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是：因兵員的激增，訓練忙不過來，結果難以維護軍隊紀律。頗為有
名的日本的軍隊教育果真是那樣差嗎？而且，這種看法似乎把軍隊看成是
把劣質的“平民百姓”訓練成堅如不屈的戰士的練武場所。但是，我們的
看法卻與此截然相反。正如本文所敘述的那樣，軍隊正是這樣的場所，即：
通過訓練與教育，將單純的青年培養成無動於衷地幹出殘酷行為的那種凶
猛的士兵。恰如美國青年在海軍陸戰隊的軍隊生活中通過徹底的殺人合理
化教育，成了職業殺人者（參見麥克林著、鈴木主稅譯《人性的崩潰：在
越南的美國士兵的證詞》）。
關於《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號所載文章，我不想再作敘述了。我閱讀了收編在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裏的文章，發現有相當一部分是後來補充進去的，其中也包括若幹有問題的記述。此外，有的記述盡管是很重要的，卻被刪除了。同此，我想就這些問題談幾句。
在單行本中刪除的，是有關“砍殺百人比賽”的文章，它雖是與本文無直接關係的問題，但我還是先將它提出來。鈴木明在原來的文章中是這樣敘述的：
我看過刊登在《中國》雜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號上的報導，內容是說
“我親耳聽到n少尉說過關於砍殺百人的話”，其中有“n少尉作為戰犯在
南京被槍決”這麽一句。可是，關於此事已無從查證。
在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裏，這段報導幹脆給刪掉了，卻不知是什麽原因。當事人n少尉在母校的小學生麵前恬不知恥地說，當時，“砍殺百人”就是砍殺俘虜，這一事實曾刊登在《中國》雜誌上，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清楚。可是，鈴木明不惜耗費財力，不辭辛勞地進行了採訪，卻為何偏偏不去採訪此人，不寫此人的採訪報導呢？鈴木明不僅沒有這樣做，甚至連前麵已經引用過的報導也刪除不用。 當然，n少尉的實情話對“砍殺百人比賽虛假報導論”的確是不利的反證資料。所以，他連那種用詞模稜兩可的報導也不想照原樣保留下來。
※ ※ ※
其次提一提增補的部分。我們可以從《“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中看到這樣一段文字。那就是：“《生活》雜誌反映了當時美國的社會輿論，一直保持著極端‘反日’的格調，從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在關於‘東洋發生的事’的報導中，五、六月間大量出現關於譴責日本空軍空襲的報導，但關於‘在南京發生的事件’的報導，卻一行也沒有。”（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三十七頁）
鈴木明如此敘述，並斷言，由此可見“當時在南京發生的事件並沒有被看作像‘對武漢空襲’的事件那樣重大”。
不過，鈴木明果真能夠瀏覽當時全部《生活》雜誌嗎？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這裏有證據。我所說的證據，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號《生活》上，有一個標題，即《海外攝影——征服者日本軍在中國國民政府首都“地獄般的一周”》，刊登了慘不忍睹的照片，並加了說明。這一期《生活》雜誌在日本國內是禁止發行的（我是從《出版警察報》獲知這一事實的），幸好在國際基督教大學圖書館裏收藏了一套《生活》 雜誌。 所以，我複印了一份，得以用作舊著《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的插圖（見本書原著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頁）。所謂“在《生活》雜誌上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報導一行也沒有”，那是謊言。
※ ※ ※
鈴木明還推測說，郭沫若在其《抗日戰爭回憶錄》中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之所以一行也沒有提及，乃是沒有把它看作是重大事件（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頁）。然而，說是“一行也沒有提及”卻也令人莫名其妙。郭沫若乘船從武漢撤離時，在甲板上目睹著淪陷前夕的武漢三鎮，感慨萬千。他在敘述當時情景時，明確地寫道：“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開在我眼前，使我不得不睜大眼睛凝視。那是南京大屠殺的血景！明天誰又能保定：不就在這武漢三鎮再一次展開呢？……”（見《洪波曲》第十三章第六節——譯者）
不僅如此，正如鈴木明也知道的那樣，郭沫若不是為田伯烈編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中譯本寫了長篇序言，慷慨激昂地揭露過日本人嗎？（參見本書第二四三頁以後）
實際上，鈴木明這種“什麽也沒有”的說法在雜誌上刊登的原來的文稿中已有若幹敘述，因而我想在此作些敘述。
鈴木明提到了史沫特萊在她那《八路軍從軍記》中的記述。他說，我讀了此書，發覺“從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九日，每天都有日記記述”，但“不知為什麽，關於‘南京屠殺’的記述一行也沒有”（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三十頁）。不言而喻，他是說中國方麵並沒有把南京發生的事件當作重大事件。據鈴木明說， 史沫特萊在她的著作中寫道： “來自漢口的報紙要晚一個星期”，“電台廣播傳來重大事件”。但是，史沫特萊之所以什麽也沒有寫，那隻能看作是當時有關南京暴行的詳細情況尚未傳到八路軍那裏。南京淪陷後三天，《紐約時報》的記者德丁仍在該地採訪，寫下了關於十二月十八日（接著是翌年一月九日）那天南京悲慘情景的詳細報導。難道還有人讀了這篇報導後仍然不承認南京暴行是重大事件嗎？
名的日本的軍隊教育果真是那樣差嗎？而且，這種看法似乎把軍隊看成是
把劣質的“平民百姓”訓練成堅如不屈的戰士的練武場所。但是，我們的
看法卻與此截然相反。正如本文所敘述的那樣，軍隊正是這樣的場所，即：
通過訓練與教育，將單純的青年培養成無動於衷地幹出殘酷行為的那種凶
猛的士兵。恰如美國青年在海軍陸戰隊的軍隊生活中通過徹底的殺人合理
化教育，成了職業殺人者（參見麥克林著、鈴木主稅譯《人性的崩潰：在
越南的美國士兵的證詞》）。
關於《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號所載文章，我不想再作敘述了。我閱讀了收編在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裏的文章，發現有相當一部分是後來補充進去的，其中也包括若幹有問題的記述。此外，有的記述盡管是很重要的，卻被刪除了。同此，我想就這些問題談幾句。
在單行本中刪除的，是有關“砍殺百人比賽”的文章，它雖是與本文無直接關係的問題，但我還是先將它提出來。鈴木明在原來的文章中是這樣敘述的：
我看過刊登在《中國》雜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號上的報導，內容是說
“我親耳聽到n少尉說過關於砍殺百人的話”，其中有“n少尉作為戰犯在
南京被槍決”這麽一句。可是，關於此事已無從查證。
在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裏，這段報導幹脆給刪掉了，卻不知是什麽原因。當事人n少尉在母校的小學生麵前恬不知恥地說，當時，“砍殺百人”就是砍殺俘虜，這一事實曾刊登在《中國》雜誌上，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清楚。可是，鈴木明不惜耗費財力，不辭辛勞地進行了採訪，卻為何偏偏不去採訪此人，不寫此人的採訪報導呢？鈴木明不僅沒有這樣做，甚至連前麵已經引用過的報導也刪除不用。 當然，n少尉的實情話對“砍殺百人比賽虛假報導論”的確是不利的反證資料。所以，他連那種用詞模稜兩可的報導也不想照原樣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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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提一提增補的部分。我們可以從《“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中看到這樣一段文字。那就是：“《生活》雜誌反映了當時美國的社會輿論，一直保持著極端‘反日’的格調，從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在關於‘東洋發生的事’的報導中，五、六月間大量出現關於譴責日本空軍空襲的報導，但關於‘在南京發生的事件’的報導，卻一行也沒有。”（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三十七頁）
鈴木明如此敘述，並斷言，由此可見“當時在南京發生的事件並沒有被看作像‘對武漢空襲’的事件那樣重大”。
不過，鈴木明果真能夠瀏覽當時全部《生活》雜誌嗎？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這裏有證據。我所說的證據，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號《生活》上，有一個標題，即《海外攝影——征服者日本軍在中國國民政府首都“地獄般的一周”》，刊登了慘不忍睹的照片，並加了說明。這一期《生活》雜誌在日本國內是禁止發行的（我是從《出版警察報》獲知這一事實的），幸好在國際基督教大學圖書館裏收藏了一套《生活》 雜誌。 所以，我複印了一份，得以用作舊著《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的插圖（見本書原著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頁）。所謂“在《生活》雜誌上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報導一行也沒有”，那是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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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明還推測說，郭沫若在其《抗日戰爭回憶錄》中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之所以一行也沒有提及，乃是沒有把它看作是重大事件（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頁）。然而，說是“一行也沒有提及”卻也令人莫名其妙。郭沫若乘船從武漢撤離時，在甲板上目睹著淪陷前夕的武漢三鎮，感慨萬千。他在敘述當時情景時，明確地寫道：“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開在我眼前，使我不得不睜大眼睛凝視。那是南京大屠殺的血景！明天誰又能保定：不就在這武漢三鎮再一次展開呢？……”（見《洪波曲》第十三章第六節——譯者）
不僅如此，正如鈴木明也知道的那樣，郭沫若不是為田伯烈編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中譯本寫了長篇序言，慷慨激昂地揭露過日本人嗎？（參見本書第二四三頁以後）
實際上，鈴木明這種“什麽也沒有”的說法在雜誌上刊登的原來的文稿中已有若幹敘述，因而我想在此作些敘述。
鈴木明提到了史沫特萊在她那《八路軍從軍記》中的記述。他說，我讀了此書，發覺“從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九日，每天都有日記記述”，但“不知為什麽，關於‘南京屠殺’的記述一行也沒有”（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三十頁）。不言而喻，他是說中國方麵並沒有把南京發生的事件當作重大事件。據鈴木明說， 史沫特萊在她的著作中寫道： “來自漢口的報紙要晚一個星期”，“電台廣播傳來重大事件”。但是，史沫特萊之所以什麽也沒有寫，那隻能看作是當時有關南京暴行的詳細情況尚未傳到八路軍那裏。南京淪陷後三天，《紐約時報》的記者德丁仍在該地採訪，寫下了關於十二月十八日（接著是翌年一月九日）那天南京悲慘情景的詳細報導。難道還有人讀了這篇報導後仍然不承認南京暴行是重大事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