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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一一五師征戰實錄 作者：李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毛澤東與蔣介石第二次握手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有兩位重要人物是無論如何也抹不掉的。這兩位人物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出身於比較富裕的農民家庭。但兩人的道路卻不相同。1924年春，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毛澤東曾擔任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代理過宣傳部長，地位比蔣介石還高。但他們在廣州見麵的機會並不多，各種材料上也沒有什麽記載。據蔣介石回憶，他對毛澤東的印象並不深，隻說毛澤東在會上發言不多，好談農民問題。似乎當時兩人之間還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支持北伐，消滅北方的軍閥。但要從更深的內心中去了解當時兩人的想法，卻是不一樣的。
蔣介石留過洋，學過日本人的作戰理論。毛澤東沒有出國學過外國的作戰理論，卻對中國的《孫子兵法》以及《水滸》和《三國演義》等中國的兵書和反映中國古代戰爭的小說研究得很透。自1930年12月以後，蔣介石的“洋”軍事學說和毛澤東的“土”軍事學說開始了激烈的鬥爭。
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之間的矛盾是越積越深。蔣介石曾出大價錢要過毛澤東的人頭。
長征中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接過紅軍的指揮權，開始在貴州、四川、陝西、甘肅等省份的叢山峻嶺中，淋漓盡致地發揮他的軍事天才。
可當時共產黨的實力太弱小了，要不是毛澤東的英明，紅軍可能早就垮了。
日本人的威脅，要求中國國內有一個團結一致的環境，共產黨也需要一個生存和發展的環境。
於是，遵義會議以後，共產黨向國民黨頻頻發出團結抗戰的信息，表示紅軍可以接受改編。
但蔣介石對共產黨的團結抗戰信息均不予理睬。
蔣介石沒有給共產黨麵子。
共產黨更恨蔣介石，毛澤東更覺得與蔣介石不共戴天。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囚於西安。
“西安事變”後第三天，史達林就致電中共中央，希望中國共產黨利用自己的影響使蔣獲釋。
蔣介石沒有被殺掉，仍回到了南京。
在中國命運生死攸關的時刻，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位死對頭又變成了合作者。
此乃中國之大幸。
“七七事變”為國共合作推波助瀾
1937年1月，蔣介石下令停止“剿共”，標誌著第二次國共合作進入運作階段。從那時開始，國共兩黨開始談判有關合作事項和紅軍的改編問題。1月31日，蔣介石指示撥給紅軍每月軍費20到30萬元，紅軍番號不變。
2月8日，蔣介石又指出，如要統一軍隊，中共不能再宣傳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表示如國民黨政府堅持原談判條件，則中共停止武裝暴動，改蘇維埃為中華民國特區。
這是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特區”這一概念，這比提出香港可以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區早了整整47年，這也可以算是一國兩製的最初形式。現在鄧小平著作中提到的“陝甘寧特區”就是指這一件事。
中國共產黨還提出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受中央政府領導，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
但蔣介石還是沒有完全放棄反對共產黨。2月15日，南京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根絕赤禍案》，其重點內容為，根絕赤化宣傳；根絕階級鬥爭。同時認為紅軍要向國民黨中央政府投誠，而不是統一改編。
從根本上講，蔣介石對中共的態度仍沒有發生變化，隻是在策略上作了調整。他在2月5日的日記中就說：“對內避免內戰。然一遇內亂，則不放棄戡亂安內之責任。”
蔣介石之所以調整“剿共”的策略，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他確實感到了日本人的威脅，二是中國共產黨也答應放棄武裝鬥爭的政策。
3月6日，蔣介石又對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說：
“我國對共產黨政策並未有何變更。此點可於前次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證明之。”
看來，蔣介石雖然在口頭上答應與共產黨合作，但其內心是極不情願的。他的想法是，合作可以，但共產黨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協議已經有了，但國共兩黨能否成功地進行合作還是一個未知數。
可就在這時，“七七事變”爆發了。
自1933年以後，因為國民黨當局的一再妥協，使得北平、天津成為日本人的勢力範圍。自山海關到豐臺，鐵路沿線均有日軍駐紮。通縣已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純係日本人的傀儡。北平北麵則駐有日偽重兵，西北麵是李守信、王英偽軍。隻有盧溝橋仍為中國軍隊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把盧溝橋再劃到日本人的勢力範圍內，那麽北平就盡入日本人手裏。因此，日軍又製造事端，進攻盧溝橋，從而挑起了“七七事變”。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蔣介石正在廬山。事變的第二天，他才接到當時的北平市長秦得純的報告。接到這個報告後，蔣介石對是否立即進行全麵抗日仍未下定決心。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有兩位重要人物是無論如何也抹不掉的。這兩位人物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出身於比較富裕的農民家庭。但兩人的道路卻不相同。1924年春，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毛澤東曾擔任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代理過宣傳部長，地位比蔣介石還高。但他們在廣州見麵的機會並不多，各種材料上也沒有什麽記載。據蔣介石回憶，他對毛澤東的印象並不深，隻說毛澤東在會上發言不多，好談農民問題。似乎當時兩人之間還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支持北伐，消滅北方的軍閥。但要從更深的內心中去了解當時兩人的想法，卻是不一樣的。
蔣介石留過洋，學過日本人的作戰理論。毛澤東沒有出國學過外國的作戰理論，卻對中國的《孫子兵法》以及《水滸》和《三國演義》等中國的兵書和反映中國古代戰爭的小說研究得很透。自1930年12月以後，蔣介石的“洋”軍事學說和毛澤東的“土”軍事學說開始了激烈的鬥爭。
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之間的矛盾是越積越深。蔣介石曾出大價錢要過毛澤東的人頭。
長征中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接過紅軍的指揮權，開始在貴州、四川、陝西、甘肅等省份的叢山峻嶺中，淋漓盡致地發揮他的軍事天才。
可當時共產黨的實力太弱小了，要不是毛澤東的英明，紅軍可能早就垮了。
日本人的威脅，要求中國國內有一個團結一致的環境，共產黨也需要一個生存和發展的環境。
於是，遵義會議以後，共產黨向國民黨頻頻發出團結抗戰的信息，表示紅軍可以接受改編。
但蔣介石對共產黨的團結抗戰信息均不予理睬。
蔣介石沒有給共產黨麵子。
共產黨更恨蔣介石，毛澤東更覺得與蔣介石不共戴天。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囚於西安。
“西安事變”後第三天，史達林就致電中共中央，希望中國共產黨利用自己的影響使蔣獲釋。
蔣介石沒有被殺掉，仍回到了南京。
在中國命運生死攸關的時刻，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位死對頭又變成了合作者。
此乃中國之大幸。
“七七事變”為國共合作推波助瀾
1937年1月，蔣介石下令停止“剿共”，標誌著第二次國共合作進入運作階段。從那時開始，國共兩黨開始談判有關合作事項和紅軍的改編問題。1月31日，蔣介石指示撥給紅軍每月軍費20到30萬元，紅軍番號不變。
2月8日，蔣介石又指出，如要統一軍隊，中共不能再宣傳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表示如國民黨政府堅持原談判條件，則中共停止武裝暴動，改蘇維埃為中華民國特區。
這是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特區”這一概念，這比提出香港可以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區早了整整47年，這也可以算是一國兩製的最初形式。現在鄧小平著作中提到的“陝甘寧特區”就是指這一件事。
中國共產黨還提出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受中央政府領導，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
但蔣介石還是沒有完全放棄反對共產黨。2月15日，南京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根絕赤禍案》，其重點內容為，根絕赤化宣傳；根絕階級鬥爭。同時認為紅軍要向國民黨中央政府投誠，而不是統一改編。
從根本上講，蔣介石對中共的態度仍沒有發生變化，隻是在策略上作了調整。他在2月5日的日記中就說：“對內避免內戰。然一遇內亂，則不放棄戡亂安內之責任。”
蔣介石之所以調整“剿共”的策略，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他確實感到了日本人的威脅，二是中國共產黨也答應放棄武裝鬥爭的政策。
3月6日，蔣介石又對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說：
“我國對共產黨政策並未有何變更。此點可於前次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證明之。”
看來，蔣介石雖然在口頭上答應與共產黨合作，但其內心是極不情願的。他的想法是，合作可以，但共產黨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協議已經有了，但國共兩黨能否成功地進行合作還是一個未知數。
可就在這時，“七七事變”爆發了。
自1933年以後，因為國民黨當局的一再妥協，使得北平、天津成為日本人的勢力範圍。自山海關到豐臺，鐵路沿線均有日軍駐紮。通縣已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純係日本人的傀儡。北平北麵則駐有日偽重兵，西北麵是李守信、王英偽軍。隻有盧溝橋仍為中國軍隊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把盧溝橋再劃到日本人的勢力範圍內，那麽北平就盡入日本人手裏。因此，日軍又製造事端，進攻盧溝橋，從而挑起了“七七事變”。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蔣介石正在廬山。事變的第二天，他才接到當時的北平市長秦得純的報告。接到這個報告後，蔣介石對是否立即進行全麵抗日仍未下定決心。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