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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一一五師征戰實錄 作者：李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平靜的微山湖突然掀起了大浪。
八路軍內部出了“托匪”
羅榮桓接到這兩個電報，心裏想，不好！共產黨中的一些人的毛病又犯了。早在紅軍時期，反“ab團”擴大化，就不知冤枉了多少紅軍優秀幹部、戰士，造成了重大損失。當年，很多國民黨出很高獎賞都沒有抓到的共產黨員，最後卻慘死在自己戰友的槍口之下。這些事記憶猶新，今天有的人又搞起了這套把戲。
“決不能讓歷史悲劇重演！”羅榮桓暗暗下了決心。
所謂“肅托”，即肅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蘇聯共產黨中以托洛茨基為首的派別。30年代在蘇聯曾開展了大規模的反托鬥爭，許多人被當作托派而遭到殺害。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從蘇聯一回國，便照搬蘇聯的模式，大肆鼓吹“肅托”。1938年1月，康生拋出《剷除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幫》的長文，毫無根據地指責陳獨秀是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漢奸，從而把肅托和反對漢奸相提並論。1938年8月，康生擔任中共情報部和中央社會部部長後，便直接掌管“肅托”大權，濫殺無辜，惡劣影響涉及全黨，很多共產黨員以“莫須有”的罪名慘遭殺害。
當時，廣大幹部甚至許多領導“肅托”的人，其實並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詞的含義。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從康生的小冊子裏受到影響，把“托派”當成漢奸，或者如同10年內戰時期的“ab團”、“改組派”那樣來理解。湖西的“肅托”，首先從區黨委下屬的湖邊地委搞了起來。1939年8月，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誣指湖西幹部學校的教員魏定遠為“托匪”。他施用殘酷的肉刑，逼迫魏定遠招認是“托派”，並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單。不到兩個月，被關押的黨員和幹部已達數百人。因為“托派”從性質上講同漢奸是一樣的，既然是漢奸，那就是中國人民的公敵，當時的情況怎麽能讓人民公敵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長的時間裏，就有約300人被無辜殺害。
湖西地區處於微山湖以西的蘇、魯、豫、皖4省邊界，緊靠津浦、隴海兩條鐵路幹線，逼近戰略要地徐州，是連接華北與華中兩大戰略區的紐帶。抗日戰爭一開始，湖西人民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並於1938年五六月間成立了人民抗日義勇軍第2總隊（當時總隊長是李貞幹，政委是王文彬，後為郭影秋），後改稱八路軍山東縱隊挺進支隊，為開創湖西抗日根據地做出了很大的貢獻。1938年12月，由115師第685團改編的蘇魯支隊到達湖西，和山東縱隊挺進支隊合編為蘇魯豫支隊，接連打了幾個勝仗，粉碎了4000多日偽軍對湖西的第一次“掃蕩”，受到了湖西群眾的熱情歡迎。與抗日義勇軍第2總隊合編後，部隊迅速發展壯大，共有第1、2、3、4大隊和遊擊7大隊及獨立大隊等下屬單位，曾發展到8000餘人。
1939年5月間，遵照中央要蘇魯豫支隊向隴海路以南發展的指示，支隊長彭明治率領支隊部和第2、3大隊及獨立大隊，支隊政委吳法憲率領第1大隊和第7大隊一部，分別進到隴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以東地區活動。第4大隊由副支隊長兼大隊長梁興初和支隊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王鳳鳴率領，留在湖西地區活動。蘇魯豫支隊的這3支隊伍，分別處在津浦路和隴海路十字交叉點徐州的西北、西南和東南角（第686團則進入徐州的東北角），南聯彭雪楓縱隊，西接冀魯豫支隊，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隊伍的活動範圍是越來越廣了，按這樣的情況看，這裏的抗日形勢是一派大好。然而，到1939年8月間，湖西地區突然掀起了“肅托”
的狂風惡浪。
王須仁搞“肅托”，得到當時兼任湖西區軍政委員會主席王鳳鳴的支持。二王又挾持蘇魯豫區黨委書記同意他們的行動。於是，他們刑訊逼供，誘供，串供，然後再依據這些不確實的口供抓人，如此惡性循環，“托派”是越肅越多。
“肅托”像瘟疫一樣，很快蔓延到湖西區黨委，許多領導幹部被關押。區黨委宣傳部長馬霄鵬、統戰部長王文彬、軍事部長張如、社會部長趙萬慶等大批優秀幹部被殺害。二王草菅人命，不僅不向山東分局和115師報告，而且還嫌當地“托派”的人數不夠，“肅”起來不過癮，於是向冀魯豫支隊楊得誌發報，說在冀魯豫支隊活動的魯西南地區黨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楊得誌將該地區的“托派”抓起來，送到湖西地區處理。楊得誌一麵向上級反映，一麵回電嚴詞拒絕。不久，楊得誌率領部隊路過湖西，聽說他們仍在殺人，又當麵對王鳳鳴和大隊長梁興初說：“你們殺人有沒有請示報告？這樣搞不行。”王鳳鳴對此置若罔聞。而梁興初當時剛從隴海路南回來，不了解“肅托”的情況。他聽了楊得誌的意見後，表示同意，並向王鳳鳴提出意見。王不但不聽，反而說有人供出梁興初與徐州的敵人有密切聯繫，也是“托匪”，突然把梁興初也抓了起來。此例一開，4大隊的“托匪”一個個被“揪”了出來。很多營連幹部被投進監獄，這些人大都是經過長征的老紅軍。
八路軍內部出了“托匪”
羅榮桓接到這兩個電報，心裏想，不好！共產黨中的一些人的毛病又犯了。早在紅軍時期，反“ab團”擴大化，就不知冤枉了多少紅軍優秀幹部、戰士，造成了重大損失。當年，很多國民黨出很高獎賞都沒有抓到的共產黨員，最後卻慘死在自己戰友的槍口之下。這些事記憶猶新，今天有的人又搞起了這套把戲。
“決不能讓歷史悲劇重演！”羅榮桓暗暗下了決心。
所謂“肅托”，即肅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蘇聯共產黨中以托洛茨基為首的派別。30年代在蘇聯曾開展了大規模的反托鬥爭，許多人被當作托派而遭到殺害。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從蘇聯一回國，便照搬蘇聯的模式，大肆鼓吹“肅托”。1938年1月，康生拋出《剷除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幫》的長文，毫無根據地指責陳獨秀是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漢奸，從而把肅托和反對漢奸相提並論。1938年8月，康生擔任中共情報部和中央社會部部長後，便直接掌管“肅托”大權，濫殺無辜，惡劣影響涉及全黨，很多共產黨員以“莫須有”的罪名慘遭殺害。
當時，廣大幹部甚至許多領導“肅托”的人，其實並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詞的含義。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從康生的小冊子裏受到影響，把“托派”當成漢奸，或者如同10年內戰時期的“ab團”、“改組派”那樣來理解。湖西的“肅托”，首先從區黨委下屬的湖邊地委搞了起來。1939年8月，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誣指湖西幹部學校的教員魏定遠為“托匪”。他施用殘酷的肉刑，逼迫魏定遠招認是“托派”，並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單。不到兩個月，被關押的黨員和幹部已達數百人。因為“托派”從性質上講同漢奸是一樣的，既然是漢奸，那就是中國人民的公敵，當時的情況怎麽能讓人民公敵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長的時間裏，就有約300人被無辜殺害。
湖西地區處於微山湖以西的蘇、魯、豫、皖4省邊界，緊靠津浦、隴海兩條鐵路幹線，逼近戰略要地徐州，是連接華北與華中兩大戰略區的紐帶。抗日戰爭一開始，湖西人民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並於1938年五六月間成立了人民抗日義勇軍第2總隊（當時總隊長是李貞幹，政委是王文彬，後為郭影秋），後改稱八路軍山東縱隊挺進支隊，為開創湖西抗日根據地做出了很大的貢獻。1938年12月，由115師第685團改編的蘇魯支隊到達湖西，和山東縱隊挺進支隊合編為蘇魯豫支隊，接連打了幾個勝仗，粉碎了4000多日偽軍對湖西的第一次“掃蕩”，受到了湖西群眾的熱情歡迎。與抗日義勇軍第2總隊合編後，部隊迅速發展壯大，共有第1、2、3、4大隊和遊擊7大隊及獨立大隊等下屬單位，曾發展到8000餘人。
1939年5月間，遵照中央要蘇魯豫支隊向隴海路以南發展的指示，支隊長彭明治率領支隊部和第2、3大隊及獨立大隊，支隊政委吳法憲率領第1大隊和第7大隊一部，分別進到隴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以東地區活動。第4大隊由副支隊長兼大隊長梁興初和支隊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王鳳鳴率領，留在湖西地區活動。蘇魯豫支隊的這3支隊伍，分別處在津浦路和隴海路十字交叉點徐州的西北、西南和東南角（第686團則進入徐州的東北角），南聯彭雪楓縱隊，西接冀魯豫支隊，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隊伍的活動範圍是越來越廣了，按這樣的情況看，這裏的抗日形勢是一派大好。然而，到1939年8月間，湖西地區突然掀起了“肅托”
的狂風惡浪。
王須仁搞“肅托”，得到當時兼任湖西區軍政委員會主席王鳳鳴的支持。二王又挾持蘇魯豫區黨委書記同意他們的行動。於是，他們刑訊逼供，誘供，串供，然後再依據這些不確實的口供抓人，如此惡性循環，“托派”是越肅越多。
“肅托”像瘟疫一樣，很快蔓延到湖西區黨委，許多領導幹部被關押。區黨委宣傳部長馬霄鵬、統戰部長王文彬、軍事部長張如、社會部長趙萬慶等大批優秀幹部被殺害。二王草菅人命，不僅不向山東分局和115師報告，而且還嫌當地“托派”的人數不夠，“肅”起來不過癮，於是向冀魯豫支隊楊得誌發報，說在冀魯豫支隊活動的魯西南地區黨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楊得誌將該地區的“托派”抓起來，送到湖西地區處理。楊得誌一麵向上級反映，一麵回電嚴詞拒絕。不久，楊得誌率領部隊路過湖西，聽說他們仍在殺人，又當麵對王鳳鳴和大隊長梁興初說：“你們殺人有沒有請示報告？這樣搞不行。”王鳳鳴對此置若罔聞。而梁興初當時剛從隴海路南回來，不了解“肅托”的情況。他聽了楊得誌的意見後，表示同意，並向王鳳鳴提出意見。王不但不聽，反而說有人供出梁興初與徐州的敵人有密切聯繫，也是“托匪”，突然把梁興初也抓了起來。此例一開，4大隊的“托匪”一個個被“揪”了出來。很多營連幹部被投進監獄，這些人大都是經過長征的老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