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它失去了在國內廣為流傳的機會，連郭沫若自己手頭也沒有這本書，也
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未能把這篇序文收錄在他的那本《羽書集》裏。
現在，在中國已很少能見到《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在上述書目
中“會集和選集”（包括部分郭沫若的著譯）這個欄目裏未編入這個書目，
由此也可以估計到這一點。
在郭沫若的文集裏，未收錄他的那篇序文問題，還有下列看法，也不
是不可以考慮的。
一種看法認為是別人隨便利用郭沫若的名義。然而，難道有這樣的人
嗎？他利用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名義，為在其身邊漢口
發行的那本書作序？
另一種看法認為，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情色彩較強烈，因
而郭沫若作為日本通，他不想把這篇序文當作自己的東西留下來。這似乎
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還寫過論文，題為《日寇的殘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它也沒有被收錄在上述《文藝與宣傳》、《抗戰中的郭沫若》
和《羽書集》中。
介紹了郭沫若的評語以後，接著想聽聽中國作家林語堂的意見。他也就日本軍的殘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寫的小說—一《暴風雨中的樹葉》，篇幅更長了一點，亦試引幾段如下：
自從上帝創造人類以來，人類在今天才看到：士兵們輕蔑地一笑，把
嬰兒拋到空中，然後讓他巧妙地落在鋒利的刺刀尖上，稱它為體育運動。
今天又把俘虜——他們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溝旁邊——當作練習拚刺刀即
有組織地訓練殺人的標靶。有兩個士兵（事實上是兩個少尉。——洞富雄
注）追蹤著從蘇州敗退到南京的中國兵，他們互相打賭，看誰先砍殺一百
個人。兩人的殺人記錄每天引起了他們的同夥的熱切關注。通過高尚的武
士的規範，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會的國民說明他們的行為。但是，這種說
明對其他各國的民眾是行不通的。這種事情對正常的人來說是不可能發生
的。甚至在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製度裏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開化的人們中
間也不可能有。在人類與大猩猩——在未開墾的原始森林中跳來跳去——
之間的親緣關係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從大猩猩本身來說，也是這樣。大
猩猩隻是為了自己的雌猩猩而進行搏鬥和廝殺。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階段，
在人類學上也沒有那種為喜歡殺人而殺人的記錄。
不，那種恐怖行為是人的行為，是一個種族的人對另一個種族的人所
採取的行為。大猩猩不會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來，把它們關在草蓆棚裏，
並澆上汽油，點起了兒而且笑個不停。大猩猩雖在白天肆無忌憚地進行交
配，但不會去看別的雄猩猩進行交配而從中取樂，也不會等在隱蔽的地方
輪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會在完事後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內。
大猩猩的喜悅不至於達到這種程度；在進行強姦和汙辱之際，強迫它的同
夥站在一旁。
這些事件，本來不應通過創作來反映。因為那很可能被認為是得了精
神分裂症的、想像力豐富的作家所設計的。不，這些事件隻能應由中國戰
爭和日本帝國軍隊的相當可靠的考證史才能反映出來。它隻有成為歷史性
記錄和國際委員會的正式報告才可信。創作是不可信的。我們對這些事件
隻能談這一些，因為我們不是搞歷史的，而是搞創作的。可是，我們對一
種現象發生了興趣，而這種現象，深深地隱藏在日本人的人種心理學研究
和以全人類為對象的人類學研究中難以理解的諸領域內……這些事實清楚
地反映了他們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傳統的日本帝國軍隊在世界
人民麵前竟不知羞恥地一起脫下褲子，進行自瀆行為，同時讓自已隻想在
南京這個遙遠的亞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來說明這一事實才好呢？如何
說明日本帝國軍隊才好呢？——如何說明其精神，如何說明其意識形態，
如何說明其戰術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說明消化不良的西歐軍國主義與同樣
消化不良的中國儒教——在中世紀的結構上不徹底地移植於日本自身的封
建神道——相結合呢？日本的軍官們對此是怎麽考慮的？日本的士兵們對
他們自己是怎麽考慮的？為什麽日本的軍官們要繼續這樣幹？他們能夠製
止這樣幹嗎？或者他們愚蠢地想起恐怖戰術，甚至獎勵或強製士兵這樣幹？
如果這樣，問題也許非常複雜了。所謂缺乏強製性的紀律，不能確切地說
明那種輕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奪、缺德和獸性行為。
林語堂對日本軍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憤之餘可能也多少有些誇大。然而，該小說的日譯者竹內好對此說：“我一麵翻譯這部小說，一麵由於手不時發抖而握不住筆。真是殘酷到了極點。當然，即使有些誇大或歪曲，但當我想到中國民眾所經受的悲慘遭遇，就沒有勇氣提出意見去糾正它。我在翻譯這部小說時，實在覺得難受，很想轉移一下視線，但終於抑製了這種心情。”（日譯本，第三二六頁）
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未能把這篇序文收錄在他的那本《羽書集》裏。
現在，在中國已很少能見到《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在上述書目
中“會集和選集”（包括部分郭沫若的著譯）這個欄目裏未編入這個書目，
由此也可以估計到這一點。
在郭沫若的文集裏，未收錄他的那篇序文問題，還有下列看法，也不
是不可以考慮的。
一種看法認為是別人隨便利用郭沫若的名義。然而，難道有這樣的人
嗎？他利用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名義，為在其身邊漢口
發行的那本書作序？
另一種看法認為，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情色彩較強烈，因
而郭沫若作為日本通，他不想把這篇序文當作自己的東西留下來。這似乎
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還寫過論文，題為《日寇的殘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它也沒有被收錄在上述《文藝與宣傳》、《抗戰中的郭沫若》
和《羽書集》中。
介紹了郭沫若的評語以後，接著想聽聽中國作家林語堂的意見。他也就日本軍的殘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寫的小說—一《暴風雨中的樹葉》，篇幅更長了一點，亦試引幾段如下：
自從上帝創造人類以來，人類在今天才看到：士兵們輕蔑地一笑，把
嬰兒拋到空中，然後讓他巧妙地落在鋒利的刺刀尖上，稱它為體育運動。
今天又把俘虜——他們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溝旁邊——當作練習拚刺刀即
有組織地訓練殺人的標靶。有兩個士兵（事實上是兩個少尉。——洞富雄
注）追蹤著從蘇州敗退到南京的中國兵，他們互相打賭，看誰先砍殺一百
個人。兩人的殺人記錄每天引起了他們的同夥的熱切關注。通過高尚的武
士的規範，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會的國民說明他們的行為。但是，這種說
明對其他各國的民眾是行不通的。這種事情對正常的人來說是不可能發生
的。甚至在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製度裏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開化的人們中
間也不可能有。在人類與大猩猩——在未開墾的原始森林中跳來跳去——
之間的親緣關係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從大猩猩本身來說，也是這樣。大
猩猩隻是為了自己的雌猩猩而進行搏鬥和廝殺。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階段，
在人類學上也沒有那種為喜歡殺人而殺人的記錄。
不，那種恐怖行為是人的行為，是一個種族的人對另一個種族的人所
採取的行為。大猩猩不會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來，把它們關在草蓆棚裏，
並澆上汽油，點起了兒而且笑個不停。大猩猩雖在白天肆無忌憚地進行交
配，但不會去看別的雄猩猩進行交配而從中取樂，也不會等在隱蔽的地方
輪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會在完事後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內。
大猩猩的喜悅不至於達到這種程度；在進行強姦和汙辱之際，強迫它的同
夥站在一旁。
這些事件，本來不應通過創作來反映。因為那很可能被認為是得了精
神分裂症的、想像力豐富的作家所設計的。不，這些事件隻能應由中國戰
爭和日本帝國軍隊的相當可靠的考證史才能反映出來。它隻有成為歷史性
記錄和國際委員會的正式報告才可信。創作是不可信的。我們對這些事件
隻能談這一些，因為我們不是搞歷史的，而是搞創作的。可是，我們對一
種現象發生了興趣，而這種現象，深深地隱藏在日本人的人種心理學研究
和以全人類為對象的人類學研究中難以理解的諸領域內……這些事實清楚
地反映了他們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傳統的日本帝國軍隊在世界
人民麵前竟不知羞恥地一起脫下褲子，進行自瀆行為，同時讓自已隻想在
南京這個遙遠的亞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來說明這一事實才好呢？如何
說明日本帝國軍隊才好呢？——如何說明其精神，如何說明其意識形態，
如何說明其戰術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說明消化不良的西歐軍國主義與同樣
消化不良的中國儒教——在中世紀的結構上不徹底地移植於日本自身的封
建神道——相結合呢？日本的軍官們對此是怎麽考慮的？日本的士兵們對
他們自己是怎麽考慮的？為什麽日本的軍官們要繼續這樣幹？他們能夠製
止這樣幹嗎？或者他們愚蠢地想起恐怖戰術，甚至獎勵或強製士兵這樣幹？
如果這樣，問題也許非常複雜了。所謂缺乏強製性的紀律，不能確切地說
明那種輕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奪、缺德和獸性行為。
林語堂對日本軍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憤之餘可能也多少有些誇大。然而，該小說的日譯者竹內好對此說：“我一麵翻譯這部小說，一麵由於手不時發抖而握不住筆。真是殘酷到了極點。當然，即使有些誇大或歪曲，但當我想到中國民眾所經受的悲慘遭遇，就沒有勇氣提出意見去糾正它。我在翻譯這部小說時，實在覺得難受，很想轉移一下視線，但終於抑製了這種心情。”（日譯本，第三二六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