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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一一五師征戰實錄 作者：李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張仁初一輩子也忘不了這件事。每逢提起，他總是十分後悔地說：“唉，羅政委說得對，我真是個瘋子。”
針對重坊戰鬥這一類情況，羅榮桓和陳光進行了研究和分析，認為有必要提醒下屬各部隊。4月24日，羅榮桓在司令部研究整軍的一次會議上說：“現在的具體條件不同了。我們在國內戰爭時期的經驗，不是全部都可以適用於今天的。”
7月間，陳光和羅榮桓在發給各單位並報八路軍總部和中央軍委的一份電報中指出：“部隊對軍事學習和戰術素養的提高未引起重視，以致雖在實踐中表現英勇頑強，但在戰術上非常不夠靈活、機動、巧妙，致使每次戰鬥都有較大傷亡。
僅1941年1月至7月，即傷亡5525人。”
“部隊自轉入敵後，由於戰鬥的頻繁，部隊軍事教育不認真、不精細、不深入、不嚴格、怕麻煩，存在遊擊主義的習氣與工作方式，使許多優良傳統、好的作風逐漸荒疏。幹部不注意軍事學習，不看軍事書籍，在這次幹部軍事測驗中，部隊幹部105人測驗，僅38人及格。機關各部128人測驗，僅34人及格。總平均分數是52.6分，相當驚人。”
這份電報列舉了軍事指揮脫離敵後遊擊戰爭實際的問題。比如，小部隊作戰指揮，多取正麵進攻，隊形過於密集，不善於利用地形地物採取靈活的隊形與姿勢。
針對上述問題，陳光和羅榮桓提出要加強軍事教育的組織領導，對教育要當作戰鬥任務來完成；造成幹部學習軍事、提高戰術素養的熱潮，培養大批靈敏勇敢有高度戰術素養的指揮員。對上級的一切指示、命令、通報等文件，一定要認真研究，結合實際嚴格執行；戰鬥之後，各級都要總結經驗教訓，作為訓練的教材；教育要嚴格、認真，貫徹少而精的原則，講求實效，不白費精力；加強戰士的軍事技術教育，如射擊刺殺、投彈、近迫作業和防空、防毒，對付敵人坦克、裝甲車、炮兵，以及夜戰、伏擊、襲擊的訓練；幹部要熟悉部下，密切指戰員的關係，各級幹部定期向部下進行行政管理教育，講部隊傾向與克服方法；加強各種徒手、器械體操及障礙競走的訓練。
1941年8月1日，115師為檢驗部隊的學習和訓練效果，在蛟龍汪舉行了規模盛大的軍政檢閱大會，進行了射擊、投彈等軍事項目的比賽和政治測驗。
1941年到1942年，115師的軍事訓練取得了很大成績。指揮員明確了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戰鬥員提高了軍事技術水平，部隊戰鬥力大大增強，殲敵數量不斷增加，而傷亡明顯減少。1941年1月至7月，平均每月傷亡790餘人，到1942年，每月平均傷亡下降到290餘人。這是115師認真貫徹執行積蓄力量、堅持遊擊戰爭、準備將來反攻的總方針所取得的一項豐碩成果。
劉少奇到了山東
1941年，日軍在山東進行“掃蕩”時，雖然山東的八路軍給了日偽軍以重大的打擊，但那畢竟是一種缺乏主動權的作戰行動。在整個反“掃蕩”過程中，八路軍隻是根據日軍行動而採取一些相應的應付措施。雖然八路軍堅持了沂蒙山區的抗日根據地，但也蒙受了重大損失。造成這種局麵的客觀原因是敵強我弱，以及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夾擊，但實事求是地講，當時山東的八路軍在工作中也確實存在一些失誤。
115師的兩位領導羅榮桓和陳光通過總結沂蒙山區反“掃蕩”的經驗教訓，指出了這些失誤，並向中共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反映了存在的這些失誤。
羅榮桓和陳光認為，這次反“掃蕩”，反映了領導人過去對敵後鬥爭的長期性、殘酷性和嚴重性認識不足。在上半年比較和平的環境中，產生了麻痹的情緒，未能接受其他地區反“掃蕩”的經驗教訓，對反“掃蕩”缺乏充分的動員和準備。同時，對於山東的三角鬥爭的長期性認識不足。在當時的情況下，日偽軍、國民黨軍隊和八路軍三方誰都沒有能力一下子消滅任何一方，因而把工作的重點放在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方麵，卻忽略了對日軍的武裝出擊。
他們指出：在此次沂蒙山區反“掃蕩”中，完全證實了中央軍委指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敵我鬥爭已進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階段，我們的鬥爭方針應該是長期的分散遊擊戰爭，採取一切鬥爭方式與敵周旋，節省保存自己的實力，加強民兵及全部武裝地方化，準備迎接配合戰略反攻，是萬分正確的。同時證實，不採取靈活的遊擊戰爭，而守村守寨單純防禦挨打的辦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將敵頑一齊消滅，打開局麵後再進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確的。
他們還認為，在這次反“掃蕩”中暴露出機關龐大、周轉不靈以及不切實際、工作不深入、鋪張、形式主義作風等問題。這不僅表現在八大劇團的會演上，也表現在習慣於開大會、做大報告上。對於這些完全不適合敵後環境的機關作風，羅榮桓從1941年4月起曾不止一次地提出過批評意見，但沒有得到有關領導的重視。
羅榮桓看到了問題，但卻沒有權力解決這些問題。桃峪會議不但沒有消除山東縱隊與115師之間原來就已存在的矛盾，反而矛盾越來越多。問題和失誤是明擺著的，而自己又沒有辦法處理，羅榮桓隻好請求中央來解決。
針對重坊戰鬥這一類情況，羅榮桓和陳光進行了研究和分析，認為有必要提醒下屬各部隊。4月24日，羅榮桓在司令部研究整軍的一次會議上說：“現在的具體條件不同了。我們在國內戰爭時期的經驗，不是全部都可以適用於今天的。”
7月間，陳光和羅榮桓在發給各單位並報八路軍總部和中央軍委的一份電報中指出：“部隊對軍事學習和戰術素養的提高未引起重視，以致雖在實踐中表現英勇頑強，但在戰術上非常不夠靈活、機動、巧妙，致使每次戰鬥都有較大傷亡。
僅1941年1月至7月，即傷亡5525人。”
“部隊自轉入敵後，由於戰鬥的頻繁，部隊軍事教育不認真、不精細、不深入、不嚴格、怕麻煩，存在遊擊主義的習氣與工作方式，使許多優良傳統、好的作風逐漸荒疏。幹部不注意軍事學習，不看軍事書籍，在這次幹部軍事測驗中，部隊幹部105人測驗，僅38人及格。機關各部128人測驗，僅34人及格。總平均分數是52.6分，相當驚人。”
這份電報列舉了軍事指揮脫離敵後遊擊戰爭實際的問題。比如，小部隊作戰指揮，多取正麵進攻，隊形過於密集，不善於利用地形地物採取靈活的隊形與姿勢。
針對上述問題，陳光和羅榮桓提出要加強軍事教育的組織領導，對教育要當作戰鬥任務來完成；造成幹部學習軍事、提高戰術素養的熱潮，培養大批靈敏勇敢有高度戰術素養的指揮員。對上級的一切指示、命令、通報等文件，一定要認真研究，結合實際嚴格執行；戰鬥之後，各級都要總結經驗教訓，作為訓練的教材；教育要嚴格、認真，貫徹少而精的原則，講求實效，不白費精力；加強戰士的軍事技術教育，如射擊刺殺、投彈、近迫作業和防空、防毒，對付敵人坦克、裝甲車、炮兵，以及夜戰、伏擊、襲擊的訓練；幹部要熟悉部下，密切指戰員的關係，各級幹部定期向部下進行行政管理教育，講部隊傾向與克服方法；加強各種徒手、器械體操及障礙競走的訓練。
1941年8月1日，115師為檢驗部隊的學習和訓練效果，在蛟龍汪舉行了規模盛大的軍政檢閱大會，進行了射擊、投彈等軍事項目的比賽和政治測驗。
1941年到1942年，115師的軍事訓練取得了很大成績。指揮員明確了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戰鬥員提高了軍事技術水平，部隊戰鬥力大大增強，殲敵數量不斷增加，而傷亡明顯減少。1941年1月至7月，平均每月傷亡790餘人，到1942年，每月平均傷亡下降到290餘人。這是115師認真貫徹執行積蓄力量、堅持遊擊戰爭、準備將來反攻的總方針所取得的一項豐碩成果。
劉少奇到了山東
1941年，日軍在山東進行“掃蕩”時，雖然山東的八路軍給了日偽軍以重大的打擊，但那畢竟是一種缺乏主動權的作戰行動。在整個反“掃蕩”過程中，八路軍隻是根據日軍行動而採取一些相應的應付措施。雖然八路軍堅持了沂蒙山區的抗日根據地，但也蒙受了重大損失。造成這種局麵的客觀原因是敵強我弱，以及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夾擊，但實事求是地講，當時山東的八路軍在工作中也確實存在一些失誤。
115師的兩位領導羅榮桓和陳光通過總結沂蒙山區反“掃蕩”的經驗教訓，指出了這些失誤，並向中共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反映了存在的這些失誤。
羅榮桓和陳光認為，這次反“掃蕩”，反映了領導人過去對敵後鬥爭的長期性、殘酷性和嚴重性認識不足。在上半年比較和平的環境中，產生了麻痹的情緒，未能接受其他地區反“掃蕩”的經驗教訓，對反“掃蕩”缺乏充分的動員和準備。同時，對於山東的三角鬥爭的長期性認識不足。在當時的情況下，日偽軍、國民黨軍隊和八路軍三方誰都沒有能力一下子消滅任何一方，因而把工作的重點放在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方麵，卻忽略了對日軍的武裝出擊。
他們指出：在此次沂蒙山區反“掃蕩”中，完全證實了中央軍委指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敵我鬥爭已進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階段，我們的鬥爭方針應該是長期的分散遊擊戰爭，採取一切鬥爭方式與敵周旋，節省保存自己的實力，加強民兵及全部武裝地方化，準備迎接配合戰略反攻，是萬分正確的。同時證實，不採取靈活的遊擊戰爭，而守村守寨單純防禦挨打的辦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將敵頑一齊消滅，打開局麵後再進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確的。
他們還認為，在這次反“掃蕩”中暴露出機關龐大、周轉不靈以及不切實際、工作不深入、鋪張、形式主義作風等問題。這不僅表現在八大劇團的會演上，也表現在習慣於開大會、做大報告上。對於這些完全不適合敵後環境的機關作風，羅榮桓從1941年4月起曾不止一次地提出過批評意見，但沒有得到有關領導的重視。
羅榮桓看到了問題，但卻沒有權力解決這些問題。桃峪會議不但沒有消除山東縱隊與115師之間原來就已存在的矛盾，反而矛盾越來越多。問題和失誤是明擺著的，而自己又沒有辦法處理，羅榮桓隻好請求中央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