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小出門，現在萬裏歸來，幾乎和一個舉目無親，沒有棲居之所的旅人差不多了。因此，埋葬了母親，我便搬到縣人民政府去住。接著，我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夜以繼日地工作，把這部稿子修改了一遍。在寫作的時候，母親的麵容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那血染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也經常出現在我眼前！這粗劣的稿紙上，每一頁都澆灑著我的眼淚！從母親身上，我看到了中國人民悲慘的過去；從我所寫的戰士們身上，我又看到了被壓迫、欺淩了千百年的人民奮起抗爭的那種排山倒海的力量。於是，我覺得：眼前的這部長篇報告文學稿子，雖說也有閃光發亮的片斷，但它遠不能滿足我內心願望。又何況從整體來看，它又顯得冗長、雜亂而枯燥。我，焦灼不安，苦苦思索，終於下了決心：要在這個基礎上重新搞；一定要寫出一部對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藝術作品。要在其中記載：戰士們在舊世界的苦難和創立新時代的英雄氣概，以及他們動天地而泣鬼神的豐功偉績。是的，也許寫不出無愧這偉大時代的偉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誠質樸、視死如歸的人民戰士的令人永遠難忘的精神傳達出來，使同時代人和後來者永遠懷念他們，把他們當作自己作人的楷模。這不僅是創作的需要，也是我內心波濤洶湧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決心既定，我便背起這包稿子，在母親的新墳之前默然站立了片刻，望了望這黃土覆蓋的高原山川，然後又奔向萬裏迢迢的祖國邊疆……
……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時序更替，似乎和我無關。調我到大城市學習，我就把稿子帶到大城市；讓我到草原上工作，我就把稿子馱到馬背上；外出開會，或者去看非看不可的電影，便把稿子抱在懷裏，生怕把它燒毀在經常失火的邊疆城市。
寫著，寫著，有多少次，遇到難以跨越的困難，便不斷地反悔著，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了中國人民苦難的過去；想起了我們腳下的土地；想起了那些死去和活著的戰友，撫摸烈士的遺物，便從他們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氣來。……鋼筆把手指磨起硬繭，眼珠上布滿血絲，餓了啃一口冷饅頭，累了頭上敷上塊濕毛巾……寫到那些激動人心的場景時，筆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熱血衝擊胸膛，眼淚滴落在稿紙上……這樣，在工作之餘，一年又一年，把百萬字的報告文學，改為六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又把六十多萬字變成十七萬字，又把十七萬字變成四十萬字，再把四十萬字變為三十多萬字……在四年多的漫長歲月裏，九易其稿，反覆增添刪削何止數百次。直到一九五三年終，最後完成了這部作品，並在一九五四年夏出版了。那些被我塗抹過的稿紙，可以拉一馬車。才氣橫溢的人，洋洋數十萬言，也許揮灑自如，視若等閑。而我卻是十足的笨人，除了拚命的學習和勞動，別無所長啊！
這部作品，離我自己想像的樣子，差得很遠；離時代的要求，差得更遠。但是，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灌注著我的心血與汗水；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凝結著我的熱愛與憎恨，悲痛與歡樂，思考與追求，憧憬與理想……
幼年，不知幸福為何物，後來又度過抗日戰爭的艱苦年代，所以到了部隊上，並不覺得特別苦，更不需要什麽“適應過程”。相反的，戰鬥的生活每時每刻都在我眼前展示出一片新的天地，給我帶來說不盡的歡樂和內心的充實。戰爭年代，幹部和群眾中的精華，大都集中在部隊裏；在你的前後左右，盡是出類拔萃的人。你和這些人戰鬥在一起，豈非人生一大幸事？你和這些人生活在一起，心裏不就充滿著崇敬和熱愛之情嗎？總之，我的經歷使我很容易與部隊的指揮員、戰士們生活在一起，容易在思想感情上產生強烈的共鳴。也就是說，隻要老老實實和他們一道前進，全心全意地跟他們學習，是很容易理解他們的。從而在寫作中刻畫指戰員的形象時，困難也就少些。
但是，由於我在部隊工作的幾年，時常在基層，因而對高級指揮員，便所知有限。因此，我要塑造彭德懷將軍的形象，可以說是困難重重。當時有不少描寫過我軍指揮員的好作品，但主要是寫營以下幹部的。要寫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沒有經驗。然而，我當時認定：除了千方百計從各個方麵表現黨中央、毛主席的統帥全局、親自指揮西北戰場軍民對敵鬥爭的決定性地位外，要寫出彭德懷將軍這個形象，對體現黨的軍事路線，對表現戰爭的規模，特別是對作品思想和藝術方麵，有著非常重大的作用。
寫《保衛延安》以前，在行軍途中或群眾和部隊舉行的會上，當然不止一次見過彭總，但是坐到一塊兒談話，卻隻有一次。一九四八年秋末，在黃龍山的一個窯洞裏，彭總給全體前線記者談話，談了三四個小時，參加的有一二十人，這些人現在活著的還有十幾個。當時，彭總根本認不得我這個普通幹部，怎麽能授意我為他寫什麽書——“樹碑立傳”呢？這是活著的人可以作證的。隻是在戰爭年代，我作為部隊的一員，深深地感到：在那與人民群眾和包括我在內的每一個革命戰士都是生死攸關的嚴重的歷史關頭，他臨危不懼，按照黨的意誌，忠誠地執行毛主席軍事路線，帶領我們在那樣困苦的條件下，以少勝多，連打勝仗，最後解放了全西北。而且，他忠心耿耿，時時把人民群眾和戰士們放在心上，覺得他自己就是比群眾和戰士多吃一口青菜，也是深為慚愧的！“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他的寫照。這一切，在我心裏產生的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激動人心的巨大的形象。偉大的中國革命，造就了許多光輝燦爛的巨人——
決心既定，我便背起這包稿子，在母親的新墳之前默然站立了片刻，望了望這黃土覆蓋的高原山川，然後又奔向萬裏迢迢的祖國邊疆……
……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時序更替，似乎和我無關。調我到大城市學習，我就把稿子帶到大城市；讓我到草原上工作，我就把稿子馱到馬背上；外出開會，或者去看非看不可的電影，便把稿子抱在懷裏，生怕把它燒毀在經常失火的邊疆城市。
寫著，寫著，有多少次，遇到難以跨越的困難，便不斷地反悔著，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了中國人民苦難的過去；想起了我們腳下的土地；想起了那些死去和活著的戰友，撫摸烈士的遺物，便從他們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氣來。……鋼筆把手指磨起硬繭，眼珠上布滿血絲，餓了啃一口冷饅頭，累了頭上敷上塊濕毛巾……寫到那些激動人心的場景時，筆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熱血衝擊胸膛，眼淚滴落在稿紙上……這樣，在工作之餘，一年又一年，把百萬字的報告文學，改為六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又把六十多萬字變成十七萬字，又把十七萬字變成四十萬字，再把四十萬字變為三十多萬字……在四年多的漫長歲月裏，九易其稿，反覆增添刪削何止數百次。直到一九五三年終，最後完成了這部作品，並在一九五四年夏出版了。那些被我塗抹過的稿紙，可以拉一馬車。才氣橫溢的人，洋洋數十萬言，也許揮灑自如，視若等閑。而我卻是十足的笨人，除了拚命的學習和勞動，別無所長啊！
這部作品，離我自己想像的樣子，差得很遠；離時代的要求，差得更遠。但是，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灌注著我的心血與汗水；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凝結著我的熱愛與憎恨，悲痛與歡樂，思考與追求，憧憬與理想……
幼年，不知幸福為何物，後來又度過抗日戰爭的艱苦年代，所以到了部隊上，並不覺得特別苦，更不需要什麽“適應過程”。相反的，戰鬥的生活每時每刻都在我眼前展示出一片新的天地，給我帶來說不盡的歡樂和內心的充實。戰爭年代，幹部和群眾中的精華，大都集中在部隊裏；在你的前後左右，盡是出類拔萃的人。你和這些人戰鬥在一起，豈非人生一大幸事？你和這些人生活在一起，心裏不就充滿著崇敬和熱愛之情嗎？總之，我的經歷使我很容易與部隊的指揮員、戰士們生活在一起，容易在思想感情上產生強烈的共鳴。也就是說，隻要老老實實和他們一道前進，全心全意地跟他們學習，是很容易理解他們的。從而在寫作中刻畫指戰員的形象時，困難也就少些。
但是，由於我在部隊工作的幾年，時常在基層，因而對高級指揮員，便所知有限。因此，我要塑造彭德懷將軍的形象，可以說是困難重重。當時有不少描寫過我軍指揮員的好作品，但主要是寫營以下幹部的。要寫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沒有經驗。然而，我當時認定：除了千方百計從各個方麵表現黨中央、毛主席的統帥全局、親自指揮西北戰場軍民對敵鬥爭的決定性地位外，要寫出彭德懷將軍這個形象，對體現黨的軍事路線，對表現戰爭的規模，特別是對作品思想和藝術方麵，有著非常重大的作用。
寫《保衛延安》以前，在行軍途中或群眾和部隊舉行的會上，當然不止一次見過彭總，但是坐到一塊兒談話，卻隻有一次。一九四八年秋末，在黃龍山的一個窯洞裏，彭總給全體前線記者談話，談了三四個小時，參加的有一二十人，這些人現在活著的還有十幾個。當時，彭總根本認不得我這個普通幹部，怎麽能授意我為他寫什麽書——“樹碑立傳”呢？這是活著的人可以作證的。隻是在戰爭年代，我作為部隊的一員，深深地感到：在那與人民群眾和包括我在內的每一個革命戰士都是生死攸關的嚴重的歷史關頭，他臨危不懼，按照黨的意誌，忠誠地執行毛主席軍事路線，帶領我們在那樣困苦的條件下，以少勝多，連打勝仗，最後解放了全西北。而且，他忠心耿耿，時時把人民群眾和戰士們放在心上，覺得他自己就是比群眾和戰士多吃一口青菜，也是深為慚愧的！“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他的寫照。這一切，在我心裏產生的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激動人心的巨大的形象。偉大的中國革命，造就了許多光輝燦爛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