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研究] 《往事何堪哀》作者:王彬彬【完結】
著名學者錢理群、朱學勤、丁東力薦。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權利之爭,寸土必爭,不僅體現在政治上,在“革命樣板戲”中也有戲劇性的表現;費正清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r.特裏爾的〈毛澤東傳〉中都認為鄧拓的雜文批評毛澤東,反對毛澤東,實際上,鄧拓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緊跟政治,緊跟中央;魯迅葬禮不是一個簡單的喪事活動,而是一場政治運動;胡適和胡風在五十年代戲劇性地被批為國民黨的“走狗”和爪牙;本分的朱自清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到了反美的第一線;瞿秋白和陳獨秀是革命的先驅,但他們對革命的反思和批判也最甚。
長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革命樣板戲"中的地下工作與武裝鬥爭
1974年第1期的《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初瀾的《中國革命歷史的壯麗畫卷——談革命樣板戲的成就和意義》一文。這是對所謂“革命樣板戲”的“成就和意義”進行整體性的總結和評價的文章。文章著意強調了“樣板戲”對“武裝鬥爭”的表現:“反映民主革命時期鬥爭生活的作品,深刻地表現了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思想,關於依靠群眾的思想,關於黨指揮槍的思想,以及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策略。無論是《智取威虎山》、《平原作戰》,都形象地表明了被壓迫人民要翻身解放,必須用革命的武裝消滅反革命的武裝,而‘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按:此語為“毛主席語錄”,原文為黑體字。“文革”時期,幾乎不引用“毛主席語錄”便不成其為文章,而引用時必用黑體字突出,且往往隻加引號而並不說明出處,大概因大家耳熟能詳,無須說明。)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寫地下鬥爭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裝鬥爭的作用。《紅燈記》把李玉和的地下鬥爭放置在抗日戰爭時期風起雲湧武裝鬥爭的廣闊背景下刻畫,正確體現了地下鬥爭是對黨的武裝鬥爭有力配合的偉大思想。《沙家浜》突出了人民軍隊的作用,結尾正麵打進去,點出了武裝鬥爭的主題------正如工農兵群眾一致稱讚的:革命樣板戲是我們學習黨史、軍史、革命史的形象化教材,是我們進行路線教育的形象化教材。”
初瀾是在江青、姚文元直接策劃下成立於1973年的“文藝評論”寫作班子,是“四人幫”的重要輿論工具。從1974年到1976年,發表了一係列為“四人幫”搖旗吶喊的文章,具有很大的權威性。這篇《中國革命歷史的壯麗畫卷》,似乎是初瀾最初的亮相。一出場就大力歌頌“革命樣板戲”自在情理之中,但在歌頌“樣板戲”時著意強調對“武裝鬥爭”的“突出”,並且舉《紅燈記》和《沙家浜》為例,就有一番幕後的故事了。
在中共1949以前的“革命史”上,有著“地下工作”和“武裝鬥爭”兩條戰線。劉少奇曾長期擔任“地下工作”的領導,而毛澤東則一直投身於“武裝鬥爭”。取材於所謂“民主革命時期鬥爭生活”和“樣板戲”,大都是一開始就正麵表現“武裝鬥爭”的,隻有《紅燈記》和《沙家浜》原本是正麵反映“地下工作”而後來改成對“武裝鬥爭”的“突出”的。“地下工作”當然也是一種重要的“革命”,也為中共的最終奪取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在“文革”期間,即便在一部具體的戲中,“地下工作”也不能作為正麵表現的對象,“地下工作者”也不可成為占據舞台中心的主人公,以致於是突出“地下工作”還是突出“武裝鬥爭”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箇中原因何在呢?“文革”期間一篇吹捧“樣板戲”的文章,隱約透露了其中的消息。這篇文章題為《人民戰爭的勝利凱歌——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浜〉修改過程中的一些體會》,署名“北京京劇團紅光”,發表於1970年1月11日《人民日報》。文章談的是怎樣把《沙家浜》的劇情從突出“地下工作”改為“以武裝鬥爭為主”的,是怎樣“擺正秘密工作與武裝鬥爭的關係”的。在具體地敘述改編過程之前,“紅光”寫下了這樣一番話:“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偉大領袖毛主席觀看了京劇《蘆盪火種》演出後指出:要以武裝鬥爭為主。江青同誌根據這一指示,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加強了新四軍指揮員郭建光的英雄形象,突出了武裝鬥爭的主題。”“紅光”不可能在那個時候的《人民日報》上偽造“聖旨”,因此可以斷定一切取材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作品都要以“武裝鬥爭”為主,而原本是正麵表現“地下工作”的作品也要重新“擺正秘密工作與武裝鬥爭的關係”,確實是源自毛澤東的旨意。那麽,毛澤東發布此等“旨意”的前因後果又是什麽呢?這得從《沙家浜》這齣戲的來龍去脈說起。
知識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過一本名為《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江青·樣板戲及內幕》的書,作者戴嘉枋。該書對“樣板戲”表現出的過分讚賞雖然令人不無反感,但對“樣板戲的風風雨雨”的介紹卻不乏史料價值。從戴著中,我們知道,《沙家浜》最初的劇情取材於崔左夫撰寫的一篇“革命回憶錄”,題為《血染著的姓名——三十六個傷病員的鬥爭紀實》。上個世紀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滬劇團集體將其改編為滬劇劇本,取名《碧水紅旗》,執筆者為文牧。1960年正式公演時又改名為《蘆盪火種》。滬劇《蘆盪火種》說的是陽澄湖畔沙家浜地區的中共地下聯絡員、春來茶館的老闆娘阿慶嫂,機智巧妙地掩護郭建光等18個“新四軍”傷病員的故事,正麵表現的是“地下工作”,劇中的頭號人物是阿慶嫂。1963年初冬,正醉心於“京劇革命”的江青看中了滬劇《蘆盪火種》,便“推薦”給北京京劇團,令將其改編成京劇。北京京劇團接到這一“偉大任務”後,立即行動起來。汪曾祺、楊毓瑉、蕭甲、薜恩厚等負責劇本改編。根據原劇突出“地下工作”的主題,劇名亦改為《地下聯絡員》。“現代京劇”《地下聯絡員》彩排時,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總參謀長羅瑞卿和江青等曾來觀看。但據《樣板戲的風風雨雨》說,“因倉促上馬”,所以“演出效果並不理想。大失所望的江青在上台接見演員時,繃著臉一言不發,並在之後撒手不再過問,去南方療養了。倒是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認為這齣戲基礎不錯,多次抽空去劇團,鼓勵和支持他們不要泄氣,下功夫把這齣戲改好。”
著名學者錢理群、朱學勤、丁東力薦。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權利之爭,寸土必爭,不僅體現在政治上,在“革命樣板戲”中也有戲劇性的表現;費正清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r.特裏爾的〈毛澤東傳〉中都認為鄧拓的雜文批評毛澤東,反對毛澤東,實際上,鄧拓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緊跟政治,緊跟中央;魯迅葬禮不是一個簡單的喪事活動,而是一場政治運動;胡適和胡風在五十年代戲劇性地被批為國民黨的“走狗”和爪牙;本分的朱自清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到了反美的第一線;瞿秋白和陳獨秀是革命的先驅,但他們對革命的反思和批判也最甚。
長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革命樣板戲"中的地下工作與武裝鬥爭
1974年第1期的《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初瀾的《中國革命歷史的壯麗畫卷——談革命樣板戲的成就和意義》一文。這是對所謂“革命樣板戲”的“成就和意義”進行整體性的總結和評價的文章。文章著意強調了“樣板戲”對“武裝鬥爭”的表現:“反映民主革命時期鬥爭生活的作品,深刻地表現了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思想,關於依靠群眾的思想,關於黨指揮槍的思想,以及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策略。無論是《智取威虎山》、《平原作戰》,都形象地表明了被壓迫人民要翻身解放,必須用革命的武裝消滅反革命的武裝,而‘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按:此語為“毛主席語錄”,原文為黑體字。“文革”時期,幾乎不引用“毛主席語錄”便不成其為文章,而引用時必用黑體字突出,且往往隻加引號而並不說明出處,大概因大家耳熟能詳,無須說明。)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寫地下鬥爭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裝鬥爭的作用。《紅燈記》把李玉和的地下鬥爭放置在抗日戰爭時期風起雲湧武裝鬥爭的廣闊背景下刻畫,正確體現了地下鬥爭是對黨的武裝鬥爭有力配合的偉大思想。《沙家浜》突出了人民軍隊的作用,結尾正麵打進去,點出了武裝鬥爭的主題------正如工農兵群眾一致稱讚的:革命樣板戲是我們學習黨史、軍史、革命史的形象化教材,是我們進行路線教育的形象化教材。”
初瀾是在江青、姚文元直接策劃下成立於1973年的“文藝評論”寫作班子,是“四人幫”的重要輿論工具。從1974年到1976年,發表了一係列為“四人幫”搖旗吶喊的文章,具有很大的權威性。這篇《中國革命歷史的壯麗畫卷》,似乎是初瀾最初的亮相。一出場就大力歌頌“革命樣板戲”自在情理之中,但在歌頌“樣板戲”時著意強調對“武裝鬥爭”的“突出”,並且舉《紅燈記》和《沙家浜》為例,就有一番幕後的故事了。
在中共1949以前的“革命史”上,有著“地下工作”和“武裝鬥爭”兩條戰線。劉少奇曾長期擔任“地下工作”的領導,而毛澤東則一直投身於“武裝鬥爭”。取材於所謂“民主革命時期鬥爭生活”和“樣板戲”,大都是一開始就正麵表現“武裝鬥爭”的,隻有《紅燈記》和《沙家浜》原本是正麵反映“地下工作”而後來改成對“武裝鬥爭”的“突出”的。“地下工作”當然也是一種重要的“革命”,也為中共的最終奪取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在“文革”期間,即便在一部具體的戲中,“地下工作”也不能作為正麵表現的對象,“地下工作者”也不可成為占據舞台中心的主人公,以致於是突出“地下工作”還是突出“武裝鬥爭”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箇中原因何在呢?“文革”期間一篇吹捧“樣板戲”的文章,隱約透露了其中的消息。這篇文章題為《人民戰爭的勝利凱歌——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浜〉修改過程中的一些體會》,署名“北京京劇團紅光”,發表於1970年1月11日《人民日報》。文章談的是怎樣把《沙家浜》的劇情從突出“地下工作”改為“以武裝鬥爭為主”的,是怎樣“擺正秘密工作與武裝鬥爭的關係”的。在具體地敘述改編過程之前,“紅光”寫下了這樣一番話:“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偉大領袖毛主席觀看了京劇《蘆盪火種》演出後指出:要以武裝鬥爭為主。江青同誌根據這一指示,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加強了新四軍指揮員郭建光的英雄形象,突出了武裝鬥爭的主題。”“紅光”不可能在那個時候的《人民日報》上偽造“聖旨”,因此可以斷定一切取材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作品都要以“武裝鬥爭”為主,而原本是正麵表現“地下工作”的作品也要重新“擺正秘密工作與武裝鬥爭的關係”,確實是源自毛澤東的旨意。那麽,毛澤東發布此等“旨意”的前因後果又是什麽呢?這得從《沙家浜》這齣戲的來龍去脈說起。
知識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過一本名為《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江青·樣板戲及內幕》的書,作者戴嘉枋。該書對“樣板戲”表現出的過分讚賞雖然令人不無反感,但對“樣板戲的風風雨雨”的介紹卻不乏史料價值。從戴著中,我們知道,《沙家浜》最初的劇情取材於崔左夫撰寫的一篇“革命回憶錄”,題為《血染著的姓名——三十六個傷病員的鬥爭紀實》。上個世紀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滬劇團集體將其改編為滬劇劇本,取名《碧水紅旗》,執筆者為文牧。1960年正式公演時又改名為《蘆盪火種》。滬劇《蘆盪火種》說的是陽澄湖畔沙家浜地區的中共地下聯絡員、春來茶館的老闆娘阿慶嫂,機智巧妙地掩護郭建光等18個“新四軍”傷病員的故事,正麵表現的是“地下工作”,劇中的頭號人物是阿慶嫂。1963年初冬,正醉心於“京劇革命”的江青看中了滬劇《蘆盪火種》,便“推薦”給北京京劇團,令將其改編成京劇。北京京劇團接到這一“偉大任務”後,立即行動起來。汪曾祺、楊毓瑉、蕭甲、薜恩厚等負責劇本改編。根據原劇突出“地下工作”的主題,劇名亦改為《地下聯絡員》。“現代京劇”《地下聯絡員》彩排時,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總參謀長羅瑞卿和江青等曾來觀看。但據《樣板戲的風風雨雨》說,“因倉促上馬”,所以“演出效果並不理想。大失所望的江青在上台接見演員時,繃著臉一言不發,並在之後撒手不再過問,去南方療養了。倒是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認為這齣戲基礎不錯,多次抽空去劇團,鼓勵和支持他們不要泄氣,下功夫把這齣戲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