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25歲，3個孩子，大的6歲，小的1歲。唉，哪還叫孩子呀，猴啥樣他們啥樣。小女兒就那麽餓死了。吃奶孩子沒聽說有活過來的。再困個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換點大米不敢吃，拿去換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讓全家人餬口，搶大米不能拿麵袋，得用筐，不顯眼。後來筐也不行了，就穿個大布衫子，裏麵縫些兜。去市場賣大米也一樣，一次叫幾個“60熊”發現了，說我是“大米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滾。他們拽我去督察處，我不知道他們怎叫“60熊”，也不明白這“督察處”是幹甚麽的。旁邊人說：你就舍了吧，去督察處就沒命了。一個同學見了，跑回去報信。爹媽來了，給他們磕頭，一口一個“長官”，“老總”，說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貴手開開恩。有個兵是遼南人，我們老家也是遼南，聽出是老鄉，就說到他們家看看再說，5個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氣沒進氣樣兒。沒說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爹媽抱著我哭。
有一次賣大餅子，穀子、樹皮和麴子做的。想賣點錢，最好是換點藥，給爹和弟弟治病。吃點飯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媽說，你上街還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時賣吃的，一個人賣，幾個人看著。怕搶。不少賣大餅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門沒走多遠就讓人搶了，邊跑邊吃。我追上個死人幌子樣的人，他已經吃光了。我蹲在那兒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兒也不跑了。
現在這人認錢。假藥，假種子，假化肥，甚麽都摻假，要錢不要良心。我們這薦人講名聲，講信用，講仁義，可他搶我大餅子，我搶國民黨大米，就是沒了禮義廉恥嗎？弟妹們吃東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裏就癢癢，嗓子眼恨不能伸出個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見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搶了。
有人給我保媒。甚麽“保媒”，“結婚”的，就是換大餅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換了大餅子，換給郊區農民。孟家屯，就是現在第一汽車廠那兒，不管多大年紀，還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婦。我在電車公司工作時，幾個師傅都是小媳婦。
東西不值錢，錢不值錢，金子不值錢，人不值錢，幾個大餅子就領走一個大姑娘——就認吃的。
宋占林：
剛解放時我當街道幹部，沒少處理這類離婚案。結婚為口飯，有飯吃馬上不幹了。政府政策是能過就過，不能過不硬捏。長春藥廠一個女的，有孩子了，非離婚不可，男的不幹，丈母娘說幾句不中聽的，就把丈母娘殺了。
李素娥：
每天都餓死人。死在家裏的不知道，路邊越來越多。我在南關永安僑頭賣大米，身後咕呼一聲，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餵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麽的，後來就那麽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動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像個好人。大夏天，那綠豆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颳風，10裏、8裏外都薰得頭痛。
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邊何東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6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為“老毯兒”），6口全死了。
舊曆8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牆上一隻掛鍾，還“嘀嘀嗒嗒”走著。
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住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
解放後，熟人見麵就問：你家剩幾口？就像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著的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參加“埋死”了。幹一天給5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幹，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麽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麵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8師1團參謀長。
老人說：
獨8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大，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哪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裏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李素娥：
拿命換點大米不敢吃，拿去換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讓全家人餬口，搶大米不能拿麵袋，得用筐，不顯眼。後來筐也不行了，就穿個大布衫子，裏麵縫些兜。去市場賣大米也一樣，一次叫幾個“60熊”發現了，說我是“大米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滾。他們拽我去督察處，我不知道他們怎叫“60熊”，也不明白這“督察處”是幹甚麽的。旁邊人說：你就舍了吧，去督察處就沒命了。一個同學見了，跑回去報信。爹媽來了，給他們磕頭，一口一個“長官”，“老總”，說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貴手開開恩。有個兵是遼南人，我們老家也是遼南，聽出是老鄉，就說到他們家看看再說，5個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氣沒進氣樣兒。沒說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爹媽抱著我哭。
有一次賣大餅子，穀子、樹皮和麴子做的。想賣點錢，最好是換點藥，給爹和弟弟治病。吃點飯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媽說，你上街還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時賣吃的，一個人賣，幾個人看著。怕搶。不少賣大餅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門沒走多遠就讓人搶了，邊跑邊吃。我追上個死人幌子樣的人，他已經吃光了。我蹲在那兒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兒也不跑了。
現在這人認錢。假藥，假種子，假化肥，甚麽都摻假，要錢不要良心。我們這薦人講名聲，講信用，講仁義，可他搶我大餅子，我搶國民黨大米，就是沒了禮義廉恥嗎？弟妹們吃東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裏就癢癢，嗓子眼恨不能伸出個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見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搶了。
有人給我保媒。甚麽“保媒”，“結婚”的，就是換大餅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換了大餅子，換給郊區農民。孟家屯，就是現在第一汽車廠那兒，不管多大年紀，還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婦。我在電車公司工作時，幾個師傅都是小媳婦。
東西不值錢，錢不值錢，金子不值錢，人不值錢，幾個大餅子就領走一個大姑娘——就認吃的。
宋占林：
剛解放時我當街道幹部，沒少處理這類離婚案。結婚為口飯，有飯吃馬上不幹了。政府政策是能過就過，不能過不硬捏。長春藥廠一個女的，有孩子了，非離婚不可，男的不幹，丈母娘說幾句不中聽的，就把丈母娘殺了。
李素娥：
每天都餓死人。死在家裏的不知道，路邊越來越多。我在南關永安僑頭賣大米，身後咕呼一聲，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餵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麽的，後來就那麽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動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像個好人。大夏天，那綠豆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颳風，10裏、8裏外都薰得頭痛。
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邊何東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6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為“老毯兒”），6口全死了。
舊曆8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牆上一隻掛鍾，還“嘀嘀嗒嗒”走著。
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住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
解放後，熟人見麵就問：你家剩幾口？就像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著的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參加“埋死”了。幹一天給5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幹，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麽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麵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8師1團參謀長。
老人說：
獨8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大，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哪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裏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