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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王朝：268年的興盛與衰亡 作者：沐藍格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年羹堯死後七天，汪景祺斬首示眾，即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恆任陝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幹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遊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讀後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雲：“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大約是隨筆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堯。雍正因此憤恨，但是又要表現自己孝道，處罪諭旨隻稱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於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於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與年羹堯有牽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1724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鍾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詩句以捧年的臭腳。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但沒有殺他，隻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禦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製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雍正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一一過目後，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後頒發全國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堯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誇獎。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作詩的人當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有叫謝濟世的，他批判錢名世“自古奸諛終敗露”；但是不久，他們就跟著遭殃，亡國奴做豬做狗，仍不免挨噬。
（十五）高宗：勤政愛民攬大權
幹隆即位後，首先麵對的是逐漸升溫的朋黨之爭。他在上台伊始，便明確表明痛恨朋黨之爭，禁止私立朋黨，以警告當時朝廷如日中天的鄂爾泰和張廷玉兩派。但他由於此前未曾基本接觸過政治，缺少經驗和威信，亦未能有任何親信，故而初政麵對朋黨以及宗室的壓力，舉步維艱。他採用各種手段讓張、鄂兩派互相牽製，慢慢回籠權利。幹隆四年“弘皙逆案”後，他一心將宗室排除與政權之外，充分利用軍機處的功能，獨斷幹剛，使得君主專製空前加強，中央集權到達頂峰。
幹隆在政治上矯其祖寬父嚴之弊，實行“寬嚴相濟”之策，務實足國，整頓吏治，厘定各項典章製度，優待士人，安撫雍正朝受打擊之宗室。經濟上獎勵墾荒，興修水利，全國呈現出一派繁榮昌盛之勢。從幹隆初年至中期，是幹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備受後人稱頌的時期。後期倚重於敏中、和珅，尤其寵信貪官和珅，加之幹隆帝本人年事已高、誌得意滿、思想僵化、好大喜功、窮兵黷武，雖然也大大加強了懲貪的力度，但無法擺脫吏治敗壞，弊政叢出，貪汙盛行，矛盾激化狀態，這使幹隆帝的一生罩也上了陰影。
勤政愛民是幹隆所標榜的一貫主張，清政府很多官員因此以關心民事為己任。在幹隆所信用的能臣中，還有不少清廉之官。如大學士孫嘉淦、江西奉新人甘汝來等。幹隆要求地方督撫大臣實心任事，反對虛文。他還大膽啟用曾被雍正貶謫的各類有能力的官員.
幹隆在位期間，無論文官武將，有能力和抱負的人，不計其數，包括傅恆、兆惠、阿桂、劉統勛等，均為他所提拔，但是由於清朝皇帝強大的政府控製力以及“本朝無能臣”的主張，臣子的才能被籠罩在皇帝巨大的影子底下.，他把所有人的榮譽變成了自己的榮譽。
幹隆在發展社會生產方麵主要繼承自康熙和雍正以來的經濟和政治製度，最大成績是對雍正時期“改土歸流”、“攤丁入畝”及“火耗歸公”等政策執行得非常徹底。為此，幹隆聽取大臣張廣泗的建議，對貴州、雲南等地的少數民族採取安撫為主、征討為輔的手段，將少數民族的叛亂快速平定。這些措施的施行，使清朝國力達到頂峰。
幹隆一生大權獨攬，君主專製為達到中國歷史的頂峰。他可以為百姓免糧治水，賑濟災情不惜一切代價；也可以不留情麵地鎮壓各種反對他的勢力，他當政期間，殘酷血腥的文字獄比比皆是，動輒百十條人命，連殺封疆大吏的事情並不少見。
與年羹堯有牽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1724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鍾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詩句以捧年的臭腳。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但沒有殺他，隻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禦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製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雍正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一一過目後，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後頒發全國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堯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誇獎。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作詩的人當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有叫謝濟世的，他批判錢名世“自古奸諛終敗露”；但是不久，他們就跟著遭殃，亡國奴做豬做狗，仍不免挨噬。
（十五）高宗：勤政愛民攬大權
幹隆即位後，首先麵對的是逐漸升溫的朋黨之爭。他在上台伊始，便明確表明痛恨朋黨之爭，禁止私立朋黨，以警告當時朝廷如日中天的鄂爾泰和張廷玉兩派。但他由於此前未曾基本接觸過政治，缺少經驗和威信，亦未能有任何親信，故而初政麵對朋黨以及宗室的壓力，舉步維艱。他採用各種手段讓張、鄂兩派互相牽製，慢慢回籠權利。幹隆四年“弘皙逆案”後，他一心將宗室排除與政權之外，充分利用軍機處的功能，獨斷幹剛，使得君主專製空前加強，中央集權到達頂峰。
幹隆在政治上矯其祖寬父嚴之弊，實行“寬嚴相濟”之策，務實足國，整頓吏治，厘定各項典章製度，優待士人，安撫雍正朝受打擊之宗室。經濟上獎勵墾荒，興修水利，全國呈現出一派繁榮昌盛之勢。從幹隆初年至中期，是幹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備受後人稱頌的時期。後期倚重於敏中、和珅，尤其寵信貪官和珅，加之幹隆帝本人年事已高、誌得意滿、思想僵化、好大喜功、窮兵黷武，雖然也大大加強了懲貪的力度，但無法擺脫吏治敗壞，弊政叢出，貪汙盛行，矛盾激化狀態，這使幹隆帝的一生罩也上了陰影。
勤政愛民是幹隆所標榜的一貫主張，清政府很多官員因此以關心民事為己任。在幹隆所信用的能臣中，還有不少清廉之官。如大學士孫嘉淦、江西奉新人甘汝來等。幹隆要求地方督撫大臣實心任事，反對虛文。他還大膽啟用曾被雍正貶謫的各類有能力的官員.
幹隆在位期間，無論文官武將，有能力和抱負的人，不計其數，包括傅恆、兆惠、阿桂、劉統勛等，均為他所提拔，但是由於清朝皇帝強大的政府控製力以及“本朝無能臣”的主張，臣子的才能被籠罩在皇帝巨大的影子底下.，他把所有人的榮譽變成了自己的榮譽。
幹隆在發展社會生產方麵主要繼承自康熙和雍正以來的經濟和政治製度，最大成績是對雍正時期“改土歸流”、“攤丁入畝”及“火耗歸公”等政策執行得非常徹底。為此，幹隆聽取大臣張廣泗的建議，對貴州、雲南等地的少數民族採取安撫為主、征討為輔的手段，將少數民族的叛亂快速平定。這些措施的施行，使清朝國力達到頂峰。
幹隆一生大權獨攬，君主專製為達到中國歷史的頂峰。他可以為百姓免糧治水，賑濟災情不惜一切代價；也可以不留情麵地鎮壓各種反對他的勢力，他當政期間，殘酷血腥的文字獄比比皆是，動輒百十條人命，連殺封疆大吏的事情並不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