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馬吉牧師是有關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重要證人，這是事實。雖然鈴木明試圖指出這位馬吉牧師的證詞有矛盾和悖謬之處，但如前麵所看到的，其批評沒有作用。然而，一部分人對鈴木明的著作——包括他對馬吉牧師的批評在內的評價依然很高，如渡部升一，他作為導演活躍於社會，博學而聲譽頗高。他揮筆疾書，竟然這樣說：“‘南京大屠殺’使我們羞對世界尤其是羞對中國，這是所謂日本軍在南京殺害三、四十萬士兵和男女平民百姓的事件。但是，此事也通過鈴木明的詳盡的調查報告即《“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一書而真相大白，這種事件無論如何想像都不可能存在。它證明，這次大屠殺的所有傳說以及文件的來源都集中到一處。南京大清殺是美國牧師馬吉造的謠，而且查到底，這些謠言無一能找出像樣的事實根據。總之，日本人由於一個不負責任的外國人的造謠，而被打上了集體屠殺幾十萬中國人的烙印。”（《歷史的閱讀方法》，第一三五至一三七頁）
這實在是粗暴的議論，尤其是針對馬吉牧師的議論，應當說是無視事實的造謠生事。即使鈴木明本人也決沒有說過這種活。看來，渡部升一大概沒有仔細看過鈴木明的那本著作。
所謂“經常是同一個目擊者”
南京的薑福根曾接受了本多勝一為寫《中國之旅》而進行的採訪，後來又同訪問南京的三留理男見了麵（《中國報導》，載《每日周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薑福根還親自投稿《控訴南京大屠殺》一文，刊登在《人民中國》一九七二年七月號上。南京的外事工作人員曾多次向日本人介紹了薑福根在少年時代的痛苦遭遇，這種心情，我想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不過，鈴木明卻由此產生了一個殘忍的提問，說：“能介紹南京大屠殺的，難道隻有當時年僅七歲的薑福根一個人嗎？”（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一九頁。）每當想起看到此文的南京人的憤恨和中國人民的滿腔怒火，我的心情便十分沉痛。
南京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戰犯法庭（後改為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僅審判了應對南京事件負責的第六師團長穀壽夫中將，並處以死刑。據穀壽夫中將的遺書《血錄南京獄中記》說，這次審判僅讓受害市民七十五名男子、二十五名女子作為證人出庭（五島廣作著：《第六師團無事實根據》，一九六六年在《熊本廣播》連載）。當然，這並非說受害人隻有這些，而是考慮到審判的進行，僅選出了一百個受害者。在這些人當中，尚有幾十個人健在，何不找他們採訪一下呢？倘若此事不成，即使去台灣，自然也能從與蔣介石一起逃到那裏的中國人中間找到南京暴行的受害者。我也間接地知道一個人，此人是身負三處刀傷而活在世上的南京事件的受害者。
在南京開設的戰犯軍事法庭上對穀壽夫中將的審判，如本書正文所述，
似有一百名證人出庭作證。據在這次審判中“對起訴的申辯書”所說，穀
壽夫中將被追究的罪責是殺害九百多人，強姦四十多人。而且，據“不服
判決補充呈報書”所說，自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第六師團在中華門
一帶所犯事件共達三百七十八起（五島廣作編：《南京作戰的真相》，第
二二八、二三六頁）。
順便說一句，在南京的戰犯軍事法庭受審的與南京事件有關人員，除
穀壽夫中將外，還有第十六師團的兩個少尉（有砍殺百人比賽的嫌疑）、
一個大尉（有砍殺三百人的嫌疑？），共計四人，都被判處死刑（法務大
臣官房司法法製調查部編：《戰爭犯罪裁判史概要》〔一九七三年八月〕，
第三五○至三五一頁。同調查部：《戰爭審判記錄有關資料目錄》〔一九
三三年七月〕，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頁）。除穀壽夫中將外，其餘三人可以
說是在“南京大屠殺事件”前參與屠殺的人，因而應該認為與南京事件無
直接關係。
德丁記者的報導
鈴木明說，要揭示事件的真相，第三國人的資料是最為可信的。他找到了《紐約時報》 南京特派記者德丁寄往報社的報導與電報， 並介紹了其中的一部分內容（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頁）。這位記者在南京被占領時的三、四天內，詳細目睹了日本軍的行徑。
鈴木明在前麵提到的那本書中說：“過期的《紐約時報》沉睡在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地下倉庫的深處，散發著一種獨特而又濃烈的書蠹黴味。事實上，我萬萬沒有想到能如此輕而易舉地看到《紐約時報》的原件，不禁啞然。在洞富雄編撰的書籍裏有一篇文章說：‘德丁的報導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在《紐約時報》上’（根據檢察方麵為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而提出的德丁的宣誓口述〔檢證一七九二，未提交〕，不過記錯了時間，參照後麵的記述。——洞富雄注）。洞富雄之所以沒有發現它，我想是因為要找到過期的《紐約時報》相當困難。”鈴木明還談了他那煞費苦心地尋找該報的經過：我們倆花了兩天時間，逐頁翻閱了十二月份和一月份每天多達六十頁的《紐約時報》，尋找德丁這個署名，結果缺少了引人注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報紙，後來總算在一月九日出版的那天報紙上發現有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航空郵寄的長篇大論的報導。據他說，那是在“盛夏，在沒有空調機的閱覽室裏”進行的艱苦勞動。其實，我早在此幾個月之前就想到把這些資料收進南京事件資料集裏，充作《日本戰爭史資料》中的兩冊。我懷著希望或許能找到德丁的報導的僥倖心理，查閱了東京大學以及其他各處所收藏的《紐約時報》原件。
這實在是粗暴的議論，尤其是針對馬吉牧師的議論，應當說是無視事實的造謠生事。即使鈴木明本人也決沒有說過這種活。看來，渡部升一大概沒有仔細看過鈴木明的那本著作。
所謂“經常是同一個目擊者”
南京的薑福根曾接受了本多勝一為寫《中國之旅》而進行的採訪，後來又同訪問南京的三留理男見了麵（《中國報導》，載《每日周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薑福根還親自投稿《控訴南京大屠殺》一文，刊登在《人民中國》一九七二年七月號上。南京的外事工作人員曾多次向日本人介紹了薑福根在少年時代的痛苦遭遇，這種心情，我想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不過，鈴木明卻由此產生了一個殘忍的提問，說：“能介紹南京大屠殺的，難道隻有當時年僅七歲的薑福根一個人嗎？”（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一九頁。）每當想起看到此文的南京人的憤恨和中國人民的滿腔怒火，我的心情便十分沉痛。
南京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戰犯法庭（後改為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僅審判了應對南京事件負責的第六師團長穀壽夫中將，並處以死刑。據穀壽夫中將的遺書《血錄南京獄中記》說，這次審判僅讓受害市民七十五名男子、二十五名女子作為證人出庭（五島廣作著：《第六師團無事實根據》，一九六六年在《熊本廣播》連載）。當然，這並非說受害人隻有這些，而是考慮到審判的進行，僅選出了一百個受害者。在這些人當中，尚有幾十個人健在，何不找他們採訪一下呢？倘若此事不成，即使去台灣，自然也能從與蔣介石一起逃到那裏的中國人中間找到南京暴行的受害者。我也間接地知道一個人，此人是身負三處刀傷而活在世上的南京事件的受害者。
在南京開設的戰犯軍事法庭上對穀壽夫中將的審判，如本書正文所述，
似有一百名證人出庭作證。據在這次審判中“對起訴的申辯書”所說，穀
壽夫中將被追究的罪責是殺害九百多人，強姦四十多人。而且，據“不服
判決補充呈報書”所說，自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第六師團在中華門
一帶所犯事件共達三百七十八起（五島廣作編：《南京作戰的真相》，第
二二八、二三六頁）。
順便說一句，在南京的戰犯軍事法庭受審的與南京事件有關人員，除
穀壽夫中將外，還有第十六師團的兩個少尉（有砍殺百人比賽的嫌疑）、
一個大尉（有砍殺三百人的嫌疑？），共計四人，都被判處死刑（法務大
臣官房司法法製調查部編：《戰爭犯罪裁判史概要》〔一九七三年八月〕，
第三五○至三五一頁。同調查部：《戰爭審判記錄有關資料目錄》〔一九
三三年七月〕，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頁）。除穀壽夫中將外，其餘三人可以
說是在“南京大屠殺事件”前參與屠殺的人，因而應該認為與南京事件無
直接關係。
德丁記者的報導
鈴木明說，要揭示事件的真相，第三國人的資料是最為可信的。他找到了《紐約時報》 南京特派記者德丁寄往報社的報導與電報， 並介紹了其中的一部分內容（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頁）。這位記者在南京被占領時的三、四天內，詳細目睹了日本軍的行徑。
鈴木明在前麵提到的那本書中說：“過期的《紐約時報》沉睡在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地下倉庫的深處，散發著一種獨特而又濃烈的書蠹黴味。事實上，我萬萬沒有想到能如此輕而易舉地看到《紐約時報》的原件，不禁啞然。在洞富雄編撰的書籍裏有一篇文章說：‘德丁的報導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在《紐約時報》上’（根據檢察方麵為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而提出的德丁的宣誓口述〔檢證一七九二，未提交〕，不過記錯了時間，參照後麵的記述。——洞富雄注）。洞富雄之所以沒有發現它，我想是因為要找到過期的《紐約時報》相當困難。”鈴木明還談了他那煞費苦心地尋找該報的經過：我們倆花了兩天時間，逐頁翻閱了十二月份和一月份每天多達六十頁的《紐約時報》，尋找德丁這個署名，結果缺少了引人注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報紙，後來總算在一月九日出版的那天報紙上發現有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航空郵寄的長篇大論的報導。據他說，那是在“盛夏，在沒有空調機的閱覽室裏”進行的艱苦勞動。其實，我早在此幾個月之前就想到把這些資料收進南京事件資料集裏，充作《日本戰爭史資料》中的兩冊。我懷著希望或許能找到德丁的報導的僥倖心理，查閱了東京大學以及其他各處所收藏的《紐約時報》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