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小說] 《西方戰爭藝術》作者：[美]阿徹·瓊斯【完結】
《西方戰爭藝術》並非傳統的戰爭史，其目的是對史有所載的大多數西方戰爭中所存在的某些作戰可變因素的變化，進行介紹性的和某種高層次的追溯和解釋。這些構成了本著作的主題，因此它比一般敘事史更側重解釋。本書對大多數重要戰役和會戰都給予了應有的注意，隻是所用文字較少，而隻側重於所做解釋的論據方麵。本書雖然在主題上具有連貫性，但表述卻更側重於對變化的描述。這就必然導致本書與那些以敘事為主要目的的著作在側重點上有所不同。比如，對羅馬人戰爭藝術著墨較少，僅限於展示其與此前希臘人和亞歷山大的戰爭藝術模式的區別，而對後兩者的戰爭藝術則作了比較詳細的描述。
本書視角有所側重：隻考慮所選擇的作戰可變因素，而省略了這類歷史的所有非認識方麵，並且不涉及戰爭的全部情感領域，比如精神和動機，乃至諸如約翰·吉甘(john keegan)和莫利斯·詹諾維茨(morris janowitz)等專家在歷史學、社會學的觀點。本書不僅省略了大多數政治因素，也省略了關於武裝部隊環境新的軍事沿革記錄。本書對戰略作了較窄的界定，排除了大多數大戰略以及政治、經濟、軍事的結合，乃至海軍的結局和手段。這就導致減縮了對海上力量的戰略作用的闡述，排除了它的大多數零碎處置，從而達到類似於通常探討陸戰時的表述程度。沒有包含過多的傳統歷史和新軍事史的內容，並不意味著貶低它們。恰恰相反，對於其他的歷史觀點我都給予了充分的注意。不過，作戰史在當今好像被過於輕視了，為了重申和盡量更加適應我們對此領域的了解，我希望本書能夠成為一本宣布新軍事史也應復興和改善分析式作戰史的宣言書。
本書毫不動搖的觀點之一是，軍事因素足以解釋大多數軍事事件。對此觀點的闡釋並非有意輕視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是排除複雜的因果關係，而是希望對軍事事件的內因理所當然地給予更多也更顯著的注意。在此過程中，我在提出觀點以及賦予我的主題以更多的特色和確定性方麵，可能有些誇大其詞。我這樣做，有時是故意設計的，而我確信更經常的是因為對所闡述的觀點傾注了太多的熱忱。為使讀者充分理解本人觀點，本書可能存在故意過分強調、過分誇張和重複某一觀點的現象，我請求你們予以諒解。
我在提出軍事行為的理性和邏輯性時，並不排斥軍事領導品質(無論好的還是壞的)影響的重要性；並且，我隻是在偶然的場合才提到這樣的觀點，那就是如果無益於達成政治或其他目標，那麽軍事的效能就會受到削弱。但是，正如所有經濟行為的聚合必然趨向需求的理性滿足一樣，大多數過去的軍事方法和組織都趨向軍事目標的實現。這種表述部分地強調了戰爭實施的合理性，因為有時依據現在的知識和條件對過去作出的草率判斷並不完全適用於早先存在的條件和製約因素。
本書與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usewitz)和安東尼·亨利·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的著作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二人曾對拿破崙時代及其之前不久的時期的戰爭作出了有力的解釋。我尊重他們，但是，本書與他們的著作最明顯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對歷史的表述是基於自己的概括，而不是照搬《戰爭論》和《戰爭藝術概論》，我僅僅是參考了那些戰役和會戰，而且相信讀者熟悉它們。雖然我確實不知道本書許多論題的具體淵源，但我還是把它們歸功於這些大師及其以後的其他專家。比如，我對拿破崙之前戰爭中迫使對方交戰的困難的理解，對新的戰鬥部署係統的認識，均得益於簡·蘭博特·阿爾芬斯·柯林(jeanmbert alphonse colin)；關於後勤戰略的觀點，得益於j.f.c.富勒(fuller)；而防禦的首要性則得益於b.h.利德爾.哈特(liddellhart)，——雖然我首次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出版的公共出版物上間接了解到這一觀點時持懷疑態度。毛澤東對我的遊擊戰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克勞塞維茨和約米尼在軍事作家的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除了約米尼關於內線和克勞塞維茨關於同時進軍外線以及時集中兵力的觀點以外，我很難再具體指出受到他們的哪些直接影響。
雖然為了便於那些對歐洲戰爭或作戰基本知識知之不多甚至毫無所知的讀者理解，而在書中引述了那麽多人們熟悉的大師們的觀點，但我還是希望本書讀者對上述知識了解得更多一點。不過，為了適應如此廣泛的讀者，我還是詳細闡述和概括了那些專家們已經耳熟能詳的思想。這些專家讀者可能會想首先閱讀最後一章，然後利用內容目錄、圖表目錄和索引去閱讀他們好像最需要的部分。然而請記住，敘事解釋歷史進而上升到對歷史的概括，根據需要以例證的方法也能達到同樣的目的，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應當使所有的讀者都感興趣。
本書關於西方戰爭的記錄均非第一手資料，而全部來自標準的第二手著作。它除了參考引用語來源，沒有註記；除了已經提到的大師們關於這類歷史的著作，也沒有參考書目。對於那些希望探索歐洲戰爭這個題目的人來說，威廉.h.麥克尼爾(william h.eill)的《力量追蹤》(the pursuit of power)就此發表了最高層次的概括。理察.a.普雷斯頓(ri插rd a.preston)和雪梨.f.懷斯(sydney f.wise)的《武裝之人》(men in arms)使本書置於其續篇的地位，而迪奧多爾·羅普(theodore ropp)的《現代世界的戰爭》(war in the modern world)對現代時期的戰爭提出了高明而深刻的見解。所有這些著作以及諸如小約翰.e.傑薩普(john e.jessup,jr)和羅勃特.w.寇克雷(robert w.coakley)的《軍事史研究與應用指南》(guide to the study and use of military history)等有價值的書都是很好的參考書目。
我將此書獻給我的母親。她雖然對軍事毫無愛好，卻一直鼓勵我發展自己的興趣，並在我漫長的研究期間支持我。我以此書獻給我的妻子，感謝她對我的鼓勵以及在我寫作上所給予的編輯和導師式的幫助。感謝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允許我在1982-1983年離開兩年從事大量的寫作；感謝美國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當我於1976-1977年作為該院莫利遜教授(morrison professor)時，激勵我抓住了難得的機遇。
當我逐步投入此書的著述時，我的朋友和同事安德魯·克奧夫多年來一直給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批評和鼓勵。我還要感謝那些閱讀了原稿並提出批評建議的朋友：羅勃特.a.道蒂、傑弗裏.a.岡斯勃格、馬爾科姆·繆爾、迪奧多爾·羅普和t.r.楊。我非常感謝指揮與參謀學院歷史委員會的全體教員，他們在1976-1977年期間教給我大量的戰爭和軍事歷史知識。在這些教員中，我特別要感謝道蒂上校、迪奧爾多·克拉克爾、l.d.f.弗拉斯奇和哈羅德.w.納爾遜，他們都分別給予我具有特殊價值的幫助。蘇珊.l.帕特森對我的著作做了極好的編輯，我對此深表謝意。我還得益於包括約翰.w.阿爾傑茨、d.k.克利夫、歐文.s.科奈利、e.w.蓋爾、約翰·海爾蘭德、蓋爾·霍肯森和麥可·萊昂斯在內的其他人。所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人的幫助，大大減少了本書論述和事實上的錯誤；至於依然存在的錯誤，那當然是我的責任。
第一章 古代戰爭
研究西方軍事作戰實施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從古希臘人開始，因為學者們對希臘人在2500年前是如何戰鬥的已經作了大量研究。而且，希臘人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起點，因為似乎是他們創造的作戰方法在地中海盆地占據了很長時間的統治地位。介紹戰爭藝術從希臘人開始，還因為他們的軍事係統是逐步由簡單趨向複雜的。最早，他們幾乎完全依靠突擊行動，以棍棒、寶劍和長矛與對手格鬥。隻有在漸漸地採用投射武器，比如弓箭之後，他們才慢慢地開始在乘馬戰鬥時使用兩種戰鬥方法：突擊與投射。自此開始，他們的補給方法和戰略也才逐漸從初級發展到高級。同樣，在這些軍事藝術的門類上，他們提供了推進這一問題研究的一種模式。
盡管分析式研究具有明顯的不利條件，包括古代軍事史自身存在著大量不夠清楚的東西，但是這種類型的詳細研究將促使人們對戰爭的基本可變要素傾注心血，從而闡明變化的過程；而且，通過使得戰爭中的因果關係更加容易理解，就為研究以後時期的戰爭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對軍事行動進行分析式研究，使得我們能夠根據戰爭藝術的三個重要內容來劃分主題：戰術、後勤和戰略。戰術用於戰鬥，包括武器、方法和戰場機動。後勤考慮提供人員本身和對軍事作戰的支援，包括陸軍和海軍的運動以及士兵、水兵武器、食物、服裝和防護器具的補給。戰略綜合考慮戰術和後勤，以決定軍事目標和達成目標的手段。海軍作戰最好作為一個單獨的問題來處理。
戰術
徒步交手戰鬥
古希臘人的早期戰術體現了最基本的戰鬥形式。希臘人徒步以矛和劍進行交手格鬥，這種戰鬥形式叫做突擊行動。被稱為重裝備步兵的希臘士兵，自然是以盾牌、頭盔、護胸甲以及其他各種防護裝備覆蓋其全身各個部分。這些通常是由金屬製作的防護裝甲，再加上劍和矛，使士兵負載沉重，奔跑困難，同時也賦予了這些士兵一個恰如其分的名字——重型步兵。
希臘重型步兵完備的裝備及其性質決定了他們是惟一具有專業屬性的軍隊。民兵則由農夫、工匠、商人等組成。他們自備武器裝備，參加一些訓練，並努力保持良好的身體條件。雖然這些構成了戰備的內容，但來自同一社區，參加集體訓練，也使他們具有凝聚力、相互依存的感情和團隊精神。盡管都裝備了短劍，但重型步兵主要還是靠長約7英尺的長矛進行戰鬥。希臘人採用的戰術隊形使其在實際戰鬥中能夠保持士氣。長矛兵們肩並肩排成至少4排、通常8排乃至更多排的縱深隊形。
這種隊形被稱為方陣，非常適合於民兵。民兵們雖然隻經過很少的訓練，但也能夠在盾牆後麵憑著勇氣執矛戰鬥。參戰的人們通常是平民生活中的朋友，這使所有的人信心大增，而縱深各排的人則使前排的人感到強有力的支持。這樣，戰士們由於擁有了數量上的安全感，就能鼓舞士氣。他們的身體條件、武器訓練以及某些人從以前戰鬥中所獲得的經驗，支持著他們勇敢戰鬥，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通常決定會戰的勝負。但是，在戰鬥之前，重型步兵的指揮官通常要發表演說，以增強他們的信心和勇氣。人們衝鋒時也要大聲叫喊，以此互相激勵。
隻有前排士兵戰鬥；第二排士兵則等待接替前排倒下和疲勞的士兵。由於隊形具有縱深性，那些在後麵的人很少參戰，如果前排的人發出撤退信號，他們很少猶豫不決。雖然希臘民兵經常是憑技能和勇猛戰鬥，但他們對承認失敗並沒有愧疚感；隻要第二天沒有戰鬥，那麽他們就試圖重操平民職業過生活。
希臘小城邦之間的戰爭通常目標有限，因而讓他們承認失敗比較容易；盡管被征服者的傷亡通常大於勝利者，但戰鬥失利的後果並不十分嚴重。雙方傷亡都很慘重的情況是很少見的。
隊形的深淺所具有的價值對比並不明顯。對於老兵來說，4排可能就足夠了，而對缺乏經驗的民兵來說，8排似乎也已足夠；但某些場合，部隊會排成12、16、32甚至是50排的縱深隊形。有一個學派認為，隊形的縱深越大，具有的力量也就越大。後排額外的人所提供的動力，使縱深排列的一方能夠壓倒裝備相似而隊形較淺的敵人。對此持反對觀點的人則堅持說，隻有前排的人才戰鬥；第二排是前排的即時預備隊，用於接替前排傷亡的或疲憊不堪的士兵；後麵的各排隻是第二排的預備隊。支持淺縱深隊形的人將多於4排的隊形視為多餘。縱深隊形的反對者還認為，後麵的人僅僅是站立等待，因為從後麵推擠隻會衝撞前麵的人，對幫助前排幾乎毫無益處。
支持大縱深隊形的人堅持認為，後麵有大量的人員可能會增強前排人的士氣，恐嚇敵人，並為補充前排戰鬥力提供了充足的替代力量；而且，如果有些排列較薄弱的話，那麽較大縱深的隊形也具有優勢，比如，在前往戰鬥的過程中可以及時填補進軍所造成的缺口。由於人們在戰前和戰鬥期間很難保持始終如一的隊列縱深，因此有更多的排列將更加保險，當某些位置太薄弱，或者連綿不斷的前排損失慘重而可能出現缺口時，就可以及時地增強薄弱部位或堵塞缺口。縱深較大的隊形還能夠提供物質動力，特別是當最後一排由精心挑選的人員組成時更是如此。這些後排人員不僅能夠防止掉隊，使中間各排保持適當的位置，而且還能通過引起所有的人前推而將強大的動力傳給前排。如果像希臘人作戰時有發生的那樣，雙方前排麵對麵地持盾相向推擠，那麽後麵的推動就能使己方逼迫對方後退乃至促成對方的潰敗。
不過，統帥兼歷史學家色諾芬(xenophon)曾經問道：“當一個方隊的縱深過大，以致人們所持的武器不能觸及敵人時，那麽你想，他們能對敵人造成什麽傷害而對自己人又有什麽益處呢？”雖然如此，希臘人發現至少在某些場合，位於縱深的後麵各排還是有用處的。也許僅僅是因為存在著推擠競賽的可能性，所以才有理由不計代價地根據戰線寬度擺成大縱深隊形。 [ 註：j.k.安德森，《色諾芬時代的軍事理論與實踐》(博克利出版社1970年版)，第174頁。 ]
在多山的希臘，雙方長矛兵一般尋找平地進行戰鬥。比如，防禦一方通常希望能夠選擇斜坡區域，以使進攻者不得不上坡進軍和戰鬥，從而獲得重要的有利條件。但是，坡上位置的優勢太大，以至於進攻者拒絕正麵交戰，而是避開敵人的軍隊，去毀壞其莊稼。這樣，防禦者也就得不到多大的好處，戰鬥隻好在雙方都同意的開闊平地上進行。
縱深密集的隊形實際上沒有機動能力，隻能前進或者後退。早期的重型步兵方陣沒有細分，因此隻能實施簡單的運動，比如，允許位於翼側的人根據命令麵向不同的方向。這種協同缺陷是由隊形的性質以及民兵是業餘戰士的特點所決定的。要對方陣細分並進行戰鬥中有用的訓練，就需要編組，以便在下級軍官領導下經常一起訓練。但是希臘民兵缺乏這種實踐。
斯巴達城邦的重型步兵部隊在對其方隊細分的基礎上，確實具有了機動的能力。作為希臘惟一的職業軍隊，斯巴達人按音樂行進，並根據所有方陣在前進時都向右偏移的傾向，進行了戰場訓練。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向右偏移的傾向，是因為士兵都是左手舉著巨大的盾牌，掩護其鄰兵的右側，因此，每一個士兵都會不自覺地向右運動。這就意味著，每個方陣的右翼通常與對方的左翼相遇，並在此一側贏得戰鬥。斯巴達人利用了這一傾向，將其方陣右側向左轉，攻擊對方方陣沒有防護的翼側，從而擊敗敵人。
這樣，斯巴達人就運用其有限卻高人一籌的靈活性，在戰爭中實施了最基本的戰術運動，利用了翼側的弱點。斯巴達人經常利用這種方式，攻擊敵人士兵薄弱的翼側，或者繞過翼側到達並攻擊敵人的後方，這種運動被稱作包圍。任何一種機動形式，都給進攻者以巨大的優勢；因為盡管他不能指望防禦者將翼側和後方完全暴露給攻擊者，但防禦者的翼側和後方受到圍攻，顯然會使其在戰鬥中遇到嚴重麻煩；其原因在於，防禦者所排列的隊形本來是麵向一個方向戰鬥，而現在卻突然必須麵向另一個方向戰鬥。這一不利條件或許還不是麵對進攻者的迂迴包圍所遇到的最大問題；更嚴重的是，士兵們的信心和士氣可能受到更嚴重的打擊，從而可能不會繼續待在新的位置上進行戰鬥。當然，紀律嚴明和訓練有素的部隊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會做得好一些；同樣，區分較細的部隊也具有及時轉向麵對來自翼側和後方威脅的靈活性。
但是兩翼隊形對付翼側攻擊的能力有限，也沒有機動到敵人後方的能力。這樣，晝間作戰戰術留給將軍的機會很少，因為會戰一旦開始，領導者便失去了作用，將軍通常在排列內戰鬥，以便鼓舞自己的士兵。戰術創新包括增強通常與敵相遇的左側，隱蔽比較薄弱的右側。但是這種改革不需要很強的機動能力，因為戰術創新僅僅停留在進軍中製定戰鬥計劃上，而它不過是反映軍隊最初列隊的方案。方陣，這種防禦正麵攻擊的優良隊形，除了在正麵戰鬥中交戰以外，缺乏任何實施進攻行動的能力。
當戰爭藝術變得更加複雜，專業士兵開始取代民兵時，方陣也變得訓練更好，機動能力更強了。斯巴達人係統利用右傾趨勢打擊敵人左側的技術日趨成熟。戰鬥開始之前，戰士列隊之後，右側部分訓練有素的斯巴達人行列將麵向右方並向前行進，這樣，這些行列就從主力分離出去，但與戰鬥行列保持一定的距離。作為一個縱隊向右短距離行進之後，此部分將向左轉朝向敵人，並繼續前進，直至他們到達與敵軍陣列的平行之處。然後，這部分斯巴達人分遣隊停止前進，爾後保持戰鬥隊列向左前進，去攻擊敵人的翼側。(圖解1.1)
圖解1.1 斯巴達人的翼側機動
然後，該部從這種幾何學意義上正確的翼側位置向前運動，並擊敗紀律性稍遜一籌的敵人方陣，從而完全彌補了自己因左翼重疊而形成的缺陷。與此同時，經常被擊敗的底比斯人也在改進自己的戰術，通過增大縱深而增強其左翼。斯巴達人的這種隊形在兩次重要的會戰中打敗了紀律性較差和經驗較少的底比斯人，而底比斯人也為其一次小勝而高興。在此期間，底比斯人通過建立“神聖分隊”(sacred band)改善戰術，這支精選部隊由300名人員組成，能夠離開自己的方陣實施機動。
底比斯人和斯巴達人的係統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會戰中相遇。雙方都了解對方的作戰方法，斯巴達人知道會遇到底比斯人的大縱深隊形，而底比斯人也知道斯巴達人會使用翼側攻擊的隊形。斯巴達人堅信他們標準的機動，但底比斯人聰明的指揮官伊巴密濃達(epaminondas)已製定了反擊這種機動的計劃和方法。他將大多數重型步兵排成50排，縱深等於正麵的一半，形成了堅固的集群。他以這樣的隊形麵對斯巴達人的右翼，致使他自己的右翼和斯巴達人的左翼都猶豫不前，在戰鬥中很少參戰。在預備力量方麵，他將“神聖分隊”置於重型步兵主力之後，準備執行與令人生畏的斯巴達人作戰的任務。伊巴密濃達早已展示了歷史學家色諾芬對其後期戰役所概括的特點：“精明與大膽的獨特結合。” [ 註：色諾芬，《希臘史》，第7卷，第4、8頁，轉引自弗朗西斯.r.b.戈多爾芬編輯，亨利.g.戴金斯翻譯的兩卷本《希臘歷史學家》(紐約出版社1942年版)第二卷第216頁中。下文所有希臘歷史學家均引自戈多爾芬編輯的兩卷本。所以不再重複他的名字，僅列出有關翻譯者的名字。 ]
當斯巴達人開始實施其向右進軍，並對底比斯人行列形成直角隊形時，伊巴密濃達就已知道他們正在幹什麽了。於是他帶領自己縱深排列的重型步兵沿對角線橫過戰場，攻擊斯巴達人行列的最右翼，同時，他讓位於方陣之後“神聖分隊”的精兵強將由其位置開始，在戰場上實施獨立機動。“神聖分隊”執行其預先計劃好的獨立機動，進攻列隊準備攻擊底比斯重型步兵翼側的斯巴達人分遣隊。這兩種機動結合運用，其效能大大超過了斯巴達人的右翼進攻能力，使斯巴達人遭受了極大的傷亡，從而贏得了此次會戰，斯巴達國王也在此役中喪生。
這兩支重型步兵部隊之間的競爭表明，希臘人已經認識到集中兵力的價值，底比斯人正是通過加大其隊形的縱深尋找集中兵力之道的。同樣，希臘人也認識到攻擊弱點的價值，斯巴達人正是運用他們的機動，將其方陣的一部分部署到右角，去攻擊敵人薄弱翼側的。但是，戰場上的運動也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底比斯人與斯巴達人作戰的無樹平原上，機動中的步兵確實困難重重。
如果不列陣，步兵就變成了既不能進行有組織的運動，也不能進行有組織的戰鬥的散兵遊勇。但如果組織起來，特別是列陣之後，實施機動的困難則是巨大的。即使是一列士兵在平原上前進，保持隊形和防止出現間隙都會遇到很大的麻煩。斯巴達人如果能夠使他們的行列比底比斯人向右運動更遠的話，那麽他們就可以比較容易地通過將其行列的末端向左旋轉，直至與底比斯人的行列形成“t”形，從而實現其包圍企圖——但前提是一個步兵行列能夠實施旋轉運動。然而，這種運動要求位於旋轉外圈的士兵比靠近軸心的士兵運動得更遠、更快。要實施旋轉，使部隊成行成列地到達指定位置並且形成戰鬥隊形，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長矛兵行列之間一旦出現間隙就可能意味著失敗，因為這就把士兵脆弱的一邊暴露給了敵人整齊的戰鬥隊列。即使是在戰場上進行對角線橫向運動，也很艱難。底比斯人之所以能夠毫無困難地實施這種機動，是因為他們巨大的縱深意味著其正麵很窄。底比斯人的“神聖分隊”能夠實施離隊機動，也是由於他們隻有300人，而且都是訓練有素的精選士兵，執行的是預先周密計劃或許還經過預演的任務。
斯巴達人這種預先計劃好的，以呆板為特點的包圍運動，也戲劇性地表現出機動步兵在戰場上的困難。指揮官希望能夠包圍，或許還希望會戰中能夠改變部署或實施機動，但方陣中的步兵缺乏執行所需機動的能力。哪怕是在行列中戰鬥以鼓舞士氣的伊巴密濃達也不能更好地完成其任務，因為會戰開始後，他就再也不能影響會戰的過程了。
使用投射武器的徒步戰鬥
排列成密集隊形的重型步兵非常適合在希臘的地形上作戰。希臘是個多山國家，沒有多少大塊平地，而使用投射武器戰鬥卻需要更大的空間。不過，希臘人確實啟用了裝備投射武器的人員，隻是最通常的用法是為其重型步兵助戰。
希臘人編組了3種投射步兵，其中最有效的是弓箭手。他們能夠在80-100碼的距離上射出15-20枝箭。對重型步兵的盾牌和胸甲來說，這些箭缺乏穿透力，但是箭的數量眾多，且能在重型步兵未加防護的部位造成重傷，使得弓箭手成為一種潛在的可怕的武器係統。
盡管一把好弓和手工製造的箭代表了一筆重要的投資，但弓箭手的裝備與重型步兵的盔甲、長矛和短劍相比，其花費還是少得多。可是，僅僅因為弓箭手需要經過長期訓練才能獲得迅速而準確射箭的技能，其本身就要珍貴得多了。另外，由於弓箭手必須作為個體而不是集體中的一員進行戰鬥，所以要求他們比那些與戰友並肩戰鬥的重型步兵具有更熟練的技能、更大的主動性和更高的士氣。
公元前6世紀希臘的經濟處於幾乎不能維持基本生活的水平，因而時間成為難得的資源。同樣是由於經濟原因，他們隻能供養很少的正規士兵，而希臘又沒有很多的公民擁有空閑時間進行成為合格弓箭手所必須的連續訓練。因此，除了相對昂貴的武器以外，這些有生力量在希臘被當作相當珍貴的資源保留著。隻有海戰例外，因為在海戰中，弓箭的射程賦予其極端重要性。
由於弓箭手不能運用重型步兵所採用的戰術隊形，所以大多以個體作戰為主。如果弓箭手全副武裝地排成密集隊形，那麽重型步兵就可以通過與之靠近的方法使弓箭置於無用武之地，從而逐個地屠殺弓箭手。弓箭手不穿盔甲，就能很容易地跑離負擔沉重的重型步兵；由於保持一定的距離，就可以避開重型步兵的突擊行動，並發揮其投射武器的效能。由於單個行動比在隊形之中更便於奔跑和射箭，所以希臘弓箭手通常不作為一個相互依賴的編組協同戰鬥。因為沒有重型盔甲，所以他們被稱為輕型步兵，無論在行進還是戰術行動中，他們的行動速度都比較快。他們依靠弓箭，並比編組行動更多地依靠個體作戰的方法，一直被稱為輕型步兵戰術。
插圖1.1 輕型步兵
輕型步兵的另一種武器是投石器。雖然投石器花費很小，而且經常是以石頭作為彈藥，但由於精確發射非常困難，所以能夠勝任的投石手非常缺乏。要在準確的時機射出石頭，並確保將投射到正確的方向，毫不誇張地說，需要終生的訓練。大多數投石手來自羅得島。那裏的居民一直以投石器作為武器，甚至對兒童也進行使用投石器的訓練。投石器還有另一個弊病：投石手之間需要較大的間隔，這樣，在一個地方就很難配置較多的投石手以形成較強的投射力。投石器在射程上比弓箭略占優勢，如果投石手以鉛丸代替石頭，那麽他們能夠攜帶50枚鉛丸，其數量是弓箭手所帶箭枝的2-3倍。
第三種輕型步兵由裝備標槍的人員組成。投擲標槍所需技能比使用弓箭或投石器要簡單得多，而且幾枝標槍也比一張弓和一袋箭的費用少。不過，標槍的缺陷是投射距離近，很少能大於20碼，而且一個人隻能攜帶很少的標槍。但是，士兵可以重複使用其標槍。因為這種耐用的大型武器遠比那些小且易折的羽箭或微小的投射彈丸要容易回收得多。由於標槍費用低廉，較易學習和使用，適合在狹小地域作戰，因此裝備標槍的步兵成為希臘強有力的輕型步兵武器係統。
盡管重型步兵方陣缺乏靈活性且翼側脆弱，但由於適合於希臘地形和社會組織，實踐證明了它是一種有效的武器係統。費用昂貴的盔甲在近戰中保護著士兵，其基本要求是能夠抵擋長矛、短劍的刺擊和砍擊。費用昂貴但經久耐用、投資有效期長的裝備與戰術係統相結合，使得使用費用低廉的民兵成為可能。裝備良好的業餘士兵能夠在排成8-16排縱深的方陣中卓有成效地戰鬥，這適應了當時的武器，支撐著士兵的士氣，而且隻需要最少的技能。
乘馬戰鬥
希臘人也乘馬作戰，但最初的乘馬戰鬥與步兵戰鬥的特點並無明顯區別——都是突擊和投射行動。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由於騎兵必須騎在沒有馬鐙的光背馬上作戰，因此非常困難。那時，所有的古代文明，無論是中國人、印度人、埃及人、美索不達米亞人、希臘人，還是羅馬人，均尚未發明馬鐙；而沒有馬鐙，騎手就不得不依靠兩膝夾馬以使自己保持在馬背上。這種坐法對士兵特別是未經訓練的騎手來說，乘馬戰鬥就太笨拙了。投擲標槍，非常費勁；而以短劍砍擊敵人，如果未能砍中，就可能導致騎手從馬上跌落下來。盡管如此，希臘騎兵還是以各種方法戰鬥：在較遠距離上投擲標槍；在近距離上以長矛刺擊；乃至下馬徒步戰鬥等。騎手通常身著盔甲，有時戰馬也有防護。
以這種方式乘馬戰鬥的人與步兵相比，顯然是較差的武器係統，不能指望他們向重型步兵進行成功的衝鋒，因為徒步戰鬥的步兵擁有較好的武器用於突擊行動，並且其作戰平台——大地——更加安全。乘馬戰鬥的人在與使用投射武器的輕型步兵交戰時也同樣存在不利條件。徒步戰鬥的人員由於其優越的作戰平台而具有顯著優勢。徒步戰鬥人員隻有一項任務，那就是戰鬥；而乘馬戰鬥的人除了戰鬥之外，還必須控製他們的戰馬。所以，徒步戰鬥人員能夠打敗乘馬戰鬥的人。
但是，騎兵因其優越的機動能力而使其比步兵擁有一個強大的優勢。雖然一隊騎兵可能缺乏具體編組和任何協同，但是它能夠運用其機動能力攻擊步兵方陣的翼側和後方。在戰鬥中，無鐙騎兵的弱點意味著，這種帶有突擊行動的攻擊對重型步兵還真是一個小小的威脅，迫使徒步作戰的步兵不得不麵向進攻者。重型步兵不能反擊來自馬背上的標槍攻擊，因此他們極力設法在後方遭到標槍攻擊之前結束戰鬥。因為，這種攻擊為影響戰鬥結果提供了太多的機會。
不過，這種考慮對於那些冒著可能遭到騎兵標槍攻擊風險的士兵來說，並不能獲得多少安慰。這類翼側或後方攻擊具有極大的心理影響，特別是當這種攻擊來自意料之外的方向，對尚未列陣準備迎敵的部隊來說，更是如此。戰馬也是影響士氣的另一個因素，因為它們看上去巨大而有威脅。一位希臘將軍曾尋找克服對騎兵恐懼的方法，他對他的步兵說：“誰也不會因為被馬咬著或踢著而死亡。步兵可以更努力地作戰，並擁有比騎兵更可靠的幫助。騎兵在戰馬上不能保持平衡，因此就像害怕敵人一樣害怕從馬上跌下來。” [ 註：弗蘭克·埃德考克爵士，《希臘和馬其頓戰爭藝術》(博克利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頁。 ]
由於騎兵擁有優越的機動和不必下馬即可投入行動的能力，以及攻擊敵人薄弱翼側和後方的能力，因此，與運動緩慢的步兵相比，將其稱為進攻型部隊可能更為合適。但是，由於戰馬費用高，使得騎兵成為昂貴的武器係統；又由於騎術需要大量訓練，因此希臘人的騎兵很少。再說，希臘牧場不多，騎兵在希臘崎嶇起伏的地形上作戰也確有困難。
要塞與攻城技巧
希臘人以城牆、構築工事的小山和隘路保護他們的城市。這些要塞通常以石頭建造，並充分利用各種地形的有利因素，因而非常難以攻破。此外，民兵武裝常常既缺乏攻擊要塞所需要的技能，又不能長期離開他們民間的職業去實施堅守防禦。但是，亞洲帝國卻擁有職業軍隊，能夠在長期的作戰中發展圍攻城牆和塔樓的方法。這些築壘經常是在平坦地形上以泥磚建造的，比較脆弱。
要塞在防禦中有效地取代了許多士兵，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替換下來許多重要的勞動力，從效益上來講，這是一種很好的置換。不像它們所替代下來的士兵那樣，它們既不需要食物，也不需要飼料，因而極大地緩解了防禦者的補給問題。此外，它們有效地將輕型和重型步兵的優點結合了起來。城牆與溝渠提供了比盾牆強大得多的障礙，位於城牆上的防禦者通常在交手戰鬥中比進攻者具有優勢。並且，防禦者能夠像輕型步兵那樣直接向進攻者投射武器，同時還能依靠城牆提供的防護，使自己免受進攻者投射武器的傷害，更有甚者，位於高牆之上的防禦者由於居高臨下，其投射武器無論在射程還是速度上，都占有很大的優勢。
但是，要塞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具有機動性，如果以較少的力量用於防禦，那麽以同等的投資用於士兵，就能夠提供更多的變化。當然，要塞有助於節約防禦所需兵力從而集中強大的兵力用於進攻。由於高牆便於防禦，因此以城牆保護城市是明智之舉，在當時非常普遍；而且，城中的居民能夠為防禦提供即時的預備隊，這些人盡管沒有戰鬥技能，卻也管用。
要塞從原始年代即已存在，而且由於其早就具有的兩個基本特點而一直保持到現在：(1)它們通常都要設置阻礙進攻者的障礙，最簡單的是荊棘障礙。(2)要塞還要能為防禦者提供保護，比如位於溝渠之後的土質堤壩或壁壘。設置於溝內或堤上的木柵增強了障礙作用。由於從溝渠中挖取的泥土為築堤提供了原料，士兵或勞工便能很快地建成要塞；又因為士兵們能夠很快地將要塞建立起來，所以它們又被稱為野戰要塞，以區別於那些精心設計、建造的永久性要塞。永久性要塞通常用磚石建築。
古代即已建造了以磚石城牆為主要形式的要塞。城牆除了高度以外，還需要足夠的厚度，以保證不易被攻破，並能為防禦者在城牆上作戰提供戰鬥平台。為了降低造價，建築者一般以磚石建造內外層，而以土石填充其間；通常還要鋪設牆頂，作為戰鬥平台。他們通常把外牆建得高出平台，並將其建成雉堞型，為那些與進攻者格鬥和向進攻者射箭或投射其他武器的防禦者提供保護。
軍事工程師們一般以溝渠作為城牆的補充。這樣，從溝渠中挖出的泥土可用作城牆的填充物。同時，構築溝渠等於加大了城牆的高度，有助於形成阻止摧毀城牆行動的障礙。不久，建築者們又開始在城牆上按一定間隔建造塔樓，用以增強城牆的防禦。這是增大防禦者力量的重要措施：由於塔樓突出於牆麵，那麽防禦者從塔樓這個作戰平台上就可以向進攻者實施側射；同樣，進攻塔樓者也要麵臨城牆防禦者的側射。由於向士兵的翼側射擊效果較好，向攻擊鄰近塔樓或城牆的敵人投射武器比直接向當麵之敵投射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所以這種相互支援的原則從古代就一直作為設計和防守要塞的基本原則保留了下來。
亞洲人在希臘人之前很久就能建設複雜的要塞。據說(可能有很大的誇張)，早在公元前2000年，住在底格裏斯河畔上的尼尼微人(nineveh)就已經據守在周長50英裏、高120英尺、厚30英尺，有1500座塔樓支持的城牆內了。這樣堅固的要塞必然促使進攻係統走向成熟，亞洲軍隊在此方麵也發展到了一個完美的高水平。
在其攻城方法中，亞洲人運用兩種方式去克服城牆。第一種是越過城牆，包括用梯子或機動塔樓越牆而過。這在平坦地形上比較有效。比梯子要好用得多的機動塔樓必須高於要攻擊的城牆。
插圖1.2 攻城塔樓
這種塔樓中最大的木質輪子直徑12英尺、厚4英尺。為了防止被對方火攻，塔樓的外麵覆蓋著生皮，塔樓內甚至存儲著救火用的水。首先，位於塔樓頂上的弓箭手由上向下射箭，清除城牆上的敵人；爾後，放下塔樓內的吊橋，進攻的士兵衝上城牆，占領城頭。實際上，進攻者成功的時候並不多：他們隻能控製相鄰兩個城牆塔樓之間的牆頂，而位於塔樓上的防禦者利用雉堞的掩護，用弓箭射擊攻上城頭的進攻者，從而控製被占領的城牆。並且，進攻者沒有下城的樓梯，因為隻有在防禦者的塔樓內才有樓梯。機動塔樓用於瞰製城上的防禦者更實用一些，這樣就可以為更從容地採取其他手段攻城創造條件。
克服城牆的第二種方法是在城牆下麵開挖隧道，或者從下麵破壞城牆。這是摧毀城牆的兩種基本方法之一。這一技術包括從城牆下麵開挖通道，進攻者通常要用支柱支撐。當通道或深井達到相當的深度之後，進攻者便燒毀支柱，從而由通道坍塌引起城牆的坍塌。防禦者也要進行反挖掘，要麽挖洞進入進攻者尚未完成的地下通道，要麽進入進攻者的隧道，將挖掘工們驅趕出去。
破城槌為摧毀城牆提供了另一種方法。進攻者將破城槌配置在一個堅固的機動篷車下，待填平護城壕溝後，將破城槌運上去。然後，使用吊物機或輥軸推動破城槌，把城牆撞塌。這種方法對付磚牆要比對付石牆有效。這種行動就像在靠近城牆處開掘坑道入口一樣，需要壕溝、壁壘以及頭頂保護物的掩護。以機動塔樓瞰製威脅牆段，有利於槌城或開挖坑道工作的進展。還有一種效果不太好而要求很高的攻城形式是直接挖牆，挖掉牆上的石頭或磚頭，而不是以槌城的方法破壞城牆的整體結構使其倒塌。
進攻者和防禦者都有炮兵。這些炮是依靠動物筋腱張力、平衡力，或繩索、動物筋腱的扭力所提供的拋射力投射彈藥。由於其射程和威力，炮兵在攻城中有許多用處。一些機械的投射距離達600碼，而且真能以重達600磅的拋射物摧毀牆壁。進攻者和防禦者均使用炮兵拋射一些燃燒物質或者有害物體，比如動物或人員的死屍。
以上隻是在築壘地域作戰中所使用的眾多進攻與防禦裝備和方法的一部分。很明顯，在攻城戰中，防禦者即使麵對裝備精良且具有經驗的進攻者，也占有優勢。但是，隻要有足夠的時間、人力和物資上的巨大優勢，並採取恰當的手段，圍攻者的進攻也是能夠獲得勝利的。
插圖1.3 攻城炮
圍攻者有時也建造自己的城牆，通常是圍繞所攻城市而建的土質野戰要塞。這些被稱為對壘線的城牆有助於抵禦被圍攻者的突圍，或用於徹底切斷城內與城外的通信聯絡。攻城者常常不得不與被攻城市的解圍部隊作戰，有時還要利用築壘營地保護自己甚至是整個圍城戰線，因此，攻城者還要修第二圈向外的野戰要塞，以對付解圍敵軍。
如果攻城者能夠完全封鎖城市，而且足夠長的時間內保障自己軍隊的補給，就能把城內守軍逐漸困死。即使攻城方法運用老練的軍隊，要取得攻城的勝利，也需要擁有足以克服守軍巨大的優勢，足夠且能確保的補給流，並能夠擊敗或抵抗住任何救援之敵。
希臘重型步兵對抗波斯輕型步兵和騎兵
當希臘人與巨大的波斯帝國相遇時，所麵對的不僅是要塞方麵的專家，而且是經過數千年發展，高度發達的軍事係統的大師。最初，由於缺乏含鐵金屬製造優良的短劍，而主要依靠矛、斧和釘頭錘，所以埃及和西亞軍隊與希臘軍隊的發展不同。比如，他們創造了合成材料製作的弓，其有效發射距離達數百碼，成為支配其戰爭的主要武器。這充分說明，他們擁有製造這些弓的技術知識、大量製造的資源，並能提供具有射箭技能和力氣的弓箭手。
由於有很多平坦地形，特別是在美索不達米亞，亞洲人強調機動。因為，他們能夠使驢駕馭兩輪戰車，並將它們作為作戰平台。戰車上先是配備一名標槍手，後是配備一名弓箭手。兩輪戰車載一名馭手和至少一名弓箭手。由於馭手通常裝備一枝長矛，所以兩輪戰車上至少有一名長矛手再加上那名弓箭手。戰車在戰鬥中還可以進行近距離交戰，車上的長矛手既能乘車戰鬥，也能下車戰鬥。
當馭馬執行長時間戰鬥任務時，亞洲人不僅以兩匹馬拉兩輪戰車，而且開始直接乘馬戰鬥。終於，隨著馬鞍的發明，具有技能的騎手學習了比較困難的課程，那就是在控製戰馬的同時，以兩手射箭。由於一名騎手比一輛戰車便宜，而且騎兵還能通過戰車無法通行的地形，所以騎兵逐漸取代了車兵。騎兵也進行近距離交戰，通常是使用長矛。盡管重型步兵在攻城戰鬥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弓箭手在步兵中繼續居於主導地位。
由於要在幾乎連年不斷的戰爭中進行長期的作戰，所以亞洲君主國都擁有常備軍。這些軍隊與民眾聯繫很少，由具有專業分工的人員組成，他們均能熟練掌握一部分武器係統，經過長期的訓練，並且能很好地綜合運用作戰方法。這些全時士兵構成了具有該地區特色的巨大帝國的基礎。
為了建立這些最新、最大的無邊君主國，波斯人曾將他們的統治擴大到從印度到地中海的所有地區，包括埃及和小亞細亞。他們還保持著一支由大量徒步弓箭手、騎兵組成的職業軍隊。在戰鬥中，他們合成使用這些部隊，將輕型步兵配置在戰線的中央，而將騎兵配置在兩翼。由於射箭不需要其他人幫助，所以波斯人的戰術不像希臘人那樣依賴編組內的協同。在與其他輕型步兵交戰時，這些技能熟練的波斯正規弓箭手排成幾排縱深的隊形，依靠其快速而準確的密集箭雨將進攻者阻止於弓箭射程之外。這裏，隊形的縱深不像突擊行動那樣有利。當方陣與方陣作戰時，後麵各排不能直接參戰；他們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給前排提供精神支持和代替倒下的人。但是，波斯人的第二排卻能夠在一定距離上有效地實施超越射箭：隻要抬高射角，後麵各排的箭就能越過前排的頭頂，將箭超越敵人前排直接射中其後排的人員。因此，波斯人將其輕型步兵編成縱深較淺的隊形，這些人裝備有大號柳條盾，用以抵擋對方射來的箭，有時，由助手攜帶和舉盾。他們都不穿盔甲，常常隻裝備匕首而沒有真正用於近戰的武器。
波斯步兵站在射箭距離上，以箭打亂敵人的隊形。裝備著短矛、匕首、弓箭或標槍的波斯騎兵則離開其陣地，在兩翼準備並向敵人的翼側發起衝擊，擊敗敵人。希臘人的作戰方式正好與之相反。波斯人的戰術依靠兩種武器係統的結合，而希臘人則僅依靠一種武器係統。波斯人依靠騎兵和輕型步兵，而希臘人的這兩個兵種都不過是輔助係統，對其主力——重型步兵起不到多大作用。
在與重型步兵作戰中，波斯人的戰術並不是依靠與敵保持距離，以輕型步兵弓箭手射殺敵人，同時利用速度優勢躲避重型步兵的衝擊；而是依靠其職業騎兵進攻敵人的翼側，迫使敵重型步兵停止前進。麵對騎兵的衝擊，重型步兵隊形的翼側勢必停下來抗擊進攻，從而使整個衝鋒滯留在波斯人弓箭的射程之內。波斯步兵陣線的投射武器如冰雹一般射出，而位於翼側的騎兵將擊敗停滯不前的重型步兵。
這兩種風格迥異的戰術係統的第一次衝突於公元前490年發生在馬拉鬆。當時，波斯人所處的條件相當不利。他們渡海來到希臘，缺少許多決定性的進攻部隊——騎兵。交戰發生在海邊的一塊平原上，事實上是處於無助狀態的波斯輕型步兵與希臘的重型步兵對抗。希臘民兵有小山掩護其翼側，並以人工障礙將波斯人的少量騎兵阻止於附近地區。
當兩條步兵線進至弓箭射程之內時，波斯人開始萬箭齊發，而希臘人則以慢跑衝鋒。他們的盔甲並不妨礙短距離奔跑，反而能夠防護身體，免遭波斯人的箭傷。他們跑過落箭地帶，與停止間的波斯弓箭手展開肉搏戰。
由於加強了方陣的翼側，希臘人戰線兩端的士兵與波斯人首先接觸並交手；而中間較薄弱各排的衝鋒卻經不住箭雨的射擊，未能抵達波斯人的戰線。但是，一旦翼側進入近戰，全副武裝手持長矛、短劍的希臘人就擊敗了沒有突擊行動裝備和訓練的波斯人。波斯人逃跑了，希臘人追擊了1英裏。此時，希臘人重整自己的組織，然後又前進了2英裏，逼近波斯人的船隊。大多數波斯人上了船，希臘人隻俘獲了7條船。馬拉鬆會戰充分暴露了搶先占領陣地的輕型步兵與重型步兵作戰時的無能。對弓箭手來說，在有騎兵製止重型步兵衝鋒的情況下，打了就跑似乎才有效。
後來的希波戰爭提供了這兩種係統的較好實驗。馬拉鬆會戰之後10年，波斯人強大的步、騎兵部隊又來到希臘，這是一支能夠準確反映巨大帝國正規軍隊軍事能力的部隊。除了騎兵和大量徒步弓箭手以外，波斯人還有一些希臘盟友的重型步兵。但是，波斯人沒有暴露其裝備著弓箭、標槍和長矛的大量的出色騎兵。希臘人缺乏任何騎兵，隻是依靠其重型步兵和一些輕型步兵。
地圖1.1 希臘
在普拉蒂亞，兩支軍隊以幾乎相等的兵力相遇。從這兩支指揮卓越的軍隊的最初部署看，希臘典型的起伏地形保護著希臘人的翼側，使其免遭波斯騎兵的攻擊。但是，當雙方軍隊都在等待對方首先進攻時，一支暴露的重型步兵分遣隊遭到波斯騎兵投射武器的打擊。這種騎兵就像輕型步兵一樣，在一定的距離上以弓箭、標槍射擊對方。由於希臘長矛兵無法對騎兵發起成功的衝擊，因此隻能在沒有防禦的情況下挨打。於是，希臘人便在暴露的位置配置了300名雅典重型步兵，並以一些弓箭手給予支援。這些弓箭手是以航海為業的雅典人所喜歡的一種輕型步兵。為與希臘人兩種武器係統的合同作戰對抗，波斯騎兵採取打了就跑的戰術。他們成群跑過來，射箭或投擲標槍；然後，一組撤走，另一組接替，如此輪番作戰，不斷以投射武器攻擊希臘人。重型步兵則堅守陣地抗擊波斯騎兵，而沒有發起衝擊；與此同時，希臘人的弓箭手重創波斯人。徒步弓箭手與乘馬弓箭手相比占有優勢，因為他們能夠將全部精力集中於拉弓射箭，所以無論射箭的準確性和發射羽箭的數量均占上風。
經驗豐富的波斯騎兵指揮官也暴露出了馭馬的窘迫。據當時歷史學家描寫，指揮官沖在其他騎兵的前麵，他的馬“側麵中箭，因劇痛而暴跳起來，將他甩下馬” [ 註：希羅多德，《波斯戰爭》第9卷，第22頁，轉引自喬治·羅林森翻譯的《希臘歷史學家》第1卷第526頁。 ] 。希臘重型步兵蜂擁而至，殺死了波斯指揮官。波斯人“狂呼亂叫”，以突擊行動發起衝鋒，掩護其指揮官的屍體。但是，盡管徒步士兵的人數較少，卻展示了與乘馬波斯正規軍進行決定性肉搏戰時所具有的優勢。隨著增援重型步兵的挺進，波斯騎兵終於敗下陣來。
然後，希臘人繼續前進，直至與波斯人隔一條小溪對峙。兩軍步兵隔河列陣，但都不冒險進攻，擔心小溪會打亂自己的隊形。指揮希臘軍隊的斯巴達國王、聰明而謹慎的保薩尼阿斯很難束縛其迫不及待發起進攻的盟軍。而波斯正規軍精明而老練的指揮官馬多尼奧斯在等待更有利於發起進攻的時機方麵，困難卻要少得多。
甚至在向前運動之後，大部分希臘重型步兵仍有地形保護其免遭波斯騎兵投射武器的直接進攻。不過，在某些位置上，波斯騎兵“用他們的標槍和弓箭——對騎兵用弓箭——使希臘部隊因為不能將其拖入近距離交戰而不勝其煩”。 [ 註：希羅多德，《波斯戰爭》第9卷，第49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1卷第537頁。 ]
在開始向前運動之後不久，希臘人決定撤至一個有接近小溪通路的位置，從那裏可以更有效地掩護其交通線。他們在夜間開始後撤行動，以免遭到敵人騎兵的騷擾。但是，一位希臘指揮官延誤了時間，因為他認為撤退有損其名譽；而且一些部隊迷了路。其結果是，早晨希臘人發現其軍隊部署一片混亂。波斯騎兵迅速利用這種有利態勢，騷擾正在後撤的斯巴達人分遣隊，使得希臘人不得不停下來實施防禦。取得成功的波斯騎兵指揮官確信，希臘人正在潰退，於是派遣其步兵向前越過小溪，伺機利用敵人混亂。但是，斯巴達人既非撤退，亦非混亂，而波斯人卻以自己的輕型步兵去麵對希臘人的重型步兵。
來到射箭距離之內，波斯人在跨騎白馬之上的馬多尼奧斯的帶領下，“用他們的柳條盾圍成一個防衛圈，由後麵發出如雨箭矢，使斯巴達人不勝其擾”。當波斯人靠得更近時，斯巴達人開始衝鋒。就像在馬拉鬆一樣，希臘重型步兵有地形掩護其翼側，使其免受波斯騎兵的進攻。由於沒有騎兵迫使斯巴達人停止衝鋒，他們便迅速地貼近波斯人。輕型步兵擁有機動性優勢，但波斯人過於集中，盡管火力較強，卻不能很快後撤：因為後麵的部隊不斷湧來，他們被自己的眾多的兵力包圍了。除了與斯巴達人交戰，他們別無選擇。“戰鬥首先在柳條盾圈開始，接著當這些柳條盾被掃光後”，繼之而來的就是“交手搏鬥”。在搏鬥中，波斯人“很多時間是抓住希臘人的長矛，將其弄斷，由於其勇敢和好戰精神，波斯人比希臘人一點也不差；但是他們畢竟缺乏防護和訓練，並且在突擊行動的技能上比希臘人確實差得太遠”。在突擊行動方麵，希臘人訓練有素，擁有相應的武器裝備和盔甲。英勇善戰的馬多尼奧斯在戰鬥中喪生，波斯步兵撤退了。這次在普拉蒂亞的失敗結束了他們對希臘的入侵。 [ 註：希羅多德，《波斯戰爭》第9卷，第61、62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1卷第541、542頁。 ]
雖然希臘人贏得了戰爭，而且後來波斯人也在其軍隊中組建了自己的重型步兵，但希臘人的戰術係統並沒有顯示其任何真正的優越性。盡管波斯弓箭手失敗了，但很明顯，如果能夠充分利用自身優勢，避開突擊戰鬥，注意保持距離，充分運用投射武器的話，輕型步兵是能夠打敗重型步兵的。不過，馬拉鬆和普拉蒂亞兩次使用輕型步兵與重型步兵進行正麵戰鬥的嚐試說明，當輕型步兵缺乏騎兵幫助，不能利用其機動優勢避開重型步兵衝鋒時，他們是很脆弱的。
波斯騎兵展現了利用較大機動性避開重型步兵和有效使用投射武器的能力。但當騎兵試圖以突擊行動對抗重型步兵時，步兵則顯示出它的優越性。隊形中的徒步士兵在交手搏鬥中比無蹬騎兵占據優勢，因為地麵提供了更好的作戰平台，他可以集中精力戰鬥而不必分心。希臘徒步弓箭手與波斯騎馬弓箭手作戰的成功也有力地說明，在運用相同戰術方麵，輕型步兵同樣比騎兵擁有明顯的優越性。
與希臘重型步兵戰鬥的希臘輕型步兵
在與波斯人的戰爭結束1個世紀之後，希臘的戰爭係統一直持續未變。重型步兵仍是希臘人有力的武器係統，雖然在一些場合輕型和重型步兵各自顯示了他們的相對價值。一個例子是，雅典人的重型步兵入侵埃托利亞人(aetolian)起伏不平的國家。埃托利亞民兵通常裝備標槍。這些標槍兵被稱為皮爾塔斯特(peltast)。由於他們不穿盔甲，便可以利用其快速機動避免直接交戰，擺脫雅典人的重型步兵。埃托利亞人與波斯弓箭手不同，他們不進行交戰，而是以標槍攻擊敵人，爾後迅速撤退，以避免與向標槍投手衝鋒的重型步兵交戰。
一開始，有弓箭手分遣隊伴隨的雅典人很容易在海灣抓住埃托利亞人。但是，脆弱而沒有盔甲的埃托利亞標槍兵在對方弓箭手羽箭耗盡之前，始終與其保持弓箭的最大射程距離。一位希臘歷史學家描寫了埃托利亞接著是怎樣實施他們的標槍攻擊的：“當雅典軍隊前進時，他們就後撤，而雅典人後撤時，他們又跟上去。持續很長時間的戰鬥除了一係列的追擊和撤退以外，什麽都沒幹；而在這兩種行動中，雅典人均處於劣勢。”最後，雅典人“對這種漫長而沉悶的戰鬥厭倦了。埃托利亞人則越來越靠近，同時一刻不停地向他們投擲飛鏢。最後，他們轉身潰逃……埃托利亞人輕裝徒步，緊隨其後，投擲飛鏢，雅典人很多被飛鏢投中、殺死”。 [ 註：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第3卷第97、98頁，轉引自班傑明·周伊特翻譯的《希臘歷史學家》第1卷728頁。 ]
另一位歷史學家闡釋了輕型步兵與重型步兵作戰的效能，他說：“阿卡迪亞人(arcadian)的重型步兵絕對拒絕在戰場上麵對輕型步兵，這是他們從這些輕型步兵部隊那裏所得到的極深的恐懼。可以作為補償的是，輕型部隊本身對雷斯戴芒人cedaemonian)也懷有深深的恐懼，從不敢冒險進至他們重型步兵標槍的射程之內。這一教訓來自於他們曾在此距離內遭到一些年輕重型步兵的衝撞，被抓住並死於短劍之下。”雷斯戴芒人對其對付輕型步兵皮爾塔斯特的能力充滿自信，對那些害怕輕型步兵的人充滿蔑視，認為他們“對這些皮爾塔斯特的敬畏，就像那些將其保姆視為怪物的孩子”。 [ 註：色諾芬，《希臘史》，第4卷，第4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100-101頁。 ]
這些自信的雷斯戴芒人很快就與裝備標槍的皮爾塔斯特相遇了。皮爾塔斯特打算在雷斯戴芒人開進的路上抓住他們，在那裏，“他們將被如雨的標槍殲滅”；並且，如果雷斯戴芒人“冒險發起攻擊的話，那麽所有輕型步兵中最靈敏的皮爾塔斯特將很容易溜走，避免被抓住”。當皮爾塔斯特實施攻擊時，“這裏一個人受傷，那裏一個被殺”。接著，斯巴達人指揮官吹起了衝鋒的號角，“命令年輕人發起衝鋒，趕走進攻者。但是，衝鋒除了得到痛苦以外，毫無所獲——在標槍射程之內，他們一個人也追不到。當重型步兵麵對輕型部隊時，在其接近敵人之前，就聽到敵人指揮官一聲令下，“後撤！”抓不到任何皮爾塔斯特，雷斯戴芒人的重型步兵便開始“以各人所能的速度”撤退，此時隊形因剛才的全速衝鋒而陷入分散狀態。於是，皮爾塔斯特便“立即返回來，重新開始標槍攻擊”。在首次攻擊中，皮爾塔斯特“已經射倒了9或10個人，而這一勝利鼓舞了士氣，激起了勇氣。據說，這些進攻是如此猛烈，以致重型步兵不得不再次命令(這次用的年輕人更多)衝鋒。此命令被迅速執行，但在後撤時，他們損失了比第一次更多的人……一次又一次，除了他們的隊列越來越單薄，士氣越來越低落以外，這種單調的過程一再重複著，而進攻者的士氣卻越來越高漲，人數也越來越多。” [ 註：色諾芬，《希臘史》，第4卷，第5頁第9-17行，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二卷第104-105頁。 ]
如果能夠不在道路上交戰，輕型步兵比重型步兵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在廣闊無垠撞球桌似的地形上，如果擁有足夠的投射武器和耐心，並堅持其避開突擊行動(重型步兵的特長)的戰術，輕型步兵是能夠擊敗重型步兵的。大多數希臘小國繼續主要依靠重型步兵，但是，如上所述輕型步兵的勝利，使得重型步兵承認了輕型步兵的存在，並開始以皮革或硬布取代金屬盔甲，有時還使用毛氈代替金屬做頭盔。這樣，重型步兵既削弱了輕型步兵在速度上的優勢，又保持了相當充分的與其他重型步兵作戰所必需的盔甲，當然，在與輕型步兵進行近戰時也擁有足夠的防護。
希臘人也發展了一些騎兵部隊，雖然這種武器係統昂貴而又受到地形的限製，但是，騎兵從來也沒有成為作戰主力，一直處於輔助係統的地位。在會戰中，主要重型步兵傾向於與其他重型步兵交戰，而輔助的輕型步兵和騎兵則在分離的戰場上相互作戰。不過，當伊巴密濃達在留克特拉會戰中擊敗斯巴達人時，就是把較好騎兵部隊的行動與其縱深排列的步兵以及“神聖分隊”的翼側攻擊結合起來運用的。騎兵雖未證明其是決定性因素，但在擊敗處於次等地位的斯巴達人騎兵之後，它的攻擊對破壞斯巴達人的翼側機動起到了作用；並且，騎兵的行動也有助於“神聖分隊”對斯巴達人實施翼側攻擊分隊的翼側攻擊。
亞歷山大以完全合成的軍隊所進行的征服
希臘人既沒有進一步發展步兵機動，也沒有繼續發揮在留克特拉被證明了的騎兵的作用。其他國家卻有了發展，創造了合成軍隊的作戰方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超過了老希臘人，也超過了最初波斯人的戰爭方式。馬其頓人北希臘王國的菲利普國王喜好這種係統，而他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則運用這種係統征服了希臘和波斯帝國。抽象地說，馬其頓人的戰術方法綜合了希臘人和波斯人的係統，非常依靠騎兵，但以希臘人的重型步兵代替了波斯人的輕型步兵。馬其頓人信賴騎兵，不僅是因為有波斯人的實踐，而且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更適合養馬的國家，具有看重騎兵的傳統。
菲利普給亞歷山大留下了一支重型騎兵部隊。與希臘和波斯人騎兵使用標槍、弓箭和隨時準備投擲標槍或輕矛的做法相反，一些馬其頓騎兵主要依靠突擊行動。就像重型步兵一樣，這些騎兵也穿著盔甲，攜帶盾牌和短矛(一種騎兵用的矛)。這種短矛長約9英尺，重約4磅，兩頭都有利刃。雖然騎兵沒有馬鐙，但由於訓練有素，使他們能夠在近戰中相當穩固地騎在馬背上。當騎兵用短矛刺擊時，在刺中敵人之時或之前即放手，以避開刺中敵人所產生的衝力影響自己。這樣，他們就可以避免被摔下馬來的危險。
插圖1.4 重型騎兵
與希臘騎兵的另一個不同之處是，馬其頓騎兵紀律嚴明，經過在編組內協同作戰的訓練，並且服從指揮。因此，除了主要依靠突擊行動之外，他們具有更好的協同、訓練和技能。騎兵依靠標槍，很少靠近敵人，這一原則使得他們在突擊戰鬥中，具有與希臘重型步兵在與輕型步兵作戰時所擁有的相同優勢。騎兵不準備進行決定性突擊行動，因此不能抵抗衝鋒；而重型騎兵卻同樣擁有重型步兵與輕型步兵作戰時所具有的壓倒優勢，但有一個重要的不同，那就是輕型步兵難以逃脫。隻有身著盔甲、手持長矛的重型步兵隊形，才能抵禦重型騎兵的衝鋒，並在交手戰鬥中擊敗他們。
馬其頓重型騎兵是一支規模較小的精銳之師，被稱為禁衛軍。馬其頓軍隊還有人數更多的傳統的混合或普通騎兵。他們主要依靠投射行動作戰，主要是投擲標槍。而馬其頓軍隊的大多數仍然是步兵。其中輕型步兵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戰鬥中，他們部署於重型步兵的前麵，運用其投擲石頭、射箭和投擲標槍等傳統戰術打擊敵人，同時防範他們的重型步兵對手。在重型步兵交戰之前，這些輕型步兵便撤至危險距離之外，至此，其作用就結束了。這種戰術是最早發揮了以輕型步兵掩護重型步兵作戰時所具有的內在優勢的戰術。
馬其頓人也改變了重型步兵。他們把所用長矛加長了兩倍，即後排的長矛至少是前排所用長矛的兩倍。較長的長矛使後麵若幹排的矛能夠超過前排，從而使後麵更多排的人發揮了作用，這樣使其方陣的進軍確實更強有力了。如果前排使用短矛，而後排人的矛逐次加長，那麽若幹排的長矛就能同時刺擊敵人，因此幾乎總是能夠逼迫對手後退。加長的長矛還使護身盔甲的重要性減小，後排則可以完全不需要，從而節省了裝備的費用。更多地依靠編組戰鬥，也降低了對士兵個人技能的要求。由於馬其頓人進行了加長長矛、將方陣訓練成職業士兵等戰術改革，所以他們的方陣就具有了部隊的功能。此外，他們將軍隊細分，使原本笨拙的隊形具有了一定的協同和機動能力。不過，較長的長矛反映出一種精巧的變化，戰鬥中更多的是依靠“矛牆”的進軍，而較少地依靠前排士兵的個人努力。
這支軍隊的締造者，機敏的菲利普和他的兒子亞歷山大把四種武器係統結合起來，組成了一支相互支持的戰鬥部隊。重型和輕型步兵、重型和輕型騎兵各有其自己的作用，禁衛軍的突擊行動用於實施決定性的打擊。沒有一種武器係統獨占鰲頭，也沒有一種武器係統僅僅充當配角；所有武器係統都在這支軍隊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亞歷山大統治下的希臘人，以這樣一支按照馬其頓模式組織起來的職業軍隊入侵亞洲。他們擁有先進的戰術理論和亞歷山大這樣無可比擬的天才領導人。除了這位年輕國王具有與生具來的高超能力以外，通過訓練，士兵們也具有智慧和豐富的經驗，其中許多老兵都是在年輕國王的父親麾下戰鬥過的。在他的組織下，合成軍隊與波斯人對陣了。但亞歷山大所麵對的波斯戰術係統也已經過改進。波斯人不僅有騎兵和輕型步兵合成的軍隊，也有了重型步兵，而且大多數都是希臘僱傭兵。雖然他們慣用將輕型步兵配置於堅固的重型步兵戰線之前的方法，但他們對這支較強步兵基礎的運用並沒有改變依靠騎兵攻擊實施決定性戰鬥的傳統。
但是，波斯人沒有能與亞歷山大禁衛軍相匹敵的重型騎兵。雖然波斯騎兵也穿了盔甲內衣，攜帶短劍，但他們仍主要依靠弓箭、標槍戰鬥，並沒有與亞歷山大揮舞長矛實施突擊行動的禁衛軍交戰的準備。第一次會戰發生在格拉尼卡斯河。作為決策者的年輕國王並沒有畏懼波斯人強大的陣容，命令其禁衛軍越河向波斯人實施防禦的騎兵發起衝鋒，迎接他們的是“可怕的如蝗飛鏢；但馬其頓人以長矛戰鬥……盡管他們是在馬背上作戰，卻更像步兵戰鬥；由於他們為征服而戰，馬與馬貼在一起，人與人打得難解難分……最後，由於力量占有優勢，軍隊紀律嚴明，亞歷山大軍隊開始占據了上風。之所以如此，還因為希臘人使用山茱萸木製造的長矛戰鬥，而波斯人僅僅使用標槍作短矛。 [ 註：阿利安，《亞歷山大的遠征》，第1卷，第15頁，轉引自愛德華.j.欽諾克譯《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20-421頁。 ]
波斯騎兵由於裝備落後，缺乏突擊行動的訓練，在馬其頓人的衝擊麵前，終於難以堅守其陣地。“投擲標槍或熟練地駕馭馬匹”，一直是波斯“騎兵戰鬥中的共同技能”，以它對付突擊戰術沒有優勢。由於亞歷山大的重型騎兵打垮了敵人，他就可以把他們用於決定性的戰鬥。在格拉尼卡斯河會戰中，亞歷山大迅速帶領取勝的重型騎兵去支援正在進攻波斯重型步兵的步兵方陣。他命令“重型騎兵從四麵八方掩殺過去”。他滿意地看到騎兵們“不久就完成了包圍，開始砍殺敵人。最後，除了藏匿於屍體之中的人以外，竟無一人逃脫被殺的下場”。重型步兵雖然能夠抵禦重型騎兵從正麵發起的直接衝擊，但當身披盔甲的騎兵對其毫無防護的翼側和後方發起衝鋒，以長矛進行近距離交手戰鬥時，隻能導致任其宰殺的結果。 [ 註：阿利安，《遠征》，第3卷，第15頁；第1卷，第16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80頁，421-422頁。 ]
這次輝煌的勝利顯示了亞歷山大及其父親為王位和戰爭所做的充分準備。亞歷山大自幼年時代便得到了偉大哲學家亞裏士多德的悉心教誨，從而磨礪了君主的智慧，培養了對科學和文學的興趣。除了良好的精神素質和王者風範以外，這位風度翩翩、充滿活力的年輕人在格拉尼卡斯河會戰中還表現出敏銳的判斷力以及身體和精神上的勇氣。同樣重要的是，他的合成軍隊和重型騎兵禁衛軍也表明，它們確實為其實現雄心勃勃的征服計劃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
在伊蘇斯，亞歷山大麵對的是波斯人能幹的國王大流士三世指揮的軍隊。波斯人占據了有利的位置實施防禦，該地位於一條淺河入海口之後。馬其頓人將其騎兵用於兩翼，步兵方陣“排成緊密的隊形，邁著謹慎的步伐”緩慢地向敵人靠近，“以免輕率的進軍導致方陣的任何部分偏離戰線，與方陣的其餘部分分離”。 [ 註：阿利安，《遠征》，第2卷，第10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88頁。 ] 當到達波斯人的戰線時，以方陣越過淺河，向波斯人僱傭的希臘重型步兵占據的對岸攻擊。由於大家都希望以相似武器係統對抗，因此，占據精心選擇陣地的防禦者獲勝。“馬其頓人發現，河岸的許多部分水深岸陡”，或者有波斯人的柵欄防護，因此“在同樣的戰線上，馬其頓人根本無法對自己方陣的前方進行保護。於是，這裏的戰鬥陷入絕望”，而無組織的進攻隻能歸於失敗。但在內地，也就是波斯軍隊的左翼，亞歷山大已經率領其重型騎兵跨過了同一條河，發起衝鋒並打垮了據守河岸的輕型步兵，“並轉向大流士的僱傭兵”。被稱為“西帕斯皮斯特”的馬其頓重型步兵可能身穿盔甲，手執傳統長度的長矛，緊隨騎兵前進，不久就加入到向大流士一直成功地堅守河岸的重型步兵翼側和後方進攻的行列之中。波斯人的重型步兵開始動搖後退，看到戰鬥失敗不可避免，波斯國王也不得不撤退了。 [ 註：阿利安，《遠征》，第2卷，第10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89頁。 ]
精銳騎兵部隊的機動能力和密切協同，以及“西帕斯皮斯特”的良好訓練和協同，使亞歷山大在伊蘇斯可以不必依靠預先計劃的列隊機動(像斯巴達人所做的那樣)，就能實施包圍行動。包圍，需要壓倒優勢的兵力，或者能夠繞過敵人的翼側，並在翼側和後方攻擊其戰線的其餘部分。由於實施比較困難，所以要求要麽能夠實施成功的正麵進攻，突破對方的戰線，要麽能夠迂迴繞過敵人的翼側。在突破波斯人左翼薄弱的延伸陣地時，亞歷山大在包圍行動中同時運用了這兩種手段。迂迴敵人翼側的行動耗時頗多，除非騎兵能夠按時完成包圍行動，否則決定性戰鬥難以取勝。騎兵優越的機動速度，使之成為實施這種運動的理想部隊。
包圍行動，還需要由行軍隊形快速轉為戰鬥隊形的能力。騎兵能夠很容易地完成這種轉換，因為無論組織得如何好，騎兵仍然是依靠個體戰鬥，而不像隊形中的步兵那樣依賴戰友的行動。騎兵依靠其較快的機動速度，可以很快地由行軍縱隊展開成戰鬥隊形，而且其戰鬥隊形沒有步兵那樣緊密、整體性那樣強，使得隊形轉換更加簡便。騎兵依靠其較高的機動和快速展開能力，可以在行軍至很近的距離時投入戰鬥，而且是如此具有進攻性的部隊，因此人們發現，騎兵用於實施包圍行動是最佳部隊。
亞歷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是使重型步兵適應執行包圍任務的成功代表。較輕的裝備提高了他們行軍的速度，而高水平的個人技能訓練，使得這些正規軍能夠較少地依賴隊形。同樣無疑的是，他們進行了更細的兵力區分和戰鬥編組，因而執行命令更靈便，展開部署更容易。通過減少精心整理隊形的必要性，改進了協同和機動能力，馬其頓人擁有了一支適於戰場機動和執行包圍任務的新型重型步兵。亞歷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能夠包圍希臘方陣，並能進行近距離突擊行動，幫助騎兵確保擊敗敵人，說明戰爭藝術自希臘人的方陣和伊巴密濃達笨拙的一翼排成50排的陣列以來，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
在艾貝拉，亞歷山大進行了他與波斯人的第三次主要會戰。此次，又是與大流士相遇。大流士這次集中了一支由不同部分組成的龐大軍隊，甚至包括戰車和幾頭大象。為了挽救其搖搖欲墜的帝國，大流士在會戰中迎戰希臘入侵者。他聰明地選擇了平坦的地形，以便於其騎兵和戰車作戰。由於其軍隊雖然力量強大，但缺少較多的重型步兵，所以他把乘車馬的部隊部署在步兵陣列的前麵。亞歷山大在右翼的先頭，指揮其軍隊向前運動，攻擊波斯軍隊。他可以清楚地看見大流士位於中央，“引人矚目地站在衛隊中間一輛高聳的戰車上。他是一個高大而漂亮的人，由很多最好的騎兵保護。這些騎兵排成密集有序的隊形，做好了迎敵的準備”。 [ 註：普魯塔克，a.h.克勞編輯的《傑出人物普魯塔克的人生》(波士頓1901年版)，第488頁。 ] [ 投筆從戎註：此處註解翻譯有誤，應該是普魯塔克《古希臘羅馬名人傳》（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了上卷）。下文中的《人生》亦應為此書的簡稱《名人傳》。 ]
當兩軍開始近距離交戰時，亞歷山大率領他的禁衛軍和重型步兵方陣直逼敵人的中央，禁衛軍“直撲波斯騎兵，以長矛刺擊波斯人的臉麵”，終於擊敗了波斯騎兵，打垮了波斯軍隊的中央。大流士看到“一切全完了，那些部署在前麵保衛他的部隊崩潰了，向後直向他退過來。他的戰車既不能轉彎，也不能輕易擺脫，因為在成堆的屍體中戰車的車輪受到羈絆。這些死人堆積成山，不僅難以移動，而且幾乎覆蓋了馬匹，因而使戰馬暴跳起來，越來越難以控製，以致驚恐萬狀的馭手再也無法駕馭它們了”。被打敗的波斯統治者騎馬逃跑了。亞歷山大率領他的人轉向去支援受到很大壓力的左翼，贏得了這場決定性的勝利。 [ 註：阿利安，《遠征》，第3卷，第14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80頁；普魯塔克，《人生》，第488頁。 ]
沒有亞歷山大的天才，希臘人就不可能征服波斯帝國；但是，亞歷山大對突擊騎兵的出色運用，對征服行動所依靠的戰術成功做出了重要乃至決定性的貢獻。通過出色運用四種基本武器係統，亞歷山大擊敗了強大的波斯人，而波斯人久經考驗的戰術係統所欠缺的就是重型騎兵。馬其頓人這一重要的創新，完成了對持續許多世紀的基本戰術係統的發展。亞歷山大還以他的靈活性發展了戰爭藝術：他既不依賴單一的軍隊戰鬥部署，也不依賴精心製定的計劃，而是使計劃和部署適應條件。此外，在破城槌、機動塔樓和對攻城技術的掌握及有效運用等方麵，他也使希臘人的戰爭藝術達到了亞洲人的水平。
但在戰鬥中，亞歷山大依然遵循親自參與的陳規，帶領他的騎兵戰鬥，在關鍵性的地點實施指揮。事實上，戰鬥一旦開始後，這種做法妨礙了他對部隊的控製。雖然在艾貝拉會戰中，亞歷山大指揮其騎兵實施了由右至左的運動，但實際上，會戰的初始部署通常決定了會戰的整個戰法。因此，在亞歷山大的各次會戰中，對變化做出反應主要是依靠其下級的主動性，而不是依靠亞歷山大的全局指導。因此，能夠在作戰過程中指導會戰，並重新部署軍隊的指揮官還沒有出現。甚至在擁有了四種武器係統的靈活性並大大減少了戰鬥的刻板性之後，控製上的困難仍然使像亞歷山大這樣技能嫻熟的指揮官也不能駕馭整個會戰。
指揮官們還缺乏等待戰機或保留部分軍隊用於應付緊急情況或利用戰機的觀念。部隊並沒有全部投入交戰，完全可以將他們在戰鬥中重新部署或者組成預備隊。但是，當時的指揮官既不知道何時、何地，也不知道是否將有足夠的未交戰部隊去應付緊急情況或利用戰機。不過，戰前建立一支預備隊，用於在戰鬥中執行非預定任務，將為指揮官影響戰鬥結果提供一種確有保障的資源。亞歷山大大帝既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部隊的價值，也沒有能夠實行之；同時，也許他根本就沒有產生過指揮官不要親自參加戰鬥的想法。
羅馬人的戰爭藝術
在馬其頓人正以他們的方式完善戰爭藝術的同時，羅馬(義大利的一個城邦小國)軍隊則沿著不同的方向發展自己的戰爭藝術。像希臘人一樣，羅馬人以重型步兵方陣在輕型步兵和多用途騎兵的輔助下作戰。但是，羅馬人早就不以長矛作為他們的主要武器，而採用了多用途進攻性裝備。為了防禦，他們極為倚重一種寬2.5英尺，高4英尺的大型凸盾。這種木製盾牌先是用布，後又用小牛皮覆蓋，並在盾的中央以鐵加固，可以“擋開所有較有威脅的石塊、長矛和重型羽箭的打擊”。當時的人解釋說：“它的上部和下部邊沿以鐵邊加固，當放在地上時，可以防止由下方襲來的打擊和傷害。”由於羅馬人進行了許多攻城戰，需麵臨希臘人的長矛或短矛的襲擊，並要與善於使用雙手砍劍的凱爾特人作戰，因此最終設計出一種能夠有效抵禦所有對手的盾牌。他們的全套防護裝備包括頭盔、銅製胸甲，或者大多數人所穿戴的鎖子甲。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6卷，第23頁第2-16行，轉引自w.r.巴頓譯6卷本《歷史》(劍橋，麥斯出版社1966年版)第3卷，第319、312頁。 ]
為了進攻，羅馬人依靠短劍實施突擊戰鬥，“由於劍刃非常堅硬，這種短劍用於刺擊相當優異，而且劍的兩麵均可有效砍擊”。這種短劍在與雙手砍劍或長矛能被盾牌擋開的對手進行近戰時，證明了它的價值所在。多數步兵還攜帶兩支叫做“皮留姆”的標槍。這種標槍的尖在碰到堅硬物體時會彎曲或破碎，因此“敵人不能將其再投回來。如果這種武器不能奏效，還可以從兩邊射箭”。這與羅馬人的戰術相適應。其戰術是，首先向敵人投擲標槍，爾後快速接近敵人，以短劍和盾牌與敵人近戰。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6卷，第22頁第4-23頁第11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3卷，第319-321頁。 ]
實踐證明，羅馬人使其獨特的組織走向成熟，要比他們使用短劍更具基礎性。他們把軍隊分為三條戰線，每條戰線有6排縱深；他們還把這些戰線細分為支隊，每個支隊有兩個由60人組成的百人團。這種較細的區分編組提供了基本的協同，並保證了一定的機動性。羅馬人通過在每條戰線各支隊之間保持間隙的方法來運用這種組織；第二條戰線的支隊錯開位置，從而彌補了第一條戰線的間隙。第三條戰線與前兩條不同，因為它的支隊隻有前麵兩條戰線的一半，隻有60人而不是120人。第三條戰線的士兵都是比較老的公民，仍然使用長矛作為其主要武器。第三條戰線的支隊配置在第二條戰線的間隙後麵，使得整個隊形有些像一個棋盤。這是基本隊形。羅馬人就是以這種隊形前進並投入戰鬥。由於每條戰線在進軍中幾乎必然產生間隙，所以羅馬人索性有係統地安排其間隔。戰鬥中，在羅馬人的戰線靠近敵人之前，第二條戰線以百人團或整個支隊為單位，補進第一條戰線的空隙。第三條戰線則靠上前去，填補第二條戰線的空白，與第二條戰線剩餘人員一起，如果不必去幫助補充第一條戰線的大缺口的話，就作為預備隊。這種組織賦予羅馬人戰線一種方陣所缺乏的靈活性和反應性。
行政組織是羅馬人係統得以增強的另一個要素。10個第一和第二戰線的120人的支隊、和10個第三戰線60人的支隊組成一個稱為軍團的行政組織。加上一定比例的傳令兵、支援、搬運工等等(他們中的一些人兼作輕型步兵，也有一小部分騎兵)，軍團總人數超過4000人。當羅馬人擴充其軍隊時，就增設軍團，這樣就為任何大型野戰軍隊提供了良好的管理和組織。
羅馬人軍事實踐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他們構築塹壕的狂熱。沒有一支羅馬野戰部隊在行軍宿營時不按標準計劃的規定首先構築塹壕。每天夜晚，部隊都要掘壕築堤，並以柵欄防護。由於其正規部隊已經習慣於這種作業，所以羅馬軍隊把這件對其他任何軍事組織來說都是令人沮喪的負擔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這種掘壕築堤的行為意味著，羅馬軍隊隨時準備應付意外，並準備在戰鬥中一旦失利，能有一個築壘地域作為避難所。
羅馬人從馬其頓人那裏學到了關於挖掘塹壕的知識；馬其頓人則是從希臘人那裏衍生出自己的掘壕實踐，但希臘人隻有在一地駐紮一段時間時才構築築壘地域；而亞洲人則更是一貫地在營地挖掘塹壕。比如，波斯人在普拉塔亞失敗後，就是退居一個精心構築的築壘營地的。羅馬人對挖掘塹壕的革新包括以正規軍挖掘他們的營地，以及按標準計劃構築，以確保每個士兵和分隊在營地中總是有相同的關係位置。
羅馬士兵必須是有經驗的行軍者，因為，除了盔甲、短劍和標槍以外，他們還要攜帶鏟子、斧子和架設營地柵欄的木樁。但是，每天都要很早停止行軍，以便有時間在營地挖壕。
像他們的行軍宿營一樣，羅馬人實踐了一種緩慢但可靠的戰略，羅馬人逐步統治了義大利的大部分。由於政治上的精明再加上軍事上的技巧，所以他們與其控製地區結成了堅定而又心甘情願的盟友，並將羅馬人的組織和作戰方式擴展到了這些盟友之中。在亞歷山大大帝時期，羅馬已經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做好了與其他地中海國家進行軍事接觸的準備。
羅馬人麵對皮洛士和漢尼拔的亞歷山大係統
馬其頓係統被亞歷山大運用後，成為東地中海地區和古老波斯帝國大部分地區的標準。馬其頓係統與羅馬係統之間的不同之處主要的不是在於羅馬人用劍，而馬其頓人用矛；其區別是更加微妙的。羅馬軍隊依靠他們的劍術，以及重型步兵與充當配角的輕型步兵和騎兵之間的部分協同。在由方陣向步兵中隊陣列變革的過程中，他們改善了步兵，但沒有沿著亞歷山大的馬其頓係統的方向發展。馬其頓係統依靠的是所有兵種的合同作戰，包括受過實施真正突擊戰鬥訓練的騎兵部隊。
在羅馬人與馬其頓或亞歷山大係統的第一次主要作戰中，合成軍隊取得了勝利。這些關於與伊庇魯斯希臘王國的皮洛士國王戰鬥的描述晦澀難懂，但有一點是明白的，羅馬人所麵對的皮洛士，絕非僅是亞歷山大大帝的親戚和弟子，而且是一位在很多會戰中贏得最尊貴聲譽的將軍。羅馬人把皮洛士的勝利大部分歸因於使用了大象。這位亞歷山大的繼任者在亞歷山大在印度迎戰大象之後，就把大象引進了馬其頓係統。其實，大象經常不可靠，當遭到標槍和其他投射武器攻擊時，它們會突然在自己的步兵隊形中驚跑起來；實踐證明，大象對付騎兵最有效，因為它們可以嚇唬敵人的戰馬。其實，皮洛士戰勝羅馬人的基礎並不是建立在大象之上的，他是依靠騎兵(大象可能起到了輔助作用)打敗了羅馬人的騎兵，並由翼側和後方攻擊了羅馬人的步兵。不過，在擊敗羅馬人的戰鬥中，皮洛士付出了極為慘重的傷亡代價，以至於他評論說，如果再多幾個這樣的勝利，他就不得不隻身返回希臘了。
在與羅馬人的第一次作戰中，非洲強國迦太基照搬了馬其頓人的戰爭係統，甚至還保留了一位希臘將軍在會戰中指揮其軍隊，將入侵非洲的羅馬人趕了回去。像通常那樣，迦太基人將比較強有力的重型騎兵配置在翼側，擊敗了位於翼側的羅馬騎兵，並向羅馬步兵的後方攻擊。羅馬人三線係統所固有的協同意味著，他們後麵的支隊可以轉身擋開對方的進攻，但這種有效的防禦戰術並沒有挽救羅馬人：迦太基人贏得了突尼西亞會戰，並俘虜了羅馬指揮官。
在與迦太基的第二次戰爭中，羅馬人麵對的是漢尼拔(hannibal)。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軍事天才之一。在入侵義大利的戰爭中，年輕的漢尼拔僅有30歲，所依賴的也是馬其頓係統。防禦中的羅馬人繼續將其步兵作為合成軍隊的主角。在公元前218年特雷比亞的第一次會戰中，漢尼拔使羅馬人遭到了慘重的失敗。在數量上，兩支軍隊旗鼓相當，但漢尼拔在騎兵兵力上占有5比2的優勢。一支勝利之師席捲了羅馬軍隊的兩翼，並在輕型步兵的輔助下，攻擊羅馬人步兵的後方。雖然後麵的支隊轉身迎擊進攻，但漢尼拔仍然打敗了被包圍而且不能機動的羅馬軍隊。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會戰，不僅是一個著名的軍事戰例，而且展示了馬其頓戰爭藝術在一位大師手中的最後發展。出於對漢尼拔的恐懼，羅馬人以超過80000人與漢尼拔的50000人作戰。但是，漢尼拔有10000騎兵，而羅馬人隻有6000。迦太基人還有另外一個優勢：羅馬指揮官太倫提烏斯·瓦羅不僅缺乏軍事經驗和技巧，而且剛愎自用和好鬥成性。瓦羅計劃採取加大隊形縱深的方法，利用其人數上的巨大優勢。他雖然仍保持三線部署，但讓每個支隊縮小正麵，直至每條戰線的縱深達到通常縱深的3-4倍，企圖以此壓倒迦太基人的步兵。
同樣出於對會戰的擔心，漢尼拔運用其所精通的久經考驗的馬其頓合成軍戰術係統，並對該係統作了重要改進，以保障其戰鬥必勝和進攻性。除了像通常那樣將重型步兵排列在中央，騎兵配置在兩翼之外，他留下了部分重型步兵，然後將其成縱隊部署在重型步兵戰線的翼側。這樣，這些麵對羅馬人縱深隊形的重型步兵淺薄戰線中抽調出來的部隊，就可以用於增強中央部分的穩定性。
這樣，漢尼拔就擁有了一支能夠支配的真正預備隊。但是，如果步兵堅持住了，他打算將這兩支由最好的步兵組成的縱隊用於實施包圍。漢尼拔自己與麵對羅馬人縱深隊形、可能首當其衝的淺薄步兵戰線的士兵們站在一起，以此來增強該防線。然而，與亞歷山大大帝不同的是，悟性極高的漢尼拔在戰鬥中並不是帶領部隊作戰，而是以自己的存在增強其薄弱步兵戰線的信心。而且由他所在的位置，仍可以觀察整個戰鬥，並控製其預備隊。
正像在他先前的會戰中一樣，他的輕型步兵在雙方戰線相遇之前，在重型步兵的前麵起到了前哨戰的作用。漢尼拔計劃將其輕型步兵後撤至兩翼，以便能夠用於他計劃之中的包圍行動。他可以肯定，通過集中全部重型騎兵於一翼的方法，一定能夠取勝。
交戰開始後，一切均按漢尼拔的計劃發展。雖然羅馬重型步兵迫使縱深較淺的迦太基人持劍步兵的陣列後退，但漢尼拔的重型騎兵卻立即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並迅速繞過羅馬軍隊，在相對的一側向羅馬騎兵的後方發起了衝鋒。接著，輕型步兵也從兩翼發起衝擊，迦太基人的輕型和重型騎兵則向羅馬人步兵的後方攻擊。與此同時，按照計劃，漢尼拔使用他的預備隊步兵完成了對羅馬軍隊的包圍。預備隊成縱隊，在其戰線的兩端通過羅馬人的翼側，然後，麵向敵人，向羅馬人的兩翼進攻。他的這種方法很像斯巴達人，使縱隊與敵人的戰線垂直，然後麵向敵人發起攻擊。
遭到全方位圍攻的羅馬軍隊被擠壓在一起，其巨大的數量此時除了使迦太基人的投射武器隨便一射便能射中一個目標以外，任何用處也沒有。羅馬人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軍事災難——3/4的兵力被殺或被俘；同時，也有40%的迦太基人傷亡：要想使羅馬軍隊遭到永遠難以翻身的失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後14年，羅馬人一直避免與漢尼拔作戰。當他們再一次與他對陣時，他們擁有了自己的統帥——西庇阿。西庇阿是一位精明的將軍，雖然剛剛三十出頭，但已經是久經沙場。在參加了特雷比亞會戰和坎尼會戰之後，他又在西班牙指揮軍隊作戰，通過4年的戰鬥，他從迦太基人手中征服了西班牙。戰鬥的勝利使他贏得了許多西班牙首領的效忠。後來，西庇阿在西西裏指揮軍隊，並在那裏建立起一支精銳的軍隊。盡管生活奢華並具有希臘文化背景，但西庇阿很容易地逐步在其部隊中樹立起威信。接著，他率軍進入非洲，而穩如泰山的漢尼拔此時尚在義大利南部。這次，羅馬人不再使用民兵。西庇阿所指揮的是一支鬥誌旺盛、訓練良好、沉著鎮定、紀律嚴明，由參加過許多會戰的老兵組成的軍隊。公元前202年，西庇阿與漢尼拔在非洲的紮馬會戰中相遇，在那裏，他們各自展示了自己的天才。這兩位大師之間的競爭促進了戰爭藝術的發展。
加上盟軍努米底亞人的兵力，羅馬軍隊在騎兵兵力上占有決定性優勢，而這一優勢通常是在漢尼拔一邊的。但是，西庇阿並不把騎兵作為勝利的惟一依靠。他以在西班牙發展起來的一種方式運用步兵。他不再讓第二、第三戰線的支隊靠前並掩護第一戰線的間隙，而是把他們往後靠，與前一戰線保持大約數百英尺的距離。他正確地相信，當六排縱深的第一戰線與敵人步兵交戰時，那些老兵們後麵即使沒有更多的排，他們也能措置裕如。一線隊形之後各排組成了西庇阿的預備隊，在西班牙時，他曾用預備隊包圍敵人步兵的兩翼。
但是，西庇阿還不得不對付迦太基軍隊的80頭大象。因此，他放棄了羅馬人通常一開始所要排列的棋盤隊形，而是將第二、第三戰線的支隊直接排列在第一戰線支隊後麵。他以輕型步兵填充第一戰線的間隙，“命令他們放開行動，如果被大象的衝鋒迫使後撤，那麽那些來得及後撤的人就直接後撤至整個軍隊的後方，而位於兩翼的部隊則在戰線間隙的右翼或左翼打擊敵人”。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5卷，第9頁第7-9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4卷，第485、487頁。 ]
漢尼拔意識到不能依靠騎兵取勝，於是也在步兵戰線的後方部署了一支能夠使用的預備隊。與在坎尼一樣，這支預備隊仍由最好的部隊組成，但是他改變了預備隊的配置位置。在坎尼，他把預備隊成縱隊配置在步兵戰線的兩翼，隨時準備前進，從翼側攻擊羅馬人。但是，要與西庇阿對陣，這樣做就太明顯了；因此他把預備隊配置在戰線之內，主要步兵戰線之後並與之平行的位置。由於步兵占據優勢，所以漢尼拔打算通過使用預備隊包圍羅馬步兵戰線的方法獲勝。
戰鬥開始後，當兩軍戰線之間的輕型步兵前哨戰打響時，“漢尼拔命令大象馭手向敵人發起衝鋒。就在刺耳的喇叭和號角在四麵八方響起之際，一些大象受驚，並立即轉動尾巴拍打”迦太基人的後背。但也有一些不知所措和不知危險的牲畜確實直抵羅馬人的戰線，麵對勇敢的羅馬輕型步兵所投擲的標槍，“最終，在恐懼的驅使下，從西庇阿深謀遠慮設置的羅馬人戰線的間隙逃了過去。”其他大象則逃往兩翼，從而騰出戰場，使兩軍步兵和騎兵進行慘烈的交戰。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5卷，第12頁第1-5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4卷，第491、493頁。 ]
接著，羅馬人和迦太基人的重型步兵被迫參加戰鬥。與此同時，正如漢尼拔準確預見的那樣，羅馬人和努米底亞人的騎兵已經將漢尼拔的騎兵從戰場上趕走了。他們不是轉而與步兵交戰，而是遠離戰場去追趕敵人的騎兵。這種情況在戰鬥中經常發生，指揮官不能控製他們的騎兵，騎兵們則自然而然地去追趕被打的敵人。在坎尼，漢尼拔紀律嚴明、領導堅強的職業騎兵立即轉回來攻擊羅馬步兵的後方，但在紮馬，羅馬人及其盟軍的騎兵則缺乏紀律、約束和領導，因而不能實施這種關鍵性的機動。
所有騎兵全部離開了戰場，漢尼拔開始進行純步兵的戰鬥。他迅速運動，以利用其步兵數量上的優勢和預備隊老兵所提供的良好協同條件。他將後方步兵隊形運動出來，伸展其戰線，準備包圍羅馬步兵的兩翼。但西庇阿及時發現了這一機動，並使用其後方戰線的預備隊，同樣伸展其戰線。這樣，兩軍的步兵隻得交織在一起，進行結果不可預測的正麵交戰。後來，當步兵戰鬥進入決定性階段之前，羅馬人及其盟軍的騎兵返回戰場，並開始攻擊迦太基人步兵相對薄弱並正全力進行戰鬥的戰線的後方。這一行動決定了戰鬥的勝負，羅馬人和努米底亞人事實上全殲了迦太基人的軍隊，戰場上覆蓋著“仍然浸泡在鮮血之中的散落屍體和屍體堆成的小山”。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5卷，第14頁第2-3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4卷，第497頁。 ]
紮馬會戰中羅馬人騎兵在奪取勝利中的作用，顯示出羅馬人已經接受了馬其頓係統。但是，雙方都運用了預備隊，並以卓越的協同使之得以實現，表明此時的戰爭藝術已經超過了亞歷山大時期。無論漢尼拔還是西庇阿都沒有直接參加戰鬥，兩人都位於能夠指揮整個作戰和在關鍵地點、時間使用預備隊的位置。這是超過亞歷山大預先計劃性戰鬥的主要進步的標誌。同樣，專門而不預先賦予任務的預備隊的概念，以及改進了的步兵協同，使預備隊能夠在戰場上機動等，也是亞歷山大之後的進步。羅馬軍隊優異的協同非常重要。它使西庇阿能夠指揮戰場上的全部軍隊，而不是像亞歷山大那樣隻能指揮部分軍隊。
數年以後，當西庇阿在一個亞洲帝王的皇宮拜訪流亡在那裏的漢尼拔時，他請漢尼拔給大將軍們排個序。漢尼拔把亞歷山大排第一，皮洛士排第二，自己排第三。對於西庇阿所問，如果漢尼拔在紮馬會戰中獲勝該怎麽排序，這位迦太基人的回答是，那麽他就應排在亞歷山大之前。漢尼拔和西庇阿的偉大以及他們對協同的改進、對專門預備隊的使用以及將自己位於能夠調度整個戰鬥的位置等，使他們兩人均無愧於漢尼拔所排列的位置。這種排序無論是明確表述的也好，暗示的也好，確應如此。
羅馬人以亞歷山大係統取得的勝利
當羅馬人在希臘和亞洲作戰時，他們與馬其頓戰爭係統對抗。雖然羅馬人也使用合成軍隊方法，但是他們仍然倚重重型步兵，從未將其騎兵提升到像亞歷山大所認為的那樣的質量或重要性。但是，他們也從未像亞歷山大那樣，利用被分割帝國的聯軍從事戰爭；他們幾乎總是在當地盟友的幫助下作戰。在他們與最難忘的對手安條克大帝(antiochus the great)(敘利亞及其以東的大部分亞洲地區的統治者)所進行的主要作戰中，他們就得到了來自盟軍的關鍵性幫助。公元前190年，在小亞細亞的馬格內西亞所發生的衝突中，他們麵對的是安條克大帝親自率領、漢尼拔作顧問的令人生畏的軍隊。這次會戰的詳情不太清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羅馬人的盟友——帕加馬(pergamum)的國王——的強大騎兵，在羅馬人的勝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羅馬人越來越依靠其盟友提供騎兵。
對羅馬人戰術係統主宰地位的明顯挑戰並非來自於對手或許會擁有優勢騎兵的可能性，而是來自於馬其頓方陣的進一步發展。當公元前197年羅馬人麵對一支馬其頓王國的軍隊時，他們發現方陣所使用的是長度至少為21英尺的長矛。很顯然，前幾排所使用的是較短的矛，大約有9英尺，士兵用一隻手拿著；第五排的人所使用的則是需兩隻手持的長21英尺、能夠伸過前幾排刺擊的矛。前幾排的士兵持盾；而後排的士兵則用雙手持長矛，沒有盾，而是將一些非常小的盾片吊在橫過胸前的一條皮帶上。在方陣前5排的後麵，還有另外的11排，這些人始終舉著長矛，直至需要使用的時候。
這種隊形肩並肩地前進，其作戰效能依靠各種長矛的綜合作用；個人在隊形中除了持矛和保持隊形之外，毫無作用。由於羅馬人以短劍戰鬥，兵與兵之間所需要的空間要比位於方陣之中的士兵大，因此，每個羅馬人要麵對方陣中的兩個士兵、10支長矛。據歷史學家波利比奧斯(polylius)描述：“單個人員接近方陣根本無法殺入敵陣，也毫無辦法撥開對方的長矛”，因此，這種新的方陣好像能夠擊敗所有對手，因其強大的步兵而給予馬其頓人以勝利。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8卷，第30頁第9-10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5卷，第153頁。 ]
但是，協同良好的羅馬步兵輕而易舉地就擊敗了看似無敵的戰術改革。聯繫到羅馬人在紮馬會戰中的勝利，波利比奧斯曾經指出，詳細區分的羅馬戰術組織使得“每個人都能以個體為單位行動，也能與其同伴共同形成對任何方向的正麵，距離威脅最近的支隊隻要採取一個運動便能轉過身去麵對敵人。由於他們裝備的盾牌尺寸寬大，短劍堅韌，經受得住連續的砍擊，因此使其既得到了防護，也增強了信心”。這樣，羅馬人可以實施機動，而且如果他們繞開重型步兵的長矛的話，那麽他們在近戰中就擁有了絕對優勢，特別是對付雙手持矛的無盾步兵時，更是如此。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5卷，第15頁第7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四卷，第499頁。 ]
在第一次衝突中，羅馬人贏得了步兵戰鬥的勝利。因為他們在對方方陣尚未排好，一些兵力正在向戰場開進途中時，便發起了攻擊。但即使在有利條件下，方陣也過於依靠隊形的保持，因此他們與羅馬步兵對陣從未取勝過。波利比奧斯指出：“方陣需要平坦的地形，不能有諸如溝渠、樹叢、山脊和水道等障礙；所有這些均能有效阻礙和割裂這種隊形。”當然，方陣中的間隙將使羅馬的短劍兵能夠靠近前來，這對方陣中的重型步兵來說，必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8卷，第31頁第5-6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5卷，第153頁。 ]
即便是在平坦地形上，實踐證明方陣也具有脆弱性。因為，波利比奧斯寫道，“羅馬人絕不將自己的戰線展開成與敵同等規模，從而使自己的所有軍團暴露在敵人方陣的正麵進攻麵前，而是以一部分部隊作為預備隊，其餘部隊與敵人交戰。之後，無論方陣是擊敗了對手，還是被其對手所擊退”，“在乘勝追擊逃敵，或當麵之敵快速撤退時，方陣都會將自己的混亂隊形暴露在敵人麵前”。當此種情況發生時，方陣就會位於“他們自己軍隊的其他部分之後，在此態勢下，”羅馬人的“預備隊在方陣原來據守的位置也就有了足夠的空間，不再實施正麵進攻”，而是“通過在翼側和後方的側向運動，出現在方陣的翼側和後方”，在翼側用短劍和盾牌以近距離格鬥對重型步兵實施屠殺；而此時，重型步兵的隊形和武器使他們處於近乎毫無防護的狀態。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8卷，第32頁第2-5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5卷，第153-157頁。 ]
這樣，羅馬人改進後的步兵幫助其在地中海盆地建立起自己的統治。羅馬人吸收了馬其頓係統的所有優點，並從漢尼拔那裏學到了步兵預備隊的使用以及將軍指揮作戰的方法。將軍應置身於戰鬥之外，這樣他就能控製預備隊，並對會戰進行指揮。
羅馬軍團的完善
不久，羅馬人就完善了他們的步兵。其方法是，廢除老式“指骨”(phngeal)組織的殘餘，並建立了一種十分合理的協同計劃。他們消除了傳統三條戰線之間的區別，剔除了長矛和較小的第三戰線隊形。他們可以根據條件允許，將軍團內同類重型步兵編成或多或少的戰線。他們將軍團區分為10個各由600人組成的重型步兵大隊；每個步兵大隊由3個各含200人的支隊組成；每個支隊包括兩個百人團。每支部隊都設一名對其下級擁有全權的指揮官。這種安排與現代師的組織大體相似，步兵大隊相當於營，支隊相當於連。指揮序列也大體相仿，一支軍隊由獨立的軍團組成，而每個下級部隊直至百人團的指揮官都置於其上級指揮官的權力之下。
這樣，羅馬人就創建了一支完全協調的軍隊，有能力實施機動，並能對其指揮官的命令做出迅速反應。所遺留的指揮官的最大難題是了解戰場上的情況，更困難的是向下級傳遞信息。信使、號角和戰鼓，隻提供了不太可靠的通信手段。盡管如此，羅馬人對此還是作了深思熟慮的改進。他們不僅細分了軍隊的編製體製，而且給各支部隊發放了軍旗。這就使士兵能夠了解他們的位置，並給指揮官提供了了解部隊位置的較好機會。直至20世紀可攜式電台出現，戰術指揮的困難一直與當時羅馬人所發現的困難基本相同，並因此而削弱了協同。
羅馬人細分部隊並建立隸屬關係確實還帶來另一個優點：它給了部屬在戰鬥中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真正機會。這種對職業軍隊的改變，使這種組織的功能在實踐上達到了與理論上所能的程度，而嚴明的紀律、良好的訓練以及經常性的戰爭實踐，確保羅馬軍隊總是能夠心想事成。
軍團還擁有一些輕型步兵、弓箭手、投石手以及比例較小的騎兵。但是，步兵的技能和結構增強了對抗騎兵的能力。因為優異的協同能力使軍隊的一部分，軍團或步兵大隊，能夠以機動保護翼側，而且良好的細分建製允許指揮官分配一支或若幹部隊保衛兩翼。由於列陣重型步兵能夠製止列陣重型騎兵的衝鋒，所以羅馬指揮官對翼側的顧慮很小。
羅馬軍隊在每次停留時間較長時都要有掘壕的正規程序，為部隊的供應和補給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頗有章法而又持續不斷的作戰，使羅馬人能夠完全支持這種以職業軍隊和徹底、穩重的戰爭方法所進行的戰爭。
羅馬人對抗騎馬的安息人
改進了的羅馬軍隊做好了戰勝高盧人，即當今法國居民的準備。羅馬人把高盧人稱為野蠻人。高盧人像羅馬人一樣，以重型步兵和騎兵作戰，但缺少羅馬人紀律嚴明、協同周密的步兵。此外，他們還更缺少羅馬人的築壘術和攻城器具；進一步說，高盧人還缺少像羅馬人那樣高度發展的政府所提供的財政和補給組織。盡管高盧人具有堅持的決心和抵抗的能力，但羅馬人在偉大統帥尤利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的指揮下，在7年內征服了高盧人。
但是，羅馬人在與安息人(parthians)的對抗中，卻戲劇性地失敗了。安息人統治著美索不達米亞，而宗教傾向於東方的印度。安息人隻乘馬進行戰鬥。這是一種適合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坦、無樹地形的方法。他們的重型騎兵與輕型騎兵之間存在著明顯差別。貴族在訓練中提供了榜樣，並把他們的僕人訓練成騎馬弓箭手。重型騎兵及其戰馬身披盔甲，裝備的矛槍又長又重，以致羅馬人送給它一個外號，叫做“舢板撐篙”。由於盔甲和沉重的矛槍成為在無鐙戰馬上作戰的嚴重負擔，安息貴族好像幾乎不能承擔什麽任務。但實際上，他們精通此道，而且實踐證明安息人的重型騎兵確實令人生畏。沉重矛槍的慣性不僅使刺擊非常有力，而且還能減小對持矛騎手的震動。雖然彎弓射箭需要非常高的技巧，甚至在無鐙戰馬上更是困難，但輕型騎兵在戰鬥中卻擔負相對容易的任務，他們的戰術就是與敵人保持射箭距離，並發射羽箭。
在愷撒征服高盧人的同時，其財大氣粗而又野心勃勃的同伴克拉蘇(crassus)以一支強大的羅馬軍隊入侵了安息。羅馬軍隊大約有36000人，其中包括4000名騎兵和4000名輕型步兵。盡管自信的克拉蘇已經對安息人的戰爭藝術略有所知，但他認為，他要解決的軍事難題“僅僅是沉悶乏味的行軍以及英勇追擊的士兵不能及時返回參加突擊所造成的麻煩”。他忽視了報告中所說的安息人“在戰鬥中不可能逃跑”，“而其退卻時則不可能追上”，而是像對待諸如他們的盔甲堅不可摧，他們的箭“是一種奇怪的新式飛鏢，快若流星”之類的情報一樣，半信半疑。據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描寫，剛愎自用甚至缺乏智慧的克拉蘇拒絕了亞美尼亞國王(他對安息人的戰爭方式有第一手的資料)建議羅馬人經他的王國進軍的邀請。因為他的王國群山連綿，“馬匹幾乎無法通過”。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391頁。 ]
當克拉蘇勞頓遠征來到美索不達米亞平坦沙質的地形上時，安息人已經在等待與羅馬人交戰了。當羅馬人在卡雷與安息人的軍隊相遇時，他們排列成正方形隊形，充滿信心，其原因僅僅是因為排列在他們麵前的安息人隊形比他們預期的要小些。在人數上，他們確實比安息人多1/3 [ newavatar註：這裏“他們確實比安息人多1/3”是翻譯錯誤，原文為“outnumber three to one”，就是說羅馬人擁有三倍的優勢。 ] ，但實際上，安息指揮官將他的一些兵力隱藏在一個小山之後，羅馬人首先看到的隻是安息人身著盔甲部隊的一部分。但是接著，安息人為了挫傷羅馬人的士氣，開始製造“一種可怕的噪聲和巨大的喧鬧聲。安息人不是用短號和喇叭，而是用半球形銅鼓激勵自己的軍隊作戰。他們在各種不同的時刻敲擊銅鼓。以這些手段，他們製造了一種完全虛幻的噪聲，好象野獸的嚎叫與雷聲混合在一起……當他們以這種噪聲對羅馬人起到有效的恐嚇作用時”，他們就把自己的全部軍隊展現出來，並“脫掉盔甲的覆蓋物。立刻，好像陽光點亮了他們用馬吉安人磨光鋼鐵製造的胸甲和頭盔，及其戰馬身上披掛的銅、鐵製造的飾物”。
羅馬人所麵對的不僅是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軍隊，而且還有一個可怕而又充分準備的對手蘇雷納斯(surenas)——安息指揮官。“他本人是一位高大英俊的人，但其柔美的長相和脂粉氣的衣著確實不像其實際所具有的那種男子漢氣概；他的臉化了妝，頭髮分開……而其他的安息人卻扮相可怕，蓬鬆頭髮在前額梳成一團。”
看到羅馬重型步兵縱深而又強大的方陣，精明的蘇雷納斯沒有命令其重型騎兵發起衝鋒。相反，他展開輕型騎兵，“開始從四麵八方射箭，並不需瞄準任何特定的目標(因為，實際上羅馬人的序列是如此緊密，以至於隻要想射中，就會箭無虛發)，隻是簡單地大力彎弓射箭。這種打擊非常猛烈。羅馬人的形勢一開始就十分不利；如果他們要保持隊形，那麽他們就會受傷，而如果他們衝鋒，那麽他們對敵傷害不大，而自己卻會傷亡不少。因為安息人會邊撤邊射箭”。
由於克拉蘇的輕型步兵缺少弓箭手或投石手，對敵人的輕型騎兵不會發揮多大作用，因此，他想等待敵人箭矢耗盡。但是，當了解到敵人擁有“無數駱駝馱載箭矢”時，克拉蘇就派他的兒子帕利烏斯(publius)率一支由將近5000重型步兵、1300騎兵和500弓箭手組成的部隊攻擊敵人。安息人在這支部隊麵前且戰且退，直至這支部隊遠離主力。雖然總人數占有優勢，帕利烏斯率領的羅馬部隊的弓箭手應當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因為徒步弓箭手射箭的速度和準確性都比乘馬弓箭手要好；但是，麵對使用無疑更強勁的弓箭、數量也更多的乘馬弓箭手，他們好像對作戰結果絲毫產生不了什麽影響。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393頁。 ]
帕利烏斯的輕型騎兵大部分是在高盧新補充的。他們又遭到了將近200年前波斯通用騎兵與亞歷山大禁衛軍的重型騎兵作戰時的同樣命運。安息人以重型騎兵迎戰高盧騎兵。安息人的騎兵身穿盔甲，手持“堅硬生皮和鐵製做的”盾牌，迎擊“虛弱而缺少標槍”的帕利烏斯高盧騎兵，“相反，高盧騎兵僅穿單薄衣物，其身體暴露在敵人強有力的長矛之前”。但是，高盧騎兵也展示了他們的風采；他們“抓住敵人沉重的長矛，靠近敵人，將其拖下馬來，以便利用對方盔甲沉重，不便行動的弱點；許多高盧人放棄自己的馬匹，潛行到敵人的馬下，刺穿敵人的馬腹”。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394頁。 ]
失去馬匹的高盧騎兵倖存者加入羅馬重型步兵的隊伍，遭到了敵人輕型騎兵的四麵圍攻。這些輕型騎兵將如雨之箭射向擁擠在一起的羅馬人。羅馬人“遭到打擊和殺害死去。並不是快速輕易死去，而是在劇痛和痙攣中死去。被射中的羅馬人由於帶著箭矢在地上翻滾，箭折斷在傷口中，當他們用力將帶倒鉤的斷箭拔出時，倒鉤則拉斷了神經和血管。因此，這樣做等於是撕裂和折磨他們自己。許多羅馬人都是這樣死去的，而那些活著的人也不能再執行任何任務。當帕利烏斯命令他們向裝甲騎兵衝鋒時，他們讓他看到的是，雙手固定在盾牌上，雙腳插入地裏”。在以弓箭擊敗帕利烏斯的分遣隊之後，安息人靠近其殘部，“用矛槍屠殺他們，俘虜的人不超過500人。在砍下帕利烏斯的頭顱之後，他們直接向克拉蘇疾馳而去”。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394頁。 ]
克拉蘇的處境與其兒子相差無幾，因為“箭矢有如急風暴雨一般從四麵八方射來，立即就有許多人像被割的麥子一樣倒下一片，許多人再也不能進行戰鬥，而所有的人都受到了精神上的打擊。飛來的箭矢戳進他們的眼睛，刺穿他們的雙手”。至此，克拉蘇的士兵發現“動彈不得也停留不得”。 [ 註：迪奧，《羅馬史》，第40卷，第22頁第4行，轉引自厄尼斯特·凱利譯九卷本《迪奧的羅馬史》(劍橋，麥斯出版社，1914年版)，第3卷，第439頁。 ]
雖然輕型騎兵的弓箭為安息人的勝利立了大功，但重型騎兵也為其勝利做出了貢獻，“他們以長矛驅趕羅馬人緊湊在一起，除了那些沖向他們的人……羅馬人緊湊在一起和沖向敵人均不奏效，那就隻求速死。因為安息人強有力的長矛能造成巨大而致命的創傷，而且經常一擊穿透兩人。”不僅是因為安息人的重型騎兵使羅馬人擁擠在一起，以致安息人箭無虛發；而且也是由於羅馬人自己必須一個緊靠一個，以便使用武器並把盾牌連在一起的互相掩護。因此，是羅馬人使得自己在重型騎兵麵前不堪一擊。這些重型騎兵“沖向他們，刺倒一個人就能帶倒一大片；而如果他們展開隊列避開重型騎兵的衝擊，那麽就會遭到弓箭的射殺”。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395頁；迪奧，《羅馬史》，第40卷，第20頁第2-3行，轉引自凱利譯本，第3卷，第437頁。 ]
在卡雷附近的開闊平原上，克拉蘇的軍隊在一天多的時間裏就灰飛煙滅。第一天結束時，安息人的長矛一些“彎曲了，一些折斷了，弓弦因連續射擊而拉斷，箭矢耗盡，短劍卷刃，大多數人也因不停的殺戮而疲憊不堪”。戰鬥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最後，克拉蘇及其大量將士被安息人殺死，大部被俘。 [ 註：迪奧，《羅馬史》，第40卷，第24頁第1行，轉引自凱利譯本，第3卷，第441頁。 ]
安息人打算乘勝入侵敘利亞。但是，雖然“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或其他與之具有相似特點的地方，幾乎是戰無不勝的”，然而他們缺少攻城的手段，甚至連接近城市的手段都沒有。因為“城市鄰近地區長滿了大片的樹林”。由於“他們不敢，甚至也不能使用騎兵突破這種障礙，因此製定了一個砍倒樹木，使空間暴露的計劃，這樣他們或許能夠自信而安全地接近城市。但是，他們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做這件事，因為這項任務太艱巨了”。於是，他們改變目標，轉向另一個城鎮。與此同時，羅馬人則“不斷襲擊安息人廣泛分散的部隊”。不久，在叢林中損失了一些兵力之後，安息人終於放棄了在敘利亞這個與他們國家特點不同的國度所進行的戰役。 [ 註：迪奧，《羅馬史》，第40卷，第15頁第4-5行，轉引自凱利譯本，第3卷，第427、429頁。 ]
克拉蘇悲慘的遭遇清楚地說明了，在適於馬匹運動的地形上作戰時，輕型騎兵武器係統具有壓倒重型步兵的優勢。重型騎兵對安息人的勝利起到了輔助作用；但如果指揮官能夠精心組織箭矢保障，使之數量充足的話，那麽輕型騎兵沒有幫助也能贏得勝利。希臘重型步兵曾經發現波斯乘馬弓箭手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但希臘起伏不平的地形使希臘人倖免於難。可是，在安息人自己的國家，羅馬重型步兵遭到了毀滅性的失敗。
關於四種武器係統性能的總結
圖解1.2總結了古代的四種基本武器係統。這四種係統都有其特殊的性能和相對的優勢。安息人戲劇性地展示了在適於騎兵作戰的地形上，輕型騎兵對重型步兵的威力。他們還展示了亞歷山大曾經展示過的，無論輕型騎兵還是通用騎兵，不經過特殊訓練，沒有特殊裝備，在突擊行動中都不能抵抗重型騎兵。但是，安息人的重型騎兵在羅馬人列成方形隊形迎戰時，沒有向羅馬步兵發起衝擊。同樣，亞歷山大從不使用其重型騎兵由正麵與步兵方陣對抗，因為列成恰當隊形的重型步兵能夠抗擊重型騎兵的衝擊。
圖解1.2 武器係統使用表
在與徒步人員的近距離交戰中，乘馬人員占有幾方麵的優勢，其中包括位置較高，居高臨下打擊對手所必然具有的勢能等。戰馬通常是騎兵有價值的盟友。這些優點，再加上騎兵先天具有較大機動性，使其成為一種優秀的突擊武器係統；當然，前提是他經過充分訓練，能夠克服乘馬的不穩定性。
為了抵抗騎兵的突擊，重型步兵不得不形成集群。與列成6排縱深的方陣、身穿全副盔甲、有巨大而堅硬的盾牌保護的技能熟練的羅馬士兵作戰，即使是全副盔甲、手持長矛的安息重型騎兵也不能戰勝他們。成縱深部署，擁有地麵這種較好的作戰平台，具有不必分心而集中精力於戰鬥的能力，聚集成無懈可擊的方形隊形，所有這些都意味著騎兵不能與這種徒步士兵組成的協同行動集群相抗衡。騎兵雖然也形成集群，並在一個指揮官的指揮下一起行動，但他們仍然必須作為個體戰鬥。這種屬性決定了他們很容易快速投入行動(因為他們可以不必保持隊形而全力實施戰鬥)，但這種個體戰鬥的特點也降低了他們與列陣步兵進行正麵戰鬥的效能。不過，騎兵是用於執行進攻任務的理想武器係統，它可以抵近並快速攻擊步兵薄弱的翼側和後方。
乘馬弓箭手與徒步弓箭手相比，具有更多的顯著不利條件。徒步弓箭手不必分神而集中精力於射箭，這使得他們擁有更快的發射速度，並且，即使排除穩定平台所帶來的好處不說，其射箭的精度也更高。像波斯弓箭手麵對希臘人那樣，徒步弓箭手還可以使用重量較輕的盾牌保護自己。騎兵無法以這種方式保護自己，因為他們仍然要使用弓箭和馭馬。此外，就像波斯人在普拉蒂亞攻擊希臘弓箭手時所看到的那樣，馬匹成了一個巨大而脆弱的目標。但是，徒步弓箭手沒有機會對抗重型騎兵。正像希臘重型步兵在馬拉鬆和普拉蒂亞擊敗波斯徒步弓箭手一樣，重型騎兵也能快速穿過落箭地帶抵近敵人，並以盔甲保護自己，使用矛槍和短劍打敗輕型步兵。即使弓箭手裝備的分量輕也不能使其獲得逃跑的機會，因為騎兵可以很容易地追上他們。
因此很清楚，如果克拉蘇的軍隊由一半重型步兵和一半老式波斯弓箭手組成，他就能夠抵抗住安息人的進攻。重型步兵可以保護弓箭手免受安息人矛槍兵的傷害，而弓箭手可以牽製安息人的乘馬弓箭手。不過，這樣一支羅馬軍隊也隻是具有防禦能力：它隻能控製其所占的地盤。
但是，地形嚴重限製了乘馬作戰方式的明顯優越性。騎兵在森林中難以發揮功能，若在密林中，甚至徒步弓箭手也處於劣勢，因為其視界和機動均受到限製。這種可怕的限製激發了安息人想要砍倒森林的靈感。多山國家對騎兵限製小一些，但其行動通常局限在山穀之中。正因為如此，安息人在其自己的國家是無敵的，但他們從未征服過羅馬人在敘利亞或亞細亞米諾的領地。
地理學關於地域性或民族性戰爭模式的研究大有可為，比如希臘人、波斯人、安息人的戰爭模式等。亞歷山大、迦太基人和羅馬人把這些方法結合起來，但安息的地形使得安息人重新創造了能夠成功對抗羅馬人的本民族係統。
騎兵的另一個缺點是它的費用高。在古代，一匹馬的費用相當於一個人；用保護性覆蓋物裝備馬匹，更增加了花費；而要負載盔甲再加上全副武裝的人，則要求健壯的戰馬。要飼養強壯得足以擔負這種任務的戰馬，更提高了戰馬的價格。甚至是輕型騎兵使用的較輕、較快牲畜也要求是特殊的品種。此外，乘馬作戰的人自身也需要更大的投入，因為他們需要比徒步弓箭手更多的訓練，以掌握從馬背上射箭的技巧；在馬上進行近距離戰鬥也比在地麵上需要更強的技能。這樣，雖然克拉蘇的軍隊在數量上是他的安息人對手的3倍，但其費用多不了多少。雖然會戰的結果充分證明安息部隊每一人的價格確實與羅馬步兵不一樣，但是價值上的差別也強有力地說明，在政府或指揮官決定以2-3個徒步士兵的代價換取1個乘馬士兵之前，必須清楚地形和戰術態勢對騎兵部隊的使用所具有的巨大影響。
乘馬作戰方式對攻城來說無多大關係。因為馬匹對克服溝渠和城牆毫無用處。實施攻城戰鬥隻能用步兵。當然，騎兵可以下馬戰鬥，但作為步兵戰鬥不僅浪費了他們所受到的訓練，而且他們還可能缺乏徒步戰鬥所必備的某些技能。他們的騎兵背景或許會使其具有這樣一種傾向，即反對攻城所必不可少的掘壕和工匠工作。
所以，在地形開闊的國家，由重型和輕型步兵的合成的軍隊，可以抵抗由輕型和重型騎兵合成的軍隊；而在多山、多林、斷裂地形較多的國家，騎兵則不能很好發揮效能。在這些地形上，步兵占據支配地位，必須以步兵同步兵作戰。裝備相似的步兵作戰，防禦的步兵比對方占有優勢。停止間的人員射箭或投石精度更高，並能利用自然遮蔽物或類似波斯人盾牌那樣的人工措施保護自己。居高臨下的陣地將使防禦者的投射武器在速度和射程上占據優勢。
插圖1.5 重型騎兵擊敗輕型步兵
另一方麵，重型步兵在與其他重型步兵作戰時，從防禦中卻得不到特別的好處；實際上，古代人認為迎擊衝鋒是差勁的戰術，而在接觸之前就向敵人發起衝擊比較得利。但是，他們比較看重居高臨下陣地在近戰中的價值。因為能夠增強防禦力量，所以防禦者大多提前倉促構築野戰築壘陣地。大流土三世在伊蘇斯曾使用了這種陣地，而勝利者亞歷山大也運用了這些陣地；但是，在某種意義上說，當羅馬人每夜都在營地周圍構築壕溝時，他們的任何作戰幾乎都是從防禦行動開始的。如果第二天他們從事戰鬥，那麽一旦戰鬥失利，便已經有了事先準備好的退避之所。無論何時，隻要時間允許，他們在占領陣地後就要挖壕。雖然重型步兵承擔了大部分挖壕任務，但輕型步兵也能從這些野戰築壘陣地中受益。
騎兵在防禦中與步兵相比就沒有什麽優勢。雖然輕型騎兵或許發現，原地不動有利於發射弓箭，但是他們沒有防護。對重型騎兵來說，防禦則明顯不利，他們在防禦中隻能要麽後撤，要麽衝鋒。
這種不同的行為是必然的，因為騎兵雖然是以個體戰鬥員為單位發揮作用的，但他們是兩個腦袋而不是一個腦袋，而其最得力的夥伴——戰馬的腦袋通常受訓極少。當戰馬的腦袋感到的威脅比騎手更大時，它會說：“跑，和馬群在一起”，於是便不停地跑下去，直至感到威脅消除為止。受驚嚇的馬匹不管騎手如何控製它們，都會騷動不止，從而使騎手無法使用所攜帶的任何武器，直至戰馬又能跑起來。一旦奔跑起來，戰馬可以提供一個相當平穩的短程武器平台，增大手持武器的速度，變成一個轉瞬即逝的目標，並且，在進攻中戰馬本身也能變為武器，踐踏它所碰到的任何防禦者。 [ 註：我得益於e.w.蓋爾中校解釋馬匹不適於防禦的段落。 ]
希臘人之間的戰爭展示了兩類步兵之間戰鬥的控製因素。投擲標槍的皮爾塔斯特對重型步兵的勝利，預示了安息人乘馬弓箭手對克拉蘇軍團的勝利。但是，由於輕型和重型步兵機動性之間的差別很小，所以皮爾塔斯特在使用其投了就跑的戰術時，要冒很大的風險。波斯徒步弓箭手在馬拉鬆和普拉蒂亞的失敗，顯示了在戰鬥中使用輕型步兵對付重型步兵的困難；大量波斯弓箭手形成聚集成靜止不動的集群，抵消了輕型步兵與重型步兵相比所具有的微弱優勢。但是，減輕重型步兵盔甲的重量，必然提高其機動性，對阻止標槍投擲輕型步兵基於優越機動性而建立的“飛行”戰術的成功大有作用。
在留克特拉會戰重型步兵與重型步兵的戰鬥中，伊巴密濃達應用了集中和包圍的思想。漢尼拔在坎尼以重型步兵組成兩支預備隊，以及西庇阿在紮馬對其步兵的使用，都發展了這一思想。步兵應用協同的關鍵在於使用預備隊以及集中和包圍的思想。羅馬人將其紀律嚴明的職業步兵區分為軍團、大隊、支隊和百人團，從而為建立具有協同和反應能力的預備隊提供了條件。指揮官可以在戰場上機動這樣的預備隊，運用它攻擊敵人翼側的弱點，從而實現對敵人的包圍。
亞歷山大創造了合成軍隊，使重型步兵對重型步兵戰鬥時的這種協同方式的實用性黯然失色。他靈活使用四種武器係統的每一種：在以輕型步兵與敵人進行前哨戰的同時，依靠重型騎兵擊敗敵人的騎兵，並攻擊敵人步兵的後方，然後運用重型步兵與敵人的步兵進行正麵交戰，並以輕型騎兵與敵人的某些騎兵作戰。即使亞歷山大沒有創造重型騎兵，毫無麻煩地驅趕了波斯人的通用騎兵，他也擁有優勢，因為在突擊行動中，防禦對騎兵沒有什麽好處。在對付敵人沒有協同的重型步兵時，以騎兵攻擊敵人的翼側和後方，通常能夠決定戰鬥的勝負。一個的例外發生在阿貝拉會戰，在那次會戰中，亞歷山大的騎兵突破了波斯人薄弱的中央。但是，實踐證明，希臘軍隊重型步兵的中央通常是難以突破的。
在無障礙、無築壘地形上，亞歷山大係統的勝利好像屬於騎兵數量較多、或質量較好、或同時具有這些因素的軍隊。坎尼和紮馬兩次會戰支持這一結論，盡管漢尼拔的步兵在坎尼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雙方步兵的密切協同在紮馬也起到了作用。羅馬人從未完全採用亞歷山大依靠騎兵的戰術，但他們之所以贏得對亞歷山大軍隊的關鍵性勝利，是因為其盟友在騎兵方麵提供了決定性的優勢。在與高盧人作戰時，他們自己的騎兵以及運用其步兵掩護翼側的協同能力，證明足以對付敵人的騎兵。但是他們戰勝高盧人，所依靠的基礎是其卓越的步兵以及掘壕防禦的力量。
在傳統的亞歷山大式會戰中，一個主要的例外戰例是一支騎兵占優勢的軍隊反而喪失了確保的勝利。這次偶然事件發生在兩個著名對手之間的內戰中。其中之一是羅馬的統治繼承者，軍事和政治天才尤利烏斯·愷撒，而另一位則是曾在三大洲取得許多著名的勝利，但缺少政治才能的鬥士龐培(pompey)。這兩位超一流統帥於公元前48年在法薩盧斯會戰中相遇。當他們相互對陣時，雙方各有一翼緊靠河岸。龐培理所當然地將其較強的騎兵並配屬所有的投石手和弓箭手配置在暴露的翼側。看到這種情況，經驗豐富而機智過人的指揮官愷撒不僅將所有的騎兵部署在那裏，而且以大約百分之十的重型步兵組成了預備的第四條戰線。他把這支預備隊部署在暴露翼側的後方，與其戰線成直角麵朝外配置。
正像愷撒和龐培所預期的那樣，龐培的騎兵驅趕走了愷撒的騎兵，並表現出良好的紀律性，接著轉回來攻擊愷撒的翼側。接著，愷撒命令其擔任預備隊的步兵大隊向前機動，他們“彩旗飛揚地快速前進”並“攻擊龐培的騎兵。攻擊是如此狂暴，以至於那些騎兵都難以站穩腳跟”。趕走龐培的騎兵之後，愷撒由重型步兵大隊組成的預備隊與龐培的弓箭手和投石手相遇。這些弓箭手和投石手“毫無防禦，孤立無援，被殘殺殆盡”。愷撒的預備隊在已經返回戰場的騎兵支援下繼續推進，攻擊龐培軍團的翼側。盡管龐培這位傑出將軍擁有優秀的騎兵，但由於既沒有預備隊，又不能及時組建，所以隻能導致失敗。但是，如果不是對付像羅馬軍團這樣協同良好的步兵的話，騎兵隻要能到達愷撒軍隊的翼側和後方，幾乎可以肯定，龐培是會取得勝利的。 [ 註：愷撒，《內戰》，第3卷，第93頁，轉引自a.c.皮斯克特翻譯的愷撒的《內戰》(倫敦，1914年版)，第329頁。 ]
雖然亞歷山大式會戰是輕型步兵前衛與輕型步兵前衛對抗，重型步兵戰線與對方的重型步兵戰線對抗，而騎兵則在翼側與敵人的騎兵交戰，但最理想的方式仍然是以一個較強的武器係統對付敵人一個較弱的武器係統。希臘重型步兵對毫無機動能力的波斯輕型步兵的勝利，投擲標槍的皮爾塔斯特對機動較慢的重型步兵的勝利，以及安息人對羅馬人的勝利等等，都是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戰術優勢的典型戰例。但是，當對方將其輕型步兵放在前麵作為前衛，以投射武器對付重型步兵時，那麽就必須以相同的武器係統與之戰鬥；同樣，必須以騎兵對付騎兵，因為每一位將軍都將其騎兵部署在兩翼，以便能夠到達對方重型步兵薄弱的翼側和後方。在法薩盧斯，當愷撒的重型步兵首先擊敗龐培的騎兵，接著又擊敗了他的輕型步兵，為其自己的輕型步兵、輕型騎兵以及配置在翼側的重型步兵部隊打開了道路，使之能夠攻擊敵人的翼側和後方，從而創造了鮮有的以一個較好的武器係統戰勝另一個武器係統的範例。以較強的武器係統對付較弱的武器係統是雙方指揮官追求的一個目標，但當雙方軍隊均由相同的武器係統組成時，要達到這個目標確實是一個困難。
就像在坎尼和紮馬的勝利一樣，愷撒在法薩盧斯的快速取勝，表明以突擊行動進行的戰鬥結束較快；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皮爾塔斯特以投擲標槍，或安息人在卡雷用弓箭對付克拉蘇，見效就要慢得多。但是，與愷撒在法薩盧斯的勝利不同，安息人的勝利是必然的，是建立在戰術和武器係統的運用優越，並擁有在該種地形上戰鬥先天優勢的基礎之上的。
這種優勢武器係統的勝利必然性，使得古代人無論何時都有選擇的機會。希望大象成為一種優越的武器係統，對古代人尋求優越武器係統的執著無疑是一個有力的解釋，可惜大象在戰鬥中的使用通常都是毫無效用的。最重要的武器係統消除了進攻與防禦的任何區別。亞歷山大的重型騎兵為他贏得了進攻，但安息人的騎兵，以及擊敗重型步兵的皮爾塔斯特，都是以攻擊來發揮其無上威力的，哪怕他們僅僅是為了達到防禦目的。
築壘幾乎總是為防禦者提供一個保障資源。在深溝高牆麵前，騎兵毫無用武之地，而據有築壘的防禦者在對付步兵時，則能獲得輕型和重型步兵的雙重好處。長期持續的攻城戰雖然發揮重要作用，但仍不足以剝奪防禦者所擁有的優勢。
實施進攻的指揮官麵對優勢武器係統時，如果他已從克拉蘇的災難中接受了一點教訓的話，那麽就應當放棄他的進攻計劃。如果攻防雙方所擁有的基本武器係統相同，而防禦者也沒有築壘作為依託，那麽古代人則尋找攻擊其對手弱點的其他手段。事實證明，雖然重型步兵在對付同類步兵正麵攻擊時是強大的，而對付重型騎兵的正麵衝鋒時則幾乎是無敵的，但他們的翼側和後方是弱點，哪怕是對較弱的重型騎兵武器係統來說也是如此。實施包圍進攻，是古代人找到的另一種打擊對手弱點的手段。由於方陣容易向右偏移，所以這種包圍行動實施起來比較自然，而斯巴達人所具有的較高協同水平，則使其利用這種包圍的能力比其對手要更有效。伊巴密濃達在留克特拉實施了一種不是建立在首先與敵人戰線重疊基礎上的包圍行動。他還有騎兵的支援，用於掩護其行動，並防止斯巴達人看到他的“神聖分隊”，以便使包圍實施起來更容易一些。
方陣缺乏協同性，用於包圍行動很困難；而亞歷山大則顯示出，騎兵具有機動能力，將其根據要求精心排列成陣，最適於實施包圍運動的進攻戰術。這種比步兵機動得更快，以及以與行軍隊形基本相同的隊形直接進入戰鬥的能力，使騎兵成為理想的進攻部隊，用於執行攻擊敵人翼側和後方這一最具決定性的任務。雖然在正麵戰鬥中與重型步兵相比較弱一些，但當騎兵攻擊敵人非預期翼側和後方時卻具有可怕的威力。
無論是使用一種或多種武器係統，兩支成分基本相同的軍隊交戰，都是以旋轉的方式實施包圍。在這種基本戰術的基礎上，發展了預備隊理論和將軍實施指揮而不是參加戰鬥的實踐。羅馬人改進了協同，使其更容易創建預備隊和提供對翼側及後方的保護，從而能夠運用步兵實施包圍。
後勤
士兵和補給品的準備
後勤包括對軍隊補給以及將補給品從一地運往另一地的方法；從廣義上說，甚至可以包括這些補給品的製造。經常的做法是通過戰爭支持戰爭，勝利的軍隊可以依靠敵人的費用維持自己。在沒有這種機會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民族)武裝部隊的規模則依其人口和生產力的規模而定。在古代，大多數人口都是從事農業生產，以供養他們自己，並生產一些剩餘供給隻占人口很少一部分的商人、工匠、僧侶和官員。這樣一個生產力低下的社會，隻能保持一支占人口很小比例的武裝。即使當國家已經有了長足發展的貨幣經濟時，原始的稅收、財政和銀行係統仍難以使貨幣快速增長。隻是到了相對現代化的時代，政府才有了稅收、微小的儲備銀行和貨幣鑄造，才能夠轉移占國家產值較大比例的財力支持戰爭。在古代，甚至這些機構也不能籌措多少財力，因為那麽多的人僅能維持生存水平，所以沒有什麽剩餘用於戰爭。即使是政治、經濟比較發達的羅馬帝國，也隻能保持少於其人口數量1%的武裝部隊。
由於既缺乏現實資源也缺乏財政資源，所以民兵成為普遍的兵員係統。在民兵係統下，部分或全部自由男性都有到武裝部隊服役一定時間的義務。通常，他們必須以自己的費用武裝自己，考慮到這點，政府可能會免除其一定的稅負。一些民兵經過訓練，也通常是用大部分時間訓練基本技能；而其他的民兵，則缺少戰鬥技能乃至專門的武器，比如，一些民兵就是將農業工具作為武器。雖然有時民兵是對職業士兵的補充，但經常的是由他們構成政府的整個武裝部隊。
民兵具有一個明顯的優點：在和平時期費用非常低廉；但低效能則抵消了它的低消耗。希臘人長期依靠民兵，因為隻有這樣，他們才能擁有與其強大對手波斯人所擁有的職業軍隊同樣數量的軍隊。羅馬人一開始也依靠民兵，但同希臘人一樣，他們發現連綿不斷的戰爭使得專業軍隊不僅更有效能，而且也更重要。再者，民兵不能從事長時間的戰爭，甚至是一次較長時間的戰役，因為他們必須返回民間職業。換句話說，政府可以提供龐大的民兵，但隻能提供一段很短的時期。當戰爭持續時間較長時，一支能夠在較長時期內始終保持武裝的職業軍隊，就具有明顯的優點了。即使是不進行連綿不斷戰爭的政府，也可能比較喜歡職業軍隊，因為這樣可以使其公民隻承擔稅收，而不必承擔軍事服務的費用、不便和潛在危險。一支由職業軍人組成的軍隊雖然規模小，但其優點是士兵們的戰鬥技能水平比民兵這種業餘士兵更高。
在和平時期供養一支軍隊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困難。由民兵組成的軍隊通過其民間的農業、商業或工業等正常職業供養自己。政府也能比較容易地滿足職業士兵的需要，因為他們通常能夠對全國做出貢獻，並可通過建立起來的民間市場組織穩定地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大部分基本食物。
無論是民兵軍隊還是職業軍隊，隻要集中起來，就會帶來食物供給的問題。一支集中起來進行一次戰役的軍隊，就相當於一個城市：人口密集，又不生產自己所用的糧食。但是，軍隊又不同於城市，既沒有原已存在的運輸網，也沒有任何已有的在當地供給各種需要的模式。
一支軍隊在特定地區獲得食物供給的能力，部分地依賴於一年中的季節。如果一個地區在食物上能夠自給自足，可以通過購買或強迫的方法從當地儲存的食物中獲得供給。收穫剛結束，軍隊就擁有當年收成的使用權；如果處在即將收穫之前，軍隊就會發現糧倉都是空的；而在冬季，處於兩次收穫之間，糧倉內將隻有6個月的供給。
軍隊規模與其集中地域人口的比例也影響對軍隊的供養能力。假定士兵剝奪居民的所有東西，如果士兵與居民的比例是1:1，那麽士兵能夠生存一個居民能生存的時間。如果士兵與居民的比例達到10:1，那麽士兵們的生存時間隻能是居民生存時間的1/10。例如，如果軍隊在收穫之前180天到達一個地區，而其數量是當地居民的10倍，假定它找到了所有的食物，並且一點不給當地居民，在其離開之後讓當地居民毫無生存的依賴，那麽它也隻能在當地駐紮18天就必須離開。當然，軍隊可以在一個較大的地域展開，從而有效地降低士兵與居民的比例，這樣它就能在當地駐紮較長的時間。
一支強大的軍隊要在一地駐紮較長的時間，就必須擁有水路運輸通道。在羅馬帝國時代，航船通常很小，船的長度達到180英尺就是非常不一般了；其寬度是全長的1/4到1/3；較大的船上設有覆蓋著甲板的深船艙。由於這些船採取短粗設計，並且隻用單個桅杆，所以航速非常慢。原始的帆具使其不能頂風航行，而導航用具的缺少，則意味著水手更喜歡在能看到岸邊的水域航行，而且晚上還要在岸邊找一個掩蔽之所過夜。同時，哪怕是一隻小船，也能運載60000磅食物，是20000人一天的消耗量。水路運輸的替代辦法是陸路運輸，這就意味著要麽使用平均每小時隻能走2英裏的速度緩慢的牛車，要麽使用隻能馱載100磅的毛驢。缺乏合適道路也限製了牛車的使用，甚至在經過修整的交通幹線上，最好的陸路運輸工具的費用也至少是水路運輸的30倍。
因此，軍隊發現，要從其直接集中地將補給品拉來，無論距離遠近，都是一個巨大的困難。一支強大的軍隊要在一地停留較長的時間，通常必須有水路運輸通道。一支與駐地居民和資源之比很大的軍隊，除非擁有方便的水上運輸，並有可供船運的豐富補給，否則隻能經常向新的地區機動。這種因後勤需求而實施的機動，可能正好適應抵抗或進攻敵人的需要。
騎兵帶來了另一個主要的補給難題，在戰鬥中，一匹馬一天的消耗限額是20磅。如果軍隊馬匹數量與集中地馬匹數量的比例，與士兵與當地居民的比例相同的話，那麽當地供養馬匹的時間與供養士兵的時間相同。但是，如果軍隊馬匹的比例較大，那麽飼料的數量將決定軍隊在一地能停留多長時間。一支完全由騎兵組成的軍隊，比一支僅由步兵組成的軍隊所進行的機動要更加經常得多。如果軍隊的集結地區距離敵人較遠，那麽它可以疏散軍隊，從更大的地區籌集給養。如果有騎兵，可以將他們疏開得更遠，因為騎兵具有較強的機動能力，在相同的疏開程度下，騎兵可以比步兵更快地再次集中起來。這樣，依靠騎兵較強的機動能力來滿足對飼料的需求，才不致迫使步兵在消耗完當地的食物資源之前離開該地。
軍隊的其他大多數需要都是不必在戰役當年必須補充的。雖然鞋(假如有的話)可能需要補充，但衣服至少可以穿著一季。由於會戰並非經常發生，所以最初的攜帶的投射武器可能夠用了。軍中工匠可以修理甚至製造所需要的物件。
氣候對軍隊作戰也有影響。寒冷的天氣和隨之而來的牧草短缺，嚴重影響(盡管很少阻止)冬季戰役。
道路的質量製約軍隊的運動。它限製軍隊的行軍速度以及馱載牲畜和輪式運輸車輛的使用。多山地形意味著道路稀少，隻有山穀才有。道路的數量是重要的，特別是如果軍隊通過地區的軍民比例較大時，尤其如此。這樣的軍隊會發現，他們需要疏開，沿數條道路行軍，以便找到足夠人員和馬匹消耗的食物。
因此，軍隊的運動取決於幾個因素。規模小、馬匹少的軍隊會發現他們受後勤因素的製約較小，能夠集中行動，在一地停留較長的時間；而規模較大、馬匹較多的軍隊則不得不盡可能疏散和更經常地運動。
希臘民兵像僱傭兵一樣，自己武裝自己。在希臘城邦間戰爭的典型戰役中，士兵們背負用於磨麵和烤麵包所需的小麥以及其他的日常用品。他們帶著小麥和磨麵的手磨，因為小麥比麵粉便於保存。重型步兵有許多僕人、奴隸隨伴，幫助他們攜帶東西，研磨麵粉和烘烤麵包。士兵們就著肉、乳酪和蔬菜(比如洋蔥)吃麵包。
持續時間短的戰役開始之前，政府給士兵們發錢去買給養，並明確戰役將要延續多少天。但另一方麵，政府則很少給士兵補充給養。在持續時間長的戰役中，士兵隻能指望用自己的薪水購買食物和飲料。士兵的薪水與熟練的工匠差不多，因此一般能夠滿足需要，除非供應不足迫使價格上漲。即使在長期戰役中，政府也不提供給養倉庫，而是使用軍隊原有的倉庫。
在盟友領地上發生戰役時，軍隊要求士兵購買補給品，但這一習慣使得他們在敵方領地也常常照此辦理；而在那裏，入侵者本來是可以利用敵人的資源生活，並以搶劫來代替付款的。無論購買還是搶劫，軍隊都依賴商人。這些商人隨軍行動，提供他們的物品供士兵購買。因此，希臘人信任私人企業，讓他們作為自己的物資供應所，甚至在敵人的領地上也是如此。在敵對國家，由於士兵們尋找給養的能力較弱，在尋找過程中也有必要疏散，從而使得指揮官們依靠本地商人，因為他們可能知道敵方領地可以提供的給養的位置。
雖然依賴私人業主的活動，但希臘軍隊還真正擁有一種原始而又集中的物資供應係統。比如，當一位希臘指揮官俘獲了一批裝滿食物給養的敵人船隻，他就將食物出賣，並用這些收益支付那些從商人那裏購買他們食品的人的工資。這一係統還確保了在敵國生成利潤，因而為政府或將軍們所慣用。
亞歷山大在波斯戰役中的後勤保障
亞歷山大大帝的波斯戰役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古代組織有效補給的範例。與希臘人不同，亞歷山大及其父親不信任私人企業主為軍隊提供必需品補給的主動性，而是擁有一個為集結起來用於波斯戰役的龐大軍隊提供補給的軍隊組織。此外，亞歷山大的父親還通過減少保障士兵的隨從數量的方法，使軍隊的後勤需求實現了最小化。由於馬其頓人不像希臘重型步兵那樣，必須自己背負盔甲和武器，所以亞歷山大的軍隊每4名士兵才有1名隨從。因為一名士兵可以負重80磅進行長途行軍，所以軍隊攜行了許多自己的包裹，但是，由於隨從較少，能夠攜帶的自身食品也較少。
需要運輸的其他軍隊物資，主要依靠馱馬和馱騾，每匹可馱載200磅左右。盡管“牲畜拉的比馱的多”是至理名言，但比起四輪馬車和牛車來馬其頓人還是更喜歡馱載牲畜。這不僅是因為這些牲畜能夠更容易地隨軍通過複雜地形，而且是因為古代低劣的馬具使牛車和四輪馬車比馱載牲畜的效能高不了多少。牛軛更適合公牛，而馬或騾要拉車的話便不能發揮其最大的效能，因為馬具會擠壓它們的氣管。公牛比馬更強壯，並能用脖子有效地拉車，但是牛的性情不可靠，它比馬的耐力差，並且每小時隻能走2英裏，而馬卻能走4英裏。公牛甚至跟不上步兵每小時2.5英裏的平均行軍速度。
軍隊還需要馱載牲畜運輸諸如帳篷、攻城器具、組合工具、醫藥物品以及其他物件，軍中每50人至少需要1頭馱載牲口。這樣，當亞歷山大跨入亞洲時，其軍隊、隨從以及其他人員總共可能有65000人；他需要1300頭馱載牲口運載不能由人背負的裝備。
亞歷山大計劃的戰役開始時間正好是在收穫之前。過早開始戰役，他將把自己置於一個糧倉罄盡的國度，該國的部分人口正在飢餓中掙紮，等待著穀物的成熟。此時開始，他還能保護自己的補給船隊免遭更強大的波斯海軍的打擊。波斯海軍擁有數千名劃手和水手，在收穫新的穀物補充其艦隊所必需的庫存之前，他們不可能出海。進入亞洲時，亞歷山大擁有10天的穀物儲存，每人每天3磅，每頭牲口每天10磅。他把大多數穀物儲存在船上，因為軍隊多攜帶1天的穀物，就需要另外增加1100多頭馱載牲口，為65000名人員、6100匹戰馬、1300頭馱載牲口運送269000磅的穀物。但就是這些最初的儲備，使他在格拉尼卡斯與波斯軍隊相遇和在安納托利亞建立起自己的控製時，不必四處掠奪。
擊敗波斯軍隊之後，部分是出於後勤原因，亞歷山大沿海岸路線推進。在那裏，他找到了高產的農業和擁有便於收集食物的發達運輸網的城市。這樣，他通過徵集或從在收穫季節食物豐富的城市購買的方式補給了他的軍隊。沿海路線還提供了便於行軍的密集而良好的道路，這樣，軍隊每天就可以行進15英裏，而且每周可以休息一天。這既使士兵得到了休息，又使馱載牲口可以卸載，有時間放牧去補充它們的食物。這條路線上還有主要河流，滿足了軍隊每天90000多加侖飲用水的供給(每人每天半加侖、每頭牲口每天8加侖)。亞歷山大可以依靠船沿海岸從一地向另一地運輸補給品，甚至在圍攻一個缺水半島的城市時用於運水。一條大型商船每天能夠運輸400噸物資，相當於4000頭馱載牲口的運輸量。
波斯人控製著海洋，但亞歷山大卻能依靠他的貨船沿安納托利亞海岸保持交通線，因為古代戰船在海上隻能停留有限的時間。一條小的輕型戰船載有200名水手和劃手，用於提供戰鬥力和無風時的推動力。但是，200人每天需要600磅食物和100加侖(800磅)水。那時船的設計是盡量使船上的每一樣東西達到最輕，以便提高船速，因此隻能攜載有限的食物和飲水。船隊缺乏遠航的能力，隻能在距岸較近的水域，以便經常靠岸補給。一次，馬其頓部隊通過在一條河流的入海口沿岸巡邏的方法，趕走了波斯人的船隊，使其不能靠岸補充飲水。一支如此受後勤製約的船隊要實施嚴密的封鎖確實很困難。
亞歷山大在將近秋天時到達安納托利亞的西南部，並在進軍途中征服了這個國家。冬天，他把龐大的軍隊分開疏散，這樣既有利於補給，也能夠將此國家更多的地區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第二年，他在7月底開始進軍，這與安納托利亞中部海拔較高的地區稍後的收穫季節基本一致。但是，他不得不在通過這個極其缺水的荒涼地區之前預做準備。由於僅每頭馱載牲口每天就要飲用8加侖水，所以他不能指望它們運水。
在首先確保該地區的人民臣服，並可能掌握一些人質，以使其繼續保持忠誠之後，他派出先遣部隊沿著預定路線出發了。這些部隊攜帶著自己的給養，並攜帶或在當地徵集更多的補給品，以建立起儲藏所。此外，還在小溪上建起了堤壩，從而使溪水增加到3倍的水量。因為，在流動的小溪中，2/3的水在士兵能夠解渴之前就流走了。由於在當地政府的合作下做了這些準備，所以亞歷山大能夠順利通過這一原先既無食物又無飲水的82英裏的地區。
地圖1.2 波斯帝國(虛線為亞歷山大進軍路線)
在這次沿地中海東海岸向埃及的進軍中，證明海運是不可或缺的。在對築壘港口城市提爾(tyle)長達7個月的圍攻期間，城市附近的一條河流為亞歷山大的軍隊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但是附近農業地區的收成卻比軍隊穀物需求的1/10還要少。雖然馱載牲口能夠從方圓60英裏的範圍內運輸穀物，但即使在此範圍也無法滿足攻城者的需要。水運使攻城成為可能。在收穫季節，由提爾向南進軍埃及的途中，軍隊找到了充足的軍糧補給，但又不得不依靠水運給部隊運輸飲水。在深秋時節開始的征服埃及的過程中，亞歷山大在尼羅河穀度過了整個冬季。
在征服龐大波斯帝國和入侵印度的漫長戰爭中，亞歷山大所遇到的後勤困難比從海利斯龐特到埃及的行軍中所遇到的困難要大得多，但即使戰役的這一部分也顯示出供給的重要性，並充分說明窘迫的後勤不僅製約軍隊的運動，而且製約其在一地的駐紮。
亞歷山大由印度返回的旅途展示了行軍會冒著多麽大的風險。他計劃沿阿拉伯海北海岸，穿過蓋得羅西安沙漠行進，以便從船隊獲得補給。軍隊應當控製海岸，並從該地區的季節河向船隊提供飲水補給，這些河流在夏天的雨季將被雨水充滿。但是強大的季風捲走了雨雲，使船隊無法出航。亞歷山大不能折返，因為為了迫使當地統治者屈服，所過之處已被劫掠毀壞一空。所以，亞歷山大被迫在隻有一點食物，而且河流之間距離也很大的情況下，穿越150英裏的沙漠地帶。並且，據亞歷山大征服史的歷史學家記載，在行軍中，軍隊“遇到了由很厚的砂子堆積而成的高大山脊，沙地稀鬆癱軟，人走上去就像走進泥沼或是走在未經踐踏的雪地上”。隻是由於非凡的領導，才使其軍隊經受住了如此殘酷的考驗。 [ 註：阿利安，《遠征》，第6卷，第24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83頁。 ]
士兵們“宰殺了大多數馬匹和騾子”以為食用，意味著軍隊已經沒有多少手段保持其戰鬥力了。“這樣，許多人被沿路丟在了後麵，一些是由於疾病，而其他人則要麽因為疲勞，要麽因為炎熱，要麽因為不能忍受幹旱饑渴。”為了避免炎熱，軍隊“基本上是夜間行軍，一些人因為睏倦而倒在路上；醒來後，那些仍有力量的人跟蹤軍隊而去，但隻有很少一部分能夠安全地追上主力，其中的大多數都死亡在沙漠中，就像海上偏離了航線的人”。 [ 註：阿利安，《遠征》，第6卷，第25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83、584頁。 ]
即使是下雨，雖然使河流充滿了流水，使倖存者免於渴死，但事實證明，它也是一個危險的敵人。“一次，因為水的緣故，軍隊露營在一條冬季會發洪水的小溪附近。大約在夜晚的第二班哨時，因為山區下了大雨，山洪暴發，溪水猛漲，在士兵們尚未感覺之時，洪水順河而下。山洪迅猛異常，以致捲走了隨軍行動的大多數士兵的妻子和孩子，掃蕩了皇家所有的行李以及沒有卸載的牲畜。士兵們在經過艱苦的努力之後，才得以保全了他們自己。”在這次行軍中，亞歷山大能將其1/4的軍隊帶回來，確實是一個偉大的壯舉。 [ 註：阿利安，《遠征》，第6卷，第25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84頁。 ]
這次經驗最生動地說明了古代軍隊為什麽在計劃行軍路線時必須選擇食物和水源充足的地區，以及為什麽必須避開在收穫之前的時期行動。他們需要當地居民的好感，但可以依靠高壓政治；不過強迫比合作獲得的食物更少。將軍隊分散成小組，沿多條路線不同的路線行進，對保障龐大軍隊的食物供給能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而在冬季分散軍隊則使其能夠在農產品更富足的地域籌集食物。
要靠後方的倉庫實施補給，就要依賴海運或河運，因為馱載牲口隻能在半徑60英裏的範圍內攜運有用的東西。當然，遠距離水運的運用也意味著，對於實施遠距離機動的軍隊來說，後勤組織以及用於獲取水運的補給品的經費或權力是非常必要的。亞歷山大的波斯戰役充分說明，其嚴密組織起來的王國擁有所有這些後勤保障必需的條件。除了一次在沙漠中近乎災難的經歷以外，亞歷山大及其軍隊在漫長的波斯戰役整個過程中，均保持了充足的供應。
亞歷山大卓有成效的保障係統，是羅馬政府賴以維持其軍隊後勤組織和方法的鮮明例證。羅馬嚴密的後勤保障係統，使其與敵人在這方麵相比，總是處於同等而且通常是優勢的地位，並由此形成了支持其征服戰略成功和保護帝國生存的基礎。
戰略
持久戰略與襲擊戰略的區別
軍事戰略把戰術與後勤結合在一起，以計劃作戰的實施。按照傳統的定義，戰略有三個部分。大戰略，把政治目標與軍事手段結合起來，決定戰爭實施計劃的廣泛輪廓。嚴格意義上的戰略，必須解決陸軍和海軍的集中與機動問題。戰略最低的分支是大戰術，考慮軍隊機動及為會戰創造條件的通常行動等問題。本書使用戰略這個術語，是指嚴格意義上的戰略和大戰術。這一直是戰略這個術語傳統上所表述的領域。在本書所有運用這一術語的地方，均僅指其軍事內涵，將不涉及政治、經濟或其他這類影響力量之間關係的因素，這類因素最好限製在大戰略的概念之內。如果從總體上說，這一界定與當前美軍稱為戰役的概念略有區別。
正像古代戰爭所展現的那樣，當代戰術家已經考慮到的大多數可變因素，在戰略的幾乎所有方麵都有先例。古代戰爭藝術大師們在他們的戰略中所表現出的洞察力和複雜性，其後很少有人能夠超過他們。
古代的戰爭經常使用襲擊。襲擊是一種對敵國短暫的侵擾，而入侵則是暫時或永久地占領被入侵的領土。雖然襲擊是軍事行動的一種形式，但它的目標常常並非純軍事目標。比如，襲擊者盡量避免發生軍事衝突，入侵外國領土可能僅僅是為了達到獲取戰利品的純經濟目的。這種襲擊還可能是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襲擊者造成破壞但不能獲得額外的效益；這種襲擊(或這種襲擊的威脅)是為了從被侵入國獲得政治特權。如果襲擊者擁有騎兵而對手沒有，那麽他們的襲擊可能不必冒嚴重的戰鬥風險。如果襲擊者與防禦者擁有相似的武器係統，那麽襲擊者就要冒較大的衝突危險，但仍能把撤退放在首位，擺脫追擊。
不管是為了達到什麽目標(經濟的、政治的或軍事的)，襲擊給襲擊者和防禦者提出了相似的問題。襲擊的短暫性並非意味著一定要避免衝突：一支優勢的軍隊可能確實要在敵人的領地內尋機會戰，但並沒有要留在那裏控製被入侵國的打算。
這樣，人們就可以區別襲擊性與持久性入侵戰略了。前者隻是在敵人領土上短暫存在，而持久性進攻戰略的目的則是要長期乃至永久地占領敵人或盟友的領土。持久性防禦戰略就是要設法防止這種占領。防禦者和進攻者的持久性戰略，都設想兩支主要敵對軍隊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而與此不同，襲擊者經常能在不發生重大軍事衝突的情況下達到其目標，而且他們常常設法做到這一點。
古希臘人經常運用襲擊戰略。他們隻有有限的政治目的，很少設法徹底打倒敵人。他們常用的方法是，在即將收穫之際侵入鄰近的城邦，毀壞對方的莊稼。他們還可能以燒毀建築物、砍倒橄欖樹和葡萄樹的方式進行更嚴重的破壞。被入侵的城邦有一個選擇：要麽屈服，失去農業資源；要麽召集起民兵組成的重型步兵進行戰鬥。
如果被入侵的城邦抵抗，戰鬥通常在雙方同意的平地上進行。若防禦者已經在山上占領了有利的陣地，襲擊者會“拒絕在這種地形上與之作戰，而是繞過去”，歷史學家波利比奧斯解釋道，“去摧毀其領地”。這不僅迫使防禦者離開有利陣地，而且誘使他們去攻擊分散實施破壞的入侵者。若入侵者占據有利陣地等待對方來攻擊，防禦者就會在等待入侵者出來，因為他們很容易獲得補給，而深入敵國的入侵者則不行，不得不離開陣地尋找食物。即使入侵者有辦法在有利陣地上等待，他也就大大喪失了襲擊的作用，因為防禦者就能收穫自己的莊稼了。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8卷，第31頁第8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5卷，第155頁。 ]
較強的一方不得不依靠這些破壞性襲擊，因為他不能迫使弱者在敵強己弱的條件下與之作戰。較弱的軍隊可以躲避在城牆之後，以便在戰鬥中居於有利位置，或者幹脆利用比強軍追擊更快的速度撤退。實際上，簡單的辦法是，弱方可以實施無規律的機動，在其機動的鄉下獲得補給，並相當容易地躲避強方。古代戰爭的指揮官們常常無法誘使不願作戰的對手與其交戰，因此他們不得不想方設法擺脫這種窘境。破壞性襲擊既提供了一種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替代物，又提供了一種迫使弱軍交戰的手段。
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襲擊戰略迫使敵人要麽拱手讓出襲擊者所期望的政治特權，要麽進行交戰以保護自己的莊稼。如果防禦者感到被打敗的風險大於負擔政治特權的風險，那麽他就會屈服；如果相反，他就將進行戰鬥。但是也有第三種選擇：如果防禦者認為襲擊者的政治要求太讓人難以接受而通過會戰獲勝的機會又太渺茫，那麽他可以忍受襲擊代價，將軍隊始終保持在有利陣地上或者城牆之內。
希臘人運用襲擊同時追求軍事和政治目標。如果破壞敵人的莊稼能獲得政治特權，那麽襲擊就直接達到了它的政治目的。如果由此引發了與弱敵軍隊的作戰，那麽襲擊也就達到了軍事目標，會戰的勝利也能導致預期的政治結果。這種雙重目的的襲擊僅代表了一種襲擊類型，並且在把軍事與政治目標結合在一起方麵是相當有特色的。
在重型步兵會戰中獲勝的一方通常也就贏得了這場短暫的戰爭，盡管會戰可能既不血腥，失敗者的損失也不慘重。但是，由於其政治目標非常有限，比如吞併一小塊領土，所以一次軍事行動的勝負也就足以影響戰爭目的的達成與否了。通常，戰爭消耗與政治目標的大小成正比，適度的目的隻需要較小的付出，而大的目標則需要付出較大的代價和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如果戰爭後果的重要性意味著一方比另一方更大，那麽看到戰爭賭注更大的一方將成比例增大其努力。最好的古代統帥和政治家都看得很清楚，沒有必要為有限的目標付出無限製的努力。
希臘人的襲擊戰略是其依賴民兵部隊的直接結果。常備軍或許會擁有築壘戰略要點，並可在邊界抵抗襲擊者。使用民兵是導致戰爭短暫的重要原因。在一個僅能維持生存的社會裏，雙方都不可能動員軍隊很長時間，使士兵長期離開民間職業。襲擊戰略的另一個原因是鬥爭雙方地理幅員較小，而且相對於要防禦的空間和莊稼來說民兵部隊的規模過大。在與波斯人進行的戰爭中，一位斯巴達國王曾以襲擊破壞了小亞細亞的一部分，這一地區比希臘的總麵積還大。他運用這一戰略隻是打擊了波斯偏遠省份的一小部分，結果，想迫使波斯國王遠遠移居到美索不達米亞的目的徹底失敗了。
亞歷山大的戰役：一個作戰、後勤和持久戰略的例子
亞歷山大大帝對大流士三世所統治的波斯帝國的入侵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以占領敵人國土為目的的，持久戰略的例子。亞歷山大的政治目標太野心勃勃，以致即使運用其龐大的軍隊在波斯領土實施非常廣泛而具有破壞性的襲擊，也是很困難的。
亞歷山大率領著大約35000也可能將近50000步兵和騎兵，比波斯人駐安納托利亞的軍隊龐大多了，而且他還有敵人完全不了解的武器係統——禁衛軍重型騎兵。雖然波斯人擁有強大的僱傭希臘重型步兵，但他們認為亞歷山大在步兵方麵占有優勢。在國王未出席的情況下，關於是以戰鬥與亞歷山大對抗，還是主要破壞亞歷山大的後勤基地從而擊敗其軍隊的問題，在波斯將軍們之間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希臘步兵的指揮官向將軍和官員會議提出建議：“不要冒與馬其頓人衝突的危險，因為他們的步兵與自己相比占有絕對優勢，而且是亞歷山大親自帶領；相反，大流士卻未在這裏。這位指揮官建議，前去以馬匹踐踏牧草，毀壞飼料，燒掉鄉下的莊稼，甚至連靠近城市的地區的莊稼也燒掉。‘這樣’，他說，‘亞歷山大由於缺乏給養就不能在國土上停留’。”如果切實運用這樣一種後勤戰略，肯定能夠在一塊僅有少數集中耕作的國土上擊敗亞歷山大的入侵。而且，波斯人控製著海洋，將能阻止亞歷山大橫跨愛琴海從希臘運來食物補給其軍隊。
此外，在早先的普拉蒂亞戰役中，波斯人曾經運用過這種後勤戰略。精明的波斯指揮官沒有用進攻去打敗希臘人的進軍，而是運用其精良的騎兵襲擊希臘軍隊的補給線，從而迫使希臘人從普拉蒂亞的有利陣地撤退。波斯騎兵本已截獲了一些補給品，但接著被派往希臘人後方的一支騎兵分遣隊，“與正向希臘人營地運送物資的、剛剛進入平原的由500匹馱載牲口組成的運輸隊遭遇……看到這個囊中之物，波斯人立即發起了攻擊和屠殺，連人帶牲口殺得一個不剩，直到屠殺夠了，才帶著剩下的東西”返回波斯營地。這增大了波斯人本已充裕的補給，因為在底比斯附近波斯人擁有“自己充足的糧食儲備，也有足夠的牲畜飼料”。 [ 註：希羅多德，《波斯戰爭》第9卷，第39、41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1卷第533、534頁。 ] 由於切斷了處於駐紮狀態的希臘人的補給線，而且波斯騎兵還暫時控製了向希臘大部分軍隊提供飲水的泉眼，所以希臘軍隊隻能“坐以待斃”。希臘軍隊發現他們的補給態勢十分嚴峻，飲水缺乏，“所攜帶的補給品坐吃山空；派出去尋取給養的隨從由於遭到波斯騎兵的阻擊，通道被封鎖而無法返回營地”。 [ 註：希羅多德，《波斯戰爭》第9卷，第50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1卷第537頁。 ]
雖然具有這種經驗，而且希臘步兵的指揮官提出了建議，但是波斯人的會議仍然拒絕採取後勤戰略，距亞歷山大軍隊最近地區的官員主張，“他將不允許其統治下的一所民房被燒毀”。 [ 註：阿利安，《遠征》，第1卷，第12頁，第7行，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18頁。 ]
於是，波斯人的會議選擇了戰鬥戰略，他們的軍隊在亞歷山大軍隊進入亞洲或不久即與其進行了交戰。格拉尼卡斯河會戰中，亞歷山大的禁衛軍騎兵擊敗了波斯人的通用騎兵，接著又從翼側和後方攻擊了他們僱傭的希臘重型步兵，從而使波斯人輸了他們的防禦會戰。這次會戰中，波斯人損失慘重，他們的步兵死的死，被俘的被俘。此次失敗及其所造成的心理影響，決定了在亞歷山大軍隊通過安納托利亞的整個進軍中，再無波斯野戰部隊與其作戰。與此同時，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大流士開始組建新的軍隊。
在實施入侵的過程中，亞歷山大除了採用戰鬥戰略別無選擇，因為他沒有攻擊波斯軍隊後勤的手段。但是，他確實可以選擇對付強大的波斯艦隊。這支艦隊有效地製止了馬其頓人大部分跨愛琴海的運輸。“雖然他們處於優勢”，亞歷山大的幹將，聰明而又經驗豐富的帕爾梅尼奧(parmenio)還是“建議亞歷山大進行一次海戰，以期希臘人能夠以自己的艦隊戰勝波斯艦隊……他還極力解釋說，如果他們贏得了海戰，就能為達成這次戰爭的主要目標創造了重要的有利條件；而如果他們被擊敗，也不會造成重大影響；因為即便如此，隻不過是波斯人繼續保持製海權而已”。亞歷山大卻堅持，他不想因如此“不可靠的一個因素”而放棄製海權，因為在海上“馬其頓人擁有技能和勇氣上的優勢”。但是，他強調了海戰一旦失敗的政治後果，那將會對“他們天下無敵的戰爭聲望造成不小的影響，還有其他原因，特別是希臘人因受其海戰失敗消息的鼓舞，可能會產生勇氣，企圖發動革命”，反對馬其頓人對希臘的統治。 [ 註：阿利安，《遠征》，第1卷，第18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25頁。 ]
但是，亞歷山大可以不採取戰鬥方法而採取後勤方法，即“通過在陸上擊敗波斯軍隊的方法擊敗波斯艦隊”。亞歷山大解釋說，“如果他攻占了沿海城市，就能使波斯艦隊化為烏有。因為那樣的話，波斯艦隊不僅找不到徵募水手的港口，而且在亞洲的所有海港都無法得到船隻”。一開始，這一戰略也適應其後勤需求：沿著肥沃的安納托利亞海岸進軍，並保持與其沿岸運動的補給船隊的接觸。 [ 註：阿利安，《遠征》，第1卷，第20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27頁。 ]
這條進軍路線還有一個重要的政治上的有利條件，沿岸地區的人口希臘族人占大多數，經常起義反抗波斯當局。由於亞歷山大代表著希臘城邦聯盟，所以他發現安納托利亞的希臘人城市容易向他屈服。亞歷山大打算尋找這樣一個堅實的政治基地，以利於對波斯的征服，因為他明白這是成功的基礎。麵對這樣一群由波斯國王臣民組成的聯合起來的政治反對派，亞歷山大在格拉尼卡斯的勝利就顯得不那麽重要了，因為盡管擁有強大的軍隊，他也不可能統治這樣一個龐大的敵對國家。在亞歷山大的進軍過程中，希臘人的城市紛紛臣服，他扮演了一個把他們從波斯統治者手下解放出來的角色，並從這些臣服城市及其附近地區的人員中指定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官員。
亞歷山大的這次入侵，顯示了實施以征服國土為目的的持久戰略的兩個可變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亞歷山大率領其龐大的軍隊進入一個像希臘那些城邦一樣的小國家，那麽他的軍隊與地域空間的比例就會使該國的人民大眾不可能進行抵抗。但是他所進入的安納托利亞雖然僅是波斯帝國的一個地區，如果麵對真正的政治反對派，要使這樣一個大國臣服，並使之保持下去，那麽他也會深感人手缺乏。亞歷山大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他在那裏找到並精心而又精明地培養了政治上的支持者。
亞歷山大的成就說明了政治態度和培育政治態度的重要作用，而敘利亞的安條克七世的經驗則更生動地展現了這一點。公元前130年，安條克七世由伊斯特進入美索不達米亞，以收復其當時被入侵的安息人所占領的領土。安條克在戰場上打敗了安息人，受到希臘文化城市和許多其他不滿安息人統治的城市的歡迎，他僅經過一次戰役便征服了美索不達米亞，並把安息人趕回了自己的老家。為了確保他的征服，安條克在被征服的領土上過冬，將其軍隊分散駐紮在幾個城市裏。但是，軍隊的消費，以及他們令人討厭的行為，使這些城市疏遠了安條克。這些城市渴望恢復安息人的統治。與此同時，安條克國王顯然更熱衷於以飲酒作樂打發冬天，而忽視了作為指揮官的職責。安息間諜設法安排安條克駐軍城市的人民同時攻擊其士兵，與此同時，安息人早已占領了戰場，在當時歡迎安條克的地區找到了補給和支持。安息人殺了安條克，並與駐軍城市的居民一起俘虜了大部分驚惶失措的軍隊。
波斯帝國的大多數非希臘人地區也向堅定而寬宏大量的亞歷山大屈服了。但是，由於亞歷山大的統治既寬鬆又精明，所以他們沒有像安條克的支持者那樣轉過來反對他。馬其頓人國王在波斯帝國保持了半個多世紀的平穩政治形勢，已經形成了令人矚目的向心趨勢，當然也伴隨著經常的叛亂。這些叛亂通常是由稱為總督的當地統治者領導的。這些王侯要保持他們對整個波斯帝國的權威，確實困難重重，而且衝突不斷。大流士三世隻統治了兩年，既沒有建立起權威，也沒有樹立起威望，其原因隻是由於他出身於皇族的一個遠支，而且是通過暗殺兩個前任爬上王位的。
亞歷山大利用這種政治形勢，而且通常能夠確保大多數總督轄地的服從，叛亂的地區甚至在他跨越邊界之前就屈服了。然後，他聰明而又小心翼翼地保全既得利益，常常給那些服從於他的總督賦予權力。
即使中央政府沒有這些政治弱點，地方當局也會發現，在亞歷山大打敗波斯軍隊之後，要想組織起強有力的抵抗也是困難重重。與希臘不同，波斯城市和省份沒有民兵。帝國的大多數非希臘公民沒有服兵役的傳統，也從未經過軍事訓練，長期以來，一直是依靠國王和總督的職業軍隊。如果地方當局要對亞歷山大進行強有力的抵抗，那麽由於沒有民兵防守其圍有城牆的城市，他們隻能放棄將亞歷山大拒之於國門之外的持久防禦戰略，而代之以採取防禦性襲擊戰略，襲擾亞歷山大的軍隊。在此後長期的征服過程中，亞歷山大都麵臨這種反抗。
亞歷山大征服了安納托利亞的西部和中部之後，沿著海岸向敘利亞進軍。早秋時節，頗有才能的統帥大流士三世率領他的軍隊從巴比侖到達這裏，占領了敘利亞西北部的陣地，準備迎擊敵軍。該陣地位於亞歷山大向敘利亞海岸推進方向地點的翼側。波斯軍隊在一個肥沃的平原占領了水源充足的地區，在那裏，國王能夠很容易地補給軍隊，並且，如果戰鬥打響的話，他將有足夠的空間運用數量上占優勢的騎兵。大流士的軍隊占領了一處翼側陣地，如果亞歷山大通過該地前往敘利亞海岸的話，那麽他就可以攻擊敵人軍隊的後方。
但是，亞歷山大沒有進攻，而是等待。他前後機動他的軍隊，尋找食物以及依靠船隻獲得補給。亞歷山大預計，大流士的龐大軍隊會很快消耗盡附近地區的給養，從而被迫要麽前進，要麽撤退。但正當亞歷山大的遲滯已經消耗了大流士的給養時，這位國王卻令其軍隊向海岸運動。亞歷山大還不知道大流士軍隊的運動。他召集了一個戰爭會議，決定揮師南下海岸。這樣，盡管亞歷山大實施了機智的遲滯，但事出意外，大流士軍隊從亞歷山大的後方來到了海岸。在那裏，波斯人擁有一條撤往敘利亞的路線，同時也切斷了馬其頓人的退路。
大流士的軍隊已經占領了翼側陣地。占領了這種陣地的軍隊，具有運動至由其陣地前通過的敵軍後方的能力；運用這一有利態勢，可以阻止敵軍的前進。亞歷山大沒有攻擊位於翼側陣地的波斯軍隊，因為那裏是平原，提供了便於數量眾多、技能優異的波斯騎兵行動的良好地形；而是採取了拖延的後勤戰略，這樣，補給的短缺就會迫使大流士撤離其翼側陣地。雖然亞歷山大沒有感覺到，但其後勤戰略確實起了作用，大流士不得不將軍隊向前機動。很顯然，亞歷山大更喜歡在海岸而不是在平原與大流士作戰，於是他指揮軍隊通過敵人陣地前，而恰在此時，大流士也指揮軍隊向前運動，進至亞歷山大的後方，封鎖了他返回安納托利亞的路線，實現了在翼側陣地上所能起到的威脅。
由於亞歷山大的軍隊住在鄉下，而且依靠沿岸航行的船隻進行補給，所以大流士進至後方並未切斷他的交通線。但是，這一位置確實打通了安納托利亞通往波斯的道路，威脅到馬其頓人已經征服了的土地，並有可能將亞歷山大的入侵變為襲擊，即通過了一個國家卻未控製它。因此，亞歷山大不能置這種態勢於不顧，而繼續向南方進軍，而且，設法進入安納托利亞繞到波斯人的後方也於事無補。這樣，亞歷山大就必須麵對大流士的軍隊，與其進行並不畏懼的麵對麵的戰鬥。但是，波斯人進至亞歷山大的後方已經使大流士具有了在會戰中實施戰術防禦的優勢。他必須進行這場戰鬥，以挽救其行將滅亡的帝國。
要想以後勤戰略對付敵人，這對位於狹窄穀地之中的亞歷山大的龐大軍隊和波斯人的軍隊都不利。於是，亞歷山大立即下定決心戰鬥，向北進軍，去攻擊位於狹窄地形上的大流士軍隊。這種地形不便於波斯人強大的騎兵部隊行動。但是，大流士由於將軍隊從翼側陣地運動到了亞歷山大的後方而占據了進行戰術防禦的最大優勢。波斯國王將軍隊部署在一條溪流的後方，以一些野戰築壘工事增強了正麵，並將其騎兵集中於靠近海岸僅有的一塊開闊地上。但是，亞歷山大重型騎兵的戰術優越性及其對四種武器係統熟練的綜合運用，決定了這次作戰的勝負。馬其頓人在這次伊蘇斯會戰的勝利，使波斯人在人力和聲望上遭受了沉重損失，並為亞歷山大敞開了通往帝國地中海其餘地區，包括埃及的大門。這些地區在亞歷山大後續的征服中被占領。
亞歷山大後勤戰略的真正意圖是要通過剝奪其基地的方式打敗波斯人的艦隊，因此他選擇了征服波斯領土，而不進入美索不達米亞對大流士實施戰略追擊。出於這一原因，他在當年冬季和第二年的春季，用了7個月的時間圍攻並最終占領了重要的城市和海軍基地提爾，從而成功地打擊了腓尼基海岸和波斯海上力量的心髒。一直延遲到第二年夏季入侵美索不達米亞之前，亞歷山大已經完全征服並組織好了自己的後方，之後，他便在最佳戰役季節開始其征服的第二階段行動。這次戰役，亞歷山大採取以前的模式，在艾貝拉會戰中贏得了另一個主要的戰術勝利，征服了美索不達米亞，將大流士趕到了他的帝國最東部。
艾貝拉會戰的前夜，自信的亞歷山大睡得非常之好，以至於對第二天將軍們叫醒他感到不耐煩。一位將軍“問他，這怎麽可能呢？當他就要去進行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會戰時，他還能睡得這樣熟，就好像他已經是勝利者了。‘我們還沒有取勝嗎？’亞歷山大微笑著回答，‘我們至少可以免受在廣闊而荒蕪的荒野上四處追擊大流士之苦，終於使他與我們作戰了。這還不是勝利？’”當然，國王對大流士的政治實力和打開波斯大門的評價過高了，但也不難看出，他的相對較小的軍隊在波斯帝國剩餘的廣大空間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迫使一個不情願的對手與之作戰所必然遇到的困難。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487頁。 ]
在艾貝拉擊敗大流士之後，亞歷山大再次向東推進，接受波斯大多數地區總督的臣服。打敗大流士之時他便宣布，波斯帝國的皇冠非他莫屬，但要以仁慈寬恕和尊重之心對待被打敗的波斯人，甚至開始穿著波斯式樣的衣服。這些措施有助於波斯人官員歸順其統治，而大流士卻被自己的一個部屬貝蘇斯謀殺篡位。亞歷山大的進軍把這個國家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他通常讓投降的總督留在原來的職位上。他的征服補償了他的戰爭，繳獲了波斯國庫的7290噸黃金和白銀，為其繼續進行征服提供了充足的資源。
亞歷山大與襲擊戰略的較量
總督臣服的模式不適用位於山區的大夏或沙漠附近的粟特(現阿富汗北部及其鄰近的蘇俄地區)。在當地領導人的帶領下，這兩個地區的尚武居民堅持抵抗亞歷山大的統治。亞歷山大率軍穿過兩個地區，占領了主要城市，俘虜了認為國家已經置於其統治之下的貝蘇斯。但是，幾乎是立刻，叛亂者們占領了他的8個位於粟特的築壘哨所。亞歷山大派出一支救援部隊，奔赴距離最遠的位於馬拉坎達的一個哨所，並親自指揮部隊圍攻並占領了其他的7個哨所。他屠殺了要塞內的全部居民，但是，這並沒有嚇住叛亂者，這種對恐怖的運用反而激化了對其統治的反抗。正如克勞塞維茨所指出的，隻有在受害者相信恐怖主義會無限製地持續下去時，實施恐怖才能起作用。 [ 註：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麥可·霍華德、彼得·帕裏特翻譯並編輯(普林斯頓，n.j出版社，1976年版)，第77頁。 ]
顯然，叛亂者不相信亞歷山大能夠獲勝，被派往馬拉坎達的救援部隊的命運肯定支持了這種想法。在由800名輕型騎兵和1500名中型步兵組成的馬其頓部隊進攻之下，堅守馬拉坎達的叛亂者撤退了。救援隊對其實施追擊，而擁有許多裝備弓箭的輕型騎兵的叛亂者在沙漠附近的平地上停止了下來。歷史學家阿利安(arrian)描述道：當馬其頓步兵發起進攻時，叛亂者的騎兵“在步兵方陣的周圍馳騁，向其放箭”，而馬其頓人的騎兵“被連續不斷的行軍搞得疲憊不堪，而且也缺乏飼料”，因此對演變成防禦的戰鬥毫無貢獻。騎兵弓箭手對馬其頓人始終保持壓力，“無論其停止還是撤退。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被箭所傷，還有一些人死於弓箭之下。於是，其指揮官將部隊列成方隊，向河退去”。經過一陣猶豫之後，終於撤到這條淺河的一個島上。在這裏，騎兵“完全包圍了他們。除少數人被俘，淪為奴隸之外，其他人全部被殺”。這種結果顯示了輕型騎兵的戰術威力，預示了後來克拉蘇敗在安息人手中的厄運。叛亂者從這一勝利中受到了鼓舞，促使亞歷山大鎮壓政治對手的恐怖主義失效。 [ 註：阿利安，《遠征》，第4卷，第5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05頁。 ]
當然，亞歷山大要以牙還牙，但是，即使是使用新生的輕型騎兵也趕不上乘馬的叛亂者。這是一種頗具代表性的態勢，是古代戰略家必須依此製定其戰略的基礎。在兩種相似的武器係統之間，退卻的總是比追擊的快。退卻的重型步兵比追擊的重型步兵快；後撤的輕型步兵可以比追趕的輕型步兵快；此法則同樣適用於乘馬、乘車的武器係統。這是一條戰略真諦，雖然在戰術上可能與此不同，並且在戰略上也可因諸如河流等地形障礙而改變這一規律。但是，退卻的軍隊可以通過砍倒樹木、燒毀橋樑、鑿沉渡船等方法阻斷道路，也可以留下後衛遲滯追擊者，保障主力繼續退卻。退卻比追擊在戰術和戰略上所占有的優勢，意味著亞歷山大以輕型騎兵追擊叛亂者的輕型騎兵註定要失敗。
亞歷山大麵臨著這樣一種形勢，若幹部分武裝和乘馬的叛亂者向其統治提出挑戰，並控製了他的軍隊沒有占領的地點。他的對手主要採取一種襲擊戰略，攻擊他的前哨部隊(強點除外)，避免與其大部隊接觸。亞歷山大的對策是，將其軍隊區分為五部分，走遍整個叛亂國家，鎮壓敵人的大本營。他毫不畏懼敵人的輕型騎兵，因為他在軍隊數量和質量上擁有巨大的優勢，並有充足的輕型騎兵、徒步弓箭手和投石手兵力。他還通過在當地招募的辦法增大了自己輕型騎兵的數量。
亞歷山大的對手以襲擊迎擊他的持久戰略。依靠撤退比追擊速度快的優勢，他們設法避開馬其頓人的強大軍隊，集中攻擊較弱的分遣隊，然後在亞歷山大的軍隊迫使其戰鬥之前便撤走了。這些由較弱的一方實施的襲擊，與希臘人所使用的著名襲擊不同。希臘人是作為較強的一方實施的襲擊，其目的是破壞穀物，以獲得政治特權或強迫較弱的一方與之戰鬥。希臘城邦無法與難以捕捉的敵人戰鬥，隻能攻擊他們的資源；而大夏人和粟特人則與此不同，在追求戰鬥戰略的同時避開主要的敵方軍隊。這種類型的襲擊在戰術上與皮爾塔斯特接近重型步兵投擲標槍爾後撤走以避開突擊戰鬥的行動相似。這種對襲擊的用法，所依靠的是襲擊目標不確定和逃開追擊者的能力，而此正是構成遊擊戰爭的基礎。
攻克敵人的大本營之後，亞歷山大開始剝奪遊擊隊進行襲擊所必備的一個要素，即避開追擊者所必需的無拘束機動能力。他在這個國家的已平定地區建立了大量築壘軍事哨所，並分別派兵駐守。這些哨所降低了他的軍隊在襲擊者攻擊麵前的脆弱性，並抑製了襲擊者的運動。這些哨所控製了交通線，因此像阿利安所描述的，叛亂領導人在一點上“看去，就像所有的地方都被馬其頓的駐軍占領了，他們連逃走的道路都沒有”。地理因素也促進了製止叛亂者運動目的的實現，從而使他們的襲擊變得更加困難和危險。因為，大夏的群山限製了通往亞歷山大占領區的山穀的道路，而粟特的幹燥則限製了聚居於河流附近潮濕地區的村落。 [ 註：阿利安，《遠征》，第4卷，第17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18頁。 ]
亞歷山大的每一個築壘哨所都配置有騎兵部隊，以便追擊襲擊者。阿利安描述了叛亂領導人斯比塔門尼斯及其來自斯太皮斯的西徐亞人是如何襲擊的情況。他們占領了大夏的一個要塞，但發現另一個要塞太強，於是，叛亂者在“收繳了大量的戰利品之後就走了”。第二個要塞的駐軍包括60名剛剛從疾病中恢復過來的禁衛軍騎兵，“這些大病初癒的騎兵聽到西徐亞人的襲擊之後，立即披掛上馬。然後，從駐地召集了80名僱傭希臘人騎兵”，“其中一些是皇家的僕從，向外衝去”。他們“向西徐亞人進攻，西徐亞人大感意外，措手不及。第一次攻擊就繳獲了他們的全部戰利品，並殺了運載這些戰利品的大部分人。但由於騎兵之中沒有人指揮，因此在沒有任何組織的情況下返回，結果中了斯比塔門尼斯和其他西徐亞人的埋伏，損失了7名禁衛軍騎兵和60個僱傭騎兵”。 [ 註：阿利安，《遠征》，第4卷，第16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17頁。 ]
這類雙重意外在遊擊戰爭中當然肯定具有典型性，一直困擾了亞歷山大兩年。雖然馬其頓人所採取的措施增強了對攻擊的防禦，而且抑製了敵人的運動，但他們想去除遊擊隊襲擊的企圖卻失敗了。要在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內，製止在人民之中得到政治支持的遊擊隊的襲擊，入侵者的士兵顯得太少了。
於是，亞歷山大採取了一個新的政治措施：他放棄了恐怖統治，轉而實施懷柔政策。安撫對手的關鍵一招是與大夏主要巨頭之一奧克夏爾特(oxyades)的女兒羅克桑娜(roxana)結婚。亞歷山大會發現，他的政治姿態並不太痛苦，因為據說他愛羅克桑娜，而亞歷山大軍隊中的人們則認為，“羅克桑娜是他們所見過的亞洲女人中，除大流士妻子之外最美麗的一個”。這使得奧克夏爾特順從了亞歷山大的統治，而且這種“方式可以減少勝利者的征服和傲慢給其帶來的羞辱”。通過其他相應的政治行動，亞歷山大建立了一個政治基地，這對其有效的軍事措施是一個補充。最終，他克服了人民對他的統治的反抗。 [ 註：阿利安，《遠征》，第4卷，第19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20頁；柯蒂烏斯，《亞歷山大史》，第8卷，第4頁，第25行，轉引自約翰.c.羅爾夫翻譯的柯蒂烏斯著《亞歷山大史》兩卷本(劍橋，麥斯出版社，1956年版)，第2卷，第271頁。 ]
就像在波斯帝國剩餘地區的征服一樣，在大夏和粟特，亞歷山大需要一個適當的政治基地支持他的軍事勝利；若非如此，以這樣一支小的軍隊，在相對廣大的大流士領地上，必敗無疑，就像後來安條克軍事勝利的影響在麵對人民的政治對立之時煙消雲散一樣。
沒有政治支持的軍事勝利：漢尼拔與費邊戰略鬥爭的經驗
漢尼拔及其馬其頓戰鬥係統與羅馬人相比，具有亞歷山大與波斯人相比相同的優勢。就像亞歷山大一樣，迦太基領導人也熱衷於取得連續的戰術勝利。但是，漢尼拔所麵臨的政治形勢與亞歷山大完全不同。雖然義大利與龐大的波斯帝國相比是渺小的，但對於漢尼拔一開始隻有不超過50000人的軍隊來說，要征服它還是顯得地域太大、人口太多。即使漢尼拔在坎尼取得壓倒性勝利之後，義大利的大多數城市仍然保持著對羅馬的忠誠，“這是一種盟友對羅馬政府的畏懼和尊敬之情”。此外，羅馬人自己及其盟友均擁有民兵。這就意味著每個城市都能保衛自己，而軍隊如果被消滅，羅馬人可以創建和替換比波斯國王所能創建和替換的更大的軍隊。雖然動員的民兵步兵與漢尼拔的正規軍隊相比缺乏戰鬥力，而且也無法模仿馬其頓人的合成軍隊戰術，但是他們具有構築和防禦築壘要塞的能力。這樣，漢尼拔所麵對的是一種在20世紀被稱為民族抗戰的戰爭。這種戰爭所發生的國家國土廣大、人口眾多，足以防止其軍隊的大部分不被敵人同時控製。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3卷，第90頁，轉引自巴頓譯本第2卷，第223頁。 ]
甚至在坎尼會戰之前，漢尼拔勝利進入義大利，就已導致費邊領導下的羅馬人採取更加慎重的戰略。敏銳而又精明的、掌握指揮權的費邊率軍迎敵。當時，漢尼拔“擁有如此之多的戰利品，以致其軍隊無論是拉還是背都無法將其全部帶走”。他們在“亞德裏亞附近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裏”安營紮寨，在那裏，他“付出巨大的精力用於恢復其人員和馬匹的元氣”。費邊在距漢尼拔6英裏處安營紮寨。漢尼拔“希望一鼓作氣發起攻擊，對敵人造成有效的威脅。於是他率軍出戰，想在距羅馬人營地不遠的地方與其交戰，但等待了一些時間之後，無人出來迎戰，隻好又返回自己的營地休息。狡猾的費邊早已決定，絕不冒任何風險，或者冒險與敵人戰鬥，而把保障部隊安全和自己對部隊的控製作為其第一位和主要的目標。他堅定地堅持自己的目的”。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3卷，第86頁第9-10行、第87頁第1行、第89頁第1-2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2卷，第213頁、第217-219頁。 ]
漢尼拔是其時代的偉大鬥士，當然不會貿然進攻駐紮在築壘營地內費邊的羅馬軍隊。因為在那裏，羅馬人的防禦力量將會輕易地壓倒迦太基老兵的戰術技能。但是，費邊戰略的內涵絕非僅僅是避免失敗。無論何時，隻要迦太基人運動他們的軍隊，“羅馬人就繼續向後方運動，始終與敵人保持1-2天行程的距離，絕不接近敵人或與敵交戰”。有時，費邊會“與敵人平行機動，並總是在敵人的前方占領陣地。這些陣地都是他根據對這個國家的了解所選擇的最有利的陣地”。採取這種跟蹤漢尼拔軍隊的做法，詭計多端的費邊使敵人的後勤補給困難起來，並贏得了一些小衝突。因為，當時漢尼拔不得不分散其軍隊尋找食物，而一些人就會“遠離其駐地進行掠奪”，此時，羅馬人就能“抓住或殺掉一些敵人”。採取這種方法，費邊就能“始終持續不斷地削弱敵人有限的兵力”，並且，通過襲擊掠奪者，還能“以這種部分的勝利恢復自己部隊的士氣”。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3卷，第90頁第9行、第90頁第1行、第90頁第2-4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2卷，第221、219頁。 ]
費邊戰略的基礎是拒絕會戰的能力、實施防禦的戰術力量、對有城牆城市的控製能力和優異的後勤供應。從對掠奪者和散兵遊勇實施突襲方麵來說，他運用的是集中兵力以強擊弱的小規模襲擊戰術；從控製國家和接受在深壕後麵戰鬥方麵來說，他運用的是持久防禦戰略；而從他常常依靠後退方麵來說，他也依賴襲擊戰略。他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兩支編製結構相同的軍隊之間，追擊者難以趕上撤退者。隻要能夠避免被諸如河流等障礙物阻礙，費邊總是能夠擺脫漢尼拔；而他對地形的熟悉，則使他總能避免失策。當然，費邊也樂於按自己的規則打仗，也就是在深壕高壘的營地內作戰；但是，漢尼拔從未被敵人的費邊戰略所激怒，犯下在費邊希望的地方作戰的錯誤。
地圖1.3 迦太基勢力範圍
漢尼拔確實破壞了一個特別肥沃的地區，希望“迫使敵人戰鬥”，但是費邊太聰明了，絕不按敵人的規則戰鬥。他認為，在那裏他將麵臨的肯定是敗在運用優越的亞歷山大戰術係統的偉大將軍手中的厄運。取而代之的是，費邊要麽利用防禦的戰略力量撤退，要麽利用其戰術能力防守堅固的築壘營地抗擊敵人的正麵進攻，並占據了以逸待勞的有利條件；採取這些辦法，他可以從自己的國家獲得充足的補給。由於能夠從城市的穀倉中輕而易舉地獲得資源，所以費邊“從不允許他的士兵以任何藉口從事掠奪或從營地分散出去，而是讓他們始終集中在一起，尋找時間和地點上的有利戰機”，抓住迦太基人的搶掠者和散兵遊勇襲擊之，爾後迅速逃走，以避免與迦太基人的大部隊發生衝突。雖然費邊戰略具有某些後勤戰略的成分，但其主要進攻因素卻由集中兵力和以強擊弱組成，所執行的是一種謹慎的襲擊戰鬥戰略。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3卷，第90頁第11行、第90頁第2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2卷，第223、221頁。 ]
就像在進攻戰術中，伊巴密濃達那樣的指揮官尋找並攻擊敵人薄弱的翼側或後方，或集中較大兵力攻擊敵人戰線的一部分一樣，在費邊戰略中，當他集中較大兵力對付迦太基人的搶掠部隊時，其做法與進攻戰術是同樣的。實踐證明，集中兵力攻敵弱點的襲擊效能在戰略中與戰術中是一樣的，而且，在戰術中，防禦者的弱點隻是與集中了較多兵力的進攻者的能力相比較而言的。但與戰術不同的是，在敵人已經做好戰鬥準備時，兵力已經占優勢的戰略進攻的一方仍然必須找弱敵打。費邊是通過達成突然性和切斷迦太基人搶掠者的退路來做到這一點的。
漢尼拔的戰略漸漸取得了成功。毀壞鄉村沒能迫使費邊與其會戰，但最終迫使羅馬人的指揮官和戰略發生了變化。這導致了他們在坎尼的災難，但這場災難反過來又促使羅馬人返回費邊戰略，並再也沒有背離這個戰略。漢尼拔在義大利南部為自己建立了一個基地地區，仍能隨心所欲地在義大利半島上縱橫馳騁。他的戰略的基礎是：羅馬人改變他們的戰爭目的，並通過談判實現迦太基人能夠接受的和平。但是，羅馬人有時有些冥頑不化，總是不屈不撓地堅持鬥爭，甚至在坎尼會戰之後，漢尼拔及其軍隊不得不在義大利又停留了13年。
除了那些費邊所利用的因素以外，羅馬人的軍事力量蘊藏於以各個城市訓練有素的民兵為基礎的龐大軍隊之中。羅馬人的力量還在於對中心都市的控製以及這些城市築壘所提供的防禦能力。由於道路總是穿過人口中心，這些障礙妨礙了漢尼拔的運動，並確保了羅馬人對從屬鄉村的控製和補給。依靠騎兵作戰是漢尼拔的擅長，而對付築壘城市，與羅馬人相比則沒有什麽優勢。羅馬人在攻城技巧上同樣擅長。在所有對築壘城市的持久進攻中，漢尼拔幾乎都麵臨著無法克服的後勤問題。而且，他還不能依靠水路進行這類長期補給，因為強大的羅馬海軍統治著海洋。除了依靠馱騾補給龐大軍隊通常所遇到的困難以外，漢尼拔還不得不對付羅馬軍隊對其補給地域的蠶食，捕殺其搜尋糧草人員的行動。因此，漢尼拔不願意攻城。
坎尼會戰的失敗對羅馬人的政治力量形成了嚴重衝擊：羅馬的一些盟友背叛了，而另一些也變得不那麽熱情了。於是，羅馬人開始集中精力對付這些不忠誠的的城市。他們之所以能夠這麽做，是因為凡沒有漢尼拔軍隊的地方均由羅馬人的軍隊控製著。漢尼拔無法解救那些被圍攻的城市，因為羅馬人建立了一條環繞防禦者的對壘戰線，並為其軍隊建立了補給充足的築壘營地。有時，在圍攻諸如卡普阿這類非常重要的城市時，還建立了第二條築壘戰線，在攻城設施周圍構築城牆，以防止來自漢尼拔軍隊的圍攻。一個接一個，羅馬人製服了那些背叛的盟友，並逐步縮小了義大利親漢尼拔的地區。迦太基人的將軍從未比襲擊者取得更多的成功，而羅馬人則以持久戰略作為惟一的抵抗戰略，從而使迦太基人能夠自由活動的地區逐步受到限製。漢尼拔消耗羅馬人的企圖失敗了；而羅馬人不屈不撓的堅持卻破壞了他的戰略，因為羅馬人的軍隊不僅在義大利取得了成功，而且慢慢地但卻穩步地征服了迦太基人的西班牙。
漢尼拔成功地在一個敵對國家堅持了那麽久，不僅反映了他的戰術天才，而且反映了他的組織才能。比如，他必須徵召當地部隊，並以他的戰鬥方法去訓練他們。但是他做到了，並且在他的領導下，使這支由不同成分組成的軍隊為他和他的事業而戰鬥。
但是，最終證明漢尼拔永遠隻是一個襲擊者，既缺乏控製義大利所必需的足夠的軍隊，又缺少像亞歷山大在波斯帝國所尋求和培育起來的有力的政治支持。主要根據羅馬人所運用的反抗戰略，迦太基人漫長的戰役可劃分為5個階段。初期，羅馬人採取挑戰性的持久防禦戰略，正中漢尼拔下懷。他對自己的戰術優勢充滿信心，很樂意接受這種戰略。
費邊採取的持久防禦戰略使迦太基人的戰役進入第二階段。費邊戰略的基礎是其國家的築壘特長及其拒絕會戰的能力；除非戰鬥是在他自己選擇的掘壕陣地進行，否則絕不應戰。此外，當費邊跟蹤迦太基人的軍隊，並突襲其搜尋糧草的散兵遊勇時，其戰略中還包含有襲擊成分。但是，因為費邊始終處於野外，隻按自己的規則作戰，所以羅馬人沒有像大夏人和粟特人那樣開展遊擊戰爭。他們喪失了對國家的控製，無法在作戰中正麵對抗亞歷山大。
在第三階段，當羅馬人短暫地恢復了基於戰鬥的持久戰略時，坎尼會戰的失敗使盟友背叛的問題嚴重惡化了。他們不得不在第四階段採取持久進攻戰略，以攻城的方式製服背叛的城市。與此同時，他們又恢復了費邊的持久防禦戰略，以對付迦太基人。在最後一個階段，漢尼拔被羅馬人的築壘防禦戰略嚴重困擾，隻能依靠在義大利南部建立的基地地區。同時，羅馬人仍無力在進攻戰鬥中迎戰漢尼拔，不能有效地採取進攻性持久戰略對付迦太基人的基地地區。相反，他們在義大利之外的戰役卻取得了成功，征服了西班牙，最後還侵入了非洲。
漢尼拔在對付政治對手方麵的失敗與亞歷山大在大夏和粟特的成功恰成鮮明對照。這兩種情況都是偉大的統帥麵對強大的政治對手，但在軍事上占有優勢。不過，亞歷山大控製了對現存政權的支配權，並擁有征服大流士的合法身份。與此相反，羅馬人始終保持了強有力的政府機器，這架機器是他們花費幾個世紀建立起來的。而且，羅馬人控製著城市和交通樞紐，而在大夏和粟特，這些都是由亞歷山大控製的。最後一點，亞歷山大能夠維持其本已強有力的組織形勢，而漢尼拔的政治能量僅僅是建立在最初的軍事勝利之上的，因此無可奈何花落去。由於沒有獲得當地的支持，而其戰場上的戰術優勢又被城牆和羅馬人戰場築壘的優勢所限製，所以漢尼拔失敗了。他勝利的機會是建立在羅馬願意通過實現妥協的和平以擺脫漢尼拔軍隊的基礎之上的，但實踐證明，羅馬人太熱衷於實現其完全摧毀迦太基人力量的目標了。漢尼拔失敗的例子充分說明了政治因素對軍事勝利的限製。
古代少有的內線作戰戰例
羅馬人對漢尼拔軍隊的一次勝利會戰展示了戰略上集中兵力的價值。羅馬人的勝利並非對漢尼拔本人，而是對他的兄弟哈斯德魯巴(hasdrubal)。哈斯德魯巴於公元前207年由西班牙出發，進軍義大利與漢尼拔會合。羅馬人已經在義大利北部配置了一支部隊，以對付此舉，同時另一支部隊在執政官尼祿(nero)的率領下，在坎尼舊戰場附近與漢尼拔的軍隊對峙。哈斯德魯巴派出信使，要求漢尼拔向北機動，與其會合。羅馬人抓住了的這名信使，了解到哈斯德魯巴對他們的威脅，而漢尼拔對其增援兵力的到達卻一無所知。
尼祿迅速作出反應，秘密率領7000名精選士兵向北行軍250英裏，同與哈斯德魯巴對峙的部隊會合。哈斯德魯巴知道對手已經獲得了增援，並且不希望在沒有漢尼拔的情況下與敵人作戰，於是他決定拒戰。但是，他的部隊在夜間後撤時迷失了方向，找不到梅陶魯斯河上的渡口，於是不得不在第二天與敵人戰鬥。羅馬人取得了戰鬥的徹底勝利。他們殺了哈斯德魯巴，給其部隊以嚴重殺傷，並驅散了剩餘的人員。緊接著，尼祿又率其分遣隊再次南下，重新同其監視漢尼拔的部隊會合。直至羅馬人將哈斯德魯巴的人頭從城牆上扔進漢尼拔的營地之前，他仍然不知道哈斯德魯巴已經到達義大利，也不知道尼祿曾經暫時離開其麵前。
作戰略圖1.1 羅馬人在內線的作戰行動
尼祿的進軍提供了一個戰略集中的極好例子。這種集中隻有利用位於兩支迦太基人部隊之間才能做到。在這種內線作戰的形勢下，羅馬軍團同時麵對相距250英裏的哈斯德魯巴和漢尼拔，兩支部隊背靠背，位於兩支迦太基人部隊之間。每個羅馬人分遣隊各有一條戰線，各條戰線要麽向敵要麽背敵，而兩支迦太基人部隊也各有其與羅馬敵人相對的戰線。羅馬人處於內線作戰，迦太基人則處於外線作戰。這就意味著，一支羅馬人的分遣隊可以直接向另一支分遣隊派遣增援部隊，而兩支迦太基人的部隊則實際上隻有在能夠繞過其當麵羅馬軍團的情況下，才能互派增援。
這種對內線的運用為人們提供了一個集中擊弱的重要戰略手段。處於內線地位的軍隊可以利用這種方式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敵人的弱點。外線軍隊的弱點是由於內線軍隊能夠集中兵力而自己卻難以集中兵力導致的。對這種態勢的潛力要有全麵認識，那就是這種潛力能否發揮，依賴於能否將敵人拖入會戰。假如哈斯德魯巴沒有迷失方向，也沒有被河流所阻，那麽羅馬人就不能將其拖入會戰，羅馬人集中兵力可能也因此而徒然空忙。在強者不能迫使弱者戰鬥的情況下，在內線集中兵力的做法很少使用。
由於居於內線的軍隊有機會集中兵力各個破敵，所以內線作戰通常能給處於內線的軍隊提供一種優勢。這與戰術中位於兩個對手之間的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戰術中的這種態勢叫做被包圍，是一種嚴重的不利態勢。戰術中的被圍軍隊不僅不能集中兵力，各個破敵，反而不得不同時與所有當麵的敵人部隊戰鬥。包圍者從正麵、翼側和後方攻擊敵人，其對敵攻擊行動相互支援，從而剝奪了被圍者的機動能力。被圍者很少能夠在各個方向上都打得很好。戰術條件與戰略形勢下內外線作戰的區別主要在於距離，即外線軍隊是否相互靠近得足以相互支援。
愷撒在征服高盧戰爭中的戰略
羅馬政治家和統帥尤利烏斯·愷撒為征服高盧耗費了7年的時間。高盧大致相當於當今的法國地區。他之所以能夠迅速征服這樣一個廣大的領土，是由於完美地掌握了羅馬人的戰爭藝術。他把準備、耐心、聰明的戰略、高標準的工程和後勤與無比的戰術技巧緊密結合、融為一體。而且，他沒有忽視對對手採取政治安撫政策。盡管他患有不雅觀的癲癇症，但是，他臨危不懼，與手下共患難，從而增強了他的精明領導，使其士兵堅強無比；而他的士兵們則以勇敢和技能熟練的行動回報他對士兵的寬宏大量和近乎多餘的重視。歷史學家普魯塔克注意到，他以“有區別的熱情”激勵士兵；而他們也必須以羅馬人自己掘壕的技能和實施的正規化來增強自己。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511頁。 ]
愷撒對高盧的征服是高盧人與羅馬人若幹世紀衝突的繼續。這些衝突導致了羅馬人對義大利北部高盧人的征服，並一直擴展到對羅訥河的控製。雖然愷撒麵臨著全民族的抵抗，但無論是高盧各部族之間還是貴族與農民之間都缺乏團結一致。正如愷撒所說，在貴族眼裏，農民實際上與奴隸相同。此外，一些高盧人部族與羅馬人關係友好，愷撒的騎兵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盧人。這樣，愷撒在政治形勢中就擁有了舉足輕重的力量要素。
雖然一開始愷撒能夠在同一時間隻與一個部族作戰，但最終，在一個冬季，他不得不麵對所有的部族作戰了。追求後勤戰略的、具有洞察力的韋辛格托裏克斯(vercingetorix)是這些部族首領。根據愷撒的情況，高盧人將“製止羅馬人搜尋糧草和獲得補給”作為“首要目標”。對於高盧人的騎兵力量和當年的季節來說，這是一項容易完成的任務。因為“在冬季沒有牧草可割”，羅馬人“必須分散為小群，到各地的穀倉中去尋找糧草。這樣，他們就會被高盧人的騎兵一天一天消耗掉”。高盧人不僅採用了費邊戰略的襲擊方式，而且還採用了波斯人曾經拒絕用於對付亞歷山大的方法。果斷的韋辛格托裏克斯聲言：“個人利益必須為共同的事業而犧牲。道路兩旁的小農場、穀倉等必須燒掉，一直燒到掠奪者難以到達的地方。而他們自己由於能從戰區的人民那裏得到資源，所以將會獲得足夠的補給。必須把羅馬人要麽餓死，要麽從其營地趕到遠遠的野外去冒極大的風險；不管是殺死他們還是搶到他們的物資都行，因為沒有物資，他們就不能進行戰爭。”他嚴酷無情地運用了他的後勤戰略，甚至計劃燒掉那些他無法防守的城市，以便消除“備用庫存”糧食“被羅馬人搶走”的後顧之憂。 [ 註：愷撒，《高盧戰爭與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譯本(紐約，1957年版)，第159-160頁。 ]
韋辛格托裏克斯並非高盧戰爭中運用後勤戰略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就曾有一位部族首領運用這種戰略對付過愷撒，而愷撒也曾從運用此戰略中獲益。當時，高盧的一個部族比利其人曾經集中其所有軍隊與愷撒作戰，除非依託自己營地的城牆作戰，愷撒一律拒戰。正如他所預料的，事實證明比利其人足夠聰明，絕不進攻居於如此堅固陣地內的他，而是等待他從供給充足的營地出來；反過來，他則等待比利其人耗盡自己的補給品，就像在伊蘇斯戰役期間，亞歷山大等待大流士在其翼側陣地耗盡糧草一樣。愷撒比亞歷山大更加成功：正如愷撒自己所說的，比利其人“自己的物資供應所開始枯竭了”，決定將其集中起來的龐大軍隊分散，以便能夠返回他們的“自給自足”的家園。接著，愷撒離開他的築壘營地，發起了對分散小群的比利其人的戰役。 [ 註：愷撒，《高盧戰爭與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譯本(紐約，1957年版)，第45頁。 ]
敏感、機智的韋辛格托裏克斯嚴格而有效地運用其戰略。當愷撒向其進軍時，他盡力避免會戰。他始終保持距離，並防止受到戰鬥的誘惑，堅持後勤戰略，不“在激戰中碰運氣，而是使敵人不能獲得穀物和進行掠奪”。愷撒的反擊戰略是“要麽將韋辛格托裏克斯從叢林中引出來，要麽將其封鎖，迫其屈服”。他最初的措施是同時圍攻兩座城市。在高盧人就在附近的情況下，這是一項困難的任務。據愷撒描述，在圍攻布爾日時，韋辛格托裏克斯埋伏在附近，“監視著我們實施搶掠和收集穀物的部隊。當這些部隊分散到足夠遠的野外時，他就攻擊這些部隊，從而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這種情形“造成了供給嚴重缺乏，以致若幹天部隊沒有一粒糧食，隻能靠從偏遠鄉村趕來的一些家畜充飢，才免於餓死”。 [ 註：愷撒，《高盧戰爭與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譯本(紐約，1957年版)，第189、161頁。 ]
雖然愷撒設法保持了軍隊的供應，但他感到無法讓其軍隊長期駐紮在高盧中部。不僅因為他無法繼續補給自己的軍隊，而且因為韋辛格托裏克斯在高盧東部實施了對親羅馬人部族的襲擊。愷撒向東進軍，並以一支大部隊跟蹤韋辛格托裏克斯。但是，韋辛格托裏克斯認識到，“羅馬人在擴大了自己的軍隊之後還會返回來，那樣將永遠無法結束戰爭”。也許是出於過分自信，也許是受到了追隨者的壓力，絕望的韋辛格托裏克斯轉而採取了持久戰鬥戰略，並冒險出戰。失敗後，高盧首領退回阿萊西亞城，在那裏遭到了愷撒的圍攻，一支增援的大部隊也被愷撒阻回去了。
羅馬軍隊的補給存在著通常會遇到的困難，但羅馬人的後勤供應還是克服了這些障礙，並保障了軍隊的供給，這或許是因為由45英裏之外的一條可通航的河流獲得了食物和飼料補給。對城市的圍攻展示了羅馬人工程保障的徹底性和有效性。為了實現攻城部隊的合圍，愷撒構築了一條長10英裏的戰壕線。這些工程措施由部隊挖掘的距主要塞600步遠的壕溝組成。愷撒解釋道，這條主要防禦線包括“兩條寬、深各15英尺的壕溝”，溝內注滿了水，水是“穿過平原或窪地從河中引來的”。壕溝的後麵築起了“12英尺高的城牆和木柵”，並且在此“整個一圈”，工程人員“每隔80英尺就建一座塔樓”。 [ 註：愷撒，《高盧戰爭與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譯本(紐約，1957年版)，第194頁。 ]
為了充分實現要塞“隻有少數士兵便能防守”，愷撒砍倒樹木，將樹幹和樹枝“剝皮削尖”，在土牆和壕溝前麵埋入5英尺的地裏，使其“牢牢立住，不能被拉鬆，大樹枝凸出”地麵。“這些障礙組合併交織成5排，任何人踏進去都會被非常銳利的木樁刺穿。因此，這些尖樁被人們稱為‘墓碑’。在這些尖樁的前麵，又挖了一些口闊底小深3英尺的坑。”坑內“植入大腿粗細、頂部被燒成尖硬的光滑圓木，露出地麵不超過4英寸。為了使圓木能夠在坑內立穩，都填土並用腳將底部踩實；坑的其餘部分則用細樹枝和灌木等覆蓋，以偽裝陷阱”。這些被人們稱為“百合花”的陷阱“共有8排，每排間隔3英尺”。在這些陷阱的前麵，人們安置了“一英尺長的砧板，板上嵌有鐵鉤”。這些鐵棘“全部埋入地裏，密密麻麻地布滿了整個戰場”。 [ 註：愷撒，《高盧戰爭與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譯本(紐約，1957年版)，第195頁。 ]
接著，愷撒的軍隊又建了這樣一整條戰線作為抵抗增援部隊的防線。在攻城部隊進攻的協同下，高盧人的增援部隊在這樣一條充分準備的強大陣地麵前失敗了，英勇的韋辛格托裏克斯最終不得不投降。這次失敗使得高盧的軍事控製權交到了愷撒手中，而聰明的羅馬人的管理最終不僅使高盧人順從了羅馬人的統治，而且使高盧人的語言、文化和情感也逐漸地羅馬化了。
但在阿萊西亞失敗之前，韋辛格托裏克斯的戰略曾將愷撒從高盧中部驅逐出去。除了採取焦土政策的防禦性後勤戰略之外，高盧人曾依靠襲擊而不是迎戰將羅馬人拒之於國門之外。他們以這種方式實踐了遊擊戰爭，與大夏人和粟特人不相上下。
在以襲擊方式實施遊擊戰爭時，他們之所以能夠避免戰鬥，是因為他們軍隊的基本武器係統與羅馬人相似，因而能夠利用其能力撤退和避免會戰。如果韋辛格托裏克斯試圖在平原展開戰役，而羅馬人以安息人的方式武裝自己，那麽他早已失敗了。像費邊曾經對漢尼拔所做的那樣，高盧人集中兵力對付羅馬人的弱點，尋找和殲滅其搜尋糧草的小部隊，從而取得了許多小的勝利。雖然攻擊掠奪者和穀物收集者也是其戰役的後勤有機組成部分，但他們以騎兵為主的力量構成有助於快速集中，促進了他們戰略中戰鬥因素的發揮。愷撒總結了對付這種戰略的問題：“如果愷撒選擇結束這種狀況，並消滅所有卑鄙的刁民，那麽他就不得不將其建製的軍隊打散，派出許多小的分遣隊；如果他選擇保持集中的隊形，就像建立羅馬軍隊的實踐所要求的那樣，那麽本地人將擁有地形上的優勢，他們具有足夠的勇氣伏擊這些分散的小分隊，並將其逐個殲滅。在這種困難的態勢下，每一種可能都要考慮再三，處理的原則是，如果要殺傷敵人而又必然導致我們部分損失的話，那麽還是犧牲這樣的機會為宜。” [ 註：愷撒，《高盧戰爭與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譯本(紐約，1957年版)，第145頁。 ]
與應用這種遊擊戰爭和防禦性後勤戰略相伴而來的另一個要求是：需要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動員人民參加戰爭，並採取消耗巨大、緩慢見效的方法。高盧人的抵抗可能缺乏堅持實施這種戰略的動機；當然，高盧人也缺少打敗羅馬人所需要的高度政治團結和支持。高盧人在自己的領土上作戰，卻破壞自己的突擊，焚燒自己的農場；而羅馬人卻是以正規部隊在異國他鄉作戰。曾經在與羅馬鄰近的高盧地區所展現的羅馬人統治的寬容和才能，也使相當多的高盧人認為為建立獨立的政府而付出代價不值得。
愷撒的伊萊爾達戰役：一次不尋常的迂迴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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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戰爭藝術》並非傳統的戰爭史，其目的是對史有所載的大多數西方戰爭中所存在的某些作戰可變因素的變化，進行介紹性的和某種高層次的追溯和解釋。這些構成了本著作的主題，因此它比一般敘事史更側重解釋。本書對大多數重要戰役和會戰都給予了應有的注意，隻是所用文字較少，而隻側重於所做解釋的論據方麵。本書雖然在主題上具有連貫性，但表述卻更側重於對變化的描述。這就必然導致本書與那些以敘事為主要目的的著作在側重點上有所不同。比如，對羅馬人戰爭藝術著墨較少，僅限於展示其與此前希臘人和亞歷山大的戰爭藝術模式的區別，而對後兩者的戰爭藝術則作了比較詳細的描述。
本書視角有所側重：隻考慮所選擇的作戰可變因素，而省略了這類歷史的所有非認識方麵，並且不涉及戰爭的全部情感領域，比如精神和動機，乃至諸如約翰·吉甘(john keegan)和莫利斯·詹諾維茨(morris janowitz)等專家在歷史學、社會學的觀點。本書不僅省略了大多數政治因素，也省略了關於武裝部隊環境新的軍事沿革記錄。本書對戰略作了較窄的界定，排除了大多數大戰略以及政治、經濟、軍事的結合，乃至海軍的結局和手段。這就導致減縮了對海上力量的戰略作用的闡述，排除了它的大多數零碎處置，從而達到類似於通常探討陸戰時的表述程度。沒有包含過多的傳統歷史和新軍事史的內容，並不意味著貶低它們。恰恰相反，對於其他的歷史觀點我都給予了充分的注意。不過，作戰史在當今好像被過於輕視了，為了重申和盡量更加適應我們對此領域的了解，我希望本書能夠成為一本宣布新軍事史也應復興和改善分析式作戰史的宣言書。
本書毫不動搖的觀點之一是，軍事因素足以解釋大多數軍事事件。對此觀點的闡釋並非有意輕視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是排除複雜的因果關係，而是希望對軍事事件的內因理所當然地給予更多也更顯著的注意。在此過程中，我在提出觀點以及賦予我的主題以更多的特色和確定性方麵，可能有些誇大其詞。我這樣做，有時是故意設計的，而我確信更經常的是因為對所闡述的觀點傾注了太多的熱忱。為使讀者充分理解本人觀點，本書可能存在故意過分強調、過分誇張和重複某一觀點的現象，我請求你們予以諒解。
我在提出軍事行為的理性和邏輯性時，並不排斥軍事領導品質(無論好的還是壞的)影響的重要性；並且，我隻是在偶然的場合才提到這樣的觀點，那就是如果無益於達成政治或其他目標，那麽軍事的效能就會受到削弱。但是，正如所有經濟行為的聚合必然趨向需求的理性滿足一樣，大多數過去的軍事方法和組織都趨向軍事目標的實現。這種表述部分地強調了戰爭實施的合理性，因為有時依據現在的知識和條件對過去作出的草率判斷並不完全適用於早先存在的條件和製約因素。
本書與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usewitz)和安東尼·亨利·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的著作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二人曾對拿破崙時代及其之前不久的時期的戰爭作出了有力的解釋。我尊重他們，但是，本書與他們的著作最明顯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對歷史的表述是基於自己的概括，而不是照搬《戰爭論》和《戰爭藝術概論》，我僅僅是參考了那些戰役和會戰，而且相信讀者熟悉它們。雖然我確實不知道本書許多論題的具體淵源，但我還是把它們歸功於這些大師及其以後的其他專家。比如，我對拿破崙之前戰爭中迫使對方交戰的困難的理解，對新的戰鬥部署係統的認識，均得益於簡·蘭博特·阿爾芬斯·柯林(jeanmbert alphonse colin)；關於後勤戰略的觀點，得益於j.f.c.富勒(fuller)；而防禦的首要性則得益於b.h.利德爾.哈特(liddellhart)，——雖然我首次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出版的公共出版物上間接了解到這一觀點時持懷疑態度。毛澤東對我的遊擊戰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克勞塞維茨和約米尼在軍事作家的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除了約米尼關於內線和克勞塞維茨關於同時進軍外線以及時集中兵力的觀點以外，我很難再具體指出受到他們的哪些直接影響。
雖然為了便於那些對歐洲戰爭或作戰基本知識知之不多甚至毫無所知的讀者理解，而在書中引述了那麽多人們熟悉的大師們的觀點，但我還是希望本書讀者對上述知識了解得更多一點。不過，為了適應如此廣泛的讀者，我還是詳細闡述和概括了那些專家們已經耳熟能詳的思想。這些專家讀者可能會想首先閱讀最後一章，然後利用內容目錄、圖表目錄和索引去閱讀他們好像最需要的部分。然而請記住，敘事解釋歷史進而上升到對歷史的概括，根據需要以例證的方法也能達到同樣的目的，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應當使所有的讀者都感興趣。
本書關於西方戰爭的記錄均非第一手資料，而全部來自標準的第二手著作。它除了參考引用語來源，沒有註記；除了已經提到的大師們關於這類歷史的著作，也沒有參考書目。對於那些希望探索歐洲戰爭這個題目的人來說，威廉.h.麥克尼爾(william h.eill)的《力量追蹤》(the pursuit of power)就此發表了最高層次的概括。理察.a.普雷斯頓(ri插rd a.preston)和雪梨.f.懷斯(sydney f.wise)的《武裝之人》(men in arms)使本書置於其續篇的地位，而迪奧多爾·羅普(theodore ropp)的《現代世界的戰爭》(war in the modern world)對現代時期的戰爭提出了高明而深刻的見解。所有這些著作以及諸如小約翰.e.傑薩普(john e.jessup,jr)和羅勃特.w.寇克雷(robert w.coakley)的《軍事史研究與應用指南》(guide to the study and use of military history)等有價值的書都是很好的參考書目。
我將此書獻給我的母親。她雖然對軍事毫無愛好，卻一直鼓勵我發展自己的興趣，並在我漫長的研究期間支持我。我以此書獻給我的妻子，感謝她對我的鼓勵以及在我寫作上所給予的編輯和導師式的幫助。感謝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允許我在1982-1983年離開兩年從事大量的寫作；感謝美國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當我於1976-1977年作為該院莫利遜教授(morrison professor)時，激勵我抓住了難得的機遇。
當我逐步投入此書的著述時，我的朋友和同事安德魯·克奧夫多年來一直給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批評和鼓勵。我還要感謝那些閱讀了原稿並提出批評建議的朋友：羅勃特.a.道蒂、傑弗裏.a.岡斯勃格、馬爾科姆·繆爾、迪奧多爾·羅普和t.r.楊。我非常感謝指揮與參謀學院歷史委員會的全體教員，他們在1976-1977年期間教給我大量的戰爭和軍事歷史知識。在這些教員中，我特別要感謝道蒂上校、迪奧爾多·克拉克爾、l.d.f.弗拉斯奇和哈羅德.w.納爾遜，他們都分別給予我具有特殊價值的幫助。蘇珊.l.帕特森對我的著作做了極好的編輯，我對此深表謝意。我還得益於包括約翰.w.阿爾傑茨、d.k.克利夫、歐文.s.科奈利、e.w.蓋爾、約翰·海爾蘭德、蓋爾·霍肯森和麥可·萊昂斯在內的其他人。所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人的幫助，大大減少了本書論述和事實上的錯誤；至於依然存在的錯誤，那當然是我的責任。
第一章 古代戰爭
研究西方軍事作戰實施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從古希臘人開始，因為學者們對希臘人在2500年前是如何戰鬥的已經作了大量研究。而且，希臘人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起點，因為似乎是他們創造的作戰方法在地中海盆地占據了很長時間的統治地位。介紹戰爭藝術從希臘人開始，還因為他們的軍事係統是逐步由簡單趨向複雜的。最早，他們幾乎完全依靠突擊行動，以棍棒、寶劍和長矛與對手格鬥。隻有在漸漸地採用投射武器，比如弓箭之後，他們才慢慢地開始在乘馬戰鬥時使用兩種戰鬥方法：突擊與投射。自此開始，他們的補給方法和戰略也才逐漸從初級發展到高級。同樣，在這些軍事藝術的門類上，他們提供了推進這一問題研究的一種模式。
盡管分析式研究具有明顯的不利條件，包括古代軍事史自身存在著大量不夠清楚的東西，但是這種類型的詳細研究將促使人們對戰爭的基本可變要素傾注心血，從而闡明變化的過程；而且，通過使得戰爭中的因果關係更加容易理解，就為研究以後時期的戰爭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對軍事行動進行分析式研究，使得我們能夠根據戰爭藝術的三個重要內容來劃分主題：戰術、後勤和戰略。戰術用於戰鬥，包括武器、方法和戰場機動。後勤考慮提供人員本身和對軍事作戰的支援，包括陸軍和海軍的運動以及士兵、水兵武器、食物、服裝和防護器具的補給。戰略綜合考慮戰術和後勤，以決定軍事目標和達成目標的手段。海軍作戰最好作為一個單獨的問題來處理。
戰術
徒步交手戰鬥
古希臘人的早期戰術體現了最基本的戰鬥形式。希臘人徒步以矛和劍進行交手格鬥，這種戰鬥形式叫做突擊行動。被稱為重裝備步兵的希臘士兵，自然是以盾牌、頭盔、護胸甲以及其他各種防護裝備覆蓋其全身各個部分。這些通常是由金屬製作的防護裝甲，再加上劍和矛，使士兵負載沉重，奔跑困難，同時也賦予了這些士兵一個恰如其分的名字——重型步兵。
希臘重型步兵完備的裝備及其性質決定了他們是惟一具有專業屬性的軍隊。民兵則由農夫、工匠、商人等組成。他們自備武器裝備，參加一些訓練，並努力保持良好的身體條件。雖然這些構成了戰備的內容，但來自同一社區，參加集體訓練，也使他們具有凝聚力、相互依存的感情和團隊精神。盡管都裝備了短劍，但重型步兵主要還是靠長約7英尺的長矛進行戰鬥。希臘人採用的戰術隊形使其在實際戰鬥中能夠保持士氣。長矛兵們肩並肩排成至少4排、通常8排乃至更多排的縱深隊形。
這種隊形被稱為方陣，非常適合於民兵。民兵們雖然隻經過很少的訓練，但也能夠在盾牆後麵憑著勇氣執矛戰鬥。參戰的人們通常是平民生活中的朋友，這使所有的人信心大增，而縱深各排的人則使前排的人感到強有力的支持。這樣，戰士們由於擁有了數量上的安全感，就能鼓舞士氣。他們的身體條件、武器訓練以及某些人從以前戰鬥中所獲得的經驗，支持著他們勇敢戰鬥，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通常決定會戰的勝負。但是，在戰鬥之前，重型步兵的指揮官通常要發表演說，以增強他們的信心和勇氣。人們衝鋒時也要大聲叫喊，以此互相激勵。
隻有前排士兵戰鬥；第二排士兵則等待接替前排倒下和疲勞的士兵。由於隊形具有縱深性，那些在後麵的人很少參戰，如果前排的人發出撤退信號，他們很少猶豫不決。雖然希臘民兵經常是憑技能和勇猛戰鬥，但他們對承認失敗並沒有愧疚感；隻要第二天沒有戰鬥，那麽他們就試圖重操平民職業過生活。
希臘小城邦之間的戰爭通常目標有限，因而讓他們承認失敗比較容易；盡管被征服者的傷亡通常大於勝利者，但戰鬥失利的後果並不十分嚴重。雙方傷亡都很慘重的情況是很少見的。
隊形的深淺所具有的價值對比並不明顯。對於老兵來說，4排可能就足夠了，而對缺乏經驗的民兵來說，8排似乎也已足夠；但某些場合，部隊會排成12、16、32甚至是50排的縱深隊形。有一個學派認為，隊形的縱深越大，具有的力量也就越大。後排額外的人所提供的動力，使縱深排列的一方能夠壓倒裝備相似而隊形較淺的敵人。對此持反對觀點的人則堅持說，隻有前排的人才戰鬥；第二排是前排的即時預備隊，用於接替前排傷亡的或疲憊不堪的士兵；後麵的各排隻是第二排的預備隊。支持淺縱深隊形的人將多於4排的隊形視為多餘。縱深隊形的反對者還認為，後麵的人僅僅是站立等待，因為從後麵推擠隻會衝撞前麵的人，對幫助前排幾乎毫無益處。
支持大縱深隊形的人堅持認為，後麵有大量的人員可能會增強前排人的士氣，恐嚇敵人，並為補充前排戰鬥力提供了充足的替代力量；而且，如果有些排列較薄弱的話，那麽較大縱深的隊形也具有優勢，比如，在前往戰鬥的過程中可以及時填補進軍所造成的缺口。由於人們在戰前和戰鬥期間很難保持始終如一的隊列縱深，因此有更多的排列將更加保險，當某些位置太薄弱，或者連綿不斷的前排損失慘重而可能出現缺口時，就可以及時地增強薄弱部位或堵塞缺口。縱深較大的隊形還能夠提供物質動力，特別是當最後一排由精心挑選的人員組成時更是如此。這些後排人員不僅能夠防止掉隊，使中間各排保持適當的位置，而且還能通過引起所有的人前推而將強大的動力傳給前排。如果像希臘人作戰時有發生的那樣，雙方前排麵對麵地持盾相向推擠，那麽後麵的推動就能使己方逼迫對方後退乃至促成對方的潰敗。
不過，統帥兼歷史學家色諾芬(xenophon)曾經問道：“當一個方隊的縱深過大，以致人們所持的武器不能觸及敵人時，那麽你想，他們能對敵人造成什麽傷害而對自己人又有什麽益處呢？”雖然如此，希臘人發現至少在某些場合，位於縱深的後麵各排還是有用處的。也許僅僅是因為存在著推擠競賽的可能性，所以才有理由不計代價地根據戰線寬度擺成大縱深隊形。 [ 註：j.k.安德森，《色諾芬時代的軍事理論與實踐》(博克利出版社1970年版)，第174頁。 ]
在多山的希臘，雙方長矛兵一般尋找平地進行戰鬥。比如，防禦一方通常希望能夠選擇斜坡區域，以使進攻者不得不上坡進軍和戰鬥，從而獲得重要的有利條件。但是，坡上位置的優勢太大，以至於進攻者拒絕正麵交戰，而是避開敵人的軍隊，去毀壞其莊稼。這樣，防禦者也就得不到多大的好處，戰鬥隻好在雙方都同意的開闊平地上進行。
縱深密集的隊形實際上沒有機動能力，隻能前進或者後退。早期的重型步兵方陣沒有細分，因此隻能實施簡單的運動，比如，允許位於翼側的人根據命令麵向不同的方向。這種協同缺陷是由隊形的性質以及民兵是業餘戰士的特點所決定的。要對方陣細分並進行戰鬥中有用的訓練，就需要編組，以便在下級軍官領導下經常一起訓練。但是希臘民兵缺乏這種實踐。
斯巴達城邦的重型步兵部隊在對其方隊細分的基礎上，確實具有了機動的能力。作為希臘惟一的職業軍隊，斯巴達人按音樂行進，並根據所有方陣在前進時都向右偏移的傾向，進行了戰場訓練。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向右偏移的傾向，是因為士兵都是左手舉著巨大的盾牌，掩護其鄰兵的右側，因此，每一個士兵都會不自覺地向右運動。這就意味著，每個方陣的右翼通常與對方的左翼相遇，並在此一側贏得戰鬥。斯巴達人利用了這一傾向，將其方陣右側向左轉，攻擊對方方陣沒有防護的翼側，從而擊敗敵人。
這樣，斯巴達人就運用其有限卻高人一籌的靈活性，在戰爭中實施了最基本的戰術運動，利用了翼側的弱點。斯巴達人經常利用這種方式，攻擊敵人士兵薄弱的翼側，或者繞過翼側到達並攻擊敵人的後方，這種運動被稱作包圍。任何一種機動形式，都給進攻者以巨大的優勢；因為盡管他不能指望防禦者將翼側和後方完全暴露給攻擊者，但防禦者的翼側和後方受到圍攻，顯然會使其在戰鬥中遇到嚴重麻煩；其原因在於，防禦者所排列的隊形本來是麵向一個方向戰鬥，而現在卻突然必須麵向另一個方向戰鬥。這一不利條件或許還不是麵對進攻者的迂迴包圍所遇到的最大問題；更嚴重的是，士兵們的信心和士氣可能受到更嚴重的打擊，從而可能不會繼續待在新的位置上進行戰鬥。當然，紀律嚴明和訓練有素的部隊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會做得好一些；同樣，區分較細的部隊也具有及時轉向麵對來自翼側和後方威脅的靈活性。
但是兩翼隊形對付翼側攻擊的能力有限，也沒有機動到敵人後方的能力。這樣，晝間作戰戰術留給將軍的機會很少，因為會戰一旦開始，領導者便失去了作用，將軍通常在排列內戰鬥，以便鼓舞自己的士兵。戰術創新包括增強通常與敵相遇的左側，隱蔽比較薄弱的右側。但是這種改革不需要很強的機動能力，因為戰術創新僅僅停留在進軍中製定戰鬥計劃上，而它不過是反映軍隊最初列隊的方案。方陣，這種防禦正麵攻擊的優良隊形，除了在正麵戰鬥中交戰以外，缺乏任何實施進攻行動的能力。
當戰爭藝術變得更加複雜，專業士兵開始取代民兵時，方陣也變得訓練更好，機動能力更強了。斯巴達人係統利用右傾趨勢打擊敵人左側的技術日趨成熟。戰鬥開始之前，戰士列隊之後，右側部分訓練有素的斯巴達人行列將麵向右方並向前行進，這樣，這些行列就從主力分離出去，但與戰鬥行列保持一定的距離。作為一個縱隊向右短距離行進之後，此部分將向左轉朝向敵人，並繼續前進，直至他們到達與敵軍陣列的平行之處。然後，這部分斯巴達人分遣隊停止前進，爾後保持戰鬥隊列向左前進，去攻擊敵人的翼側。(圖解1.1)
圖解1.1 斯巴達人的翼側機動
然後，該部從這種幾何學意義上正確的翼側位置向前運動，並擊敗紀律性稍遜一籌的敵人方陣，從而完全彌補了自己因左翼重疊而形成的缺陷。與此同時，經常被擊敗的底比斯人也在改進自己的戰術，通過增大縱深而增強其左翼。斯巴達人的這種隊形在兩次重要的會戰中打敗了紀律性較差和經驗較少的底比斯人，而底比斯人也為其一次小勝而高興。在此期間，底比斯人通過建立“神聖分隊”(sacred band)改善戰術，這支精選部隊由300名人員組成，能夠離開自己的方陣實施機動。
底比斯人和斯巴達人的係統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會戰中相遇。雙方都了解對方的作戰方法，斯巴達人知道會遇到底比斯人的大縱深隊形，而底比斯人也知道斯巴達人會使用翼側攻擊的隊形。斯巴達人堅信他們標準的機動，但底比斯人聰明的指揮官伊巴密濃達(epaminondas)已製定了反擊這種機動的計劃和方法。他將大多數重型步兵排成50排，縱深等於正麵的一半，形成了堅固的集群。他以這樣的隊形麵對斯巴達人的右翼，致使他自己的右翼和斯巴達人的左翼都猶豫不前，在戰鬥中很少參戰。在預備力量方麵，他將“神聖分隊”置於重型步兵主力之後，準備執行與令人生畏的斯巴達人作戰的任務。伊巴密濃達早已展示了歷史學家色諾芬對其後期戰役所概括的特點：“精明與大膽的獨特結合。” [ 註：色諾芬，《希臘史》，第7卷，第4、8頁，轉引自弗朗西斯.r.b.戈多爾芬編輯，亨利.g.戴金斯翻譯的兩卷本《希臘歷史學家》(紐約出版社1942年版)第二卷第216頁中。下文所有希臘歷史學家均引自戈多爾芬編輯的兩卷本。所以不再重複他的名字，僅列出有關翻譯者的名字。 ]
當斯巴達人開始實施其向右進軍，並對底比斯人行列形成直角隊形時，伊巴密濃達就已知道他們正在幹什麽了。於是他帶領自己縱深排列的重型步兵沿對角線橫過戰場，攻擊斯巴達人行列的最右翼，同時，他讓位於方陣之後“神聖分隊”的精兵強將由其位置開始，在戰場上實施獨立機動。“神聖分隊”執行其預先計劃好的獨立機動，進攻列隊準備攻擊底比斯重型步兵翼側的斯巴達人分遣隊。這兩種機動結合運用，其效能大大超過了斯巴達人的右翼進攻能力，使斯巴達人遭受了極大的傷亡，從而贏得了此次會戰，斯巴達國王也在此役中喪生。
這兩支重型步兵部隊之間的競爭表明，希臘人已經認識到集中兵力的價值，底比斯人正是通過加大其隊形的縱深尋找集中兵力之道的。同樣，希臘人也認識到攻擊弱點的價值，斯巴達人正是運用他們的機動，將其方陣的一部分部署到右角，去攻擊敵人薄弱翼側的。但是，戰場上的運動也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底比斯人與斯巴達人作戰的無樹平原上，機動中的步兵確實困難重重。
如果不列陣，步兵就變成了既不能進行有組織的運動，也不能進行有組織的戰鬥的散兵遊勇。但如果組織起來，特別是列陣之後，實施機動的困難則是巨大的。即使是一列士兵在平原上前進，保持隊形和防止出現間隙都會遇到很大的麻煩。斯巴達人如果能夠使他們的行列比底比斯人向右運動更遠的話，那麽他們就可以比較容易地通過將其行列的末端向左旋轉，直至與底比斯人的行列形成“t”形，從而實現其包圍企圖——但前提是一個步兵行列能夠實施旋轉運動。然而，這種運動要求位於旋轉外圈的士兵比靠近軸心的士兵運動得更遠、更快。要實施旋轉，使部隊成行成列地到達指定位置並且形成戰鬥隊形，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長矛兵行列之間一旦出現間隙就可能意味著失敗，因為這就把士兵脆弱的一邊暴露給了敵人整齊的戰鬥隊列。即使是在戰場上進行對角線橫向運動，也很艱難。底比斯人之所以能夠毫無困難地實施這種機動，是因為他們巨大的縱深意味著其正麵很窄。底比斯人的“神聖分隊”能夠實施離隊機動，也是由於他們隻有300人，而且都是訓練有素的精選士兵，執行的是預先周密計劃或許還經過預演的任務。
斯巴達人這種預先計劃好的，以呆板為特點的包圍運動，也戲劇性地表現出機動步兵在戰場上的困難。指揮官希望能夠包圍，或許還希望會戰中能夠改變部署或實施機動，但方陣中的步兵缺乏執行所需機動的能力。哪怕是在行列中戰鬥以鼓舞士氣的伊巴密濃達也不能更好地完成其任務，因為會戰開始後，他就再也不能影響會戰的過程了。
使用投射武器的徒步戰鬥
排列成密集隊形的重型步兵非常適合在希臘的地形上作戰。希臘是個多山國家，沒有多少大塊平地，而使用投射武器戰鬥卻需要更大的空間。不過，希臘人確實啟用了裝備投射武器的人員，隻是最通常的用法是為其重型步兵助戰。
希臘人編組了3種投射步兵，其中最有效的是弓箭手。他們能夠在80-100碼的距離上射出15-20枝箭。對重型步兵的盾牌和胸甲來說，這些箭缺乏穿透力，但是箭的數量眾多，且能在重型步兵未加防護的部位造成重傷，使得弓箭手成為一種潛在的可怕的武器係統。
盡管一把好弓和手工製造的箭代表了一筆重要的投資，但弓箭手的裝備與重型步兵的盔甲、長矛和短劍相比，其花費還是少得多。可是，僅僅因為弓箭手需要經過長期訓練才能獲得迅速而準確射箭的技能，其本身就要珍貴得多了。另外，由於弓箭手必須作為個體而不是集體中的一員進行戰鬥，所以要求他們比那些與戰友並肩戰鬥的重型步兵具有更熟練的技能、更大的主動性和更高的士氣。
公元前6世紀希臘的經濟處於幾乎不能維持基本生活的水平，因而時間成為難得的資源。同樣是由於經濟原因，他們隻能供養很少的正規士兵，而希臘又沒有很多的公民擁有空閑時間進行成為合格弓箭手所必須的連續訓練。因此，除了相對昂貴的武器以外，這些有生力量在希臘被當作相當珍貴的資源保留著。隻有海戰例外，因為在海戰中，弓箭的射程賦予其極端重要性。
由於弓箭手不能運用重型步兵所採用的戰術隊形，所以大多以個體作戰為主。如果弓箭手全副武裝地排成密集隊形，那麽重型步兵就可以通過與之靠近的方法使弓箭置於無用武之地，從而逐個地屠殺弓箭手。弓箭手不穿盔甲，就能很容易地跑離負擔沉重的重型步兵；由於保持一定的距離，就可以避開重型步兵的突擊行動，並發揮其投射武器的效能。由於單個行動比在隊形之中更便於奔跑和射箭，所以希臘弓箭手通常不作為一個相互依賴的編組協同戰鬥。因為沒有重型盔甲，所以他們被稱為輕型步兵，無論在行進還是戰術行動中，他們的行動速度都比較快。他們依靠弓箭，並比編組行動更多地依靠個體作戰的方法，一直被稱為輕型步兵戰術。
插圖1.1 輕型步兵
輕型步兵的另一種武器是投石器。雖然投石器花費很小，而且經常是以石頭作為彈藥，但由於精確發射非常困難，所以能夠勝任的投石手非常缺乏。要在準確的時機射出石頭，並確保將投射到正確的方向，毫不誇張地說，需要終生的訓練。大多數投石手來自羅得島。那裏的居民一直以投石器作為武器，甚至對兒童也進行使用投石器的訓練。投石器還有另一個弊病：投石手之間需要較大的間隔，這樣，在一個地方就很難配置較多的投石手以形成較強的投射力。投石器在射程上比弓箭略占優勢，如果投石手以鉛丸代替石頭，那麽他們能夠攜帶50枚鉛丸，其數量是弓箭手所帶箭枝的2-3倍。
第三種輕型步兵由裝備標槍的人員組成。投擲標槍所需技能比使用弓箭或投石器要簡單得多，而且幾枝標槍也比一張弓和一袋箭的費用少。不過，標槍的缺陷是投射距離近，很少能大於20碼，而且一個人隻能攜帶很少的標槍。但是，士兵可以重複使用其標槍。因為這種耐用的大型武器遠比那些小且易折的羽箭或微小的投射彈丸要容易回收得多。由於標槍費用低廉，較易學習和使用，適合在狹小地域作戰，因此裝備標槍的步兵成為希臘強有力的輕型步兵武器係統。
盡管重型步兵方陣缺乏靈活性且翼側脆弱，但由於適合於希臘地形和社會組織，實踐證明了它是一種有效的武器係統。費用昂貴的盔甲在近戰中保護著士兵，其基本要求是能夠抵擋長矛、短劍的刺擊和砍擊。費用昂貴但經久耐用、投資有效期長的裝備與戰術係統相結合，使得使用費用低廉的民兵成為可能。裝備良好的業餘士兵能夠在排成8-16排縱深的方陣中卓有成效地戰鬥，這適應了當時的武器，支撐著士兵的士氣，而且隻需要最少的技能。
乘馬戰鬥
希臘人也乘馬作戰，但最初的乘馬戰鬥與步兵戰鬥的特點並無明顯區別——都是突擊和投射行動。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由於騎兵必須騎在沒有馬鐙的光背馬上作戰，因此非常困難。那時，所有的古代文明，無論是中國人、印度人、埃及人、美索不達米亞人、希臘人，還是羅馬人，均尚未發明馬鐙；而沒有馬鐙，騎手就不得不依靠兩膝夾馬以使自己保持在馬背上。這種坐法對士兵特別是未經訓練的騎手來說，乘馬戰鬥就太笨拙了。投擲標槍，非常費勁；而以短劍砍擊敵人，如果未能砍中，就可能導致騎手從馬上跌落下來。盡管如此，希臘騎兵還是以各種方法戰鬥：在較遠距離上投擲標槍；在近距離上以長矛刺擊；乃至下馬徒步戰鬥等。騎手通常身著盔甲，有時戰馬也有防護。
以這種方式乘馬戰鬥的人與步兵相比，顯然是較差的武器係統，不能指望他們向重型步兵進行成功的衝鋒，因為徒步戰鬥的步兵擁有較好的武器用於突擊行動，並且其作戰平台——大地——更加安全。乘馬戰鬥的人在與使用投射武器的輕型步兵交戰時也同樣存在不利條件。徒步戰鬥的人員由於其優越的作戰平台而具有顯著優勢。徒步戰鬥人員隻有一項任務，那就是戰鬥；而乘馬戰鬥的人除了戰鬥之外，還必須控製他們的戰馬。所以，徒步戰鬥人員能夠打敗乘馬戰鬥的人。
但是，騎兵因其優越的機動能力而使其比步兵擁有一個強大的優勢。雖然一隊騎兵可能缺乏具體編組和任何協同，但是它能夠運用其機動能力攻擊步兵方陣的翼側和後方。在戰鬥中，無鐙騎兵的弱點意味著，這種帶有突擊行動的攻擊對重型步兵還真是一個小小的威脅，迫使徒步作戰的步兵不得不麵向進攻者。重型步兵不能反擊來自馬背上的標槍攻擊，因此他們極力設法在後方遭到標槍攻擊之前結束戰鬥。因為，這種攻擊為影響戰鬥結果提供了太多的機會。
不過，這種考慮對於那些冒著可能遭到騎兵標槍攻擊風險的士兵來說，並不能獲得多少安慰。這類翼側或後方攻擊具有極大的心理影響，特別是當這種攻擊來自意料之外的方向，對尚未列陣準備迎敵的部隊來說，更是如此。戰馬也是影響士氣的另一個因素，因為它們看上去巨大而有威脅。一位希臘將軍曾尋找克服對騎兵恐懼的方法，他對他的步兵說：“誰也不會因為被馬咬著或踢著而死亡。步兵可以更努力地作戰，並擁有比騎兵更可靠的幫助。騎兵在戰馬上不能保持平衡，因此就像害怕敵人一樣害怕從馬上跌下來。” [ 註：弗蘭克·埃德考克爵士，《希臘和馬其頓戰爭藝術》(博克利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頁。 ]
由於騎兵擁有優越的機動和不必下馬即可投入行動的能力，以及攻擊敵人薄弱翼側和後方的能力，因此，與運動緩慢的步兵相比，將其稱為進攻型部隊可能更為合適。但是，由於戰馬費用高，使得騎兵成為昂貴的武器係統；又由於騎術需要大量訓練，因此希臘人的騎兵很少。再說，希臘牧場不多，騎兵在希臘崎嶇起伏的地形上作戰也確有困難。
要塞與攻城技巧
希臘人以城牆、構築工事的小山和隘路保護他們的城市。這些要塞通常以石頭建造，並充分利用各種地形的有利因素，因而非常難以攻破。此外，民兵武裝常常既缺乏攻擊要塞所需要的技能，又不能長期離開他們民間的職業去實施堅守防禦。但是，亞洲帝國卻擁有職業軍隊，能夠在長期的作戰中發展圍攻城牆和塔樓的方法。這些築壘經常是在平坦地形上以泥磚建造的，比較脆弱。
要塞在防禦中有效地取代了許多士兵，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替換下來許多重要的勞動力，從效益上來講，這是一種很好的置換。不像它們所替代下來的士兵那樣，它們既不需要食物，也不需要飼料，因而極大地緩解了防禦者的補給問題。此外，它們有效地將輕型和重型步兵的優點結合了起來。城牆與溝渠提供了比盾牆強大得多的障礙，位於城牆上的防禦者通常在交手戰鬥中比進攻者具有優勢。並且，防禦者能夠像輕型步兵那樣直接向進攻者投射武器，同時還能依靠城牆提供的防護，使自己免受進攻者投射武器的傷害，更有甚者，位於高牆之上的防禦者由於居高臨下，其投射武器無論在射程還是速度上，都占有很大的優勢。
但是，要塞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具有機動性，如果以較少的力量用於防禦，那麽以同等的投資用於士兵，就能夠提供更多的變化。當然，要塞有助於節約防禦所需兵力從而集中強大的兵力用於進攻。由於高牆便於防禦，因此以城牆保護城市是明智之舉，在當時非常普遍；而且，城中的居民能夠為防禦提供即時的預備隊，這些人盡管沒有戰鬥技能，卻也管用。
要塞從原始年代即已存在，而且由於其早就具有的兩個基本特點而一直保持到現在：(1)它們通常都要設置阻礙進攻者的障礙，最簡單的是荊棘障礙。(2)要塞還要能為防禦者提供保護，比如位於溝渠之後的土質堤壩或壁壘。設置於溝內或堤上的木柵增強了障礙作用。由於從溝渠中挖取的泥土為築堤提供了原料，士兵或勞工便能很快地建成要塞；又因為士兵們能夠很快地將要塞建立起來，所以它們又被稱為野戰要塞，以區別於那些精心設計、建造的永久性要塞。永久性要塞通常用磚石建築。
古代即已建造了以磚石城牆為主要形式的要塞。城牆除了高度以外，還需要足夠的厚度，以保證不易被攻破，並能為防禦者在城牆上作戰提供戰鬥平台。為了降低造價，建築者一般以磚石建造內外層，而以土石填充其間；通常還要鋪設牆頂，作為戰鬥平台。他們通常把外牆建得高出平台，並將其建成雉堞型，為那些與進攻者格鬥和向進攻者射箭或投射其他武器的防禦者提供保護。
軍事工程師們一般以溝渠作為城牆的補充。這樣，從溝渠中挖出的泥土可用作城牆的填充物。同時，構築溝渠等於加大了城牆的高度，有助於形成阻止摧毀城牆行動的障礙。不久，建築者們又開始在城牆上按一定間隔建造塔樓，用以增強城牆的防禦。這是增大防禦者力量的重要措施：由於塔樓突出於牆麵，那麽防禦者從塔樓這個作戰平台上就可以向進攻者實施側射；同樣，進攻塔樓者也要麵臨城牆防禦者的側射。由於向士兵的翼側射擊效果較好，向攻擊鄰近塔樓或城牆的敵人投射武器比直接向當麵之敵投射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所以這種相互支援的原則從古代就一直作為設計和防守要塞的基本原則保留了下來。
亞洲人在希臘人之前很久就能建設複雜的要塞。據說(可能有很大的誇張)，早在公元前2000年，住在底格裏斯河畔上的尼尼微人(nineveh)就已經據守在周長50英裏、高120英尺、厚30英尺，有1500座塔樓支持的城牆內了。這樣堅固的要塞必然促使進攻係統走向成熟，亞洲軍隊在此方麵也發展到了一個完美的高水平。
在其攻城方法中，亞洲人運用兩種方式去克服城牆。第一種是越過城牆，包括用梯子或機動塔樓越牆而過。這在平坦地形上比較有效。比梯子要好用得多的機動塔樓必須高於要攻擊的城牆。
插圖1.2 攻城塔樓
這種塔樓中最大的木質輪子直徑12英尺、厚4英尺。為了防止被對方火攻，塔樓的外麵覆蓋著生皮，塔樓內甚至存儲著救火用的水。首先，位於塔樓頂上的弓箭手由上向下射箭，清除城牆上的敵人；爾後，放下塔樓內的吊橋，進攻的士兵衝上城牆，占領城頭。實際上，進攻者成功的時候並不多：他們隻能控製相鄰兩個城牆塔樓之間的牆頂，而位於塔樓上的防禦者利用雉堞的掩護，用弓箭射擊攻上城頭的進攻者，從而控製被占領的城牆。並且，進攻者沒有下城的樓梯，因為隻有在防禦者的塔樓內才有樓梯。機動塔樓用於瞰製城上的防禦者更實用一些，這樣就可以為更從容地採取其他手段攻城創造條件。
克服城牆的第二種方法是在城牆下麵開挖隧道，或者從下麵破壞城牆。這是摧毀城牆的兩種基本方法之一。這一技術包括從城牆下麵開挖通道，進攻者通常要用支柱支撐。當通道或深井達到相當的深度之後，進攻者便燒毀支柱，從而由通道坍塌引起城牆的坍塌。防禦者也要進行反挖掘，要麽挖洞進入進攻者尚未完成的地下通道，要麽進入進攻者的隧道，將挖掘工們驅趕出去。
破城槌為摧毀城牆提供了另一種方法。進攻者將破城槌配置在一個堅固的機動篷車下，待填平護城壕溝後，將破城槌運上去。然後，使用吊物機或輥軸推動破城槌，把城牆撞塌。這種方法對付磚牆要比對付石牆有效。這種行動就像在靠近城牆處開掘坑道入口一樣，需要壕溝、壁壘以及頭頂保護物的掩護。以機動塔樓瞰製威脅牆段，有利於槌城或開挖坑道工作的進展。還有一種效果不太好而要求很高的攻城形式是直接挖牆，挖掉牆上的石頭或磚頭，而不是以槌城的方法破壞城牆的整體結構使其倒塌。
進攻者和防禦者都有炮兵。這些炮是依靠動物筋腱張力、平衡力，或繩索、動物筋腱的扭力所提供的拋射力投射彈藥。由於其射程和威力，炮兵在攻城中有許多用處。一些機械的投射距離達600碼，而且真能以重達600磅的拋射物摧毀牆壁。進攻者和防禦者均使用炮兵拋射一些燃燒物質或者有害物體，比如動物或人員的死屍。
以上隻是在築壘地域作戰中所使用的眾多進攻與防禦裝備和方法的一部分。很明顯，在攻城戰中，防禦者即使麵對裝備精良且具有經驗的進攻者，也占有優勢。但是，隻要有足夠的時間、人力和物資上的巨大優勢，並採取恰當的手段，圍攻者的進攻也是能夠獲得勝利的。
插圖1.3 攻城炮
圍攻者有時也建造自己的城牆，通常是圍繞所攻城市而建的土質野戰要塞。這些被稱為對壘線的城牆有助於抵禦被圍攻者的突圍，或用於徹底切斷城內與城外的通信聯絡。攻城者常常不得不與被攻城市的解圍部隊作戰，有時還要利用築壘營地保護自己甚至是整個圍城戰線，因此，攻城者還要修第二圈向外的野戰要塞，以對付解圍敵軍。
如果攻城者能夠完全封鎖城市，而且足夠長的時間內保障自己軍隊的補給，就能把城內守軍逐漸困死。即使攻城方法運用老練的軍隊，要取得攻城的勝利，也需要擁有足以克服守軍巨大的優勢，足夠且能確保的補給流，並能夠擊敗或抵抗住任何救援之敵。
希臘重型步兵對抗波斯輕型步兵和騎兵
當希臘人與巨大的波斯帝國相遇時，所麵對的不僅是要塞方麵的專家，而且是經過數千年發展，高度發達的軍事係統的大師。最初，由於缺乏含鐵金屬製造優良的短劍，而主要依靠矛、斧和釘頭錘，所以埃及和西亞軍隊與希臘軍隊的發展不同。比如，他們創造了合成材料製作的弓，其有效發射距離達數百碼，成為支配其戰爭的主要武器。這充分說明，他們擁有製造這些弓的技術知識、大量製造的資源，並能提供具有射箭技能和力氣的弓箭手。
由於有很多平坦地形，特別是在美索不達米亞，亞洲人強調機動。因為，他們能夠使驢駕馭兩輪戰車，並將它們作為作戰平台。戰車上先是配備一名標槍手，後是配備一名弓箭手。兩輪戰車載一名馭手和至少一名弓箭手。由於馭手通常裝備一枝長矛，所以兩輪戰車上至少有一名長矛手再加上那名弓箭手。戰車在戰鬥中還可以進行近距離交戰，車上的長矛手既能乘車戰鬥，也能下車戰鬥。
當馭馬執行長時間戰鬥任務時，亞洲人不僅以兩匹馬拉兩輪戰車，而且開始直接乘馬戰鬥。終於，隨著馬鞍的發明，具有技能的騎手學習了比較困難的課程，那就是在控製戰馬的同時，以兩手射箭。由於一名騎手比一輛戰車便宜，而且騎兵還能通過戰車無法通行的地形，所以騎兵逐漸取代了車兵。騎兵也進行近距離交戰，通常是使用長矛。盡管重型步兵在攻城戰鬥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弓箭手在步兵中繼續居於主導地位。
由於要在幾乎連年不斷的戰爭中進行長期的作戰，所以亞洲君主國都擁有常備軍。這些軍隊與民眾聯繫很少，由具有專業分工的人員組成，他們均能熟練掌握一部分武器係統，經過長期的訓練，並且能很好地綜合運用作戰方法。這些全時士兵構成了具有該地區特色的巨大帝國的基礎。
為了建立這些最新、最大的無邊君主國，波斯人曾將他們的統治擴大到從印度到地中海的所有地區，包括埃及和小亞細亞。他們還保持著一支由大量徒步弓箭手、騎兵組成的職業軍隊。在戰鬥中，他們合成使用這些部隊，將輕型步兵配置在戰線的中央，而將騎兵配置在兩翼。由於射箭不需要其他人幫助，所以波斯人的戰術不像希臘人那樣依賴編組內的協同。在與其他輕型步兵交戰時，這些技能熟練的波斯正規弓箭手排成幾排縱深的隊形，依靠其快速而準確的密集箭雨將進攻者阻止於弓箭射程之外。這裏，隊形的縱深不像突擊行動那樣有利。當方陣與方陣作戰時，後麵各排不能直接參戰；他們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給前排提供精神支持和代替倒下的人。但是，波斯人的第二排卻能夠在一定距離上有效地實施超越射箭：隻要抬高射角，後麵各排的箭就能越過前排的頭頂，將箭超越敵人前排直接射中其後排的人員。因此，波斯人將其輕型步兵編成縱深較淺的隊形，這些人裝備有大號柳條盾，用以抵擋對方射來的箭，有時，由助手攜帶和舉盾。他們都不穿盔甲，常常隻裝備匕首而沒有真正用於近戰的武器。
波斯步兵站在射箭距離上，以箭打亂敵人的隊形。裝備著短矛、匕首、弓箭或標槍的波斯騎兵則離開其陣地，在兩翼準備並向敵人的翼側發起衝擊，擊敗敵人。希臘人的作戰方式正好與之相反。波斯人的戰術依靠兩種武器係統的結合，而希臘人則僅依靠一種武器係統。波斯人依靠騎兵和輕型步兵，而希臘人的這兩個兵種都不過是輔助係統，對其主力——重型步兵起不到多大作用。
在與重型步兵作戰中，波斯人的戰術並不是依靠與敵保持距離，以輕型步兵弓箭手射殺敵人，同時利用速度優勢躲避重型步兵的衝擊；而是依靠其職業騎兵進攻敵人的翼側，迫使敵重型步兵停止前進。麵對騎兵的衝擊，重型步兵隊形的翼側勢必停下來抗擊進攻，從而使整個衝鋒滯留在波斯人弓箭的射程之內。波斯步兵陣線的投射武器如冰雹一般射出，而位於翼側的騎兵將擊敗停滯不前的重型步兵。
這兩種風格迥異的戰術係統的第一次衝突於公元前490年發生在馬拉鬆。當時，波斯人所處的條件相當不利。他們渡海來到希臘，缺少許多決定性的進攻部隊——騎兵。交戰發生在海邊的一塊平原上，事實上是處於無助狀態的波斯輕型步兵與希臘的重型步兵對抗。希臘民兵有小山掩護其翼側，並以人工障礙將波斯人的少量騎兵阻止於附近地區。
當兩條步兵線進至弓箭射程之內時，波斯人開始萬箭齊發，而希臘人則以慢跑衝鋒。他們的盔甲並不妨礙短距離奔跑，反而能夠防護身體，免遭波斯人的箭傷。他們跑過落箭地帶，與停止間的波斯弓箭手展開肉搏戰。
由於加強了方陣的翼側，希臘人戰線兩端的士兵與波斯人首先接觸並交手；而中間較薄弱各排的衝鋒卻經不住箭雨的射擊，未能抵達波斯人的戰線。但是，一旦翼側進入近戰，全副武裝手持長矛、短劍的希臘人就擊敗了沒有突擊行動裝備和訓練的波斯人。波斯人逃跑了，希臘人追擊了1英裏。此時，希臘人重整自己的組織，然後又前進了2英裏，逼近波斯人的船隊。大多數波斯人上了船，希臘人隻俘獲了7條船。馬拉鬆會戰充分暴露了搶先占領陣地的輕型步兵與重型步兵作戰時的無能。對弓箭手來說，在有騎兵製止重型步兵衝鋒的情況下，打了就跑似乎才有效。
後來的希波戰爭提供了這兩種係統的較好實驗。馬拉鬆會戰之後10年，波斯人強大的步、騎兵部隊又來到希臘，這是一支能夠準確反映巨大帝國正規軍隊軍事能力的部隊。除了騎兵和大量徒步弓箭手以外，波斯人還有一些希臘盟友的重型步兵。但是，波斯人沒有暴露其裝備著弓箭、標槍和長矛的大量的出色騎兵。希臘人缺乏任何騎兵，隻是依靠其重型步兵和一些輕型步兵。
地圖1.1 希臘
在普拉蒂亞，兩支軍隊以幾乎相等的兵力相遇。從這兩支指揮卓越的軍隊的最初部署看，希臘典型的起伏地形保護著希臘人的翼側，使其免遭波斯騎兵的攻擊。但是，當雙方軍隊都在等待對方首先進攻時，一支暴露的重型步兵分遣隊遭到波斯騎兵投射武器的打擊。這種騎兵就像輕型步兵一樣，在一定的距離上以弓箭、標槍射擊對方。由於希臘長矛兵無法對騎兵發起成功的衝擊，因此隻能在沒有防禦的情況下挨打。於是，希臘人便在暴露的位置配置了300名雅典重型步兵，並以一些弓箭手給予支援。這些弓箭手是以航海為業的雅典人所喜歡的一種輕型步兵。為與希臘人兩種武器係統的合同作戰對抗，波斯騎兵採取打了就跑的戰術。他們成群跑過來，射箭或投擲標槍；然後，一組撤走，另一組接替，如此輪番作戰，不斷以投射武器攻擊希臘人。重型步兵則堅守陣地抗擊波斯騎兵，而沒有發起衝擊；與此同時，希臘人的弓箭手重創波斯人。徒步弓箭手與乘馬弓箭手相比占有優勢，因為他們能夠將全部精力集中於拉弓射箭，所以無論射箭的準確性和發射羽箭的數量均占上風。
經驗豐富的波斯騎兵指揮官也暴露出了馭馬的窘迫。據當時歷史學家描寫，指揮官沖在其他騎兵的前麵，他的馬“側麵中箭，因劇痛而暴跳起來，將他甩下馬” [ 註：希羅多德，《波斯戰爭》第9卷，第22頁，轉引自喬治·羅林森翻譯的《希臘歷史學家》第1卷第526頁。 ] 。希臘重型步兵蜂擁而至，殺死了波斯指揮官。波斯人“狂呼亂叫”，以突擊行動發起衝鋒，掩護其指揮官的屍體。但是，盡管徒步士兵的人數較少，卻展示了與乘馬波斯正規軍進行決定性肉搏戰時所具有的優勢。隨著增援重型步兵的挺進，波斯騎兵終於敗下陣來。
然後，希臘人繼續前進，直至與波斯人隔一條小溪對峙。兩軍步兵隔河列陣，但都不冒險進攻，擔心小溪會打亂自己的隊形。指揮希臘軍隊的斯巴達國王、聰明而謹慎的保薩尼阿斯很難束縛其迫不及待發起進攻的盟軍。而波斯正規軍精明而老練的指揮官馬多尼奧斯在等待更有利於發起進攻的時機方麵，困難卻要少得多。
甚至在向前運動之後，大部分希臘重型步兵仍有地形保護其免遭波斯騎兵投射武器的直接進攻。不過，在某些位置上，波斯騎兵“用他們的標槍和弓箭——對騎兵用弓箭——使希臘部隊因為不能將其拖入近距離交戰而不勝其煩”。 [ 註：希羅多德，《波斯戰爭》第9卷，第49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1卷第537頁。 ]
在開始向前運動之後不久，希臘人決定撤至一個有接近小溪通路的位置，從那裏可以更有效地掩護其交通線。他們在夜間開始後撤行動，以免遭到敵人騎兵的騷擾。但是，一位希臘指揮官延誤了時間，因為他認為撤退有損其名譽；而且一些部隊迷了路。其結果是，早晨希臘人發現其軍隊部署一片混亂。波斯騎兵迅速利用這種有利態勢，騷擾正在後撤的斯巴達人分遣隊，使得希臘人不得不停下來實施防禦。取得成功的波斯騎兵指揮官確信，希臘人正在潰退，於是派遣其步兵向前越過小溪，伺機利用敵人混亂。但是，斯巴達人既非撤退，亦非混亂，而波斯人卻以自己的輕型步兵去麵對希臘人的重型步兵。
來到射箭距離之內，波斯人在跨騎白馬之上的馬多尼奧斯的帶領下，“用他們的柳條盾圍成一個防衛圈，由後麵發出如雨箭矢，使斯巴達人不勝其擾”。當波斯人靠得更近時，斯巴達人開始衝鋒。就像在馬拉鬆一樣，希臘重型步兵有地形掩護其翼側，使其免受波斯騎兵的進攻。由於沒有騎兵迫使斯巴達人停止衝鋒，他們便迅速地貼近波斯人。輕型步兵擁有機動性優勢，但波斯人過於集中，盡管火力較強，卻不能很快後撤：因為後麵的部隊不斷湧來，他們被自己的眾多的兵力包圍了。除了與斯巴達人交戰，他們別無選擇。“戰鬥首先在柳條盾圈開始，接著當這些柳條盾被掃光後”，繼之而來的就是“交手搏鬥”。在搏鬥中，波斯人“很多時間是抓住希臘人的長矛，將其弄斷，由於其勇敢和好戰精神，波斯人比希臘人一點也不差；但是他們畢竟缺乏防護和訓練，並且在突擊行動的技能上比希臘人確實差得太遠”。在突擊行動方麵，希臘人訓練有素，擁有相應的武器裝備和盔甲。英勇善戰的馬多尼奧斯在戰鬥中喪生，波斯步兵撤退了。這次在普拉蒂亞的失敗結束了他們對希臘的入侵。 [ 註：希羅多德，《波斯戰爭》第9卷，第61、62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1卷第541、542頁。 ]
雖然希臘人贏得了戰爭，而且後來波斯人也在其軍隊中組建了自己的重型步兵，但希臘人的戰術係統並沒有顯示其任何真正的優越性。盡管波斯弓箭手失敗了，但很明顯，如果能夠充分利用自身優勢，避開突擊戰鬥，注意保持距離，充分運用投射武器的話，輕型步兵是能夠打敗重型步兵的。不過，馬拉鬆和普拉蒂亞兩次使用輕型步兵與重型步兵進行正麵戰鬥的嚐試說明，當輕型步兵缺乏騎兵幫助，不能利用其機動優勢避開重型步兵衝鋒時，他們是很脆弱的。
波斯騎兵展現了利用較大機動性避開重型步兵和有效使用投射武器的能力。但當騎兵試圖以突擊行動對抗重型步兵時，步兵則顯示出它的優越性。隊形中的徒步士兵在交手搏鬥中比無蹬騎兵占據優勢，因為地麵提供了更好的作戰平台，他可以集中精力戰鬥而不必分心。希臘徒步弓箭手與波斯騎馬弓箭手作戰的成功也有力地說明，在運用相同戰術方麵，輕型步兵同樣比騎兵擁有明顯的優越性。
與希臘重型步兵戰鬥的希臘輕型步兵
在與波斯人的戰爭結束1個世紀之後，希臘的戰爭係統一直持續未變。重型步兵仍是希臘人有力的武器係統，雖然在一些場合輕型和重型步兵各自顯示了他們的相對價值。一個例子是，雅典人的重型步兵入侵埃托利亞人(aetolian)起伏不平的國家。埃托利亞民兵通常裝備標槍。這些標槍兵被稱為皮爾塔斯特(peltast)。由於他們不穿盔甲，便可以利用其快速機動避免直接交戰，擺脫雅典人的重型步兵。埃托利亞人與波斯弓箭手不同，他們不進行交戰，而是以標槍攻擊敵人，爾後迅速撤退，以避免與向標槍投手衝鋒的重型步兵交戰。
一開始，有弓箭手分遣隊伴隨的雅典人很容易在海灣抓住埃托利亞人。但是，脆弱而沒有盔甲的埃托利亞標槍兵在對方弓箭手羽箭耗盡之前，始終與其保持弓箭的最大射程距離。一位希臘歷史學家描寫了埃托利亞接著是怎樣實施他們的標槍攻擊的：“當雅典軍隊前進時，他們就後撤，而雅典人後撤時，他們又跟上去。持續很長時間的戰鬥除了一係列的追擊和撤退以外，什麽都沒幹；而在這兩種行動中，雅典人均處於劣勢。”最後，雅典人“對這種漫長而沉悶的戰鬥厭倦了。埃托利亞人則越來越靠近，同時一刻不停地向他們投擲飛鏢。最後，他們轉身潰逃……埃托利亞人輕裝徒步，緊隨其後，投擲飛鏢，雅典人很多被飛鏢投中、殺死”。 [ 註：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第3卷第97、98頁，轉引自班傑明·周伊特翻譯的《希臘歷史學家》第1卷728頁。 ]
另一位歷史學家闡釋了輕型步兵與重型步兵作戰的效能，他說：“阿卡迪亞人(arcadian)的重型步兵絕對拒絕在戰場上麵對輕型步兵，這是他們從這些輕型步兵部隊那裏所得到的極深的恐懼。可以作為補償的是，輕型部隊本身對雷斯戴芒人cedaemonian)也懷有深深的恐懼，從不敢冒險進至他們重型步兵標槍的射程之內。這一教訓來自於他們曾在此距離內遭到一些年輕重型步兵的衝撞，被抓住並死於短劍之下。”雷斯戴芒人對其對付輕型步兵皮爾塔斯特的能力充滿自信，對那些害怕輕型步兵的人充滿蔑視，認為他們“對這些皮爾塔斯特的敬畏，就像那些將其保姆視為怪物的孩子”。 [ 註：色諾芬，《希臘史》，第4卷，第4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100-101頁。 ]
這些自信的雷斯戴芒人很快就與裝備標槍的皮爾塔斯特相遇了。皮爾塔斯特打算在雷斯戴芒人開進的路上抓住他們，在那裏，“他們將被如雨的標槍殲滅”；並且，如果雷斯戴芒人“冒險發起攻擊的話，那麽所有輕型步兵中最靈敏的皮爾塔斯特將很容易溜走，避免被抓住”。當皮爾塔斯特實施攻擊時，“這裏一個人受傷，那裏一個被殺”。接著，斯巴達人指揮官吹起了衝鋒的號角，“命令年輕人發起衝鋒，趕走進攻者。但是，衝鋒除了得到痛苦以外，毫無所獲——在標槍射程之內，他們一個人也追不到。當重型步兵麵對輕型部隊時，在其接近敵人之前，就聽到敵人指揮官一聲令下，“後撤！”抓不到任何皮爾塔斯特，雷斯戴芒人的重型步兵便開始“以各人所能的速度”撤退，此時隊形因剛才的全速衝鋒而陷入分散狀態。於是，皮爾塔斯特便“立即返回來，重新開始標槍攻擊”。在首次攻擊中，皮爾塔斯特“已經射倒了9或10個人，而這一勝利鼓舞了士氣，激起了勇氣。據說，這些進攻是如此猛烈，以致重型步兵不得不再次命令(這次用的年輕人更多)衝鋒。此命令被迅速執行，但在後撤時，他們損失了比第一次更多的人……一次又一次，除了他們的隊列越來越單薄，士氣越來越低落以外，這種單調的過程一再重複著，而進攻者的士氣卻越來越高漲，人數也越來越多。” [ 註：色諾芬，《希臘史》，第4卷，第5頁第9-17行，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二卷第104-105頁。 ]
如果能夠不在道路上交戰，輕型步兵比重型步兵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在廣闊無垠撞球桌似的地形上，如果擁有足夠的投射武器和耐心，並堅持其避開突擊行動(重型步兵的特長)的戰術，輕型步兵是能夠擊敗重型步兵的。大多數希臘小國繼續主要依靠重型步兵，但是，如上所述輕型步兵的勝利，使得重型步兵承認了輕型步兵的存在，並開始以皮革或硬布取代金屬盔甲，有時還使用毛氈代替金屬做頭盔。這樣，重型步兵既削弱了輕型步兵在速度上的優勢，又保持了相當充分的與其他重型步兵作戰所必需的盔甲，當然，在與輕型步兵進行近戰時也擁有足夠的防護。
希臘人也發展了一些騎兵部隊，雖然這種武器係統昂貴而又受到地形的限製，但是，騎兵從來也沒有成為作戰主力，一直處於輔助係統的地位。在會戰中，主要重型步兵傾向於與其他重型步兵交戰，而輔助的輕型步兵和騎兵則在分離的戰場上相互作戰。不過，當伊巴密濃達在留克特拉會戰中擊敗斯巴達人時，就是把較好騎兵部隊的行動與其縱深排列的步兵以及“神聖分隊”的翼側攻擊結合起來運用的。騎兵雖未證明其是決定性因素，但在擊敗處於次等地位的斯巴達人騎兵之後，它的攻擊對破壞斯巴達人的翼側機動起到了作用；並且，騎兵的行動也有助於“神聖分隊”對斯巴達人實施翼側攻擊分隊的翼側攻擊。
亞歷山大以完全合成的軍隊所進行的征服
希臘人既沒有進一步發展步兵機動，也沒有繼續發揮在留克特拉被證明了的騎兵的作用。其他國家卻有了發展，創造了合成軍隊的作戰方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超過了老希臘人，也超過了最初波斯人的戰爭方式。馬其頓人北希臘王國的菲利普國王喜好這種係統，而他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則運用這種係統征服了希臘和波斯帝國。抽象地說，馬其頓人的戰術方法綜合了希臘人和波斯人的係統，非常依靠騎兵，但以希臘人的重型步兵代替了波斯人的輕型步兵。馬其頓人信賴騎兵，不僅是因為有波斯人的實踐，而且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更適合養馬的國家，具有看重騎兵的傳統。
菲利普給亞歷山大留下了一支重型騎兵部隊。與希臘和波斯人騎兵使用標槍、弓箭和隨時準備投擲標槍或輕矛的做法相反，一些馬其頓騎兵主要依靠突擊行動。就像重型步兵一樣，這些騎兵也穿著盔甲，攜帶盾牌和短矛(一種騎兵用的矛)。這種短矛長約9英尺，重約4磅，兩頭都有利刃。雖然騎兵沒有馬鐙，但由於訓練有素，使他們能夠在近戰中相當穩固地騎在馬背上。當騎兵用短矛刺擊時，在刺中敵人之時或之前即放手，以避開刺中敵人所產生的衝力影響自己。這樣，他們就可以避免被摔下馬來的危險。
插圖1.4 重型騎兵
與希臘騎兵的另一個不同之處是，馬其頓騎兵紀律嚴明，經過在編組內協同作戰的訓練，並且服從指揮。因此，除了主要依靠突擊行動之外，他們具有更好的協同、訓練和技能。騎兵依靠標槍，很少靠近敵人，這一原則使得他們在突擊戰鬥中，具有與希臘重型步兵在與輕型步兵作戰時所擁有的相同優勢。騎兵不準備進行決定性突擊行動，因此不能抵抗衝鋒；而重型騎兵卻同樣擁有重型步兵與輕型步兵作戰時所具有的壓倒優勢，但有一個重要的不同，那就是輕型步兵難以逃脫。隻有身著盔甲、手持長矛的重型步兵隊形，才能抵禦重型騎兵的衝鋒，並在交手戰鬥中擊敗他們。
馬其頓重型騎兵是一支規模較小的精銳之師，被稱為禁衛軍。馬其頓軍隊還有人數更多的傳統的混合或普通騎兵。他們主要依靠投射行動作戰，主要是投擲標槍。而馬其頓軍隊的大多數仍然是步兵。其中輕型步兵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戰鬥中，他們部署於重型步兵的前麵，運用其投擲石頭、射箭和投擲標槍等傳統戰術打擊敵人，同時防範他們的重型步兵對手。在重型步兵交戰之前，這些輕型步兵便撤至危險距離之外，至此，其作用就結束了。這種戰術是最早發揮了以輕型步兵掩護重型步兵作戰時所具有的內在優勢的戰術。
馬其頓人也改變了重型步兵。他們把所用長矛加長了兩倍，即後排的長矛至少是前排所用長矛的兩倍。較長的長矛使後麵若幹排的矛能夠超過前排，從而使後麵更多排的人發揮了作用，這樣使其方陣的進軍確實更強有力了。如果前排使用短矛，而後排人的矛逐次加長，那麽若幹排的長矛就能同時刺擊敵人，因此幾乎總是能夠逼迫對手後退。加長的長矛還使護身盔甲的重要性減小，後排則可以完全不需要，從而節省了裝備的費用。更多地依靠編組戰鬥，也降低了對士兵個人技能的要求。由於馬其頓人進行了加長長矛、將方陣訓練成職業士兵等戰術改革，所以他們的方陣就具有了部隊的功能。此外，他們將軍隊細分，使原本笨拙的隊形具有了一定的協同和機動能力。不過，較長的長矛反映出一種精巧的變化，戰鬥中更多的是依靠“矛牆”的進軍，而較少地依靠前排士兵的個人努力。
這支軍隊的締造者，機敏的菲利普和他的兒子亞歷山大把四種武器係統結合起來，組成了一支相互支持的戰鬥部隊。重型和輕型步兵、重型和輕型騎兵各有其自己的作用，禁衛軍的突擊行動用於實施決定性的打擊。沒有一種武器係統獨占鰲頭，也沒有一種武器係統僅僅充當配角；所有武器係統都在這支軍隊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亞歷山大統治下的希臘人，以這樣一支按照馬其頓模式組織起來的職業軍隊入侵亞洲。他們擁有先進的戰術理論和亞歷山大這樣無可比擬的天才領導人。除了這位年輕國王具有與生具來的高超能力以外，通過訓練，士兵們也具有智慧和豐富的經驗，其中許多老兵都是在年輕國王的父親麾下戰鬥過的。在他的組織下，合成軍隊與波斯人對陣了。但亞歷山大所麵對的波斯戰術係統也已經過改進。波斯人不僅有騎兵和輕型步兵合成的軍隊，也有了重型步兵，而且大多數都是希臘僱傭兵。雖然他們慣用將輕型步兵配置於堅固的重型步兵戰線之前的方法，但他們對這支較強步兵基礎的運用並沒有改變依靠騎兵攻擊實施決定性戰鬥的傳統。
但是，波斯人沒有能與亞歷山大禁衛軍相匹敵的重型騎兵。雖然波斯騎兵也穿了盔甲內衣，攜帶短劍，但他們仍主要依靠弓箭、標槍戰鬥，並沒有與亞歷山大揮舞長矛實施突擊行動的禁衛軍交戰的準備。第一次會戰發生在格拉尼卡斯河。作為決策者的年輕國王並沒有畏懼波斯人強大的陣容，命令其禁衛軍越河向波斯人實施防禦的騎兵發起衝鋒，迎接他們的是“可怕的如蝗飛鏢；但馬其頓人以長矛戰鬥……盡管他們是在馬背上作戰，卻更像步兵戰鬥；由於他們為征服而戰，馬與馬貼在一起，人與人打得難解難分……最後，由於力量占有優勢，軍隊紀律嚴明，亞歷山大軍隊開始占據了上風。之所以如此，還因為希臘人使用山茱萸木製造的長矛戰鬥，而波斯人僅僅使用標槍作短矛。 [ 註：阿利安，《亞歷山大的遠征》，第1卷，第15頁，轉引自愛德華.j.欽諾克譯《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20-421頁。 ]
波斯騎兵由於裝備落後，缺乏突擊行動的訓練，在馬其頓人的衝擊麵前，終於難以堅守其陣地。“投擲標槍或熟練地駕馭馬匹”，一直是波斯“騎兵戰鬥中的共同技能”，以它對付突擊戰術沒有優勢。由於亞歷山大的重型騎兵打垮了敵人，他就可以把他們用於決定性的戰鬥。在格拉尼卡斯河會戰中，亞歷山大迅速帶領取勝的重型騎兵去支援正在進攻波斯重型步兵的步兵方陣。他命令“重型騎兵從四麵八方掩殺過去”。他滿意地看到騎兵們“不久就完成了包圍，開始砍殺敵人。最後，除了藏匿於屍體之中的人以外，竟無一人逃脫被殺的下場”。重型步兵雖然能夠抵禦重型騎兵從正麵發起的直接衝擊，但當身披盔甲的騎兵對其毫無防護的翼側和後方發起衝鋒，以長矛進行近距離交手戰鬥時，隻能導致任其宰殺的結果。 [ 註：阿利安，《遠征》，第3卷，第15頁；第1卷，第16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80頁，421-422頁。 ]
這次輝煌的勝利顯示了亞歷山大及其父親為王位和戰爭所做的充分準備。亞歷山大自幼年時代便得到了偉大哲學家亞裏士多德的悉心教誨，從而磨礪了君主的智慧，培養了對科學和文學的興趣。除了良好的精神素質和王者風範以外，這位風度翩翩、充滿活力的年輕人在格拉尼卡斯河會戰中還表現出敏銳的判斷力以及身體和精神上的勇氣。同樣重要的是，他的合成軍隊和重型騎兵禁衛軍也表明，它們確實為其實現雄心勃勃的征服計劃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
在伊蘇斯，亞歷山大麵對的是波斯人能幹的國王大流士三世指揮的軍隊。波斯人占據了有利的位置實施防禦，該地位於一條淺河入海口之後。馬其頓人將其騎兵用於兩翼，步兵方陣“排成緊密的隊形，邁著謹慎的步伐”緩慢地向敵人靠近，“以免輕率的進軍導致方陣的任何部分偏離戰線，與方陣的其餘部分分離”。 [ 註：阿利安，《遠征》，第2卷，第10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88頁。 ] 當到達波斯人的戰線時，以方陣越過淺河，向波斯人僱傭的希臘重型步兵占據的對岸攻擊。由於大家都希望以相似武器係統對抗，因此，占據精心選擇陣地的防禦者獲勝。“馬其頓人發現，河岸的許多部分水深岸陡”，或者有波斯人的柵欄防護，因此“在同樣的戰線上，馬其頓人根本無法對自己方陣的前方進行保護。於是，這裏的戰鬥陷入絕望”，而無組織的進攻隻能歸於失敗。但在內地，也就是波斯軍隊的左翼，亞歷山大已經率領其重型騎兵跨過了同一條河，發起衝鋒並打垮了據守河岸的輕型步兵，“並轉向大流士的僱傭兵”。被稱為“西帕斯皮斯特”的馬其頓重型步兵可能身穿盔甲，手執傳統長度的長矛，緊隨騎兵前進，不久就加入到向大流士一直成功地堅守河岸的重型步兵翼側和後方進攻的行列之中。波斯人的重型步兵開始動搖後退，看到戰鬥失敗不可避免，波斯國王也不得不撤退了。 [ 註：阿利安，《遠征》，第2卷，第10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89頁。 ]
精銳騎兵部隊的機動能力和密切協同，以及“西帕斯皮斯特”的良好訓練和協同，使亞歷山大在伊蘇斯可以不必依靠預先計劃的列隊機動(像斯巴達人所做的那樣)，就能實施包圍行動。包圍，需要壓倒優勢的兵力，或者能夠繞過敵人的翼側，並在翼側和後方攻擊其戰線的其餘部分。由於實施比較困難，所以要求要麽能夠實施成功的正麵進攻，突破對方的戰線，要麽能夠迂迴繞過敵人的翼側。在突破波斯人左翼薄弱的延伸陣地時，亞歷山大在包圍行動中同時運用了這兩種手段。迂迴敵人翼側的行動耗時頗多，除非騎兵能夠按時完成包圍行動，否則決定性戰鬥難以取勝。騎兵優越的機動速度，使之成為實施這種運動的理想部隊。
包圍行動，還需要由行軍隊形快速轉為戰鬥隊形的能力。騎兵能夠很容易地完成這種轉換，因為無論組織得如何好，騎兵仍然是依靠個體戰鬥，而不像隊形中的步兵那樣依賴戰友的行動。騎兵依靠其較快的機動速度，可以很快地由行軍縱隊展開成戰鬥隊形，而且其戰鬥隊形沒有步兵那樣緊密、整體性那樣強，使得隊形轉換更加簡便。騎兵依靠其較高的機動和快速展開能力，可以在行軍至很近的距離時投入戰鬥，而且是如此具有進攻性的部隊，因此人們發現，騎兵用於實施包圍行動是最佳部隊。
亞歷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是使重型步兵適應執行包圍任務的成功代表。較輕的裝備提高了他們行軍的速度，而高水平的個人技能訓練，使得這些正規軍能夠較少地依賴隊形。同樣無疑的是，他們進行了更細的兵力區分和戰鬥編組，因而執行命令更靈便，展開部署更容易。通過減少精心整理隊形的必要性，改進了協同和機動能力，馬其頓人擁有了一支適於戰場機動和執行包圍任務的新型重型步兵。亞歷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能夠包圍希臘方陣，並能進行近距離突擊行動，幫助騎兵確保擊敗敵人，說明戰爭藝術自希臘人的方陣和伊巴密濃達笨拙的一翼排成50排的陣列以來，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
在艾貝拉，亞歷山大進行了他與波斯人的第三次主要會戰。此次，又是與大流士相遇。大流士這次集中了一支由不同部分組成的龐大軍隊，甚至包括戰車和幾頭大象。為了挽救其搖搖欲墜的帝國，大流士在會戰中迎戰希臘入侵者。他聰明地選擇了平坦的地形，以便於其騎兵和戰車作戰。由於其軍隊雖然力量強大，但缺少較多的重型步兵，所以他把乘車馬的部隊部署在步兵陣列的前麵。亞歷山大在右翼的先頭，指揮其軍隊向前運動，攻擊波斯軍隊。他可以清楚地看見大流士位於中央，“引人矚目地站在衛隊中間一輛高聳的戰車上。他是一個高大而漂亮的人，由很多最好的騎兵保護。這些騎兵排成密集有序的隊形，做好了迎敵的準備”。 [ 註：普魯塔克，a.h.克勞編輯的《傑出人物普魯塔克的人生》(波士頓1901年版)，第488頁。 ] [ 投筆從戎註：此處註解翻譯有誤，應該是普魯塔克《古希臘羅馬名人傳》（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了上卷）。下文中的《人生》亦應為此書的簡稱《名人傳》。 ]
當兩軍開始近距離交戰時，亞歷山大率領他的禁衛軍和重型步兵方陣直逼敵人的中央，禁衛軍“直撲波斯騎兵，以長矛刺擊波斯人的臉麵”，終於擊敗了波斯騎兵，打垮了波斯軍隊的中央。大流士看到“一切全完了，那些部署在前麵保衛他的部隊崩潰了，向後直向他退過來。他的戰車既不能轉彎，也不能輕易擺脫，因為在成堆的屍體中戰車的車輪受到羈絆。這些死人堆積成山，不僅難以移動，而且幾乎覆蓋了馬匹，因而使戰馬暴跳起來，越來越難以控製，以致驚恐萬狀的馭手再也無法駕馭它們了”。被打敗的波斯統治者騎馬逃跑了。亞歷山大率領他的人轉向去支援受到很大壓力的左翼，贏得了這場決定性的勝利。 [ 註：阿利安，《遠征》，第3卷，第14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80頁；普魯塔克，《人生》，第488頁。 ]
沒有亞歷山大的天才，希臘人就不可能征服波斯帝國；但是，亞歷山大對突擊騎兵的出色運用，對征服行動所依靠的戰術成功做出了重要乃至決定性的貢獻。通過出色運用四種基本武器係統，亞歷山大擊敗了強大的波斯人，而波斯人久經考驗的戰術係統所欠缺的就是重型騎兵。馬其頓人這一重要的創新，完成了對持續許多世紀的基本戰術係統的發展。亞歷山大還以他的靈活性發展了戰爭藝術：他既不依賴單一的軍隊戰鬥部署，也不依賴精心製定的計劃，而是使計劃和部署適應條件。此外，在破城槌、機動塔樓和對攻城技術的掌握及有效運用等方麵，他也使希臘人的戰爭藝術達到了亞洲人的水平。
但在戰鬥中，亞歷山大依然遵循親自參與的陳規，帶領他的騎兵戰鬥，在關鍵性的地點實施指揮。事實上，戰鬥一旦開始後，這種做法妨礙了他對部隊的控製。雖然在艾貝拉會戰中，亞歷山大指揮其騎兵實施了由右至左的運動，但實際上，會戰的初始部署通常決定了會戰的整個戰法。因此，在亞歷山大的各次會戰中，對變化做出反應主要是依靠其下級的主動性，而不是依靠亞歷山大的全局指導。因此，能夠在作戰過程中指導會戰，並重新部署軍隊的指揮官還沒有出現。甚至在擁有了四種武器係統的靈活性並大大減少了戰鬥的刻板性之後，控製上的困難仍然使像亞歷山大這樣技能嫻熟的指揮官也不能駕馭整個會戰。
指揮官們還缺乏等待戰機或保留部分軍隊用於應付緊急情況或利用戰機的觀念。部隊並沒有全部投入交戰，完全可以將他們在戰鬥中重新部署或者組成預備隊。但是，當時的指揮官既不知道何時、何地，也不知道是否將有足夠的未交戰部隊去應付緊急情況或利用戰機。不過，戰前建立一支預備隊，用於在戰鬥中執行非預定任務，將為指揮官影響戰鬥結果提供一種確有保障的資源。亞歷山大大帝既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部隊的價值，也沒有能夠實行之；同時，也許他根本就沒有產生過指揮官不要親自參加戰鬥的想法。
羅馬人的戰爭藝術
在馬其頓人正以他們的方式完善戰爭藝術的同時，羅馬(義大利的一個城邦小國)軍隊則沿著不同的方向發展自己的戰爭藝術。像希臘人一樣，羅馬人以重型步兵方陣在輕型步兵和多用途騎兵的輔助下作戰。但是，羅馬人早就不以長矛作為他們的主要武器，而採用了多用途進攻性裝備。為了防禦，他們極為倚重一種寬2.5英尺，高4英尺的大型凸盾。這種木製盾牌先是用布，後又用小牛皮覆蓋，並在盾的中央以鐵加固，可以“擋開所有較有威脅的石塊、長矛和重型羽箭的打擊”。當時的人解釋說：“它的上部和下部邊沿以鐵邊加固，當放在地上時，可以防止由下方襲來的打擊和傷害。”由於羅馬人進行了許多攻城戰，需麵臨希臘人的長矛或短矛的襲擊，並要與善於使用雙手砍劍的凱爾特人作戰，因此最終設計出一種能夠有效抵禦所有對手的盾牌。他們的全套防護裝備包括頭盔、銅製胸甲，或者大多數人所穿戴的鎖子甲。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6卷，第23頁第2-16行，轉引自w.r.巴頓譯6卷本《歷史》(劍橋，麥斯出版社1966年版)第3卷，第319、312頁。 ]
為了進攻，羅馬人依靠短劍實施突擊戰鬥，“由於劍刃非常堅硬，這種短劍用於刺擊相當優異，而且劍的兩麵均可有效砍擊”。這種短劍在與雙手砍劍或長矛能被盾牌擋開的對手進行近戰時，證明了它的價值所在。多數步兵還攜帶兩支叫做“皮留姆”的標槍。這種標槍的尖在碰到堅硬物體時會彎曲或破碎，因此“敵人不能將其再投回來。如果這種武器不能奏效，還可以從兩邊射箭”。這與羅馬人的戰術相適應。其戰術是，首先向敵人投擲標槍，爾後快速接近敵人，以短劍和盾牌與敵人近戰。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6卷，第22頁第4-23頁第11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3卷，第319-321頁。 ]
實踐證明，羅馬人使其獨特的組織走向成熟，要比他們使用短劍更具基礎性。他們把軍隊分為三條戰線，每條戰線有6排縱深；他們還把這些戰線細分為支隊，每個支隊有兩個由60人組成的百人團。這種較細的區分編組提供了基本的協同，並保證了一定的機動性。羅馬人通過在每條戰線各支隊之間保持間隙的方法來運用這種組織；第二條戰線的支隊錯開位置，從而彌補了第一條戰線的間隙。第三條戰線與前兩條不同，因為它的支隊隻有前麵兩條戰線的一半，隻有60人而不是120人。第三條戰線的士兵都是比較老的公民，仍然使用長矛作為其主要武器。第三條戰線的支隊配置在第二條戰線的間隙後麵，使得整個隊形有些像一個棋盤。這是基本隊形。羅馬人就是以這種隊形前進並投入戰鬥。由於每條戰線在進軍中幾乎必然產生間隙，所以羅馬人索性有係統地安排其間隔。戰鬥中，在羅馬人的戰線靠近敵人之前，第二條戰線以百人團或整個支隊為單位，補進第一條戰線的空隙。第三條戰線則靠上前去，填補第二條戰線的空白，與第二條戰線剩餘人員一起，如果不必去幫助補充第一條戰線的大缺口的話，就作為預備隊。這種組織賦予羅馬人戰線一種方陣所缺乏的靈活性和反應性。
行政組織是羅馬人係統得以增強的另一個要素。10個第一和第二戰線的120人的支隊、和10個第三戰線60人的支隊組成一個稱為軍團的行政組織。加上一定比例的傳令兵、支援、搬運工等等(他們中的一些人兼作輕型步兵，也有一小部分騎兵)，軍團總人數超過4000人。當羅馬人擴充其軍隊時，就增設軍團，這樣就為任何大型野戰軍隊提供了良好的管理和組織。
羅馬人軍事實踐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他們構築塹壕的狂熱。沒有一支羅馬野戰部隊在行軍宿營時不按標準計劃的規定首先構築塹壕。每天夜晚，部隊都要掘壕築堤，並以柵欄防護。由於其正規部隊已經習慣於這種作業，所以羅馬軍隊把這件對其他任何軍事組織來說都是令人沮喪的負擔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這種掘壕築堤的行為意味著，羅馬軍隊隨時準備應付意外，並準備在戰鬥中一旦失利，能有一個築壘地域作為避難所。
羅馬人從馬其頓人那裏學到了關於挖掘塹壕的知識；馬其頓人則是從希臘人那裏衍生出自己的掘壕實踐，但希臘人隻有在一地駐紮一段時間時才構築築壘地域；而亞洲人則更是一貫地在營地挖掘塹壕。比如，波斯人在普拉塔亞失敗後，就是退居一個精心構築的築壘營地的。羅馬人對挖掘塹壕的革新包括以正規軍挖掘他們的營地，以及按標準計劃構築，以確保每個士兵和分隊在營地中總是有相同的關係位置。
羅馬士兵必須是有經驗的行軍者，因為，除了盔甲、短劍和標槍以外，他們還要攜帶鏟子、斧子和架設營地柵欄的木樁。但是，每天都要很早停止行軍，以便有時間在營地挖壕。
像他們的行軍宿營一樣，羅馬人實踐了一種緩慢但可靠的戰略，羅馬人逐步統治了義大利的大部分。由於政治上的精明再加上軍事上的技巧，所以他們與其控製地區結成了堅定而又心甘情願的盟友，並將羅馬人的組織和作戰方式擴展到了這些盟友之中。在亞歷山大大帝時期，羅馬已經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做好了與其他地中海國家進行軍事接觸的準備。
羅馬人麵對皮洛士和漢尼拔的亞歷山大係統
馬其頓係統被亞歷山大運用後，成為東地中海地區和古老波斯帝國大部分地區的標準。馬其頓係統與羅馬係統之間的不同之處主要的不是在於羅馬人用劍，而馬其頓人用矛；其區別是更加微妙的。羅馬軍隊依靠他們的劍術，以及重型步兵與充當配角的輕型步兵和騎兵之間的部分協同。在由方陣向步兵中隊陣列變革的過程中，他們改善了步兵，但沒有沿著亞歷山大的馬其頓係統的方向發展。馬其頓係統依靠的是所有兵種的合同作戰，包括受過實施真正突擊戰鬥訓練的騎兵部隊。
在羅馬人與馬其頓或亞歷山大係統的第一次主要作戰中，合成軍隊取得了勝利。這些關於與伊庇魯斯希臘王國的皮洛士國王戰鬥的描述晦澀難懂，但有一點是明白的，羅馬人所麵對的皮洛士，絕非僅是亞歷山大大帝的親戚和弟子，而且是一位在很多會戰中贏得最尊貴聲譽的將軍。羅馬人把皮洛士的勝利大部分歸因於使用了大象。這位亞歷山大的繼任者在亞歷山大在印度迎戰大象之後，就把大象引進了馬其頓係統。其實，大象經常不可靠，當遭到標槍和其他投射武器攻擊時，它們會突然在自己的步兵隊形中驚跑起來；實踐證明，大象對付騎兵最有效，因為它們可以嚇唬敵人的戰馬。其實，皮洛士戰勝羅馬人的基礎並不是建立在大象之上的，他是依靠騎兵(大象可能起到了輔助作用)打敗了羅馬人的騎兵，並由翼側和後方攻擊了羅馬人的步兵。不過，在擊敗羅馬人的戰鬥中，皮洛士付出了極為慘重的傷亡代價，以至於他評論說，如果再多幾個這樣的勝利，他就不得不隻身返回希臘了。
在與羅馬人的第一次作戰中，非洲強國迦太基照搬了馬其頓人的戰爭係統，甚至還保留了一位希臘將軍在會戰中指揮其軍隊，將入侵非洲的羅馬人趕了回去。像通常那樣，迦太基人將比較強有力的重型騎兵配置在翼側，擊敗了位於翼側的羅馬騎兵，並向羅馬步兵的後方攻擊。羅馬人三線係統所固有的協同意味著，他們後麵的支隊可以轉身擋開對方的進攻，但這種有效的防禦戰術並沒有挽救羅馬人：迦太基人贏得了突尼西亞會戰，並俘虜了羅馬指揮官。
在與迦太基的第二次戰爭中，羅馬人麵對的是漢尼拔(hannibal)。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軍事天才之一。在入侵義大利的戰爭中，年輕的漢尼拔僅有30歲，所依賴的也是馬其頓係統。防禦中的羅馬人繼續將其步兵作為合成軍隊的主角。在公元前218年特雷比亞的第一次會戰中，漢尼拔使羅馬人遭到了慘重的失敗。在數量上，兩支軍隊旗鼓相當，但漢尼拔在騎兵兵力上占有5比2的優勢。一支勝利之師席捲了羅馬軍隊的兩翼，並在輕型步兵的輔助下，攻擊羅馬人步兵的後方。雖然後麵的支隊轉身迎擊進攻，但漢尼拔仍然打敗了被包圍而且不能機動的羅馬軍隊。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會戰，不僅是一個著名的軍事戰例，而且展示了馬其頓戰爭藝術在一位大師手中的最後發展。出於對漢尼拔的恐懼，羅馬人以超過80000人與漢尼拔的50000人作戰。但是，漢尼拔有10000騎兵，而羅馬人隻有6000。迦太基人還有另外一個優勢：羅馬指揮官太倫提烏斯·瓦羅不僅缺乏軍事經驗和技巧，而且剛愎自用和好鬥成性。瓦羅計劃採取加大隊形縱深的方法，利用其人數上的巨大優勢。他雖然仍保持三線部署，但讓每個支隊縮小正麵，直至每條戰線的縱深達到通常縱深的3-4倍，企圖以此壓倒迦太基人的步兵。
同樣出於對會戰的擔心，漢尼拔運用其所精通的久經考驗的馬其頓合成軍戰術係統，並對該係統作了重要改進，以保障其戰鬥必勝和進攻性。除了像通常那樣將重型步兵排列在中央，騎兵配置在兩翼之外，他留下了部分重型步兵，然後將其成縱隊部署在重型步兵戰線的翼側。這樣，這些麵對羅馬人縱深隊形的重型步兵淺薄戰線中抽調出來的部隊，就可以用於增強中央部分的穩定性。
這樣，漢尼拔就擁有了一支能夠支配的真正預備隊。但是，如果步兵堅持住了，他打算將這兩支由最好的步兵組成的縱隊用於實施包圍。漢尼拔自己與麵對羅馬人縱深隊形、可能首當其衝的淺薄步兵戰線的士兵們站在一起，以此來增強該防線。然而，與亞歷山大大帝不同的是，悟性極高的漢尼拔在戰鬥中並不是帶領部隊作戰，而是以自己的存在增強其薄弱步兵戰線的信心。而且由他所在的位置，仍可以觀察整個戰鬥，並控製其預備隊。
正像在他先前的會戰中一樣，他的輕型步兵在雙方戰線相遇之前，在重型步兵的前麵起到了前哨戰的作用。漢尼拔計劃將其輕型步兵後撤至兩翼，以便能夠用於他計劃之中的包圍行動。他可以肯定，通過集中全部重型騎兵於一翼的方法，一定能夠取勝。
交戰開始後，一切均按漢尼拔的計劃發展。雖然羅馬重型步兵迫使縱深較淺的迦太基人持劍步兵的陣列後退，但漢尼拔的重型騎兵卻立即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並迅速繞過羅馬軍隊，在相對的一側向羅馬騎兵的後方發起了衝鋒。接著，輕型步兵也從兩翼發起衝擊，迦太基人的輕型和重型騎兵則向羅馬人步兵的後方攻擊。與此同時，按照計劃，漢尼拔使用他的預備隊步兵完成了對羅馬軍隊的包圍。預備隊成縱隊，在其戰線的兩端通過羅馬人的翼側，然後，麵向敵人，向羅馬人的兩翼進攻。他的這種方法很像斯巴達人，使縱隊與敵人的戰線垂直，然後麵向敵人發起攻擊。
遭到全方位圍攻的羅馬軍隊被擠壓在一起，其巨大的數量此時除了使迦太基人的投射武器隨便一射便能射中一個目標以外，任何用處也沒有。羅馬人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軍事災難——3/4的兵力被殺或被俘；同時，也有40%的迦太基人傷亡：要想使羅馬軍隊遭到永遠難以翻身的失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後14年，羅馬人一直避免與漢尼拔作戰。當他們再一次與他對陣時，他們擁有了自己的統帥——西庇阿。西庇阿是一位精明的將軍，雖然剛剛三十出頭，但已經是久經沙場。在參加了特雷比亞會戰和坎尼會戰之後，他又在西班牙指揮軍隊作戰，通過4年的戰鬥，他從迦太基人手中征服了西班牙。戰鬥的勝利使他贏得了許多西班牙首領的效忠。後來，西庇阿在西西裏指揮軍隊，並在那裏建立起一支精銳的軍隊。盡管生活奢華並具有希臘文化背景，但西庇阿很容易地逐步在其部隊中樹立起威信。接著，他率軍進入非洲，而穩如泰山的漢尼拔此時尚在義大利南部。這次，羅馬人不再使用民兵。西庇阿所指揮的是一支鬥誌旺盛、訓練良好、沉著鎮定、紀律嚴明，由參加過許多會戰的老兵組成的軍隊。公元前202年，西庇阿與漢尼拔在非洲的紮馬會戰中相遇，在那裏，他們各自展示了自己的天才。這兩位大師之間的競爭促進了戰爭藝術的發展。
加上盟軍努米底亞人的兵力，羅馬軍隊在騎兵兵力上占有決定性優勢，而這一優勢通常是在漢尼拔一邊的。但是，西庇阿並不把騎兵作為勝利的惟一依靠。他以在西班牙發展起來的一種方式運用步兵。他不再讓第二、第三戰線的支隊靠前並掩護第一戰線的間隙，而是把他們往後靠，與前一戰線保持大約數百英尺的距離。他正確地相信，當六排縱深的第一戰線與敵人步兵交戰時，那些老兵們後麵即使沒有更多的排，他們也能措置裕如。一線隊形之後各排組成了西庇阿的預備隊，在西班牙時，他曾用預備隊包圍敵人步兵的兩翼。
但是，西庇阿還不得不對付迦太基軍隊的80頭大象。因此，他放棄了羅馬人通常一開始所要排列的棋盤隊形，而是將第二、第三戰線的支隊直接排列在第一戰線支隊後麵。他以輕型步兵填充第一戰線的間隙，“命令他們放開行動，如果被大象的衝鋒迫使後撤，那麽那些來得及後撤的人就直接後撤至整個軍隊的後方，而位於兩翼的部隊則在戰線間隙的右翼或左翼打擊敵人”。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5卷，第9頁第7-9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4卷，第485、487頁。 ]
漢尼拔意識到不能依靠騎兵取勝，於是也在步兵戰線的後方部署了一支能夠使用的預備隊。與在坎尼一樣，這支預備隊仍由最好的部隊組成，但是他改變了預備隊的配置位置。在坎尼，他把預備隊成縱隊配置在步兵戰線的兩翼，隨時準備前進，從翼側攻擊羅馬人。但是，要與西庇阿對陣，這樣做就太明顯了；因此他把預備隊配置在戰線之內，主要步兵戰線之後並與之平行的位置。由於步兵占據優勢，所以漢尼拔打算通過使用預備隊包圍羅馬步兵戰線的方法獲勝。
戰鬥開始後，當兩軍戰線之間的輕型步兵前哨戰打響時，“漢尼拔命令大象馭手向敵人發起衝鋒。就在刺耳的喇叭和號角在四麵八方響起之際，一些大象受驚，並立即轉動尾巴拍打”迦太基人的後背。但也有一些不知所措和不知危險的牲畜確實直抵羅馬人的戰線，麵對勇敢的羅馬輕型步兵所投擲的標槍，“最終，在恐懼的驅使下，從西庇阿深謀遠慮設置的羅馬人戰線的間隙逃了過去。”其他大象則逃往兩翼，從而騰出戰場，使兩軍步兵和騎兵進行慘烈的交戰。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5卷，第12頁第1-5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4卷，第491、493頁。 ]
接著，羅馬人和迦太基人的重型步兵被迫參加戰鬥。與此同時，正如漢尼拔準確預見的那樣，羅馬人和努米底亞人的騎兵已經將漢尼拔的騎兵從戰場上趕走了。他們不是轉而與步兵交戰，而是遠離戰場去追趕敵人的騎兵。這種情況在戰鬥中經常發生，指揮官不能控製他們的騎兵，騎兵們則自然而然地去追趕被打的敵人。在坎尼，漢尼拔紀律嚴明、領導堅強的職業騎兵立即轉回來攻擊羅馬步兵的後方，但在紮馬，羅馬人及其盟軍的騎兵則缺乏紀律、約束和領導，因而不能實施這種關鍵性的機動。
所有騎兵全部離開了戰場，漢尼拔開始進行純步兵的戰鬥。他迅速運動，以利用其步兵數量上的優勢和預備隊老兵所提供的良好協同條件。他將後方步兵隊形運動出來，伸展其戰線，準備包圍羅馬步兵的兩翼。但西庇阿及時發現了這一機動，並使用其後方戰線的預備隊，同樣伸展其戰線。這樣，兩軍的步兵隻得交織在一起，進行結果不可預測的正麵交戰。後來，當步兵戰鬥進入決定性階段之前，羅馬人及其盟軍的騎兵返回戰場，並開始攻擊迦太基人步兵相對薄弱並正全力進行戰鬥的戰線的後方。這一行動決定了戰鬥的勝負，羅馬人和努米底亞人事實上全殲了迦太基人的軍隊，戰場上覆蓋著“仍然浸泡在鮮血之中的散落屍體和屍體堆成的小山”。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5卷，第14頁第2-3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4卷，第497頁。 ]
紮馬會戰中羅馬人騎兵在奪取勝利中的作用，顯示出羅馬人已經接受了馬其頓係統。但是，雙方都運用了預備隊，並以卓越的協同使之得以實現，表明此時的戰爭藝術已經超過了亞歷山大時期。無論漢尼拔還是西庇阿都沒有直接參加戰鬥，兩人都位於能夠指揮整個作戰和在關鍵地點、時間使用預備隊的位置。這是超過亞歷山大預先計劃性戰鬥的主要進步的標誌。同樣，專門而不預先賦予任務的預備隊的概念，以及改進了的步兵協同，使預備隊能夠在戰場上機動等，也是亞歷山大之後的進步。羅馬軍隊優異的協同非常重要。它使西庇阿能夠指揮戰場上的全部軍隊，而不是像亞歷山大那樣隻能指揮部分軍隊。
數年以後，當西庇阿在一個亞洲帝王的皇宮拜訪流亡在那裏的漢尼拔時，他請漢尼拔給大將軍們排個序。漢尼拔把亞歷山大排第一，皮洛士排第二，自己排第三。對於西庇阿所問，如果漢尼拔在紮馬會戰中獲勝該怎麽排序，這位迦太基人的回答是，那麽他就應排在亞歷山大之前。漢尼拔和西庇阿的偉大以及他們對協同的改進、對專門預備隊的使用以及將自己位於能夠調度整個戰鬥的位置等，使他們兩人均無愧於漢尼拔所排列的位置。這種排序無論是明確表述的也好，暗示的也好，確應如此。
羅馬人以亞歷山大係統取得的勝利
當羅馬人在希臘和亞洲作戰時，他們與馬其頓戰爭係統對抗。雖然羅馬人也使用合成軍隊方法，但是他們仍然倚重重型步兵，從未將其騎兵提升到像亞歷山大所認為的那樣的質量或重要性。但是，他們也從未像亞歷山大那樣，利用被分割帝國的聯軍從事戰爭；他們幾乎總是在當地盟友的幫助下作戰。在他們與最難忘的對手安條克大帝(antiochus the great)(敘利亞及其以東的大部分亞洲地區的統治者)所進行的主要作戰中，他們就得到了來自盟軍的關鍵性幫助。公元前190年，在小亞細亞的馬格內西亞所發生的衝突中，他們麵對的是安條克大帝親自率領、漢尼拔作顧問的令人生畏的軍隊。這次會戰的詳情不太清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羅馬人的盟友——帕加馬(pergamum)的國王——的強大騎兵，在羅馬人的勝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羅馬人越來越依靠其盟友提供騎兵。
對羅馬人戰術係統主宰地位的明顯挑戰並非來自於對手或許會擁有優勢騎兵的可能性，而是來自於馬其頓方陣的進一步發展。當公元前197年羅馬人麵對一支馬其頓王國的軍隊時，他們發現方陣所使用的是長度至少為21英尺的長矛。很顯然，前幾排所使用的是較短的矛，大約有9英尺，士兵用一隻手拿著；第五排的人所使用的則是需兩隻手持的長21英尺、能夠伸過前幾排刺擊的矛。前幾排的士兵持盾；而後排的士兵則用雙手持長矛，沒有盾，而是將一些非常小的盾片吊在橫過胸前的一條皮帶上。在方陣前5排的後麵，還有另外的11排，這些人始終舉著長矛，直至需要使用的時候。
這種隊形肩並肩地前進，其作戰效能依靠各種長矛的綜合作用；個人在隊形中除了持矛和保持隊形之外，毫無作用。由於羅馬人以短劍戰鬥，兵與兵之間所需要的空間要比位於方陣之中的士兵大，因此，每個羅馬人要麵對方陣中的兩個士兵、10支長矛。據歷史學家波利比奧斯(polylius)描述：“單個人員接近方陣根本無法殺入敵陣，也毫無辦法撥開對方的長矛”，因此，這種新的方陣好像能夠擊敗所有對手，因其強大的步兵而給予馬其頓人以勝利。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8卷，第30頁第9-10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5卷，第153頁。 ]
但是，協同良好的羅馬步兵輕而易舉地就擊敗了看似無敵的戰術改革。聯繫到羅馬人在紮馬會戰中的勝利，波利比奧斯曾經指出，詳細區分的羅馬戰術組織使得“每個人都能以個體為單位行動，也能與其同伴共同形成對任何方向的正麵，距離威脅最近的支隊隻要採取一個運動便能轉過身去麵對敵人。由於他們裝備的盾牌尺寸寬大，短劍堅韌，經受得住連續的砍擊，因此使其既得到了防護，也增強了信心”。這樣，羅馬人可以實施機動，而且如果他們繞開重型步兵的長矛的話，那麽他們在近戰中就擁有了絕對優勢，特別是對付雙手持矛的無盾步兵時，更是如此。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5卷，第15頁第7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四卷，第499頁。 ]
在第一次衝突中，羅馬人贏得了步兵戰鬥的勝利。因為他們在對方方陣尚未排好，一些兵力正在向戰場開進途中時，便發起了攻擊。但即使在有利條件下，方陣也過於依靠隊形的保持，因此他們與羅馬步兵對陣從未取勝過。波利比奧斯指出：“方陣需要平坦的地形，不能有諸如溝渠、樹叢、山脊和水道等障礙；所有這些均能有效阻礙和割裂這種隊形。”當然，方陣中的間隙將使羅馬的短劍兵能夠靠近前來，這對方陣中的重型步兵來說，必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8卷，第31頁第5-6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5卷，第153頁。 ]
即便是在平坦地形上，實踐證明方陣也具有脆弱性。因為，波利比奧斯寫道，“羅馬人絕不將自己的戰線展開成與敵同等規模，從而使自己的所有軍團暴露在敵人方陣的正麵進攻麵前，而是以一部分部隊作為預備隊，其餘部隊與敵人交戰。之後，無論方陣是擊敗了對手，還是被其對手所擊退”，“在乘勝追擊逃敵，或當麵之敵快速撤退時，方陣都會將自己的混亂隊形暴露在敵人麵前”。當此種情況發生時，方陣就會位於“他們自己軍隊的其他部分之後，在此態勢下，”羅馬人的“預備隊在方陣原來據守的位置也就有了足夠的空間，不再實施正麵進攻”，而是“通過在翼側和後方的側向運動，出現在方陣的翼側和後方”，在翼側用短劍和盾牌以近距離格鬥對重型步兵實施屠殺；而此時，重型步兵的隊形和武器使他們處於近乎毫無防護的狀態。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8卷，第32頁第2-5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5卷，第153-157頁。 ]
這樣，羅馬人改進後的步兵幫助其在地中海盆地建立起自己的統治。羅馬人吸收了馬其頓係統的所有優點，並從漢尼拔那裏學到了步兵預備隊的使用以及將軍指揮作戰的方法。將軍應置身於戰鬥之外，這樣他就能控製預備隊，並對會戰進行指揮。
羅馬軍團的完善
不久，羅馬人就完善了他們的步兵。其方法是，廢除老式“指骨”(phngeal)組織的殘餘，並建立了一種十分合理的協同計劃。他們消除了傳統三條戰線之間的區別，剔除了長矛和較小的第三戰線隊形。他們可以根據條件允許，將軍團內同類重型步兵編成或多或少的戰線。他們將軍團區分為10個各由600人組成的重型步兵大隊；每個步兵大隊由3個各含200人的支隊組成；每個支隊包括兩個百人團。每支部隊都設一名對其下級擁有全權的指揮官。這種安排與現代師的組織大體相似，步兵大隊相當於營，支隊相當於連。指揮序列也大體相仿，一支軍隊由獨立的軍團組成，而每個下級部隊直至百人團的指揮官都置於其上級指揮官的權力之下。
這樣，羅馬人就創建了一支完全協調的軍隊，有能力實施機動，並能對其指揮官的命令做出迅速反應。所遺留的指揮官的最大難題是了解戰場上的情況，更困難的是向下級傳遞信息。信使、號角和戰鼓，隻提供了不太可靠的通信手段。盡管如此，羅馬人對此還是作了深思熟慮的改進。他們不僅細分了軍隊的編製體製，而且給各支部隊發放了軍旗。這就使士兵能夠了解他們的位置，並給指揮官提供了了解部隊位置的較好機會。直至20世紀可攜式電台出現，戰術指揮的困難一直與當時羅馬人所發現的困難基本相同，並因此而削弱了協同。
羅馬人細分部隊並建立隸屬關係確實還帶來另一個優點：它給了部屬在戰鬥中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真正機會。這種對職業軍隊的改變，使這種組織的功能在實踐上達到了與理論上所能的程度，而嚴明的紀律、良好的訓練以及經常性的戰爭實踐，確保羅馬軍隊總是能夠心想事成。
軍團還擁有一些輕型步兵、弓箭手、投石手以及比例較小的騎兵。但是，步兵的技能和結構增強了對抗騎兵的能力。因為優異的協同能力使軍隊的一部分，軍團或步兵大隊，能夠以機動保護翼側，而且良好的細分建製允許指揮官分配一支或若幹部隊保衛兩翼。由於列陣重型步兵能夠製止列陣重型騎兵的衝鋒，所以羅馬指揮官對翼側的顧慮很小。
羅馬軍隊在每次停留時間較長時都要有掘壕的正規程序，為部隊的供應和補給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頗有章法而又持續不斷的作戰，使羅馬人能夠完全支持這種以職業軍隊和徹底、穩重的戰爭方法所進行的戰爭。
羅馬人對抗騎馬的安息人
改進了的羅馬軍隊做好了戰勝高盧人，即當今法國居民的準備。羅馬人把高盧人稱為野蠻人。高盧人像羅馬人一樣，以重型步兵和騎兵作戰，但缺少羅馬人紀律嚴明、協同周密的步兵。此外，他們還更缺少羅馬人的築壘術和攻城器具；進一步說，高盧人還缺少像羅馬人那樣高度發展的政府所提供的財政和補給組織。盡管高盧人具有堅持的決心和抵抗的能力，但羅馬人在偉大統帥尤利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的指揮下，在7年內征服了高盧人。
但是，羅馬人在與安息人(parthians)的對抗中，卻戲劇性地失敗了。安息人統治著美索不達米亞，而宗教傾向於東方的印度。安息人隻乘馬進行戰鬥。這是一種適合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坦、無樹地形的方法。他們的重型騎兵與輕型騎兵之間存在著明顯差別。貴族在訓練中提供了榜樣，並把他們的僕人訓練成騎馬弓箭手。重型騎兵及其戰馬身披盔甲，裝備的矛槍又長又重，以致羅馬人送給它一個外號，叫做“舢板撐篙”。由於盔甲和沉重的矛槍成為在無鐙戰馬上作戰的嚴重負擔，安息貴族好像幾乎不能承擔什麽任務。但實際上，他們精通此道，而且實踐證明安息人的重型騎兵確實令人生畏。沉重矛槍的慣性不僅使刺擊非常有力，而且還能減小對持矛騎手的震動。雖然彎弓射箭需要非常高的技巧，甚至在無鐙戰馬上更是困難，但輕型騎兵在戰鬥中卻擔負相對容易的任務，他們的戰術就是與敵人保持射箭距離，並發射羽箭。
在愷撒征服高盧人的同時，其財大氣粗而又野心勃勃的同伴克拉蘇(crassus)以一支強大的羅馬軍隊入侵了安息。羅馬軍隊大約有36000人，其中包括4000名騎兵和4000名輕型步兵。盡管自信的克拉蘇已經對安息人的戰爭藝術略有所知，但他認為，他要解決的軍事難題“僅僅是沉悶乏味的行軍以及英勇追擊的士兵不能及時返回參加突擊所造成的麻煩”。他忽視了報告中所說的安息人“在戰鬥中不可能逃跑”，“而其退卻時則不可能追上”，而是像對待諸如他們的盔甲堅不可摧，他們的箭“是一種奇怪的新式飛鏢，快若流星”之類的情報一樣，半信半疑。據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描寫，剛愎自用甚至缺乏智慧的克拉蘇拒絕了亞美尼亞國王(他對安息人的戰爭方式有第一手的資料)建議羅馬人經他的王國進軍的邀請。因為他的王國群山連綿，“馬匹幾乎無法通過”。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391頁。 ]
當克拉蘇勞頓遠征來到美索不達米亞平坦沙質的地形上時，安息人已經在等待與羅馬人交戰了。當羅馬人在卡雷與安息人的軍隊相遇時，他們排列成正方形隊形，充滿信心，其原因僅僅是因為排列在他們麵前的安息人隊形比他們預期的要小些。在人數上，他們確實比安息人多1/3 [ newavatar註：這裏“他們確實比安息人多1/3”是翻譯錯誤，原文為“outnumber three to one”，就是說羅馬人擁有三倍的優勢。 ] ，但實際上，安息指揮官將他的一些兵力隱藏在一個小山之後，羅馬人首先看到的隻是安息人身著盔甲部隊的一部分。但是接著，安息人為了挫傷羅馬人的士氣，開始製造“一種可怕的噪聲和巨大的喧鬧聲。安息人不是用短號和喇叭，而是用半球形銅鼓激勵自己的軍隊作戰。他們在各種不同的時刻敲擊銅鼓。以這些手段，他們製造了一種完全虛幻的噪聲，好象野獸的嚎叫與雷聲混合在一起……當他們以這種噪聲對羅馬人起到有效的恐嚇作用時”，他們就把自己的全部軍隊展現出來，並“脫掉盔甲的覆蓋物。立刻，好像陽光點亮了他們用馬吉安人磨光鋼鐵製造的胸甲和頭盔，及其戰馬身上披掛的銅、鐵製造的飾物”。
羅馬人所麵對的不僅是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軍隊，而且還有一個可怕而又充分準備的對手蘇雷納斯(surenas)——安息指揮官。“他本人是一位高大英俊的人，但其柔美的長相和脂粉氣的衣著確實不像其實際所具有的那種男子漢氣概；他的臉化了妝，頭髮分開……而其他的安息人卻扮相可怕，蓬鬆頭髮在前額梳成一團。”
看到羅馬重型步兵縱深而又強大的方陣，精明的蘇雷納斯沒有命令其重型騎兵發起衝鋒。相反，他展開輕型騎兵，“開始從四麵八方射箭，並不需瞄準任何特定的目標(因為，實際上羅馬人的序列是如此緊密，以至於隻要想射中，就會箭無虛發)，隻是簡單地大力彎弓射箭。這種打擊非常猛烈。羅馬人的形勢一開始就十分不利；如果他們要保持隊形，那麽他們就會受傷，而如果他們衝鋒，那麽他們對敵傷害不大，而自己卻會傷亡不少。因為安息人會邊撤邊射箭”。
由於克拉蘇的輕型步兵缺少弓箭手或投石手，對敵人的輕型騎兵不會發揮多大作用，因此，他想等待敵人箭矢耗盡。但是，當了解到敵人擁有“無數駱駝馱載箭矢”時，克拉蘇就派他的兒子帕利烏斯(publius)率一支由將近5000重型步兵、1300騎兵和500弓箭手組成的部隊攻擊敵人。安息人在這支部隊麵前且戰且退，直至這支部隊遠離主力。雖然總人數占有優勢，帕利烏斯率領的羅馬部隊的弓箭手應當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因為徒步弓箭手射箭的速度和準確性都比乘馬弓箭手要好；但是，麵對使用無疑更強勁的弓箭、數量也更多的乘馬弓箭手，他們好像對作戰結果絲毫產生不了什麽影響。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393頁。 ]
帕利烏斯的輕型騎兵大部分是在高盧新補充的。他們又遭到了將近200年前波斯通用騎兵與亞歷山大禁衛軍的重型騎兵作戰時的同樣命運。安息人以重型騎兵迎戰高盧騎兵。安息人的騎兵身穿盔甲，手持“堅硬生皮和鐵製做的”盾牌，迎擊“虛弱而缺少標槍”的帕利烏斯高盧騎兵，“相反，高盧騎兵僅穿單薄衣物，其身體暴露在敵人強有力的長矛之前”。但是，高盧騎兵也展示了他們的風采；他們“抓住敵人沉重的長矛，靠近敵人，將其拖下馬來，以便利用對方盔甲沉重，不便行動的弱點；許多高盧人放棄自己的馬匹，潛行到敵人的馬下，刺穿敵人的馬腹”。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394頁。 ]
失去馬匹的高盧騎兵倖存者加入羅馬重型步兵的隊伍，遭到了敵人輕型騎兵的四麵圍攻。這些輕型騎兵將如雨之箭射向擁擠在一起的羅馬人。羅馬人“遭到打擊和殺害死去。並不是快速輕易死去，而是在劇痛和痙攣中死去。被射中的羅馬人由於帶著箭矢在地上翻滾，箭折斷在傷口中，當他們用力將帶倒鉤的斷箭拔出時，倒鉤則拉斷了神經和血管。因此，這樣做等於是撕裂和折磨他們自己。許多羅馬人都是這樣死去的，而那些活著的人也不能再執行任何任務。當帕利烏斯命令他們向裝甲騎兵衝鋒時，他們讓他看到的是，雙手固定在盾牌上，雙腳插入地裏”。在以弓箭擊敗帕利烏斯的分遣隊之後，安息人靠近其殘部，“用矛槍屠殺他們，俘虜的人不超過500人。在砍下帕利烏斯的頭顱之後，他們直接向克拉蘇疾馳而去”。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394頁。 ]
克拉蘇的處境與其兒子相差無幾，因為“箭矢有如急風暴雨一般從四麵八方射來，立即就有許多人像被割的麥子一樣倒下一片，許多人再也不能進行戰鬥，而所有的人都受到了精神上的打擊。飛來的箭矢戳進他們的眼睛，刺穿他們的雙手”。至此，克拉蘇的士兵發現“動彈不得也停留不得”。 [ 註：迪奧，《羅馬史》，第40卷，第22頁第4行，轉引自厄尼斯特·凱利譯九卷本《迪奧的羅馬史》(劍橋，麥斯出版社，1914年版)，第3卷，第439頁。 ]
雖然輕型騎兵的弓箭為安息人的勝利立了大功，但重型騎兵也為其勝利做出了貢獻，“他們以長矛驅趕羅馬人緊湊在一起，除了那些沖向他們的人……羅馬人緊湊在一起和沖向敵人均不奏效，那就隻求速死。因為安息人強有力的長矛能造成巨大而致命的創傷，而且經常一擊穿透兩人。”不僅是因為安息人的重型騎兵使羅馬人擁擠在一起，以致安息人箭無虛發；而且也是由於羅馬人自己必須一個緊靠一個，以便使用武器並把盾牌連在一起的互相掩護。因此，是羅馬人使得自己在重型騎兵麵前不堪一擊。這些重型騎兵“沖向他們，刺倒一個人就能帶倒一大片；而如果他們展開隊列避開重型騎兵的衝擊，那麽就會遭到弓箭的射殺”。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395頁；迪奧，《羅馬史》，第40卷，第20頁第2-3行，轉引自凱利譯本，第3卷，第437頁。 ]
在卡雷附近的開闊平原上，克拉蘇的軍隊在一天多的時間裏就灰飛煙滅。第一天結束時，安息人的長矛一些“彎曲了，一些折斷了，弓弦因連續射擊而拉斷，箭矢耗盡，短劍卷刃，大多數人也因不停的殺戮而疲憊不堪”。戰鬥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最後，克拉蘇及其大量將士被安息人殺死，大部被俘。 [ 註：迪奧，《羅馬史》，第40卷，第24頁第1行，轉引自凱利譯本，第3卷，第441頁。 ]
安息人打算乘勝入侵敘利亞。但是，雖然“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或其他與之具有相似特點的地方，幾乎是戰無不勝的”，然而他們缺少攻城的手段，甚至連接近城市的手段都沒有。因為“城市鄰近地區長滿了大片的樹林”。由於“他們不敢，甚至也不能使用騎兵突破這種障礙，因此製定了一個砍倒樹木，使空間暴露的計劃，這樣他們或許能夠自信而安全地接近城市。但是，他們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做這件事，因為這項任務太艱巨了”。於是，他們改變目標，轉向另一個城鎮。與此同時，羅馬人則“不斷襲擊安息人廣泛分散的部隊”。不久，在叢林中損失了一些兵力之後，安息人終於放棄了在敘利亞這個與他們國家特點不同的國度所進行的戰役。 [ 註：迪奧，《羅馬史》，第40卷，第15頁第4-5行，轉引自凱利譯本，第3卷，第427、429頁。 ]
克拉蘇悲慘的遭遇清楚地說明了，在適於馬匹運動的地形上作戰時，輕型騎兵武器係統具有壓倒重型步兵的優勢。重型騎兵對安息人的勝利起到了輔助作用；但如果指揮官能夠精心組織箭矢保障，使之數量充足的話，那麽輕型騎兵沒有幫助也能贏得勝利。希臘重型步兵曾經發現波斯乘馬弓箭手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但希臘起伏不平的地形使希臘人倖免於難。可是，在安息人自己的國家，羅馬重型步兵遭到了毀滅性的失敗。
關於四種武器係統性能的總結
圖解1.2總結了古代的四種基本武器係統。這四種係統都有其特殊的性能和相對的優勢。安息人戲劇性地展示了在適於騎兵作戰的地形上，輕型騎兵對重型步兵的威力。他們還展示了亞歷山大曾經展示過的，無論輕型騎兵還是通用騎兵，不經過特殊訓練，沒有特殊裝備，在突擊行動中都不能抵抗重型騎兵。但是，安息人的重型騎兵在羅馬人列成方形隊形迎戰時，沒有向羅馬步兵發起衝擊。同樣，亞歷山大從不使用其重型騎兵由正麵與步兵方陣對抗，因為列成恰當隊形的重型步兵能夠抗擊重型騎兵的衝擊。
圖解1.2 武器係統使用表
在與徒步人員的近距離交戰中，乘馬人員占有幾方麵的優勢，其中包括位置較高，居高臨下打擊對手所必然具有的勢能等。戰馬通常是騎兵有價值的盟友。這些優點，再加上騎兵先天具有較大機動性，使其成為一種優秀的突擊武器係統；當然，前提是他經過充分訓練，能夠克服乘馬的不穩定性。
為了抵抗騎兵的突擊，重型步兵不得不形成集群。與列成6排縱深的方陣、身穿全副盔甲、有巨大而堅硬的盾牌保護的技能熟練的羅馬士兵作戰，即使是全副盔甲、手持長矛的安息重型騎兵也不能戰勝他們。成縱深部署，擁有地麵這種較好的作戰平台，具有不必分心而集中精力於戰鬥的能力，聚集成無懈可擊的方形隊形，所有這些都意味著騎兵不能與這種徒步士兵組成的協同行動集群相抗衡。騎兵雖然也形成集群，並在一個指揮官的指揮下一起行動，但他們仍然必須作為個體戰鬥。這種屬性決定了他們很容易快速投入行動(因為他們可以不必保持隊形而全力實施戰鬥)，但這種個體戰鬥的特點也降低了他們與列陣步兵進行正麵戰鬥的效能。不過，騎兵是用於執行進攻任務的理想武器係統，它可以抵近並快速攻擊步兵薄弱的翼側和後方。
乘馬弓箭手與徒步弓箭手相比，具有更多的顯著不利條件。徒步弓箭手不必分神而集中精力於射箭，這使得他們擁有更快的發射速度，並且，即使排除穩定平台所帶來的好處不說，其射箭的精度也更高。像波斯弓箭手麵對希臘人那樣，徒步弓箭手還可以使用重量較輕的盾牌保護自己。騎兵無法以這種方式保護自己，因為他們仍然要使用弓箭和馭馬。此外，就像波斯人在普拉蒂亞攻擊希臘弓箭手時所看到的那樣，馬匹成了一個巨大而脆弱的目標。但是，徒步弓箭手沒有機會對抗重型騎兵。正像希臘重型步兵在馬拉鬆和普拉蒂亞擊敗波斯徒步弓箭手一樣，重型騎兵也能快速穿過落箭地帶抵近敵人，並以盔甲保護自己，使用矛槍和短劍打敗輕型步兵。即使弓箭手裝備的分量輕也不能使其獲得逃跑的機會，因為騎兵可以很容易地追上他們。
因此很清楚，如果克拉蘇的軍隊由一半重型步兵和一半老式波斯弓箭手組成，他就能夠抵抗住安息人的進攻。重型步兵可以保護弓箭手免受安息人矛槍兵的傷害，而弓箭手可以牽製安息人的乘馬弓箭手。不過，這樣一支羅馬軍隊也隻是具有防禦能力：它隻能控製其所占的地盤。
但是，地形嚴重限製了乘馬作戰方式的明顯優越性。騎兵在森林中難以發揮功能，若在密林中，甚至徒步弓箭手也處於劣勢，因為其視界和機動均受到限製。這種可怕的限製激發了安息人想要砍倒森林的靈感。多山國家對騎兵限製小一些，但其行動通常局限在山穀之中。正因為如此，安息人在其自己的國家是無敵的，但他們從未征服過羅馬人在敘利亞或亞細亞米諾的領地。
地理學關於地域性或民族性戰爭模式的研究大有可為，比如希臘人、波斯人、安息人的戰爭模式等。亞歷山大、迦太基人和羅馬人把這些方法結合起來，但安息的地形使得安息人重新創造了能夠成功對抗羅馬人的本民族係統。
騎兵的另一個缺點是它的費用高。在古代，一匹馬的費用相當於一個人；用保護性覆蓋物裝備馬匹，更增加了花費；而要負載盔甲再加上全副武裝的人，則要求健壯的戰馬。要飼養強壯得足以擔負這種任務的戰馬，更提高了戰馬的價格。甚至是輕型騎兵使用的較輕、較快牲畜也要求是特殊的品種。此外，乘馬作戰的人自身也需要更大的投入，因為他們需要比徒步弓箭手更多的訓練，以掌握從馬背上射箭的技巧；在馬上進行近距離戰鬥也比在地麵上需要更強的技能。這樣，雖然克拉蘇的軍隊在數量上是他的安息人對手的3倍，但其費用多不了多少。雖然會戰的結果充分證明安息部隊每一人的價格確實與羅馬步兵不一樣，但是價值上的差別也強有力地說明，在政府或指揮官決定以2-3個徒步士兵的代價換取1個乘馬士兵之前，必須清楚地形和戰術態勢對騎兵部隊的使用所具有的巨大影響。
乘馬作戰方式對攻城來說無多大關係。因為馬匹對克服溝渠和城牆毫無用處。實施攻城戰鬥隻能用步兵。當然，騎兵可以下馬戰鬥，但作為步兵戰鬥不僅浪費了他們所受到的訓練，而且他們還可能缺乏徒步戰鬥所必備的某些技能。他們的騎兵背景或許會使其具有這樣一種傾向，即反對攻城所必不可少的掘壕和工匠工作。
所以，在地形開闊的國家，由重型和輕型步兵的合成的軍隊，可以抵抗由輕型和重型騎兵合成的軍隊；而在多山、多林、斷裂地形較多的國家，騎兵則不能很好發揮效能。在這些地形上，步兵占據支配地位，必須以步兵同步兵作戰。裝備相似的步兵作戰，防禦的步兵比對方占有優勢。停止間的人員射箭或投石精度更高，並能利用自然遮蔽物或類似波斯人盾牌那樣的人工措施保護自己。居高臨下的陣地將使防禦者的投射武器在速度和射程上占據優勢。
插圖1.5 重型騎兵擊敗輕型步兵
另一方麵，重型步兵在與其他重型步兵作戰時，從防禦中卻得不到特別的好處；實際上，古代人認為迎擊衝鋒是差勁的戰術，而在接觸之前就向敵人發起衝擊比較得利。但是，他們比較看重居高臨下陣地在近戰中的價值。因為能夠增強防禦力量，所以防禦者大多提前倉促構築野戰築壘陣地。大流土三世在伊蘇斯曾使用了這種陣地，而勝利者亞歷山大也運用了這些陣地；但是，在某種意義上說，當羅馬人每夜都在營地周圍構築壕溝時，他們的任何作戰幾乎都是從防禦行動開始的。如果第二天他們從事戰鬥，那麽一旦戰鬥失利，便已經有了事先準備好的退避之所。無論何時，隻要時間允許，他們在占領陣地後就要挖壕。雖然重型步兵承擔了大部分挖壕任務，但輕型步兵也能從這些野戰築壘陣地中受益。
騎兵在防禦中與步兵相比就沒有什麽優勢。雖然輕型騎兵或許發現，原地不動有利於發射弓箭，但是他們沒有防護。對重型騎兵來說，防禦則明顯不利，他們在防禦中隻能要麽後撤，要麽衝鋒。
這種不同的行為是必然的，因為騎兵雖然是以個體戰鬥員為單位發揮作用的，但他們是兩個腦袋而不是一個腦袋，而其最得力的夥伴——戰馬的腦袋通常受訓極少。當戰馬的腦袋感到的威脅比騎手更大時，它會說：“跑，和馬群在一起”，於是便不停地跑下去，直至感到威脅消除為止。受驚嚇的馬匹不管騎手如何控製它們，都會騷動不止，從而使騎手無法使用所攜帶的任何武器，直至戰馬又能跑起來。一旦奔跑起來，戰馬可以提供一個相當平穩的短程武器平台，增大手持武器的速度，變成一個轉瞬即逝的目標，並且，在進攻中戰馬本身也能變為武器，踐踏它所碰到的任何防禦者。 [ 註：我得益於e.w.蓋爾中校解釋馬匹不適於防禦的段落。 ]
希臘人之間的戰爭展示了兩類步兵之間戰鬥的控製因素。投擲標槍的皮爾塔斯特對重型步兵的勝利，預示了安息人乘馬弓箭手對克拉蘇軍團的勝利。但是，由於輕型和重型步兵機動性之間的差別很小，所以皮爾塔斯特在使用其投了就跑的戰術時，要冒很大的風險。波斯徒步弓箭手在馬拉鬆和普拉蒂亞的失敗，顯示了在戰鬥中使用輕型步兵對付重型步兵的困難；大量波斯弓箭手形成聚集成靜止不動的集群，抵消了輕型步兵與重型步兵相比所具有的微弱優勢。但是，減輕重型步兵盔甲的重量，必然提高其機動性，對阻止標槍投擲輕型步兵基於優越機動性而建立的“飛行”戰術的成功大有作用。
在留克特拉會戰重型步兵與重型步兵的戰鬥中，伊巴密濃達應用了集中和包圍的思想。漢尼拔在坎尼以重型步兵組成兩支預備隊，以及西庇阿在紮馬對其步兵的使用，都發展了這一思想。步兵應用協同的關鍵在於使用預備隊以及集中和包圍的思想。羅馬人將其紀律嚴明的職業步兵區分為軍團、大隊、支隊和百人團，從而為建立具有協同和反應能力的預備隊提供了條件。指揮官可以在戰場上機動這樣的預備隊，運用它攻擊敵人翼側的弱點，從而實現對敵人的包圍。
亞歷山大創造了合成軍隊，使重型步兵對重型步兵戰鬥時的這種協同方式的實用性黯然失色。他靈活使用四種武器係統的每一種：在以輕型步兵與敵人進行前哨戰的同時，依靠重型騎兵擊敗敵人的騎兵，並攻擊敵人步兵的後方，然後運用重型步兵與敵人的步兵進行正麵交戰，並以輕型騎兵與敵人的某些騎兵作戰。即使亞歷山大沒有創造重型騎兵，毫無麻煩地驅趕了波斯人的通用騎兵，他也擁有優勢，因為在突擊行動中，防禦對騎兵沒有什麽好處。在對付敵人沒有協同的重型步兵時，以騎兵攻擊敵人的翼側和後方，通常能夠決定戰鬥的勝負。一個的例外發生在阿貝拉會戰，在那次會戰中，亞歷山大的騎兵突破了波斯人薄弱的中央。但是，實踐證明，希臘軍隊重型步兵的中央通常是難以突破的。
在無障礙、無築壘地形上，亞歷山大係統的勝利好像屬於騎兵數量較多、或質量較好、或同時具有這些因素的軍隊。坎尼和紮馬兩次會戰支持這一結論，盡管漢尼拔的步兵在坎尼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雙方步兵的密切協同在紮馬也起到了作用。羅馬人從未完全採用亞歷山大依靠騎兵的戰術，但他們之所以贏得對亞歷山大軍隊的關鍵性勝利，是因為其盟友在騎兵方麵提供了決定性的優勢。在與高盧人作戰時，他們自己的騎兵以及運用其步兵掩護翼側的協同能力，證明足以對付敵人的騎兵。但是他們戰勝高盧人，所依靠的基礎是其卓越的步兵以及掘壕防禦的力量。
在傳統的亞歷山大式會戰中，一個主要的例外戰例是一支騎兵占優勢的軍隊反而喪失了確保的勝利。這次偶然事件發生在兩個著名對手之間的內戰中。其中之一是羅馬的統治繼承者，軍事和政治天才尤利烏斯·愷撒，而另一位則是曾在三大洲取得許多著名的勝利，但缺少政治才能的鬥士龐培(pompey)。這兩位超一流統帥於公元前48年在法薩盧斯會戰中相遇。當他們相互對陣時，雙方各有一翼緊靠河岸。龐培理所當然地將其較強的騎兵並配屬所有的投石手和弓箭手配置在暴露的翼側。看到這種情況，經驗豐富而機智過人的指揮官愷撒不僅將所有的騎兵部署在那裏，而且以大約百分之十的重型步兵組成了預備的第四條戰線。他把這支預備隊部署在暴露翼側的後方，與其戰線成直角麵朝外配置。
正像愷撒和龐培所預期的那樣，龐培的騎兵驅趕走了愷撒的騎兵，並表現出良好的紀律性，接著轉回來攻擊愷撒的翼側。接著，愷撒命令其擔任預備隊的步兵大隊向前機動，他們“彩旗飛揚地快速前進”並“攻擊龐培的騎兵。攻擊是如此狂暴，以至於那些騎兵都難以站穩腳跟”。趕走龐培的騎兵之後，愷撒由重型步兵大隊組成的預備隊與龐培的弓箭手和投石手相遇。這些弓箭手和投石手“毫無防禦，孤立無援，被殘殺殆盡”。愷撒的預備隊在已經返回戰場的騎兵支援下繼續推進，攻擊龐培軍團的翼側。盡管龐培這位傑出將軍擁有優秀的騎兵，但由於既沒有預備隊，又不能及時組建，所以隻能導致失敗。但是，如果不是對付像羅馬軍團這樣協同良好的步兵的話，騎兵隻要能到達愷撒軍隊的翼側和後方，幾乎可以肯定，龐培是會取得勝利的。 [ 註：愷撒，《內戰》，第3卷，第93頁，轉引自a.c.皮斯克特翻譯的愷撒的《內戰》(倫敦，1914年版)，第329頁。 ]
雖然亞歷山大式會戰是輕型步兵前衛與輕型步兵前衛對抗，重型步兵戰線與對方的重型步兵戰線對抗，而騎兵則在翼側與敵人的騎兵交戰，但最理想的方式仍然是以一個較強的武器係統對付敵人一個較弱的武器係統。希臘重型步兵對毫無機動能力的波斯輕型步兵的勝利，投擲標槍的皮爾塔斯特對機動較慢的重型步兵的勝利，以及安息人對羅馬人的勝利等等，都是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戰術優勢的典型戰例。但是，當對方將其輕型步兵放在前麵作為前衛，以投射武器對付重型步兵時，那麽就必須以相同的武器係統與之戰鬥；同樣，必須以騎兵對付騎兵，因為每一位將軍都將其騎兵部署在兩翼，以便能夠到達對方重型步兵薄弱的翼側和後方。在法薩盧斯，當愷撒的重型步兵首先擊敗龐培的騎兵，接著又擊敗了他的輕型步兵，為其自己的輕型步兵、輕型騎兵以及配置在翼側的重型步兵部隊打開了道路，使之能夠攻擊敵人的翼側和後方，從而創造了鮮有的以一個較好的武器係統戰勝另一個武器係統的範例。以較強的武器係統對付較弱的武器係統是雙方指揮官追求的一個目標，但當雙方軍隊均由相同的武器係統組成時，要達到這個目標確實是一個困難。
就像在坎尼和紮馬的勝利一樣，愷撒在法薩盧斯的快速取勝，表明以突擊行動進行的戰鬥結束較快；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皮爾塔斯特以投擲標槍，或安息人在卡雷用弓箭對付克拉蘇，見效就要慢得多。但是，與愷撒在法薩盧斯的勝利不同，安息人的勝利是必然的，是建立在戰術和武器係統的運用優越，並擁有在該種地形上戰鬥先天優勢的基礎之上的。
這種優勢武器係統的勝利必然性，使得古代人無論何時都有選擇的機會。希望大象成為一種優越的武器係統，對古代人尋求優越武器係統的執著無疑是一個有力的解釋，可惜大象在戰鬥中的使用通常都是毫無效用的。最重要的武器係統消除了進攻與防禦的任何區別。亞歷山大的重型騎兵為他贏得了進攻，但安息人的騎兵，以及擊敗重型步兵的皮爾塔斯特，都是以攻擊來發揮其無上威力的，哪怕他們僅僅是為了達到防禦目的。
築壘幾乎總是為防禦者提供一個保障資源。在深溝高牆麵前，騎兵毫無用武之地，而據有築壘的防禦者在對付步兵時，則能獲得輕型和重型步兵的雙重好處。長期持續的攻城戰雖然發揮重要作用，但仍不足以剝奪防禦者所擁有的優勢。
實施進攻的指揮官麵對優勢武器係統時，如果他已從克拉蘇的災難中接受了一點教訓的話，那麽就應當放棄他的進攻計劃。如果攻防雙方所擁有的基本武器係統相同，而防禦者也沒有築壘作為依託，那麽古代人則尋找攻擊其對手弱點的其他手段。事實證明，雖然重型步兵在對付同類步兵正麵攻擊時是強大的，而對付重型騎兵的正麵衝鋒時則幾乎是無敵的，但他們的翼側和後方是弱點，哪怕是對較弱的重型騎兵武器係統來說也是如此。實施包圍進攻，是古代人找到的另一種打擊對手弱點的手段。由於方陣容易向右偏移，所以這種包圍行動實施起來比較自然，而斯巴達人所具有的較高協同水平，則使其利用這種包圍的能力比其對手要更有效。伊巴密濃達在留克特拉實施了一種不是建立在首先與敵人戰線重疊基礎上的包圍行動。他還有騎兵的支援，用於掩護其行動，並防止斯巴達人看到他的“神聖分隊”，以便使包圍實施起來更容易一些。
方陣缺乏協同性，用於包圍行動很困難；而亞歷山大則顯示出，騎兵具有機動能力，將其根據要求精心排列成陣，最適於實施包圍運動的進攻戰術。這種比步兵機動得更快，以及以與行軍隊形基本相同的隊形直接進入戰鬥的能力，使騎兵成為理想的進攻部隊，用於執行攻擊敵人翼側和後方這一最具決定性的任務。雖然在正麵戰鬥中與重型步兵相比較弱一些，但當騎兵攻擊敵人非預期翼側和後方時卻具有可怕的威力。
無論是使用一種或多種武器係統，兩支成分基本相同的軍隊交戰，都是以旋轉的方式實施包圍。在這種基本戰術的基礎上，發展了預備隊理論和將軍實施指揮而不是參加戰鬥的實踐。羅馬人改進了協同，使其更容易創建預備隊和提供對翼側及後方的保護，從而能夠運用步兵實施包圍。
後勤
士兵和補給品的準備
後勤包括對軍隊補給以及將補給品從一地運往另一地的方法；從廣義上說，甚至可以包括這些補給品的製造。經常的做法是通過戰爭支持戰爭，勝利的軍隊可以依靠敵人的費用維持自己。在沒有這種機會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民族)武裝部隊的規模則依其人口和生產力的規模而定。在古代，大多數人口都是從事農業生產，以供養他們自己，並生產一些剩餘供給隻占人口很少一部分的商人、工匠、僧侶和官員。這樣一個生產力低下的社會，隻能保持一支占人口很小比例的武裝。即使當國家已經有了長足發展的貨幣經濟時，原始的稅收、財政和銀行係統仍難以使貨幣快速增長。隻是到了相對現代化的時代，政府才有了稅收、微小的儲備銀行和貨幣鑄造，才能夠轉移占國家產值較大比例的財力支持戰爭。在古代，甚至這些機構也不能籌措多少財力，因為那麽多的人僅能維持生存水平，所以沒有什麽剩餘用於戰爭。即使是政治、經濟比較發達的羅馬帝國，也隻能保持少於其人口數量1%的武裝部隊。
由於既缺乏現實資源也缺乏財政資源，所以民兵成為普遍的兵員係統。在民兵係統下，部分或全部自由男性都有到武裝部隊服役一定時間的義務。通常，他們必須以自己的費用武裝自己，考慮到這點，政府可能會免除其一定的稅負。一些民兵經過訓練，也通常是用大部分時間訓練基本技能；而其他的民兵，則缺少戰鬥技能乃至專門的武器，比如，一些民兵就是將農業工具作為武器。雖然有時民兵是對職業士兵的補充，但經常的是由他們構成政府的整個武裝部隊。
民兵具有一個明顯的優點：在和平時期費用非常低廉；但低效能則抵消了它的低消耗。希臘人長期依靠民兵，因為隻有這樣，他們才能擁有與其強大對手波斯人所擁有的職業軍隊同樣數量的軍隊。羅馬人一開始也依靠民兵，但同希臘人一樣，他們發現連綿不斷的戰爭使得專業軍隊不僅更有效能，而且也更重要。再者，民兵不能從事長時間的戰爭，甚至是一次較長時間的戰役，因為他們必須返回民間職業。換句話說，政府可以提供龐大的民兵，但隻能提供一段很短的時期。當戰爭持續時間較長時，一支能夠在較長時期內始終保持武裝的職業軍隊，就具有明顯的優點了。即使是不進行連綿不斷戰爭的政府，也可能比較喜歡職業軍隊，因為這樣可以使其公民隻承擔稅收，而不必承擔軍事服務的費用、不便和潛在危險。一支由職業軍人組成的軍隊雖然規模小，但其優點是士兵們的戰鬥技能水平比民兵這種業餘士兵更高。
在和平時期供養一支軍隊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困難。由民兵組成的軍隊通過其民間的農業、商業或工業等正常職業供養自己。政府也能比較容易地滿足職業士兵的需要，因為他們通常能夠對全國做出貢獻，並可通過建立起來的民間市場組織穩定地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大部分基本食物。
無論是民兵軍隊還是職業軍隊，隻要集中起來，就會帶來食物供給的問題。一支集中起來進行一次戰役的軍隊，就相當於一個城市：人口密集，又不生產自己所用的糧食。但是，軍隊又不同於城市，既沒有原已存在的運輸網，也沒有任何已有的在當地供給各種需要的模式。
一支軍隊在特定地區獲得食物供給的能力，部分地依賴於一年中的季節。如果一個地區在食物上能夠自給自足，可以通過購買或強迫的方法從當地儲存的食物中獲得供給。收穫剛結束，軍隊就擁有當年收成的使用權；如果處在即將收穫之前，軍隊就會發現糧倉都是空的；而在冬季，處於兩次收穫之間，糧倉內將隻有6個月的供給。
軍隊規模與其集中地域人口的比例也影響對軍隊的供養能力。假定士兵剝奪居民的所有東西，如果士兵與居民的比例是1:1，那麽士兵能夠生存一個居民能生存的時間。如果士兵與居民的比例達到10:1，那麽士兵們的生存時間隻能是居民生存時間的1/10。例如，如果軍隊在收穫之前180天到達一個地區，而其數量是當地居民的10倍，假定它找到了所有的食物，並且一點不給當地居民，在其離開之後讓當地居民毫無生存的依賴，那麽它也隻能在當地駐紮18天就必須離開。當然，軍隊可以在一個較大的地域展開，從而有效地降低士兵與居民的比例，這樣它就能在當地駐紮較長的時間。
一支強大的軍隊要在一地駐紮較長的時間，就必須擁有水路運輸通道。在羅馬帝國時代，航船通常很小，船的長度達到180英尺就是非常不一般了；其寬度是全長的1/4到1/3；較大的船上設有覆蓋著甲板的深船艙。由於這些船採取短粗設計，並且隻用單個桅杆，所以航速非常慢。原始的帆具使其不能頂風航行，而導航用具的缺少，則意味著水手更喜歡在能看到岸邊的水域航行，而且晚上還要在岸邊找一個掩蔽之所過夜。同時，哪怕是一隻小船，也能運載60000磅食物，是20000人一天的消耗量。水路運輸的替代辦法是陸路運輸，這就意味著要麽使用平均每小時隻能走2英裏的速度緩慢的牛車，要麽使用隻能馱載100磅的毛驢。缺乏合適道路也限製了牛車的使用，甚至在經過修整的交通幹線上，最好的陸路運輸工具的費用也至少是水路運輸的30倍。
因此，軍隊發現，要從其直接集中地將補給品拉來，無論距離遠近，都是一個巨大的困難。一支強大的軍隊要在一地停留較長的時間，通常必須有水路運輸通道。一支與駐地居民和資源之比很大的軍隊，除非擁有方便的水上運輸，並有可供船運的豐富補給，否則隻能經常向新的地區機動。這種因後勤需求而實施的機動，可能正好適應抵抗或進攻敵人的需要。
騎兵帶來了另一個主要的補給難題，在戰鬥中，一匹馬一天的消耗限額是20磅。如果軍隊馬匹數量與集中地馬匹數量的比例，與士兵與當地居民的比例相同的話，那麽當地供養馬匹的時間與供養士兵的時間相同。但是，如果軍隊馬匹的比例較大，那麽飼料的數量將決定軍隊在一地能停留多長時間。一支完全由騎兵組成的軍隊，比一支僅由步兵組成的軍隊所進行的機動要更加經常得多。如果軍隊的集結地區距離敵人較遠，那麽它可以疏散軍隊，從更大的地區籌集給養。如果有騎兵，可以將他們疏開得更遠，因為騎兵具有較強的機動能力，在相同的疏開程度下，騎兵可以比步兵更快地再次集中起來。這樣，依靠騎兵較強的機動能力來滿足對飼料的需求，才不致迫使步兵在消耗完當地的食物資源之前離開該地。
軍隊的其他大多數需要都是不必在戰役當年必須補充的。雖然鞋(假如有的話)可能需要補充，但衣服至少可以穿著一季。由於會戰並非經常發生，所以最初的攜帶的投射武器可能夠用了。軍中工匠可以修理甚至製造所需要的物件。
氣候對軍隊作戰也有影響。寒冷的天氣和隨之而來的牧草短缺，嚴重影響(盡管很少阻止)冬季戰役。
道路的質量製約軍隊的運動。它限製軍隊的行軍速度以及馱載牲畜和輪式運輸車輛的使用。多山地形意味著道路稀少，隻有山穀才有。道路的數量是重要的，特別是如果軍隊通過地區的軍民比例較大時，尤其如此。這樣的軍隊會發現，他們需要疏開，沿數條道路行軍，以便找到足夠人員和馬匹消耗的食物。
因此，軍隊的運動取決於幾個因素。規模小、馬匹少的軍隊會發現他們受後勤因素的製約較小，能夠集中行動，在一地停留較長的時間；而規模較大、馬匹較多的軍隊則不得不盡可能疏散和更經常地運動。
希臘民兵像僱傭兵一樣，自己武裝自己。在希臘城邦間戰爭的典型戰役中，士兵們背負用於磨麵和烤麵包所需的小麥以及其他的日常用品。他們帶著小麥和磨麵的手磨，因為小麥比麵粉便於保存。重型步兵有許多僕人、奴隸隨伴，幫助他們攜帶東西，研磨麵粉和烘烤麵包。士兵們就著肉、乳酪和蔬菜(比如洋蔥)吃麵包。
持續時間短的戰役開始之前，政府給士兵們發錢去買給養，並明確戰役將要延續多少天。但另一方麵，政府則很少給士兵補充給養。在持續時間長的戰役中，士兵隻能指望用自己的薪水購買食物和飲料。士兵的薪水與熟練的工匠差不多，因此一般能夠滿足需要，除非供應不足迫使價格上漲。即使在長期戰役中，政府也不提供給養倉庫，而是使用軍隊原有的倉庫。
在盟友領地上發生戰役時，軍隊要求士兵購買補給品，但這一習慣使得他們在敵方領地也常常照此辦理；而在那裏，入侵者本來是可以利用敵人的資源生活，並以搶劫來代替付款的。無論購買還是搶劫，軍隊都依賴商人。這些商人隨軍行動，提供他們的物品供士兵購買。因此，希臘人信任私人企業，讓他們作為自己的物資供應所，甚至在敵人的領地上也是如此。在敵對國家，由於士兵們尋找給養的能力較弱，在尋找過程中也有必要疏散，從而使得指揮官們依靠本地商人，因為他們可能知道敵方領地可以提供的給養的位置。
雖然依賴私人業主的活動，但希臘軍隊還真正擁有一種原始而又集中的物資供應係統。比如，當一位希臘指揮官俘獲了一批裝滿食物給養的敵人船隻，他就將食物出賣，並用這些收益支付那些從商人那裏購買他們食品的人的工資。這一係統還確保了在敵國生成利潤，因而為政府或將軍們所慣用。
亞歷山大在波斯戰役中的後勤保障
亞歷山大大帝的波斯戰役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古代組織有效補給的範例。與希臘人不同，亞歷山大及其父親不信任私人企業主為軍隊提供必需品補給的主動性，而是擁有一個為集結起來用於波斯戰役的龐大軍隊提供補給的軍隊組織。此外，亞歷山大的父親還通過減少保障士兵的隨從數量的方法，使軍隊的後勤需求實現了最小化。由於馬其頓人不像希臘重型步兵那樣，必須自己背負盔甲和武器，所以亞歷山大的軍隊每4名士兵才有1名隨從。因為一名士兵可以負重80磅進行長途行軍，所以軍隊攜行了許多自己的包裹，但是，由於隨從較少，能夠攜帶的自身食品也較少。
需要運輸的其他軍隊物資，主要依靠馱馬和馱騾，每匹可馱載200磅左右。盡管“牲畜拉的比馱的多”是至理名言，但比起四輪馬車和牛車來馬其頓人還是更喜歡馱載牲畜。這不僅是因為這些牲畜能夠更容易地隨軍通過複雜地形，而且是因為古代低劣的馬具使牛車和四輪馬車比馱載牲畜的效能高不了多少。牛軛更適合公牛，而馬或騾要拉車的話便不能發揮其最大的效能，因為馬具會擠壓它們的氣管。公牛比馬更強壯，並能用脖子有效地拉車，但是牛的性情不可靠，它比馬的耐力差，並且每小時隻能走2英裏，而馬卻能走4英裏。公牛甚至跟不上步兵每小時2.5英裏的平均行軍速度。
軍隊還需要馱載牲畜運輸諸如帳篷、攻城器具、組合工具、醫藥物品以及其他物件，軍中每50人至少需要1頭馱載牲口。這樣，當亞歷山大跨入亞洲時，其軍隊、隨從以及其他人員總共可能有65000人；他需要1300頭馱載牲口運載不能由人背負的裝備。
亞歷山大計劃的戰役開始時間正好是在收穫之前。過早開始戰役，他將把自己置於一個糧倉罄盡的國度，該國的部分人口正在飢餓中掙紮，等待著穀物的成熟。此時開始，他還能保護自己的補給船隊免遭更強大的波斯海軍的打擊。波斯海軍擁有數千名劃手和水手，在收穫新的穀物補充其艦隊所必需的庫存之前，他們不可能出海。進入亞洲時，亞歷山大擁有10天的穀物儲存，每人每天3磅，每頭牲口每天10磅。他把大多數穀物儲存在船上，因為軍隊多攜帶1天的穀物，就需要另外增加1100多頭馱載牲口，為65000名人員、6100匹戰馬、1300頭馱載牲口運送269000磅的穀物。但就是這些最初的儲備，使他在格拉尼卡斯與波斯軍隊相遇和在安納托利亞建立起自己的控製時，不必四處掠奪。
擊敗波斯軍隊之後，部分是出於後勤原因，亞歷山大沿海岸路線推進。在那裏，他找到了高產的農業和擁有便於收集食物的發達運輸網的城市。這樣，他通過徵集或從在收穫季節食物豐富的城市購買的方式補給了他的軍隊。沿海路線還提供了便於行軍的密集而良好的道路，這樣，軍隊每天就可以行進15英裏，而且每周可以休息一天。這既使士兵得到了休息，又使馱載牲口可以卸載，有時間放牧去補充它們的食物。這條路線上還有主要河流，滿足了軍隊每天90000多加侖飲用水的供給(每人每天半加侖、每頭牲口每天8加侖)。亞歷山大可以依靠船沿海岸從一地向另一地運輸補給品，甚至在圍攻一個缺水半島的城市時用於運水。一條大型商船每天能夠運輸400噸物資，相當於4000頭馱載牲口的運輸量。
波斯人控製著海洋，但亞歷山大卻能依靠他的貨船沿安納托利亞海岸保持交通線，因為古代戰船在海上隻能停留有限的時間。一條小的輕型戰船載有200名水手和劃手，用於提供戰鬥力和無風時的推動力。但是，200人每天需要600磅食物和100加侖(800磅)水。那時船的設計是盡量使船上的每一樣東西達到最輕，以便提高船速，因此隻能攜載有限的食物和飲水。船隊缺乏遠航的能力，隻能在距岸較近的水域，以便經常靠岸補給。一次，馬其頓部隊通過在一條河流的入海口沿岸巡邏的方法，趕走了波斯人的船隊，使其不能靠岸補充飲水。一支如此受後勤製約的船隊要實施嚴密的封鎖確實很困難。
亞歷山大在將近秋天時到達安納托利亞的西南部，並在進軍途中征服了這個國家。冬天，他把龐大的軍隊分開疏散，這樣既有利於補給，也能夠將此國家更多的地區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第二年，他在7月底開始進軍，這與安納托利亞中部海拔較高的地區稍後的收穫季節基本一致。但是，他不得不在通過這個極其缺水的荒涼地區之前預做準備。由於僅每頭馱載牲口每天就要飲用8加侖水，所以他不能指望它們運水。
在首先確保該地區的人民臣服，並可能掌握一些人質，以使其繼續保持忠誠之後，他派出先遣部隊沿著預定路線出發了。這些部隊攜帶著自己的給養，並攜帶或在當地徵集更多的補給品，以建立起儲藏所。此外，還在小溪上建起了堤壩，從而使溪水增加到3倍的水量。因為，在流動的小溪中，2/3的水在士兵能夠解渴之前就流走了。由於在當地政府的合作下做了這些準備，所以亞歷山大能夠順利通過這一原先既無食物又無飲水的82英裏的地區。
地圖1.2 波斯帝國(虛線為亞歷山大進軍路線)
在這次沿地中海東海岸向埃及的進軍中，證明海運是不可或缺的。在對築壘港口城市提爾(tyle)長達7個月的圍攻期間，城市附近的一條河流為亞歷山大的軍隊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但是附近農業地區的收成卻比軍隊穀物需求的1/10還要少。雖然馱載牲口能夠從方圓60英裏的範圍內運輸穀物，但即使在此範圍也無法滿足攻城者的需要。水運使攻城成為可能。在收穫季節，由提爾向南進軍埃及的途中，軍隊找到了充足的軍糧補給，但又不得不依靠水運給部隊運輸飲水。在深秋時節開始的征服埃及的過程中，亞歷山大在尼羅河穀度過了整個冬季。
在征服龐大波斯帝國和入侵印度的漫長戰爭中，亞歷山大所遇到的後勤困難比從海利斯龐特到埃及的行軍中所遇到的困難要大得多，但即使戰役的這一部分也顯示出供給的重要性，並充分說明窘迫的後勤不僅製約軍隊的運動，而且製約其在一地的駐紮。
亞歷山大由印度返回的旅途展示了行軍會冒著多麽大的風險。他計劃沿阿拉伯海北海岸，穿過蓋得羅西安沙漠行進，以便從船隊獲得補給。軍隊應當控製海岸，並從該地區的季節河向船隊提供飲水補給，這些河流在夏天的雨季將被雨水充滿。但是強大的季風捲走了雨雲，使船隊無法出航。亞歷山大不能折返，因為為了迫使當地統治者屈服，所過之處已被劫掠毀壞一空。所以，亞歷山大被迫在隻有一點食物，而且河流之間距離也很大的情況下，穿越150英裏的沙漠地帶。並且，據亞歷山大征服史的歷史學家記載，在行軍中，軍隊“遇到了由很厚的砂子堆積而成的高大山脊，沙地稀鬆癱軟，人走上去就像走進泥沼或是走在未經踐踏的雪地上”。隻是由於非凡的領導，才使其軍隊經受住了如此殘酷的考驗。 [ 註：阿利安，《遠征》，第6卷，第24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83頁。 ]
士兵們“宰殺了大多數馬匹和騾子”以為食用，意味著軍隊已經沒有多少手段保持其戰鬥力了。“這樣，許多人被沿路丟在了後麵，一些是由於疾病，而其他人則要麽因為疲勞，要麽因為炎熱，要麽因為不能忍受幹旱饑渴。”為了避免炎熱，軍隊“基本上是夜間行軍，一些人因為睏倦而倒在路上；醒來後，那些仍有力量的人跟蹤軍隊而去，但隻有很少一部分能夠安全地追上主力，其中的大多數都死亡在沙漠中，就像海上偏離了航線的人”。 [ 註：阿利安，《遠征》，第6卷，第25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83、584頁。 ]
即使是下雨，雖然使河流充滿了流水，使倖存者免於渴死，但事實證明，它也是一個危險的敵人。“一次，因為水的緣故，軍隊露營在一條冬季會發洪水的小溪附近。大約在夜晚的第二班哨時，因為山區下了大雨，山洪暴發，溪水猛漲，在士兵們尚未感覺之時，洪水順河而下。山洪迅猛異常，以致捲走了隨軍行動的大多數士兵的妻子和孩子，掃蕩了皇家所有的行李以及沒有卸載的牲畜。士兵們在經過艱苦的努力之後，才得以保全了他們自己。”在這次行軍中，亞歷山大能將其1/4的軍隊帶回來，確實是一個偉大的壯舉。 [ 註：阿利安，《遠征》，第6卷，第25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84頁。 ]
這次經驗最生動地說明了古代軍隊為什麽在計劃行軍路線時必須選擇食物和水源充足的地區，以及為什麽必須避開在收穫之前的時期行動。他們需要當地居民的好感，但可以依靠高壓政治；不過強迫比合作獲得的食物更少。將軍隊分散成小組，沿多條路線不同的路線行進，對保障龐大軍隊的食物供給能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而在冬季分散軍隊則使其能夠在農產品更富足的地域籌集食物。
要靠後方的倉庫實施補給，就要依賴海運或河運，因為馱載牲口隻能在半徑60英裏的範圍內攜運有用的東西。當然，遠距離水運的運用也意味著，對於實施遠距離機動的軍隊來說，後勤組織以及用於獲取水運的補給品的經費或權力是非常必要的。亞歷山大的波斯戰役充分說明，其嚴密組織起來的王國擁有所有這些後勤保障必需的條件。除了一次在沙漠中近乎災難的經歷以外，亞歷山大及其軍隊在漫長的波斯戰役整個過程中，均保持了充足的供應。
亞歷山大卓有成效的保障係統，是羅馬政府賴以維持其軍隊後勤組織和方法的鮮明例證。羅馬嚴密的後勤保障係統，使其與敵人在這方麵相比，總是處於同等而且通常是優勢的地位，並由此形成了支持其征服戰略成功和保護帝國生存的基礎。
戰略
持久戰略與襲擊戰略的區別
軍事戰略把戰術與後勤結合在一起，以計劃作戰的實施。按照傳統的定義，戰略有三個部分。大戰略，把政治目標與軍事手段結合起來，決定戰爭實施計劃的廣泛輪廓。嚴格意義上的戰略，必須解決陸軍和海軍的集中與機動問題。戰略最低的分支是大戰術，考慮軍隊機動及為會戰創造條件的通常行動等問題。本書使用戰略這個術語，是指嚴格意義上的戰略和大戰術。這一直是戰略這個術語傳統上所表述的領域。在本書所有運用這一術語的地方，均僅指其軍事內涵，將不涉及政治、經濟或其他這類影響力量之間關係的因素，這類因素最好限製在大戰略的概念之內。如果從總體上說，這一界定與當前美軍稱為戰役的概念略有區別。
正像古代戰爭所展現的那樣，當代戰術家已經考慮到的大多數可變因素，在戰略的幾乎所有方麵都有先例。古代戰爭藝術大師們在他們的戰略中所表現出的洞察力和複雜性，其後很少有人能夠超過他們。
古代的戰爭經常使用襲擊。襲擊是一種對敵國短暫的侵擾，而入侵則是暫時或永久地占領被入侵的領土。雖然襲擊是軍事行動的一種形式，但它的目標常常並非純軍事目標。比如，襲擊者盡量避免發生軍事衝突，入侵外國領土可能僅僅是為了達到獲取戰利品的純經濟目的。這種襲擊還可能是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襲擊者造成破壞但不能獲得額外的效益；這種襲擊(或這種襲擊的威脅)是為了從被侵入國獲得政治特權。如果襲擊者擁有騎兵而對手沒有，那麽他們的襲擊可能不必冒嚴重的戰鬥風險。如果襲擊者與防禦者擁有相似的武器係統，那麽襲擊者就要冒較大的衝突危險，但仍能把撤退放在首位，擺脫追擊。
不管是為了達到什麽目標(經濟的、政治的或軍事的)，襲擊給襲擊者和防禦者提出了相似的問題。襲擊的短暫性並非意味著一定要避免衝突：一支優勢的軍隊可能確實要在敵人的領地內尋機會戰，但並沒有要留在那裏控製被入侵國的打算。
這樣，人們就可以區別襲擊性與持久性入侵戰略了。前者隻是在敵人領土上短暫存在，而持久性進攻戰略的目的則是要長期乃至永久地占領敵人或盟友的領土。持久性防禦戰略就是要設法防止這種占領。防禦者和進攻者的持久性戰略，都設想兩支主要敵對軍隊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而與此不同，襲擊者經常能在不發生重大軍事衝突的情況下達到其目標，而且他們常常設法做到這一點。
古希臘人經常運用襲擊戰略。他們隻有有限的政治目的，很少設法徹底打倒敵人。他們常用的方法是，在即將收穫之際侵入鄰近的城邦，毀壞對方的莊稼。他們還可能以燒毀建築物、砍倒橄欖樹和葡萄樹的方式進行更嚴重的破壞。被入侵的城邦有一個選擇：要麽屈服，失去農業資源；要麽召集起民兵組成的重型步兵進行戰鬥。
如果被入侵的城邦抵抗，戰鬥通常在雙方同意的平地上進行。若防禦者已經在山上占領了有利的陣地，襲擊者會“拒絕在這種地形上與之作戰，而是繞過去”，歷史學家波利比奧斯解釋道，“去摧毀其領地”。這不僅迫使防禦者離開有利陣地，而且誘使他們去攻擊分散實施破壞的入侵者。若入侵者占據有利陣地等待對方來攻擊，防禦者就會在等待入侵者出來，因為他們很容易獲得補給，而深入敵國的入侵者則不行，不得不離開陣地尋找食物。即使入侵者有辦法在有利陣地上等待，他也就大大喪失了襲擊的作用，因為防禦者就能收穫自己的莊稼了。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18卷，第31頁第8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5卷，第155頁。 ]
較強的一方不得不依靠這些破壞性襲擊，因為他不能迫使弱者在敵強己弱的條件下與之作戰。較弱的軍隊可以躲避在城牆之後，以便在戰鬥中居於有利位置，或者幹脆利用比強軍追擊更快的速度撤退。實際上，簡單的辦法是，弱方可以實施無規律的機動，在其機動的鄉下獲得補給，並相當容易地躲避強方。古代戰爭的指揮官們常常無法誘使不願作戰的對手與其交戰，因此他們不得不想方設法擺脫這種窘境。破壞性襲擊既提供了一種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替代物，又提供了一種迫使弱軍交戰的手段。
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襲擊戰略迫使敵人要麽拱手讓出襲擊者所期望的政治特權，要麽進行交戰以保護自己的莊稼。如果防禦者感到被打敗的風險大於負擔政治特權的風險，那麽他就會屈服；如果相反，他就將進行戰鬥。但是也有第三種選擇：如果防禦者認為襲擊者的政治要求太讓人難以接受而通過會戰獲勝的機會又太渺茫，那麽他可以忍受襲擊代價，將軍隊始終保持在有利陣地上或者城牆之內。
希臘人運用襲擊同時追求軍事和政治目標。如果破壞敵人的莊稼能獲得政治特權，那麽襲擊就直接達到了它的政治目的。如果由此引發了與弱敵軍隊的作戰，那麽襲擊也就達到了軍事目標，會戰的勝利也能導致預期的政治結果。這種雙重目的的襲擊僅代表了一種襲擊類型，並且在把軍事與政治目標結合在一起方麵是相當有特色的。
在重型步兵會戰中獲勝的一方通常也就贏得了這場短暫的戰爭，盡管會戰可能既不血腥，失敗者的損失也不慘重。但是，由於其政治目標非常有限，比如吞併一小塊領土，所以一次軍事行動的勝負也就足以影響戰爭目的的達成與否了。通常，戰爭消耗與政治目標的大小成正比，適度的目的隻需要較小的付出，而大的目標則需要付出較大的代價和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如果戰爭後果的重要性意味著一方比另一方更大，那麽看到戰爭賭注更大的一方將成比例增大其努力。最好的古代統帥和政治家都看得很清楚，沒有必要為有限的目標付出無限製的努力。
希臘人的襲擊戰略是其依賴民兵部隊的直接結果。常備軍或許會擁有築壘戰略要點，並可在邊界抵抗襲擊者。使用民兵是導致戰爭短暫的重要原因。在一個僅能維持生存的社會裏，雙方都不可能動員軍隊很長時間，使士兵長期離開民間職業。襲擊戰略的另一個原因是鬥爭雙方地理幅員較小，而且相對於要防禦的空間和莊稼來說民兵部隊的規模過大。在與波斯人進行的戰爭中，一位斯巴達國王曾以襲擊破壞了小亞細亞的一部分，這一地區比希臘的總麵積還大。他運用這一戰略隻是打擊了波斯偏遠省份的一小部分，結果，想迫使波斯國王遠遠移居到美索不達米亞的目的徹底失敗了。
亞歷山大的戰役：一個作戰、後勤和持久戰略的例子
亞歷山大大帝對大流士三世所統治的波斯帝國的入侵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以占領敵人國土為目的的，持久戰略的例子。亞歷山大的政治目標太野心勃勃，以致即使運用其龐大的軍隊在波斯領土實施非常廣泛而具有破壞性的襲擊，也是很困難的。
亞歷山大率領著大約35000也可能將近50000步兵和騎兵，比波斯人駐安納托利亞的軍隊龐大多了，而且他還有敵人完全不了解的武器係統——禁衛軍重型騎兵。雖然波斯人擁有強大的僱傭希臘重型步兵，但他們認為亞歷山大在步兵方麵占有優勢。在國王未出席的情況下，關於是以戰鬥與亞歷山大對抗，還是主要破壞亞歷山大的後勤基地從而擊敗其軍隊的問題，在波斯將軍們之間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希臘步兵的指揮官向將軍和官員會議提出建議：“不要冒與馬其頓人衝突的危險，因為他們的步兵與自己相比占有絕對優勢，而且是亞歷山大親自帶領；相反，大流士卻未在這裏。這位指揮官建議，前去以馬匹踐踏牧草，毀壞飼料，燒掉鄉下的莊稼，甚至連靠近城市的地區的莊稼也燒掉。‘這樣’，他說，‘亞歷山大由於缺乏給養就不能在國土上停留’。”如果切實運用這樣一種後勤戰略，肯定能夠在一塊僅有少數集中耕作的國土上擊敗亞歷山大的入侵。而且，波斯人控製著海洋，將能阻止亞歷山大橫跨愛琴海從希臘運來食物補給其軍隊。
此外，在早先的普拉蒂亞戰役中，波斯人曾經運用過這種後勤戰略。精明的波斯指揮官沒有用進攻去打敗希臘人的進軍，而是運用其精良的騎兵襲擊希臘軍隊的補給線，從而迫使希臘人從普拉蒂亞的有利陣地撤退。波斯騎兵本已截獲了一些補給品，但接著被派往希臘人後方的一支騎兵分遣隊，“與正向希臘人營地運送物資的、剛剛進入平原的由500匹馱載牲口組成的運輸隊遭遇……看到這個囊中之物，波斯人立即發起了攻擊和屠殺，連人帶牲口殺得一個不剩，直到屠殺夠了，才帶著剩下的東西”返回波斯營地。這增大了波斯人本已充裕的補給，因為在底比斯附近波斯人擁有“自己充足的糧食儲備，也有足夠的牲畜飼料”。 [ 註：希羅多德，《波斯戰爭》第9卷，第39、41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1卷第533、534頁。 ] 由於切斷了處於駐紮狀態的希臘人的補給線，而且波斯騎兵還暫時控製了向希臘大部分軍隊提供飲水的泉眼，所以希臘軍隊隻能“坐以待斃”。希臘軍隊發現他們的補給態勢十分嚴峻，飲水缺乏，“所攜帶的補給品坐吃山空；派出去尋取給養的隨從由於遭到波斯騎兵的阻擊，通道被封鎖而無法返回營地”。 [ 註：希羅多德，《波斯戰爭》第9卷，第50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1卷第537頁。 ]
雖然具有這種經驗，而且希臘步兵的指揮官提出了建議，但是波斯人的會議仍然拒絕採取後勤戰略，距亞歷山大軍隊最近地區的官員主張，“他將不允許其統治下的一所民房被燒毀”。 [ 註：阿利安，《遠征》，第1卷，第12頁，第7行，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18頁。 ]
於是，波斯人的會議選擇了戰鬥戰略，他們的軍隊在亞歷山大軍隊進入亞洲或不久即與其進行了交戰。格拉尼卡斯河會戰中，亞歷山大的禁衛軍騎兵擊敗了波斯人的通用騎兵，接著又從翼側和後方攻擊了他們僱傭的希臘重型步兵，從而使波斯人輸了他們的防禦會戰。這次會戰中，波斯人損失慘重，他們的步兵死的死，被俘的被俘。此次失敗及其所造成的心理影響，決定了在亞歷山大軍隊通過安納托利亞的整個進軍中，再無波斯野戰部隊與其作戰。與此同時，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大流士開始組建新的軍隊。
在實施入侵的過程中，亞歷山大除了採用戰鬥戰略別無選擇，因為他沒有攻擊波斯軍隊後勤的手段。但是，他確實可以選擇對付強大的波斯艦隊。這支艦隊有效地製止了馬其頓人大部分跨愛琴海的運輸。“雖然他們處於優勢”，亞歷山大的幹將，聰明而又經驗豐富的帕爾梅尼奧(parmenio)還是“建議亞歷山大進行一次海戰，以期希臘人能夠以自己的艦隊戰勝波斯艦隊……他還極力解釋說，如果他們贏得了海戰，就能為達成這次戰爭的主要目標創造了重要的有利條件；而如果他們被擊敗，也不會造成重大影響；因為即便如此，隻不過是波斯人繼續保持製海權而已”。亞歷山大卻堅持，他不想因如此“不可靠的一個因素”而放棄製海權，因為在海上“馬其頓人擁有技能和勇氣上的優勢”。但是，他強調了海戰一旦失敗的政治後果，那將會對“他們天下無敵的戰爭聲望造成不小的影響，還有其他原因，特別是希臘人因受其海戰失敗消息的鼓舞，可能會產生勇氣，企圖發動革命”，反對馬其頓人對希臘的統治。 [ 註：阿利安，《遠征》，第1卷，第18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25頁。 ]
但是，亞歷山大可以不採取戰鬥方法而採取後勤方法，即“通過在陸上擊敗波斯軍隊的方法擊敗波斯艦隊”。亞歷山大解釋說，“如果他攻占了沿海城市，就能使波斯艦隊化為烏有。因為那樣的話，波斯艦隊不僅找不到徵募水手的港口，而且在亞洲的所有海港都無法得到船隻”。一開始，這一戰略也適應其後勤需求：沿著肥沃的安納托利亞海岸進軍，並保持與其沿岸運動的補給船隊的接觸。 [ 註：阿利安，《遠征》，第1卷，第20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427頁。 ]
這條進軍路線還有一個重要的政治上的有利條件，沿岸地區的人口希臘族人占大多數，經常起義反抗波斯當局。由於亞歷山大代表著希臘城邦聯盟，所以他發現安納托利亞的希臘人城市容易向他屈服。亞歷山大打算尋找這樣一個堅實的政治基地，以利於對波斯的征服，因為他明白這是成功的基礎。麵對這樣一群由波斯國王臣民組成的聯合起來的政治反對派，亞歷山大在格拉尼卡斯的勝利就顯得不那麽重要了，因為盡管擁有強大的軍隊，他也不可能統治這樣一個龐大的敵對國家。在亞歷山大的進軍過程中，希臘人的城市紛紛臣服，他扮演了一個把他們從波斯統治者手下解放出來的角色，並從這些臣服城市及其附近地區的人員中指定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官員。
亞歷山大的這次入侵，顯示了實施以征服國土為目的的持久戰略的兩個可變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亞歷山大率領其龐大的軍隊進入一個像希臘那些城邦一樣的小國家，那麽他的軍隊與地域空間的比例就會使該國的人民大眾不可能進行抵抗。但是他所進入的安納托利亞雖然僅是波斯帝國的一個地區，如果麵對真正的政治反對派，要使這樣一個大國臣服，並使之保持下去，那麽他也會深感人手缺乏。亞歷山大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他在那裏找到並精心而又精明地培養了政治上的支持者。
亞歷山大的成就說明了政治態度和培育政治態度的重要作用，而敘利亞的安條克七世的經驗則更生動地展現了這一點。公元前130年，安條克七世由伊斯特進入美索不達米亞，以收復其當時被入侵的安息人所占領的領土。安條克在戰場上打敗了安息人，受到希臘文化城市和許多其他不滿安息人統治的城市的歡迎，他僅經過一次戰役便征服了美索不達米亞，並把安息人趕回了自己的老家。為了確保他的征服，安條克在被征服的領土上過冬，將其軍隊分散駐紮在幾個城市裏。但是，軍隊的消費，以及他們令人討厭的行為，使這些城市疏遠了安條克。這些城市渴望恢復安息人的統治。與此同時，安條克國王顯然更熱衷於以飲酒作樂打發冬天，而忽視了作為指揮官的職責。安息間諜設法安排安條克駐軍城市的人民同時攻擊其士兵，與此同時，安息人早已占領了戰場，在當時歡迎安條克的地區找到了補給和支持。安息人殺了安條克，並與駐軍城市的居民一起俘虜了大部分驚惶失措的軍隊。
波斯帝國的大多數非希臘人地區也向堅定而寬宏大量的亞歷山大屈服了。但是，由於亞歷山大的統治既寬鬆又精明，所以他們沒有像安條克的支持者那樣轉過來反對他。馬其頓人國王在波斯帝國保持了半個多世紀的平穩政治形勢，已經形成了令人矚目的向心趨勢，當然也伴隨著經常的叛亂。這些叛亂通常是由稱為總督的當地統治者領導的。這些王侯要保持他們對整個波斯帝國的權威，確實困難重重，而且衝突不斷。大流士三世隻統治了兩年，既沒有建立起權威，也沒有樹立起威望，其原因隻是由於他出身於皇族的一個遠支，而且是通過暗殺兩個前任爬上王位的。
亞歷山大利用這種政治形勢，而且通常能夠確保大多數總督轄地的服從，叛亂的地區甚至在他跨越邊界之前就屈服了。然後，他聰明而又小心翼翼地保全既得利益，常常給那些服從於他的總督賦予權力。
即使中央政府沒有這些政治弱點，地方當局也會發現，在亞歷山大打敗波斯軍隊之後，要想組織起強有力的抵抗也是困難重重。與希臘不同，波斯城市和省份沒有民兵。帝國的大多數非希臘公民沒有服兵役的傳統，也從未經過軍事訓練，長期以來，一直是依靠國王和總督的職業軍隊。如果地方當局要對亞歷山大進行強有力的抵抗，那麽由於沒有民兵防守其圍有城牆的城市，他們隻能放棄將亞歷山大拒之於國門之外的持久防禦戰略，而代之以採取防禦性襲擊戰略，襲擾亞歷山大的軍隊。在此後長期的征服過程中，亞歷山大都麵臨這種反抗。
亞歷山大征服了安納托利亞的西部和中部之後，沿著海岸向敘利亞進軍。早秋時節，頗有才能的統帥大流士三世率領他的軍隊從巴比侖到達這裏，占領了敘利亞西北部的陣地，準備迎擊敵軍。該陣地位於亞歷山大向敘利亞海岸推進方向地點的翼側。波斯軍隊在一個肥沃的平原占領了水源充足的地區，在那裏，國王能夠很容易地補給軍隊，並且，如果戰鬥打響的話，他將有足夠的空間運用數量上占優勢的騎兵。大流士的軍隊占領了一處翼側陣地，如果亞歷山大通過該地前往敘利亞海岸的話，那麽他就可以攻擊敵人軍隊的後方。
但是，亞歷山大沒有進攻，而是等待。他前後機動他的軍隊，尋找食物以及依靠船隻獲得補給。亞歷山大預計，大流士的龐大軍隊會很快消耗盡附近地區的給養，從而被迫要麽前進，要麽撤退。但正當亞歷山大的遲滯已經消耗了大流士的給養時，這位國王卻令其軍隊向海岸運動。亞歷山大還不知道大流士軍隊的運動。他召集了一個戰爭會議，決定揮師南下海岸。這樣，盡管亞歷山大實施了機智的遲滯，但事出意外，大流士軍隊從亞歷山大的後方來到了海岸。在那裏，波斯人擁有一條撤往敘利亞的路線，同時也切斷了馬其頓人的退路。
大流士的軍隊已經占領了翼側陣地。占領了這種陣地的軍隊，具有運動至由其陣地前通過的敵軍後方的能力；運用這一有利態勢，可以阻止敵軍的前進。亞歷山大沒有攻擊位於翼側陣地的波斯軍隊，因為那裏是平原，提供了便於數量眾多、技能優異的波斯騎兵行動的良好地形；而是採取了拖延的後勤戰略，這樣，補給的短缺就會迫使大流士撤離其翼側陣地。雖然亞歷山大沒有感覺到，但其後勤戰略確實起了作用，大流士不得不將軍隊向前機動。很顯然，亞歷山大更喜歡在海岸而不是在平原與大流士作戰，於是他指揮軍隊通過敵人陣地前，而恰在此時，大流士也指揮軍隊向前運動，進至亞歷山大的後方，封鎖了他返回安納托利亞的路線，實現了在翼側陣地上所能起到的威脅。
由於亞歷山大的軍隊住在鄉下，而且依靠沿岸航行的船隻進行補給，所以大流士進至後方並未切斷他的交通線。但是，這一位置確實打通了安納托利亞通往波斯的道路，威脅到馬其頓人已經征服了的土地，並有可能將亞歷山大的入侵變為襲擊，即通過了一個國家卻未控製它。因此，亞歷山大不能置這種態勢於不顧，而繼續向南方進軍，而且，設法進入安納托利亞繞到波斯人的後方也於事無補。這樣，亞歷山大就必須麵對大流士的軍隊，與其進行並不畏懼的麵對麵的戰鬥。但是，波斯人進至亞歷山大的後方已經使大流士具有了在會戰中實施戰術防禦的優勢。他必須進行這場戰鬥，以挽救其行將滅亡的帝國。
要想以後勤戰略對付敵人，這對位於狹窄穀地之中的亞歷山大的龐大軍隊和波斯人的軍隊都不利。於是，亞歷山大立即下定決心戰鬥，向北進軍，去攻擊位於狹窄地形上的大流士軍隊。這種地形不便於波斯人強大的騎兵部隊行動。但是，大流士由於將軍隊從翼側陣地運動到了亞歷山大的後方而占據了進行戰術防禦的最大優勢。波斯國王將軍隊部署在一條溪流的後方，以一些野戰築壘工事增強了正麵，並將其騎兵集中於靠近海岸僅有的一塊開闊地上。但是，亞歷山大重型騎兵的戰術優越性及其對四種武器係統熟練的綜合運用，決定了這次作戰的勝負。馬其頓人在這次伊蘇斯會戰的勝利，使波斯人在人力和聲望上遭受了沉重損失，並為亞歷山大敞開了通往帝國地中海其餘地區，包括埃及的大門。這些地區在亞歷山大後續的征服中被占領。
亞歷山大後勤戰略的真正意圖是要通過剝奪其基地的方式打敗波斯人的艦隊，因此他選擇了征服波斯領土，而不進入美索不達米亞對大流士實施戰略追擊。出於這一原因，他在當年冬季和第二年的春季，用了7個月的時間圍攻並最終占領了重要的城市和海軍基地提爾，從而成功地打擊了腓尼基海岸和波斯海上力量的心髒。一直延遲到第二年夏季入侵美索不達米亞之前，亞歷山大已經完全征服並組織好了自己的後方，之後，他便在最佳戰役季節開始其征服的第二階段行動。這次戰役，亞歷山大採取以前的模式，在艾貝拉會戰中贏得了另一個主要的戰術勝利，征服了美索不達米亞，將大流士趕到了他的帝國最東部。
艾貝拉會戰的前夜，自信的亞歷山大睡得非常之好，以至於對第二天將軍們叫醒他感到不耐煩。一位將軍“問他，這怎麽可能呢？當他就要去進行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會戰時，他還能睡得這樣熟，就好像他已經是勝利者了。‘我們還沒有取勝嗎？’亞歷山大微笑著回答，‘我們至少可以免受在廣闊而荒蕪的荒野上四處追擊大流士之苦，終於使他與我們作戰了。這還不是勝利？’”當然，國王對大流士的政治實力和打開波斯大門的評價過高了，但也不難看出，他的相對較小的軍隊在波斯帝國剩餘的廣大空間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迫使一個不情願的對手與之作戰所必然遇到的困難。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487頁。 ]
在艾貝拉擊敗大流士之後，亞歷山大再次向東推進，接受波斯大多數地區總督的臣服。打敗大流士之時他便宣布，波斯帝國的皇冠非他莫屬，但要以仁慈寬恕和尊重之心對待被打敗的波斯人，甚至開始穿著波斯式樣的衣服。這些措施有助於波斯人官員歸順其統治，而大流士卻被自己的一個部屬貝蘇斯謀殺篡位。亞歷山大的進軍把這個國家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他通常讓投降的總督留在原來的職位上。他的征服補償了他的戰爭，繳獲了波斯國庫的7290噸黃金和白銀，為其繼續進行征服提供了充足的資源。
亞歷山大與襲擊戰略的較量
總督臣服的模式不適用位於山區的大夏或沙漠附近的粟特(現阿富汗北部及其鄰近的蘇俄地區)。在當地領導人的帶領下，這兩個地區的尚武居民堅持抵抗亞歷山大的統治。亞歷山大率軍穿過兩個地區，占領了主要城市，俘虜了認為國家已經置於其統治之下的貝蘇斯。但是，幾乎是立刻，叛亂者們占領了他的8個位於粟特的築壘哨所。亞歷山大派出一支救援部隊，奔赴距離最遠的位於馬拉坎達的一個哨所，並親自指揮部隊圍攻並占領了其他的7個哨所。他屠殺了要塞內的全部居民，但是，這並沒有嚇住叛亂者，這種對恐怖的運用反而激化了對其統治的反抗。正如克勞塞維茨所指出的，隻有在受害者相信恐怖主義會無限製地持續下去時，實施恐怖才能起作用。 [ 註：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麥可·霍華德、彼得·帕裏特翻譯並編輯(普林斯頓，n.j出版社，1976年版)，第77頁。 ]
顯然，叛亂者不相信亞歷山大能夠獲勝，被派往馬拉坎達的救援部隊的命運肯定支持了這種想法。在由800名輕型騎兵和1500名中型步兵組成的馬其頓部隊進攻之下，堅守馬拉坎達的叛亂者撤退了。救援隊對其實施追擊，而擁有許多裝備弓箭的輕型騎兵的叛亂者在沙漠附近的平地上停止了下來。歷史學家阿利安(arrian)描述道：當馬其頓步兵發起進攻時，叛亂者的騎兵“在步兵方陣的周圍馳騁，向其放箭”，而馬其頓人的騎兵“被連續不斷的行軍搞得疲憊不堪，而且也缺乏飼料”，因此對演變成防禦的戰鬥毫無貢獻。騎兵弓箭手對馬其頓人始終保持壓力，“無論其停止還是撤退。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被箭所傷，還有一些人死於弓箭之下。於是，其指揮官將部隊列成方隊，向河退去”。經過一陣猶豫之後，終於撤到這條淺河的一個島上。在這裏，騎兵“完全包圍了他們。除少數人被俘，淪為奴隸之外，其他人全部被殺”。這種結果顯示了輕型騎兵的戰術威力，預示了後來克拉蘇敗在安息人手中的厄運。叛亂者從這一勝利中受到了鼓舞，促使亞歷山大鎮壓政治對手的恐怖主義失效。 [ 註：阿利安，《遠征》，第4卷，第5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05頁。 ]
當然，亞歷山大要以牙還牙，但是，即使是使用新生的輕型騎兵也趕不上乘馬的叛亂者。這是一種頗具代表性的態勢，是古代戰略家必須依此製定其戰略的基礎。在兩種相似的武器係統之間，退卻的總是比追擊的快。退卻的重型步兵比追擊的重型步兵快；後撤的輕型步兵可以比追趕的輕型步兵快；此法則同樣適用於乘馬、乘車的武器係統。這是一條戰略真諦，雖然在戰術上可能與此不同，並且在戰略上也可因諸如河流等地形障礙而改變這一規律。但是，退卻的軍隊可以通過砍倒樹木、燒毀橋樑、鑿沉渡船等方法阻斷道路，也可以留下後衛遲滯追擊者，保障主力繼續退卻。退卻比追擊在戰術和戰略上所占有的優勢，意味著亞歷山大以輕型騎兵追擊叛亂者的輕型騎兵註定要失敗。
亞歷山大麵臨著這樣一種形勢，若幹部分武裝和乘馬的叛亂者向其統治提出挑戰，並控製了他的軍隊沒有占領的地點。他的對手主要採取一種襲擊戰略，攻擊他的前哨部隊(強點除外)，避免與其大部隊接觸。亞歷山大的對策是，將其軍隊區分為五部分，走遍整個叛亂國家，鎮壓敵人的大本營。他毫不畏懼敵人的輕型騎兵，因為他在軍隊數量和質量上擁有巨大的優勢，並有充足的輕型騎兵、徒步弓箭手和投石手兵力。他還通過在當地招募的辦法增大了自己輕型騎兵的數量。
亞歷山大的對手以襲擊迎擊他的持久戰略。依靠撤退比追擊速度快的優勢，他們設法避開馬其頓人的強大軍隊，集中攻擊較弱的分遣隊，然後在亞歷山大的軍隊迫使其戰鬥之前便撤走了。這些由較弱的一方實施的襲擊，與希臘人所使用的著名襲擊不同。希臘人是作為較強的一方實施的襲擊，其目的是破壞穀物，以獲得政治特權或強迫較弱的一方與之戰鬥。希臘城邦無法與難以捕捉的敵人戰鬥，隻能攻擊他們的資源；而大夏人和粟特人則與此不同，在追求戰鬥戰略的同時避開主要的敵方軍隊。這種類型的襲擊在戰術上與皮爾塔斯特接近重型步兵投擲標槍爾後撤走以避開突擊戰鬥的行動相似。這種對襲擊的用法，所依靠的是襲擊目標不確定和逃開追擊者的能力，而此正是構成遊擊戰爭的基礎。
攻克敵人的大本營之後，亞歷山大開始剝奪遊擊隊進行襲擊所必備的一個要素，即避開追擊者所必需的無拘束機動能力。他在這個國家的已平定地區建立了大量築壘軍事哨所，並分別派兵駐守。這些哨所降低了他的軍隊在襲擊者攻擊麵前的脆弱性，並抑製了襲擊者的運動。這些哨所控製了交通線，因此像阿利安所描述的，叛亂領導人在一點上“看去，就像所有的地方都被馬其頓的駐軍占領了，他們連逃走的道路都沒有”。地理因素也促進了製止叛亂者運動目的的實現，從而使他們的襲擊變得更加困難和危險。因為，大夏的群山限製了通往亞歷山大占領區的山穀的道路，而粟特的幹燥則限製了聚居於河流附近潮濕地區的村落。 [ 註：阿利安，《遠征》，第4卷，第17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18頁。 ]
亞歷山大的每一個築壘哨所都配置有騎兵部隊，以便追擊襲擊者。阿利安描述了叛亂領導人斯比塔門尼斯及其來自斯太皮斯的西徐亞人是如何襲擊的情況。他們占領了大夏的一個要塞，但發現另一個要塞太強，於是，叛亂者在“收繳了大量的戰利品之後就走了”。第二個要塞的駐軍包括60名剛剛從疾病中恢復過來的禁衛軍騎兵，“這些大病初癒的騎兵聽到西徐亞人的襲擊之後，立即披掛上馬。然後，從駐地召集了80名僱傭希臘人騎兵”，“其中一些是皇家的僕從，向外衝去”。他們“向西徐亞人進攻，西徐亞人大感意外，措手不及。第一次攻擊就繳獲了他們的全部戰利品，並殺了運載這些戰利品的大部分人。但由於騎兵之中沒有人指揮，因此在沒有任何組織的情況下返回，結果中了斯比塔門尼斯和其他西徐亞人的埋伏，損失了7名禁衛軍騎兵和60個僱傭騎兵”。 [ 註：阿利安，《遠征》，第4卷，第16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17頁。 ]
這類雙重意外在遊擊戰爭中當然肯定具有典型性，一直困擾了亞歷山大兩年。雖然馬其頓人所採取的措施增強了對攻擊的防禦，而且抑製了敵人的運動，但他們想去除遊擊隊襲擊的企圖卻失敗了。要在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內，製止在人民之中得到政治支持的遊擊隊的襲擊，入侵者的士兵顯得太少了。
於是，亞歷山大採取了一個新的政治措施：他放棄了恐怖統治，轉而實施懷柔政策。安撫對手的關鍵一招是與大夏主要巨頭之一奧克夏爾特(oxyades)的女兒羅克桑娜(roxana)結婚。亞歷山大會發現，他的政治姿態並不太痛苦，因為據說他愛羅克桑娜，而亞歷山大軍隊中的人們則認為，“羅克桑娜是他們所見過的亞洲女人中，除大流士妻子之外最美麗的一個”。這使得奧克夏爾特順從了亞歷山大的統治，而且這種“方式可以減少勝利者的征服和傲慢給其帶來的羞辱”。通過其他相應的政治行動，亞歷山大建立了一個政治基地，這對其有效的軍事措施是一個補充。最終，他克服了人民對他的統治的反抗。 [ 註：阿利安，《遠征》，第4卷，第19頁，轉引自《希臘歷史學家》第2卷第520頁；柯蒂烏斯，《亞歷山大史》，第8卷，第4頁，第25行，轉引自約翰.c.羅爾夫翻譯的柯蒂烏斯著《亞歷山大史》兩卷本(劍橋，麥斯出版社，1956年版)，第2卷，第271頁。 ]
就像在波斯帝國剩餘地區的征服一樣，在大夏和粟特，亞歷山大需要一個適當的政治基地支持他的軍事勝利；若非如此，以這樣一支小的軍隊，在相對廣大的大流士領地上，必敗無疑，就像後來安條克軍事勝利的影響在麵對人民的政治對立之時煙消雲散一樣。
沒有政治支持的軍事勝利：漢尼拔與費邊戰略鬥爭的經驗
漢尼拔及其馬其頓戰鬥係統與羅馬人相比，具有亞歷山大與波斯人相比相同的優勢。就像亞歷山大一樣，迦太基領導人也熱衷於取得連續的戰術勝利。但是，漢尼拔所麵臨的政治形勢與亞歷山大完全不同。雖然義大利與龐大的波斯帝國相比是渺小的，但對於漢尼拔一開始隻有不超過50000人的軍隊來說，要征服它還是顯得地域太大、人口太多。即使漢尼拔在坎尼取得壓倒性勝利之後，義大利的大多數城市仍然保持著對羅馬的忠誠，“這是一種盟友對羅馬政府的畏懼和尊敬之情”。此外，羅馬人自己及其盟友均擁有民兵。這就意味著每個城市都能保衛自己，而軍隊如果被消滅，羅馬人可以創建和替換比波斯國王所能創建和替換的更大的軍隊。雖然動員的民兵步兵與漢尼拔的正規軍隊相比缺乏戰鬥力，而且也無法模仿馬其頓人的合成軍隊戰術，但是他們具有構築和防禦築壘要塞的能力。這樣，漢尼拔所麵對的是一種在20世紀被稱為民族抗戰的戰爭。這種戰爭所發生的國家國土廣大、人口眾多，足以防止其軍隊的大部分不被敵人同時控製。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3卷，第90頁，轉引自巴頓譯本第2卷，第223頁。 ]
甚至在坎尼會戰之前，漢尼拔勝利進入義大利，就已導致費邊領導下的羅馬人採取更加慎重的戰略。敏銳而又精明的、掌握指揮權的費邊率軍迎敵。當時，漢尼拔“擁有如此之多的戰利品，以致其軍隊無論是拉還是背都無法將其全部帶走”。他們在“亞德裏亞附近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裏”安營紮寨，在那裏，他“付出巨大的精力用於恢復其人員和馬匹的元氣”。費邊在距漢尼拔6英裏處安營紮寨。漢尼拔“希望一鼓作氣發起攻擊，對敵人造成有效的威脅。於是他率軍出戰，想在距羅馬人營地不遠的地方與其交戰，但等待了一些時間之後，無人出來迎戰，隻好又返回自己的營地休息。狡猾的費邊早已決定，絕不冒任何風險，或者冒險與敵人戰鬥，而把保障部隊安全和自己對部隊的控製作為其第一位和主要的目標。他堅定地堅持自己的目的”。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3卷，第86頁第9-10行、第87頁第1行、第89頁第1-2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2卷，第213頁、第217-219頁。 ]
漢尼拔是其時代的偉大鬥士，當然不會貿然進攻駐紮在築壘營地內費邊的羅馬軍隊。因為在那裏，羅馬人的防禦力量將會輕易地壓倒迦太基老兵的戰術技能。但是，費邊戰略的內涵絕非僅僅是避免失敗。無論何時，隻要迦太基人運動他們的軍隊，“羅馬人就繼續向後方運動，始終與敵人保持1-2天行程的距離，絕不接近敵人或與敵交戰”。有時，費邊會“與敵人平行機動，並總是在敵人的前方占領陣地。這些陣地都是他根據對這個國家的了解所選擇的最有利的陣地”。採取這種跟蹤漢尼拔軍隊的做法，詭計多端的費邊使敵人的後勤補給困難起來，並贏得了一些小衝突。因為，當時漢尼拔不得不分散其軍隊尋找食物，而一些人就會“遠離其駐地進行掠奪”，此時，羅馬人就能“抓住或殺掉一些敵人”。採取這種方法，費邊就能“始終持續不斷地削弱敵人有限的兵力”，並且，通過襲擊掠奪者，還能“以這種部分的勝利恢復自己部隊的士氣”。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3卷，第90頁第9行、第90頁第1行、第90頁第2-4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2卷，第221、219頁。 ]
費邊戰略的基礎是拒絕會戰的能力、實施防禦的戰術力量、對有城牆城市的控製能力和優異的後勤供應。從對掠奪者和散兵遊勇實施突襲方麵來說，他運用的是集中兵力以強擊弱的小規模襲擊戰術；從控製國家和接受在深壕後麵戰鬥方麵來說，他運用的是持久防禦戰略；而從他常常依靠後退方麵來說，他也依賴襲擊戰略。他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兩支編製結構相同的軍隊之間，追擊者難以趕上撤退者。隻要能夠避免被諸如河流等障礙物阻礙，費邊總是能夠擺脫漢尼拔；而他對地形的熟悉，則使他總能避免失策。當然，費邊也樂於按自己的規則打仗，也就是在深壕高壘的營地內作戰；但是，漢尼拔從未被敵人的費邊戰略所激怒，犯下在費邊希望的地方作戰的錯誤。
地圖1.3 迦太基勢力範圍
漢尼拔確實破壞了一個特別肥沃的地區，希望“迫使敵人戰鬥”，但是費邊太聰明了，絕不按敵人的規則戰鬥。他認為，在那裏他將麵臨的肯定是敗在運用優越的亞歷山大戰術係統的偉大將軍手中的厄運。取而代之的是，費邊要麽利用防禦的戰略力量撤退，要麽利用其戰術能力防守堅固的築壘營地抗擊敵人的正麵進攻，並占據了以逸待勞的有利條件；採取這些辦法，他可以從自己的國家獲得充足的補給。由於能夠從城市的穀倉中輕而易舉地獲得資源，所以費邊“從不允許他的士兵以任何藉口從事掠奪或從營地分散出去，而是讓他們始終集中在一起，尋找時間和地點上的有利戰機”，抓住迦太基人的搶掠者和散兵遊勇襲擊之，爾後迅速逃走，以避免與迦太基人的大部隊發生衝突。雖然費邊戰略具有某些後勤戰略的成分，但其主要進攻因素卻由集中兵力和以強擊弱組成，所執行的是一種謹慎的襲擊戰鬥戰略。 [ 註：潑利比烏斯，《歷史》，第3卷，第90頁第11行、第90頁第2行，轉引自巴頓譯本第2卷，第223、221頁。 ]
就像在進攻戰術中，伊巴密濃達那樣的指揮官尋找並攻擊敵人薄弱的翼側或後方，或集中較大兵力攻擊敵人戰線的一部分一樣，在費邊戰略中，當他集中較大兵力對付迦太基人的搶掠部隊時，其做法與進攻戰術是同樣的。實踐證明，集中兵力攻敵弱點的襲擊效能在戰略中與戰術中是一樣的，而且，在戰術中，防禦者的弱點隻是與集中了較多兵力的進攻者的能力相比較而言的。但與戰術不同的是，在敵人已經做好戰鬥準備時，兵力已經占優勢的戰略進攻的一方仍然必須找弱敵打。費邊是通過達成突然性和切斷迦太基人搶掠者的退路來做到這一點的。
漢尼拔的戰略漸漸取得了成功。毀壞鄉村沒能迫使費邊與其會戰，但最終迫使羅馬人的指揮官和戰略發生了變化。這導致了他們在坎尼的災難，但這場災難反過來又促使羅馬人返回費邊戰略，並再也沒有背離這個戰略。漢尼拔在義大利南部為自己建立了一個基地地區，仍能隨心所欲地在義大利半島上縱橫馳騁。他的戰略的基礎是：羅馬人改變他們的戰爭目的，並通過談判實現迦太基人能夠接受的和平。但是，羅馬人有時有些冥頑不化，總是不屈不撓地堅持鬥爭，甚至在坎尼會戰之後，漢尼拔及其軍隊不得不在義大利又停留了13年。
除了那些費邊所利用的因素以外，羅馬人的軍事力量蘊藏於以各個城市訓練有素的民兵為基礎的龐大軍隊之中。羅馬人的力量還在於對中心都市的控製以及這些城市築壘所提供的防禦能力。由於道路總是穿過人口中心，這些障礙妨礙了漢尼拔的運動，並確保了羅馬人對從屬鄉村的控製和補給。依靠騎兵作戰是漢尼拔的擅長，而對付築壘城市，與羅馬人相比則沒有什麽優勢。羅馬人在攻城技巧上同樣擅長。在所有對築壘城市的持久進攻中，漢尼拔幾乎都麵臨著無法克服的後勤問題。而且，他還不能依靠水路進行這類長期補給，因為強大的羅馬海軍統治著海洋。除了依靠馱騾補給龐大軍隊通常所遇到的困難以外，漢尼拔還不得不對付羅馬軍隊對其補給地域的蠶食，捕殺其搜尋糧草人員的行動。因此，漢尼拔不願意攻城。
坎尼會戰的失敗對羅馬人的政治力量形成了嚴重衝擊：羅馬的一些盟友背叛了，而另一些也變得不那麽熱情了。於是，羅馬人開始集中精力對付這些不忠誠的的城市。他們之所以能夠這麽做，是因為凡沒有漢尼拔軍隊的地方均由羅馬人的軍隊控製著。漢尼拔無法解救那些被圍攻的城市，因為羅馬人建立了一條環繞防禦者的對壘戰線，並為其軍隊建立了補給充足的築壘營地。有時，在圍攻諸如卡普阿這類非常重要的城市時，還建立了第二條築壘戰線，在攻城設施周圍構築城牆，以防止來自漢尼拔軍隊的圍攻。一個接一個，羅馬人製服了那些背叛的盟友，並逐步縮小了義大利親漢尼拔的地區。迦太基人的將軍從未比襲擊者取得更多的成功，而羅馬人則以持久戰略作為惟一的抵抗戰略，從而使迦太基人能夠自由活動的地區逐步受到限製。漢尼拔消耗羅馬人的企圖失敗了；而羅馬人不屈不撓的堅持卻破壞了他的戰略，因為羅馬人的軍隊不僅在義大利取得了成功，而且慢慢地但卻穩步地征服了迦太基人的西班牙。
漢尼拔成功地在一個敵對國家堅持了那麽久，不僅反映了他的戰術天才，而且反映了他的組織才能。比如，他必須徵召當地部隊，並以他的戰鬥方法去訓練他們。但是他做到了，並且在他的領導下，使這支由不同成分組成的軍隊為他和他的事業而戰鬥。
但是，最終證明漢尼拔永遠隻是一個襲擊者，既缺乏控製義大利所必需的足夠的軍隊，又缺少像亞歷山大在波斯帝國所尋求和培育起來的有力的政治支持。主要根據羅馬人所運用的反抗戰略，迦太基人漫長的戰役可劃分為5個階段。初期，羅馬人採取挑戰性的持久防禦戰略，正中漢尼拔下懷。他對自己的戰術優勢充滿信心，很樂意接受這種戰略。
費邊採取的持久防禦戰略使迦太基人的戰役進入第二階段。費邊戰略的基礎是其國家的築壘特長及其拒絕會戰的能力；除非戰鬥是在他自己選擇的掘壕陣地進行，否則絕不應戰。此外，當費邊跟蹤迦太基人的軍隊，並突襲其搜尋糧草的散兵遊勇時，其戰略中還包含有襲擊成分。但是，因為費邊始終處於野外，隻按自己的規則作戰，所以羅馬人沒有像大夏人和粟特人那樣開展遊擊戰爭。他們喪失了對國家的控製，無法在作戰中正麵對抗亞歷山大。
在第三階段，當羅馬人短暫地恢復了基於戰鬥的持久戰略時，坎尼會戰的失敗使盟友背叛的問題嚴重惡化了。他們不得不在第四階段採取持久進攻戰略，以攻城的方式製服背叛的城市。與此同時，他們又恢復了費邊的持久防禦戰略，以對付迦太基人。在最後一個階段，漢尼拔被羅馬人的築壘防禦戰略嚴重困擾，隻能依靠在義大利南部建立的基地地區。同時，羅馬人仍無力在進攻戰鬥中迎戰漢尼拔，不能有效地採取進攻性持久戰略對付迦太基人的基地地區。相反，他們在義大利之外的戰役卻取得了成功，征服了西班牙，最後還侵入了非洲。
漢尼拔在對付政治對手方麵的失敗與亞歷山大在大夏和粟特的成功恰成鮮明對照。這兩種情況都是偉大的統帥麵對強大的政治對手，但在軍事上占有優勢。不過，亞歷山大控製了對現存政權的支配權，並擁有征服大流士的合法身份。與此相反，羅馬人始終保持了強有力的政府機器，這架機器是他們花費幾個世紀建立起來的。而且，羅馬人控製著城市和交通樞紐，而在大夏和粟特，這些都是由亞歷山大控製的。最後一點，亞歷山大能夠維持其本已強有力的組織形勢，而漢尼拔的政治能量僅僅是建立在最初的軍事勝利之上的，因此無可奈何花落去。由於沒有獲得當地的支持，而其戰場上的戰術優勢又被城牆和羅馬人戰場築壘的優勢所限製，所以漢尼拔失敗了。他勝利的機會是建立在羅馬願意通過實現妥協的和平以擺脫漢尼拔軍隊的基礎之上的，但實踐證明，羅馬人太熱衷於實現其完全摧毀迦太基人力量的目標了。漢尼拔失敗的例子充分說明了政治因素對軍事勝利的限製。
古代少有的內線作戰戰例
羅馬人對漢尼拔軍隊的一次勝利會戰展示了戰略上集中兵力的價值。羅馬人的勝利並非對漢尼拔本人，而是對他的兄弟哈斯德魯巴(hasdrubal)。哈斯德魯巴於公元前207年由西班牙出發，進軍義大利與漢尼拔會合。羅馬人已經在義大利北部配置了一支部隊，以對付此舉，同時另一支部隊在執政官尼祿(nero)的率領下，在坎尼舊戰場附近與漢尼拔的軍隊對峙。哈斯德魯巴派出信使，要求漢尼拔向北機動，與其會合。羅馬人抓住了的這名信使，了解到哈斯德魯巴對他們的威脅，而漢尼拔對其增援兵力的到達卻一無所知。
尼祿迅速作出反應，秘密率領7000名精選士兵向北行軍250英裏，同與哈斯德魯巴對峙的部隊會合。哈斯德魯巴知道對手已經獲得了增援，並且不希望在沒有漢尼拔的情況下與敵人作戰，於是他決定拒戰。但是，他的部隊在夜間後撤時迷失了方向，找不到梅陶魯斯河上的渡口，於是不得不在第二天與敵人戰鬥。羅馬人取得了戰鬥的徹底勝利。他們殺了哈斯德魯巴，給其部隊以嚴重殺傷，並驅散了剩餘的人員。緊接著，尼祿又率其分遣隊再次南下，重新同其監視漢尼拔的部隊會合。直至羅馬人將哈斯德魯巴的人頭從城牆上扔進漢尼拔的營地之前，他仍然不知道哈斯德魯巴已經到達義大利，也不知道尼祿曾經暫時離開其麵前。
作戰略圖1.1 羅馬人在內線的作戰行動
尼祿的進軍提供了一個戰略集中的極好例子。這種集中隻有利用位於兩支迦太基人部隊之間才能做到。在這種內線作戰的形勢下，羅馬軍團同時麵對相距250英裏的哈斯德魯巴和漢尼拔，兩支部隊背靠背，位於兩支迦太基人部隊之間。每個羅馬人分遣隊各有一條戰線，各條戰線要麽向敵要麽背敵，而兩支迦太基人部隊也各有其與羅馬敵人相對的戰線。羅馬人處於內線作戰，迦太基人則處於外線作戰。這就意味著，一支羅馬人的分遣隊可以直接向另一支分遣隊派遣增援部隊，而兩支迦太基人的部隊則實際上隻有在能夠繞過其當麵羅馬軍團的情況下，才能互派增援。
這種對內線的運用為人們提供了一個集中擊弱的重要戰略手段。處於內線地位的軍隊可以利用這種方式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敵人的弱點。外線軍隊的弱點是由於內線軍隊能夠集中兵力而自己卻難以集中兵力導致的。對這種態勢的潛力要有全麵認識，那就是這種潛力能否發揮，依賴於能否將敵人拖入會戰。假如哈斯德魯巴沒有迷失方向，也沒有被河流所阻，那麽羅馬人就不能將其拖入會戰，羅馬人集中兵力可能也因此而徒然空忙。在強者不能迫使弱者戰鬥的情況下，在內線集中兵力的做法很少使用。
由於居於內線的軍隊有機會集中兵力各個破敵，所以內線作戰通常能給處於內線的軍隊提供一種優勢。這與戰術中位於兩個對手之間的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戰術中的這種態勢叫做被包圍，是一種嚴重的不利態勢。戰術中的被圍軍隊不僅不能集中兵力，各個破敵，反而不得不同時與所有當麵的敵人部隊戰鬥。包圍者從正麵、翼側和後方攻擊敵人，其對敵攻擊行動相互支援，從而剝奪了被圍者的機動能力。被圍者很少能夠在各個方向上都打得很好。戰術條件與戰略形勢下內外線作戰的區別主要在於距離，即外線軍隊是否相互靠近得足以相互支援。
愷撒在征服高盧戰爭中的戰略
羅馬政治家和統帥尤利烏斯·愷撒為征服高盧耗費了7年的時間。高盧大致相當於當今的法國地區。他之所以能夠迅速征服這樣一個廣大的領土，是由於完美地掌握了羅馬人的戰爭藝術。他把準備、耐心、聰明的戰略、高標準的工程和後勤與無比的戰術技巧緊密結合、融為一體。而且，他沒有忽視對對手採取政治安撫政策。盡管他患有不雅觀的癲癇症，但是，他臨危不懼，與手下共患難，從而增強了他的精明領導，使其士兵堅強無比；而他的士兵們則以勇敢和技能熟練的行動回報他對士兵的寬宏大量和近乎多餘的重視。歷史學家普魯塔克注意到，他以“有區別的熱情”激勵士兵；而他們也必須以羅馬人自己掘壕的技能和實施的正規化來增強自己。 [ 註：普魯塔克，《人生》，第511頁。 ]
愷撒對高盧的征服是高盧人與羅馬人若幹世紀衝突的繼續。這些衝突導致了羅馬人對義大利北部高盧人的征服，並一直擴展到對羅訥河的控製。雖然愷撒麵臨著全民族的抵抗，但無論是高盧各部族之間還是貴族與農民之間都缺乏團結一致。正如愷撒所說，在貴族眼裏，農民實際上與奴隸相同。此外，一些高盧人部族與羅馬人關係友好，愷撒的騎兵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盧人。這樣，愷撒在政治形勢中就擁有了舉足輕重的力量要素。
雖然一開始愷撒能夠在同一時間隻與一個部族作戰，但最終，在一個冬季，他不得不麵對所有的部族作戰了。追求後勤戰略的、具有洞察力的韋辛格托裏克斯(vercingetorix)是這些部族首領。根據愷撒的情況，高盧人將“製止羅馬人搜尋糧草和獲得補給”作為“首要目標”。對於高盧人的騎兵力量和當年的季節來說，這是一項容易完成的任務。因為“在冬季沒有牧草可割”，羅馬人“必須分散為小群，到各地的穀倉中去尋找糧草。這樣，他們就會被高盧人的騎兵一天一天消耗掉”。高盧人不僅採用了費邊戰略的襲擊方式，而且還採用了波斯人曾經拒絕用於對付亞歷山大的方法。果斷的韋辛格托裏克斯聲言：“個人利益必須為共同的事業而犧牲。道路兩旁的小農場、穀倉等必須燒掉，一直燒到掠奪者難以到達的地方。而他們自己由於能從戰區的人民那裏得到資源，所以將會獲得足夠的補給。必須把羅馬人要麽餓死，要麽從其營地趕到遠遠的野外去冒極大的風險；不管是殺死他們還是搶到他們的物資都行，因為沒有物資，他們就不能進行戰爭。”他嚴酷無情地運用了他的後勤戰略，甚至計劃燒掉那些他無法防守的城市，以便消除“備用庫存”糧食“被羅馬人搶走”的後顧之憂。 [ 註：愷撒，《高盧戰爭與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譯本(紐約，1957年版)，第159-160頁。 ]
韋辛格托裏克斯並非高盧戰爭中運用後勤戰略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就曾有一位部族首領運用這種戰略對付過愷撒，而愷撒也曾從運用此戰略中獲益。當時，高盧的一個部族比利其人曾經集中其所有軍隊與愷撒作戰，除非依託自己營地的城牆作戰，愷撒一律拒戰。正如他所預料的，事實證明比利其人足夠聰明，絕不進攻居於如此堅固陣地內的他，而是等待他從供給充足的營地出來；反過來，他則等待比利其人耗盡自己的補給品，就像在伊蘇斯戰役期間，亞歷山大等待大流士在其翼側陣地耗盡糧草一樣。愷撒比亞歷山大更加成功：正如愷撒自己所說的，比利其人“自己的物資供應所開始枯竭了”，決定將其集中起來的龐大軍隊分散，以便能夠返回他們的“自給自足”的家園。接著，愷撒離開他的築壘營地，發起了對分散小群的比利其人的戰役。 [ 註：愷撒，《高盧戰爭與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譯本(紐約，1957年版)，第45頁。 ]
敏感、機智的韋辛格托裏克斯嚴格而有效地運用其戰略。當愷撒向其進軍時，他盡力避免會戰。他始終保持距離，並防止受到戰鬥的誘惑，堅持後勤戰略，不“在激戰中碰運氣，而是使敵人不能獲得穀物和進行掠奪”。愷撒的反擊戰略是“要麽將韋辛格托裏克斯從叢林中引出來，要麽將其封鎖，迫其屈服”。他最初的措施是同時圍攻兩座城市。在高盧人就在附近的情況下，這是一項困難的任務。據愷撒描述，在圍攻布爾日時，韋辛格托裏克斯埋伏在附近，“監視著我們實施搶掠和收集穀物的部隊。當這些部隊分散到足夠遠的野外時，他就攻擊這些部隊，從而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這種情形“造成了供給嚴重缺乏，以致若幹天部隊沒有一粒糧食，隻能靠從偏遠鄉村趕來的一些家畜充飢，才免於餓死”。 [ 註：愷撒，《高盧戰爭與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譯本(紐約，1957年版)，第189、161頁。 ]
雖然愷撒設法保持了軍隊的供應，但他感到無法讓其軍隊長期駐紮在高盧中部。不僅因為他無法繼續補給自己的軍隊，而且因為韋辛格托裏克斯在高盧東部實施了對親羅馬人部族的襲擊。愷撒向東進軍，並以一支大部隊跟蹤韋辛格托裏克斯。但是，韋辛格托裏克斯認識到，“羅馬人在擴大了自己的軍隊之後還會返回來，那樣將永遠無法結束戰爭”。也許是出於過分自信，也許是受到了追隨者的壓力，絕望的韋辛格托裏克斯轉而採取了持久戰鬥戰略，並冒險出戰。失敗後，高盧首領退回阿萊西亞城，在那裏遭到了愷撒的圍攻，一支增援的大部隊也被愷撒阻回去了。
羅馬軍隊的補給存在著通常會遇到的困難，但羅馬人的後勤供應還是克服了這些障礙，並保障了軍隊的供給，這或許是因為由45英裏之外的一條可通航的河流獲得了食物和飼料補給。對城市的圍攻展示了羅馬人工程保障的徹底性和有效性。為了實現攻城部隊的合圍，愷撒構築了一條長10英裏的戰壕線。這些工程措施由部隊挖掘的距主要塞600步遠的壕溝組成。愷撒解釋道，這條主要防禦線包括“兩條寬、深各15英尺的壕溝”，溝內注滿了水，水是“穿過平原或窪地從河中引來的”。壕溝的後麵築起了“12英尺高的城牆和木柵”，並且在此“整個一圈”，工程人員“每隔80英尺就建一座塔樓”。 [ 註：愷撒，《高盧戰爭與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譯本(紐約，1957年版)，第194頁。 ]
為了充分實現要塞“隻有少數士兵便能防守”，愷撒砍倒樹木，將樹幹和樹枝“剝皮削尖”，在土牆和壕溝前麵埋入5英尺的地裏，使其“牢牢立住，不能被拉鬆，大樹枝凸出”地麵。“這些障礙組合併交織成5排，任何人踏進去都會被非常銳利的木樁刺穿。因此，這些尖樁被人們稱為‘墓碑’。在這些尖樁的前麵，又挖了一些口闊底小深3英尺的坑。”坑內“植入大腿粗細、頂部被燒成尖硬的光滑圓木，露出地麵不超過4英寸。為了使圓木能夠在坑內立穩，都填土並用腳將底部踩實；坑的其餘部分則用細樹枝和灌木等覆蓋，以偽裝陷阱”。這些被人們稱為“百合花”的陷阱“共有8排，每排間隔3英尺”。在這些陷阱的前麵，人們安置了“一英尺長的砧板，板上嵌有鐵鉤”。這些鐵棘“全部埋入地裏，密密麻麻地布滿了整個戰場”。 [ 註：愷撒，《高盧戰爭與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譯本(紐約，1957年版)，第195頁。 ]
接著，愷撒的軍隊又建了這樣一整條戰線作為抵抗增援部隊的防線。在攻城部隊進攻的協同下，高盧人的增援部隊在這樣一條充分準備的強大陣地麵前失敗了，英勇的韋辛格托裏克斯最終不得不投降。這次失敗使得高盧的軍事控製權交到了愷撒手中，而聰明的羅馬人的管理最終不僅使高盧人順從了羅馬人的統治，而且使高盧人的語言、文化和情感也逐漸地羅馬化了。
但在阿萊西亞失敗之前，韋辛格托裏克斯的戰略曾將愷撒從高盧中部驅逐出去。除了採取焦土政策的防禦性後勤戰略之外，高盧人曾依靠襲擊而不是迎戰將羅馬人拒之於國門之外。他們以這種方式實踐了遊擊戰爭，與大夏人和粟特人不相上下。
在以襲擊方式實施遊擊戰爭時，他們之所以能夠避免戰鬥，是因為他們軍隊的基本武器係統與羅馬人相似，因而能夠利用其能力撤退和避免會戰。如果韋辛格托裏克斯試圖在平原展開戰役，而羅馬人以安息人的方式武裝自己，那麽他早已失敗了。像費邊曾經對漢尼拔所做的那樣，高盧人集中兵力對付羅馬人的弱點，尋找和殲滅其搜尋糧草的小部隊，從而取得了許多小的勝利。雖然攻擊掠奪者和穀物收集者也是其戰役的後勤有機組成部分，但他們以騎兵為主的力量構成有助於快速集中，促進了他們戰略中戰鬥因素的發揮。愷撒總結了對付這種戰略的問題：“如果愷撒選擇結束這種狀況，並消滅所有卑鄙的刁民，那麽他就不得不將其建製的軍隊打散，派出許多小的分遣隊；如果他選擇保持集中的隊形，就像建立羅馬軍隊的實踐所要求的那樣，那麽本地人將擁有地形上的優勢，他們具有足夠的勇氣伏擊這些分散的小分隊，並將其逐個殲滅。在這種困難的態勢下，每一種可能都要考慮再三，處理的原則是，如果要殺傷敵人而又必然導致我們部分損失的話，那麽還是犧牲這樣的機會為宜。” [ 註：愷撒，《高盧戰爭與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譯本(紐約，1957年版)，第145頁。 ]
與應用這種遊擊戰爭和防禦性後勤戰略相伴而來的另一個要求是：需要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動員人民參加戰爭，並採取消耗巨大、緩慢見效的方法。高盧人的抵抗可能缺乏堅持實施這種戰略的動機；當然，高盧人也缺少打敗羅馬人所需要的高度政治團結和支持。高盧人在自己的領土上作戰，卻破壞自己的突擊，焚燒自己的農場；而羅馬人卻是以正規部隊在異國他鄉作戰。曾經在與羅馬鄰近的高盧地區所展現的羅馬人統治的寬容和才能，也使相當多的高盧人認為為建立獨立的政府而付出代價不值得。
愷撒的伊萊爾達戰役：一次不尋常的迂迴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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