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頁
滿清王朝：268年的興盛與衰亡 作者：沐藍格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努爾哈赤帶領八旗貝勒、大臣，進入城內，駐於經略衙門，諭令漢人歸順，遼河以東的寬甸、海州、耀州、蓋州、鎮江、熊嶽、復州、湯站、武靖營、長寧、長靜、三河、十方寺、永寧、鎮夷、威遠、孤山、甜水站、草河、奉集、平虜、蒲河、懿路、鞍山等七十餘城官民“俱削髮降”。
天命六年四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召集諸貝勒、大臣，商議是否遷都於此？他們都主張回到建州,不願留住遼陽。努爾哈赤斷然拒絕了他們的建議，責備諸子目光短淺，沒有雄心壯誌。他強調指出：承蒙皇天眷佑，艱苦創業獲得成功，降服了遼河以東地區，如果回到故裏，遼陽必為明國收復和固守，逃散於山穀的城堡人丁便擺脫了後金的統治，“棄所得之疆土而還國，必復煩征討”，皇天如此“喜愛之地方”，焉能拋棄！他諭告諸子要胸懷大誌，並語重心長地說：“今我興兵，為爾等眾子創立大業。諸子，爾等焉能說不能呢！”於是，諸貝勒、大臣一致回答說，“此言誠然”，遂定議遷都遼陽，派人迎接汗之福晉和皇子，將建州地區人丁移駐遼東。努爾哈赤這一決策，對促進後金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五）太祖：疑心不改漢官懼
努爾哈赤雖然解決了不少似乎無法解決的難題，進入遼瀋後又迅速認清了新形勢，及時地採取了“各守舊業”、大量任用漢臣等政策，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但是由於大奴隸主、大農奴主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條件的製約，他不能堅持和徹底推行符合遼東需要順應時代潮流的正確政策，並且由於一向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飛躍前進，而有些飄飄然了，開始顯露出驕傲專橫、剛愎自用的缺點。從天命八年以後，犯了不少錯誤，幹了一些蠢事。首先是，他不該從“恩養尼堪”轉變為大殺遼民。
清天命八年（明天啟三年）六月，聽說復州漢民人數增加，接受明國“派來之奸細和劄付”，將要叛逃，努爾哈赤派遣大貝勒代善、齋桑古、阿濟格、杜度、碩託等貝勒，率兵兩萬，前往進行征剿屠殺。天命九年正月，努爾哈赤連下九次汗諭，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國的大部分轄區，查量漢民糧穀，凡每人有穀不及五金鬥的，定為“無穀之人”。努爾哈赤辱罵“無穀之人”是“不耕田、無穀、不定居於家，欲由此地逃往彼處（明朝）之光棍”，諭令八旗官兵“應將無穀之人視為仇敵”，發現其“閑行乞食”，立即“捕之送來”，並於正月二十七日“殺了從各處查出送來之無穀之尼堪（漢人）”。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爾哈赤下達長諭，指責漢民“窩藏奸細，接受劄付，叛逃不絕”，歷數鎮江、長山島、川城，耀州、彰義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漢民武裝反抗事例，宣布要斬殺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貝勒和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官將，帶領士卒，各去自己轄屬的村莊，“區別”漢民，凡係抗金者，一律處死。各將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馬斬殺”。時有遼民幾盡殺光之說，滿漢關係極度惡化。
努爾哈赤還在十月初三的“汗諭”中，命將未殺的“築城納賦”之“小人”（即勞動者），全部編隸汗、貝勒的拖克索（莊），每莊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莊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賦”。編丁隸莊後，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每備禦各賜一莊”。這樣一來，原來“計丁受田”的漢民，失去了“民戶”的身份，淪落為奴僕性質的“莊丁”，被迫繳納數倍於“計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賦，人身奴役加重，剝削更為厲害。遼東地區的大多數漢民（即除去原係阿哈的漢民以外），從“計丁授田”的後金國“民戶”，下降為繳納高額地租、慘遭莊主壓迫的封建農奴，嚴重地加深了遼民的苦難。
從天命八年六月鎮壓復州兵民起，努爾哈赤在對待漢臣的問題上有了很大的變化，放棄了原來拉攏漢族書生、大量任用漢官的正確政策，錯誤地對他們產生了懷疑，採取了疏遠的態度。進入遼瀋初期，不少降金漢官竭力效忠金汗，征田賦，僉漢兵，派役夫，運官糧，築城池，清點人丁，查獲“奸細”，捕捉逃人，勸誘遼民聽從新君的命令，做了許多事。但是，由於遼東軍民痛恨後金苛政，猛烈反抗，明又不斷派遣密使勸說漢官棄金投明，有些漢官就猶豫了，擔心金國汗、貝勒不能久駐遼瀋，因而或與明臣書信往來，以留後路，或暗訂密約，伺機叛逃。努爾哈赤不從改革弊政、減少殺戮、緩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穩定局勢這一根本上著手，卻改變策略，懷疑漢官，疏遠漢官。當努爾哈赤決定派兵屠殺復州兵民時，“撫順額駙”李永芳諫阻說：“所謂復州之人叛者，非實也，恐係人之誣陷矣。”李之本意是應當慎重，核實情況後再發兵，這原是無可非議的。可是，努爾哈赤卻大發雷霆，厲聲指責李永芳等漢官“以明帝為長久，以我為短暫”，“心向明國”，蔑視金汗，竟革去他的總兵官職，捕其子來審訊，後雖復官，但也不似過去那樣信任和重用了。這樣一來，漢官人人疑懼自危，持有二心，不敢直諫，妨礙了努爾哈赤對遼東漢民情形的深入了解和正確處理，影響了滿族貴族與遼東漢族地主階級的聯合，加劇了遼東的動亂。
天命六年四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召集諸貝勒、大臣，商議是否遷都於此？他們都主張回到建州,不願留住遼陽。努爾哈赤斷然拒絕了他們的建議，責備諸子目光短淺，沒有雄心壯誌。他強調指出：承蒙皇天眷佑，艱苦創業獲得成功，降服了遼河以東地區，如果回到故裏，遼陽必為明國收復和固守，逃散於山穀的城堡人丁便擺脫了後金的統治，“棄所得之疆土而還國，必復煩征討”，皇天如此“喜愛之地方”，焉能拋棄！他諭告諸子要胸懷大誌，並語重心長地說：“今我興兵，為爾等眾子創立大業。諸子，爾等焉能說不能呢！”於是，諸貝勒、大臣一致回答說，“此言誠然”，遂定議遷都遼陽，派人迎接汗之福晉和皇子，將建州地區人丁移駐遼東。努爾哈赤這一決策，對促進後金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五）太祖：疑心不改漢官懼
努爾哈赤雖然解決了不少似乎無法解決的難題，進入遼瀋後又迅速認清了新形勢，及時地採取了“各守舊業”、大量任用漢臣等政策，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但是由於大奴隸主、大農奴主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條件的製約，他不能堅持和徹底推行符合遼東需要順應時代潮流的正確政策，並且由於一向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飛躍前進，而有些飄飄然了，開始顯露出驕傲專橫、剛愎自用的缺點。從天命八年以後，犯了不少錯誤，幹了一些蠢事。首先是，他不該從“恩養尼堪”轉變為大殺遼民。
清天命八年（明天啟三年）六月，聽說復州漢民人數增加，接受明國“派來之奸細和劄付”，將要叛逃，努爾哈赤派遣大貝勒代善、齋桑古、阿濟格、杜度、碩託等貝勒，率兵兩萬，前往進行征剿屠殺。天命九年正月，努爾哈赤連下九次汗諭，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國的大部分轄區，查量漢民糧穀，凡每人有穀不及五金鬥的，定為“無穀之人”。努爾哈赤辱罵“無穀之人”是“不耕田、無穀、不定居於家，欲由此地逃往彼處（明朝）之光棍”，諭令八旗官兵“應將無穀之人視為仇敵”，發現其“閑行乞食”，立即“捕之送來”，並於正月二十七日“殺了從各處查出送來之無穀之尼堪（漢人）”。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爾哈赤下達長諭，指責漢民“窩藏奸細，接受劄付，叛逃不絕”，歷數鎮江、長山島、川城，耀州、彰義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漢民武裝反抗事例，宣布要斬殺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貝勒和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官將，帶領士卒，各去自己轄屬的村莊，“區別”漢民，凡係抗金者，一律處死。各將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馬斬殺”。時有遼民幾盡殺光之說，滿漢關係極度惡化。
努爾哈赤還在十月初三的“汗諭”中，命將未殺的“築城納賦”之“小人”（即勞動者），全部編隸汗、貝勒的拖克索（莊），每莊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莊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賦”。編丁隸莊後，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每備禦各賜一莊”。這樣一來，原來“計丁受田”的漢民，失去了“民戶”的身份，淪落為奴僕性質的“莊丁”，被迫繳納數倍於“計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賦，人身奴役加重，剝削更為厲害。遼東地區的大多數漢民（即除去原係阿哈的漢民以外），從“計丁授田”的後金國“民戶”，下降為繳納高額地租、慘遭莊主壓迫的封建農奴，嚴重地加深了遼民的苦難。
從天命八年六月鎮壓復州兵民起，努爾哈赤在對待漢臣的問題上有了很大的變化，放棄了原來拉攏漢族書生、大量任用漢官的正確政策，錯誤地對他們產生了懷疑，採取了疏遠的態度。進入遼瀋初期，不少降金漢官竭力效忠金汗，征田賦，僉漢兵，派役夫，運官糧，築城池，清點人丁，查獲“奸細”，捕捉逃人，勸誘遼民聽從新君的命令，做了許多事。但是，由於遼東軍民痛恨後金苛政，猛烈反抗，明又不斷派遣密使勸說漢官棄金投明，有些漢官就猶豫了，擔心金國汗、貝勒不能久駐遼瀋，因而或與明臣書信往來，以留後路，或暗訂密約，伺機叛逃。努爾哈赤不從改革弊政、減少殺戮、緩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穩定局勢這一根本上著手，卻改變策略，懷疑漢官，疏遠漢官。當努爾哈赤決定派兵屠殺復州兵民時，“撫順額駙”李永芳諫阻說：“所謂復州之人叛者，非實也，恐係人之誣陷矣。”李之本意是應當慎重，核實情況後再發兵，這原是無可非議的。可是，努爾哈赤卻大發雷霆，厲聲指責李永芳等漢官“以明帝為長久，以我為短暫”，“心向明國”，蔑視金汗，竟革去他的總兵官職，捕其子來審訊，後雖復官，但也不似過去那樣信任和重用了。這樣一來，漢官人人疑懼自危，持有二心，不敢直諫，妨礙了努爾哈赤對遼東漢民情形的深入了解和正確處理，影響了滿族貴族與遼東漢族地主階級的聯合，加劇了遼東的動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