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不在於劣等兵的百分比
日本軍對南京市民犯下的暴行，其殘酷的程度是無法辯解的。但也並非軍隊全都獸性化了。
當時， 日本方麵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冊子 （in speaking on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shanghai, 1937－38. 10－moutains out of mole hills）對此辯解說：“即使承認日本軍有若幹屠殺行為，承認日本軍與外僑之間曾發生過某些事件，但是幹這些事件的人與整個在華日本軍比較起來，僅占百分之零點一，或百分之零點五，至多百分之一。即使承認百分之一的最高比率，這在擁有數十萬人的日本軍中，難道算得上是‘大量’的‘壞分子’嗎？公正的人是會清楚地回答這個問題的。”
對小冊子的這種強詞奪理，田伯烈批判說：“其立論的方法，使人們想起女人以‘孩子還小’為理由聽憑孩子淘氣的做法，為自己掩飾。如果有人認為報告中列舉的事件根據十足，那末很清楚，施暴的士兵在在華日本軍中所占比例遠遠超過百分之一，即有四千至五千人。如果有五千個士兵施加暴行，我英軍當局感到極為不安。而且，如果知道許多暴行事件是在軍官的指揮下進行的，這種不安心理必將更甚。 ”（《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載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九十九至一○○頁）
田伯烈也認為，不能認為開進南京城的日本兵全都像野獸一樣。以檢察方麵的證人身份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出庭的馬吉牧師作證說：“我遇到過少數作風正派的日本兵， 但大部分隻是些劣等兵而已”（《遠速》，四十九號，載前引書1，第一○二頁）。這種判斷稍微有點感情用事，在憎恨日本兵的外僑眼裏，日本兵無疑隻是些劣等兵而已。膽敢施加暴行的人，恐怕是日本兵的幾分之一。盡管如此，非常遺憾的是無法徹底否定馬吉牧師的證詞。
並非沒有外僑對溫柔的日本人作過特別描寫。在金陵大學附屬醫院——鼓樓醫院幫助工作的麥卡勒姆牧師也是其中之一。但他說，這樣的日本人為數甚少。麥卡勒姆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宣誓口述（檢證二四六六），其內容以當時的日記為根據，這裏，從中引錄一下有關內容：“我遇到某些彬彬有禮而且尊敬我們的令人愉快的日本人，而其他人都非常殘忍，威脅並毆打我們，打我的耳光，等等。裏格斯（金陵大學）曾挨到一記厲害的耳光。我常常親眼見到一個日本兵幫助幾個中國人，又把中國嬰兒抱起來玩耍。不止一個日本兵同我們談起，他們厭惡戰爭，想回國。日本大使館工作人員是親切的，打算把我們救出來，但他們無能為力。有良心的日本兵極少，微乎其微”（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日記）。“今天，醫院裏有一半職工成功地登了記。我必須報告日本兵的良好行為。最近，有七、八名很好的日本兵來醫院看望。我們對他們說，給病人吃的食品十分缺乏。今天，他們帶來了一百斤大豆，並有若幹數量的牛肉。我們在醫院裏已有一個月沒有吃到牛肉什麽的，因而對他們送來這些東西甚表歡迎。他們問我們需要什麽東西。”（一月三日那天日記。在法庭上宣讀時，這部分省略。同前引書1，弟一一八、一二三頁）
五味川純平[6] 談過與此有關的情況，他說：“所有兵團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都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待，態度傲慢。但不是所有的官兵都這樣。即使傲慢的、毫無人性的官兵為數不多，但在行動中則占了統治地位。”（《戰爭與人·10·熱火的獵人》，第二部，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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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味川純平（1916－），日本作家. 生於中國大連，1943年應徵入伍，曾參加侵華戰爭，到過“蘇滿邊境”。主要作品有《人的條件》、《戰爭與人》等。——譯者
在進攻南京的軍隊中，許多日本兵很惡劣，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問題不在於他們在整個軍隊中所占的百分比。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這一點：即使是一部分人，但的確存在著膽敢無法無天地施加暴行的、毫無良心責備的軍官和士兵，而軍部當局對他們違反軍紀的現象又無意採取任何有效的抑製措施。
外僑視為日本最高軍事當局的恐怖政策
南京大屠殺在世界上聳人聽聞，各國紛紛對日本提出指責。陸軍中央部對此雖感到十分狼狽，但隻於翌年二月把以“華中方麵軍”司令官鬆井石根大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和第十軍參謀長橋本欣五郎為首的約八十名參謀軍官召回國內，對他們提出警告，就此了事。
陸軍中央部對在南京出現的恐怖狀態，什麽措施也沒有採取，長時間來一直放任不管，而對上層領導幾乎未作出像樣的處罰。因此，當時在外僑中有一種強烈的意見，認為從南京事件等所見到的日本兵的殘暴行為，是日本軍最高當局所採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的編著者田伯烈提出的見解具有代表性，他的意見在該書結尾時是這樣論述的：
日本軍在中國所犯種種暴行，難道隻是士兵們在勝利的高潮中之越軌
行動的結果嗎？還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軍當局所來取的有計劃的恐
怖政策？也許有讀者產生這樣的疑問。事實告訴我們，結論是後者。軍隊
日本軍對南京市民犯下的暴行，其殘酷的程度是無法辯解的。但也並非軍隊全都獸性化了。
當時， 日本方麵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冊子 （in speaking on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shanghai, 1937－38. 10－moutains out of mole hills）對此辯解說：“即使承認日本軍有若幹屠殺行為，承認日本軍與外僑之間曾發生過某些事件，但是幹這些事件的人與整個在華日本軍比較起來，僅占百分之零點一，或百分之零點五，至多百分之一。即使承認百分之一的最高比率，這在擁有數十萬人的日本軍中，難道算得上是‘大量’的‘壞分子’嗎？公正的人是會清楚地回答這個問題的。”
對小冊子的這種強詞奪理，田伯烈批判說：“其立論的方法，使人們想起女人以‘孩子還小’為理由聽憑孩子淘氣的做法，為自己掩飾。如果有人認為報告中列舉的事件根據十足，那末很清楚，施暴的士兵在在華日本軍中所占比例遠遠超過百分之一，即有四千至五千人。如果有五千個士兵施加暴行，我英軍當局感到極為不安。而且，如果知道許多暴行事件是在軍官的指揮下進行的，這種不安心理必將更甚。 ”（《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載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九十九至一○○頁）
田伯烈也認為，不能認為開進南京城的日本兵全都像野獸一樣。以檢察方麵的證人身份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出庭的馬吉牧師作證說：“我遇到過少數作風正派的日本兵， 但大部分隻是些劣等兵而已”（《遠速》，四十九號，載前引書1，第一○二頁）。這種判斷稍微有點感情用事，在憎恨日本兵的外僑眼裏，日本兵無疑隻是些劣等兵而已。膽敢施加暴行的人，恐怕是日本兵的幾分之一。盡管如此，非常遺憾的是無法徹底否定馬吉牧師的證詞。
並非沒有外僑對溫柔的日本人作過特別描寫。在金陵大學附屬醫院——鼓樓醫院幫助工作的麥卡勒姆牧師也是其中之一。但他說，這樣的日本人為數甚少。麥卡勒姆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宣誓口述（檢證二四六六），其內容以當時的日記為根據，這裏，從中引錄一下有關內容：“我遇到某些彬彬有禮而且尊敬我們的令人愉快的日本人，而其他人都非常殘忍，威脅並毆打我們，打我的耳光，等等。裏格斯（金陵大學）曾挨到一記厲害的耳光。我常常親眼見到一個日本兵幫助幾個中國人，又把中國嬰兒抱起來玩耍。不止一個日本兵同我們談起，他們厭惡戰爭，想回國。日本大使館工作人員是親切的，打算把我們救出來，但他們無能為力。有良心的日本兵極少，微乎其微”（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日記）。“今天，醫院裏有一半職工成功地登了記。我必須報告日本兵的良好行為。最近，有七、八名很好的日本兵來醫院看望。我們對他們說，給病人吃的食品十分缺乏。今天，他們帶來了一百斤大豆，並有若幹數量的牛肉。我們在醫院裏已有一個月沒有吃到牛肉什麽的，因而對他們送來這些東西甚表歡迎。他們問我們需要什麽東西。”（一月三日那天日記。在法庭上宣讀時，這部分省略。同前引書1，弟一一八、一二三頁）
五味川純平[6] 談過與此有關的情況，他說：“所有兵團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都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待，態度傲慢。但不是所有的官兵都這樣。即使傲慢的、毫無人性的官兵為數不多，但在行動中則占了統治地位。”（《戰爭與人·10·熱火的獵人》，第二部，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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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味川純平（1916－），日本作家. 生於中國大連，1943年應徵入伍，曾參加侵華戰爭，到過“蘇滿邊境”。主要作品有《人的條件》、《戰爭與人》等。——譯者
在進攻南京的軍隊中，許多日本兵很惡劣，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問題不在於他們在整個軍隊中所占的百分比。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這一點：即使是一部分人，但的確存在著膽敢無法無天地施加暴行的、毫無良心責備的軍官和士兵，而軍部當局對他們違反軍紀的現象又無意採取任何有效的抑製措施。
外僑視為日本最高軍事當局的恐怖政策
南京大屠殺在世界上聳人聽聞，各國紛紛對日本提出指責。陸軍中央部對此雖感到十分狼狽，但隻於翌年二月把以“華中方麵軍”司令官鬆井石根大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和第十軍參謀長橋本欣五郎為首的約八十名參謀軍官召回國內，對他們提出警告，就此了事。
陸軍中央部對在南京出現的恐怖狀態，什麽措施也沒有採取，長時間來一直放任不管，而對上層領導幾乎未作出像樣的處罰。因此，當時在外僑中有一種強烈的意見，認為從南京事件等所見到的日本兵的殘暴行為，是日本軍最高當局所採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的編著者田伯烈提出的見解具有代表性，他的意見在該書結尾時是這樣論述的：
日本軍在中國所犯種種暴行，難道隻是士兵們在勝利的高潮中之越軌
行動的結果嗎？還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軍當局所來取的有計劃的恐
怖政策？也許有讀者產生這樣的疑問。事實告訴我們，結論是後者。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