麵想，後來回憶時，也隻有自豪感充溢於心。但“革命精神”中如果完全排斥人道主義精神，一定會有可怕的後果。“文革”初起，吳晗即受到非人的對待、以致於慘死獄中，實在不能說無因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