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真有這麽壞嗎?


    無論正史典籍,還是稗官野史,都說妲己是一個蛇蠍美人。這樣論調已經家喻戶曉,深植人心。但問題是,歷史的真實情況是這樣嗎?


    先說紂王,歷代史書已經把他符號化成一個暴君的形象了,可這個形象離他真實的情況還是有很大的距離。


    早在春秋時期,子貢就有點看不過去,他憤憤為紂王鳴不平,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在春秋時期,關於紂王的罪狀還隻限於“比幹諫而死”。到了戰國,比幹的死法就生動起來,屈原說他是被投水淹死,呂不韋的門客則說他是被剖心而死。到了漢朝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已經有了更生動的演繹,說是紂王剖開他的心是為了滿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聖人”的心是不是七竅。而到了晉朝,皇甫謐因為職業是醫生的緣故,寫些文史文章的時候,也不免會犯些“


    職業病”,又演繹出紂王在妲己的慫恿下解剖了懷孕的婦女,要看看胎兒形狀。紂王縱是不好,也不至於如此之壞。後世書生們根據個人好惡,紛紛加工演繹,以訛傳訛,其謬豈不大哉?


    而關於紂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傳說,周時的文獻沒有記載,春秋時也沒有,可到了戰國末期,韓非子突然很生動地描繪起來:“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台。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據說韓非子口吃,可文章非常雄辯,這樣充滿想像力的文字便是明證。但那時“諸子百家”個個口才了得,為了推銷個人的主張、論證自己的觀點,不免隻顧激揚文字,“強”詞奪理了。很多論據,也多是“想當然耳”。便是“不虛美,不隱惡”的司馬遷,有時也會潤潤筆。譬如他在韓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礎上,又加上“男女裸奔其間”的合理想像。當然,在他之前,已經有人在酒池麵積上大做文章,說可以“回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輩”,這樣的想像力隻能用“瘋狂”來形容。


    也許,在他們看來,反正紂王不是個好鳥,形容得再淫蕩、再荒唐也無妨。歷史的另一個目的便是警示後人嘛,於是,他們的想像和潤色,便常常顯得坦然而大方。譬如司馬遷之後的史學大家劉向,就把紂王鹿台的麵積升級為“大三裏,高千尺”,而晉朝的皇甫謐覺得還不過癮,一咬牙,把鹿台的建築高度提高了十倍,達到“高千丈”的地步。


    同時,妲己的妖孽和毒辣形象也逐步升級。從《尚書》裏討伐紂王的一句“聽信婦言”開始,到《國語》裏的“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再到《呂氏春秋》裏的“商王大亂,沈於酒德,妲己為政,賞罰無方”都還是不太離譜的合理推斷。再到後來,年代愈久,想像力就愈豐富,寫出來的史料也就愈生動,直到後世的《封神演義》,因為沒有史家的顧慮,加上歷代文人提供的諸多素材,演繹起來更是神乎其神。千古惡女的罪名,也終非她莫屬。


    對此,不禁要捫心自問:那些關於妲己近乎變態的行為,雖是後世杜撰,可我們為什麽一直津津樂道,而且好像還很樂意把這些髒水潑在一個女人身上?


    紂王也是一個悲劇人物


    那麽,為什麽紂王會被描述得如此不堪呢?


    這不得不從紂王本人談起。《史記·殷本紀》說他“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自然是個有勇有謀、文武雙全的大丈夫。隻可惜,也正因為具備這些過人的才能,他便驕傲自大,聽不進別人意見,有著“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的壞毛病,“以為皆出己之下”。


    同時,他還有“好酒淫樂,嬖於婦人”的毛病。身為一個君王、一個英雄、一個男人,這些毛病也不算太大的毛病,絕非後人誇張得那麽荒淫無恥。商朝人好酒,喜歡以酒佐餐、聚眾豪飲,這是那個朝代一貫的風氣。從出土器物來看,商朝後期的飲酒器具明顯激增,這表示社會飲酒之風蔚然。也就是說這可能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也不足以亡國。


    如果說他的時代刑罰過重,也欠客觀和公正。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徵,我們總不能要求他文明執法,用電椅或靜脈注射吧?在此,不妨以事實說明。《尚書·大禹謨》裏載,夏朝已有“五刑”製度和“夏台”監獄。除了砍頭外,那時還有烹煮、醢刑(把人剁成肉醬)、車裂、腰斬、絞殺、燒死、棄市、滅族等各類殘酷的刑罰。也就是說,這些刑罰並不是商紂王獨創發明的。該不該對他的政敵或罪犯處以這樣的刑罰,那就是司法製度的問題了。


    再舉個例子,有助於我們了解當時的刑罰。《韓非子》記載:“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這是輕罪重判,當時子貢以為罪輕而罰太重,便去問孔子。孔子卻認為製定此種刑罰的人是了解治國道理的。因為如果揚灰時恰遇過路人,使其滿麵蒙塵,那此人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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