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樣板戲"中的地下工作與武裝鬥爭(4)
《樣板戲的風風雨雨》中，還說到這樣一件趣事。1964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六下午，中南海照例舉行“周末舞會”，一些劇團女演員也照例被召來陪毛、劉、朱、周領導人跳舞。其時扮演《沙家浜》中阿慶嫂的趙燕俠成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舞伴。跳舞之際，劉少奇對趙燕俠說：“你呀，演阿慶嫂還缺乏地下鬥爭生活的經驗。不客氣地講，你得跟我學學。當年我們在白區什麽都得注意。你看賣茶的、賣報的、幹鉗工活的都有職業習慣------”曲終後，趙燕俠不經意地對江青說：“剛才主席說我還缺乏生活------”江青“驟然瞪大了眼珠子，眉頭緊蹙”，問道：“主席？哪個主席？”趙燕俠惶恐地說：“是劉------劉主席呀。”江青咬牙切齒地說：“說清楚了，那是你們的主席！哼！”趙燕俠無意間叫錯了“主席”，便埋下了“文革”中遭受厄運的種子。當《沙家浜》成為“樣板戲”時，趙燕俠已失去了演戲的資格。在《沙家浜》中取而代之的，是青年演員洪雪飛。
2002年3月7日
鄧拓的本來麵目
鄧拓的本來麵目(1)
一一般人知道鄧拓，是因為《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的鄧拓，以馬南邨的筆名，在《北京晚報》開設“燕山夜話”雜文專欄，共發表雜文150多篇。1961年9月，鄧拓又約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和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的廖沫沙合作，共同以吳南星為筆名，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上開設“三家村劄記”雜文專欄。從鄧拓於1961年10月間發表第一篇文章《偉大的空話》開始，到1964年7月吳晗發表最後一篇文章《知難而進》結束，近三年的時間裏，“三家村劄記”欄目共發表三人文章60多篇，其中鄧拓寫了18篇。“文革”全麵爆發前夕，《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就成為江青之流猛烈批判的目標。1966年5月8日，江青主持寫作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以高炬的化名在《解放軍報》發表，同日，關烽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明真偽》則在《光明日報》發表。兩篇文章均以居高臨下之勢，對“三家村”做了“上綱上線”的批判。高炬文章說鄧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櫃”，何明文章則說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三家村’的一名村長”。5月10，上海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長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第二天，全國各地報刊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說《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並強調：“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麽有名，多麽有地位，是受到什麽人指使，受到什麽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5月1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7期）又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從此，全國各地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運動，鄧拓則在 “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之外，又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了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5月17日夜，鄧拓含冤自盡。“文革”中，因忍受不了種種迫害而自殺者不計其數，而第一個自殺者當是鄧拓。
鄧拓於1979年獲“平反昭雪”，而他在60年代初期的那些雜文隨筆則受到一些歷史學家和文學史家的高度重視。美國的j.r.麥克法誇爾和費正清編著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十章中有一節專論“北京市委的知識分子”，其中說：“鄧拓是和北京市委有聯繫的知識分子——官員的領袖。……他以他對大躍進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結合著對五四時期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儒家傳統準則（尤其是關懷農民處境的重申），為這批人樹立了知識分子的榜樣。”“他們把官僚主義的領導人大概私下說過的話寓言似地但卻是生動地在公開場合說了出來，……尤其是鄧拓，他利用古代人物和歷史事件轉彎抹角地批評當代的人和事。他的雜文表麵上似乎是溫和的社會和歷史評論，但實際上卻是對毛的領導和政策的毀滅性的（雖然是含蓄的）批評。”這二位美國學者特別強調鄧拓對毛澤東的批評。他們說鄧拓的《專治“健忘症”》意在暗示“毛患了一種導致他不合理的行為和決斷的精神錯亂症”。他們引用了鄧拓文章中這樣的一些話：“得了這種病的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其結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變成喜怒無常……容易發火，最後就發展為瘋狂。”這二位美國學者認為這是在明確地批評毛澤東。鄧拓文章中說得了這種“健忘症”的人“必須趕緊完全休息……勉強說話和做事，就會出大亂子”，也被二位美國學者說成是對毛澤東的“忠告”。鄧拓的《王道與霸道》一文，則被認為是“對毛的最大膽的批評”。鄧拓的《愛護勞動力的學說》被認為是“尖銳”地“攻擊了毛的大躍進政策”。鄧拓的《兩則外國寓言》被認為是“批評了毛的唯意誌論的發展觀念”。這二位美國學者還強調鄧拓為彭德懷所做的“辯護”：“在攻擊毛和大躍進的同時，他為彭德懷進行辯護。他的幾篇雜文顯而易見地是暗指彭，描述了勇敢而廉潔的官員，他們因為抗議不公正的行為而受到不正當的控告。他描述的一個人物是明代的高級官員李三才，李三才因為在朝廷上勇敢地揭發宦官的罪惡而被罷了官。李一再上書要求皇帝親自審問，但他被拒絕了。據傳，李於是說：‘餘難自抑，欲以帛百端盡述餘之苦’。這可能是暗指據傳彭那時正在寫的為自己辯護的80000字自述。鄧於1962年3月29日在《北京晚報》發表這篇短文，彭的辯護最終在1962年6月提交黨的中央委員會。”（1）這二位美國學者還認為，鄧拓雜文“要求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領導所不準許的學者們在政治決策中的發言權。”（2）不僅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作者這樣看待鄧拓。美國學者、西方世界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r·特裏爾在他的《毛澤東傳》中也寫道：人們對毛罷免彭的不滿始於當時北京市副市長寫的一個有寓意的劇本《海瑞罷官》，該劇本說的是明朝的一個忠臣因直諫而被皇帝罷免的經過。
《樣板戲的風風雨雨》中，還說到這樣一件趣事。1964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六下午，中南海照例舉行“周末舞會”，一些劇團女演員也照例被召來陪毛、劉、朱、周領導人跳舞。其時扮演《沙家浜》中阿慶嫂的趙燕俠成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舞伴。跳舞之際，劉少奇對趙燕俠說：“你呀，演阿慶嫂還缺乏地下鬥爭生活的經驗。不客氣地講，你得跟我學學。當年我們在白區什麽都得注意。你看賣茶的、賣報的、幹鉗工活的都有職業習慣------”曲終後，趙燕俠不經意地對江青說：“剛才主席說我還缺乏生活------”江青“驟然瞪大了眼珠子，眉頭緊蹙”，問道：“主席？哪個主席？”趙燕俠惶恐地說：“是劉------劉主席呀。”江青咬牙切齒地說：“說清楚了，那是你們的主席！哼！”趙燕俠無意間叫錯了“主席”，便埋下了“文革”中遭受厄運的種子。當《沙家浜》成為“樣板戲”時，趙燕俠已失去了演戲的資格。在《沙家浜》中取而代之的，是青年演員洪雪飛。
2002年3月7日
鄧拓的本來麵目
鄧拓的本來麵目(1)
一一般人知道鄧拓，是因為《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的鄧拓，以馬南邨的筆名，在《北京晚報》開設“燕山夜話”雜文專欄，共發表雜文150多篇。1961年9月，鄧拓又約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和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的廖沫沙合作，共同以吳南星為筆名，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上開設“三家村劄記”雜文專欄。從鄧拓於1961年10月間發表第一篇文章《偉大的空話》開始，到1964年7月吳晗發表最後一篇文章《知難而進》結束，近三年的時間裏，“三家村劄記”欄目共發表三人文章60多篇，其中鄧拓寫了18篇。“文革”全麵爆發前夕，《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就成為江青之流猛烈批判的目標。1966年5月8日，江青主持寫作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以高炬的化名在《解放軍報》發表，同日，關烽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明真偽》則在《光明日報》發表。兩篇文章均以居高臨下之勢，對“三家村”做了“上綱上線”的批判。高炬文章說鄧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櫃”，何明文章則說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三家村’的一名村長”。5月10，上海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長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第二天，全國各地報刊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說《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並強調：“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麽有名，多麽有地位，是受到什麽人指使，受到什麽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5月1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7期）又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從此，全國各地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運動，鄧拓則在 “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之外，又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了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5月17日夜，鄧拓含冤自盡。“文革”中，因忍受不了種種迫害而自殺者不計其數，而第一個自殺者當是鄧拓。
鄧拓於1979年獲“平反昭雪”，而他在60年代初期的那些雜文隨筆則受到一些歷史學家和文學史家的高度重視。美國的j.r.麥克法誇爾和費正清編著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十章中有一節專論“北京市委的知識分子”，其中說：“鄧拓是和北京市委有聯繫的知識分子——官員的領袖。……他以他對大躍進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結合著對五四時期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儒家傳統準則（尤其是關懷農民處境的重申），為這批人樹立了知識分子的榜樣。”“他們把官僚主義的領導人大概私下說過的話寓言似地但卻是生動地在公開場合說了出來，……尤其是鄧拓，他利用古代人物和歷史事件轉彎抹角地批評當代的人和事。他的雜文表麵上似乎是溫和的社會和歷史評論，但實際上卻是對毛的領導和政策的毀滅性的（雖然是含蓄的）批評。”這二位美國學者特別強調鄧拓對毛澤東的批評。他們說鄧拓的《專治“健忘症”》意在暗示“毛患了一種導致他不合理的行為和決斷的精神錯亂症”。他們引用了鄧拓文章中這樣的一些話：“得了這種病的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其結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變成喜怒無常……容易發火，最後就發展為瘋狂。”這二位美國學者認為這是在明確地批評毛澤東。鄧拓文章中說得了這種“健忘症”的人“必須趕緊完全休息……勉強說話和做事，就會出大亂子”，也被二位美國學者說成是對毛澤東的“忠告”。鄧拓的《王道與霸道》一文，則被認為是“對毛的最大膽的批評”。鄧拓的《愛護勞動力的學說》被認為是“尖銳”地“攻擊了毛的大躍進政策”。鄧拓的《兩則外國寓言》被認為是“批評了毛的唯意誌論的發展觀念”。這二位美國學者還強調鄧拓為彭德懷所做的“辯護”：“在攻擊毛和大躍進的同時，他為彭德懷進行辯護。他的幾篇雜文顯而易見地是暗指彭，描述了勇敢而廉潔的官員，他們因為抗議不公正的行為而受到不正當的控告。他描述的一個人物是明代的高級官員李三才，李三才因為在朝廷上勇敢地揭發宦官的罪惡而被罷了官。李一再上書要求皇帝親自審問，但他被拒絕了。據傳，李於是說：‘餘難自抑，欲以帛百端盡述餘之苦’。這可能是暗指據傳彭那時正在寫的為自己辯護的80000字自述。鄧於1962年3月29日在《北京晚報》發表這篇短文，彭的辯護最終在1962年6月提交黨的中央委員會。”（1）這二位美國學者還認為，鄧拓雜文“要求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領導所不準許的學者們在政治決策中的發言權。”（2）不僅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作者這樣看待鄧拓。美國學者、西方世界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r·特裏爾在他的《毛澤東傳》中也寫道：人們對毛罷免彭的不滿始於當時北京市副市長寫的一個有寓意的劇本《海瑞罷官》，該劇本說的是明朝的一個忠臣因直諫而被皇帝罷免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