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支雲感激地點了點頭。
老大爺把張支雲領到了本村一家汪姓人家的家裏，向汪家主人簡單地介紹了張支雲的情況，要他們收留這個孩子。
汪家掌櫃家裏需要幫工，他看了看這個可憐的孩子，笑了笑說道：“行！”
汪掌櫃和老大爺聊了幾句閑話之後，便問張支雲道：
“你在我家割草、餵牛，我給你飯吃，能行嗎？”
張支雲膽怯地點了點頭。
從此，張支雲就在汪家落了腳。
在汪家的日子裏，每天的天不亮，張支雲便背著背簍到山上去割草。雖說身小力薄，但他勤快、能吃苦，每一次都會割回一背簍上好的青草。
背著青草回到家後，張支雲總是放下背簍就去給馬添草，然後才去吃飯。
為了不挨打，為了保住飯碗，張支雲拿出了十二分的力氣完成東家分派的活計，極力討得東家喜歡。
汪掌櫃對這個勤快的小孩很喜歡，也從來沒有打罵過他，飯食也還算不錯。就這樣，他在汪家呆了兩年。
第三年，汪家發生了變故，牲口也買了，張支雲在汪家呆不下去了，不得不離開汪家另謀生路。
離開汪家之後，張支雲又開始了討飯的流浪生涯。
在四川省古藺縣水口鎮的長壩槽村討飯時，被人“介紹”到大地主鄭國文去當童工。
鄭國文不僅是個大地主，還是當地的保長。這個地頭蛇權勢很大，憑藉著保長的身份，打著“剿匪”的幌子，盤剝相鄰，欺男霸女，無惡不作。
民國時期的保甲製度產生於國民黨對工農紅軍進行軍事“圍剿”之時，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份督師江西。督師期間，他認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眾不支持政府。於是，委員長便在“剿匪總司令部”所屬黨務委員會內專門設立了地方自衛處，研究保甲製度，草擬法規，先在江西試行。1931年6月，蔣介石在江西修水等43縣進行試點，將原有閭鄰等自治組織一律撤銷，編組保甲。次年，以蔣介石兼總司令的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頒布《剿匪區年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規定10戶為甲，10甲為保，聯保連坐。1934年，國民黨“中政會”第432次會議議決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實辦理地方保甲，據此，行政院於同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實行保甲製度。於是，保甲製度便由“剿匪”區推向全國。
保甲製的具體法規曾有過多次修訂。立法院曾於1936年9月製訂保甲條例42條，1937年7月2日又修正為40條，但均未公布。抗戰發生，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釐訂整理《川黔兩省各縣保甲方案》，1939年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均對戰時保甲製度有具體規定。
保甲製的基本形式是10進位製（10戶為甲，10甲為保，10保以上為鄉鎮）。以後鑑於各地地理、交通、經濟情況各異，在實行“新縣製”時採取了有彈性的辦法，規定“甲之編製以十戶為原則，不得少於六戶，多於十五戶”，“保之編製以十甲為原則，不得少於六甲，多於十五甲”，“鄉（鎮）之劃分以十保為原則，不得少於六保，多於十五保”。保設保辦公處，有正副保長及民政、警衛、經濟、文化幹事各一人，保長兼任保國民兵隊隊長和保國民校校長，與鄉（鎮）長一樣，亦實行政、軍、文“三位一體”。保長通常由當地地主、土豪、頑劣擔任。國民黨對保甲長人選極為重視，竭力通過保甲長牢牢控製民眾，“使每一保甲長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務”。
保甲製的實質是通過聯保連坐法將全國變成大囚籠。聯保就是各戶之間聯合作保，共具保結，互相擔保不做通共之事；連坐就是1家有“罪”，9家舉發，若不舉發，10家連帶坐罪。國民政府內政部曾專門發布過一份連坐暫行辦法，其主要內容是：出具連坐切結時，由戶長簽名蓋章或匣押，一式兩份，正結存縣，副結存區。各戶如發現另戶為“匪”、通“匪”、窩“匪”等情況，應立即報告，如隱匿不報，便以“庇護罪”或“縱匪罪”論處。內政部一名長期從事編查戶口的官員談到為什麽要採用聯保連坐法時說：以往，政府用懸賞來獎勵檢舉者，但賞金的代價往往不能抵償因受“匪方”報復所受的損失。實行聯保連坐法以後，便起到拘束民眾的作用，使其“畏法而不畏匪”。抗戰發生之後，國民政府在《整理川黔商省各縣保甲方案》中修正了上述具體的做法，改為不具結而連坐。即各戶不必簽名具結，但如發生甲內居民有通“匪”、為“匪”等情，一經審判機關查明，對同甲各戶立即予以連坐處分。在該法的說明中提出上述變動的理由是：同甲各戶因貧官不同往往不願聯保具結；而願意聯保具結的各戶則往往素來關係密切，某戶如有非法行為，同結者必不肯告發，“故不如使同甲各戶共負聯保連坐之責，不另具切結，隻須於各戶門牌內加以說明”。
鄭國文自當了保長之後，更是拉大旗作虎皮，以保長的名義藉機勾結地方國民黨腐朽官員對老百姓大收捐稅，弄得雞犬不寧，民不聊生。
這個鄭國文本來就不是善良之輩，他們家的長工當然是苦不堪言。年幼的張支雲怎麽能知道自己掉進了虎口狼窩？
老大爺把張支雲領到了本村一家汪姓人家的家裏，向汪家主人簡單地介紹了張支雲的情況，要他們收留這個孩子。
汪家掌櫃家裏需要幫工，他看了看這個可憐的孩子，笑了笑說道：“行！”
汪掌櫃和老大爺聊了幾句閑話之後，便問張支雲道：
“你在我家割草、餵牛，我給你飯吃，能行嗎？”
張支雲膽怯地點了點頭。
從此，張支雲就在汪家落了腳。
在汪家的日子裏，每天的天不亮，張支雲便背著背簍到山上去割草。雖說身小力薄，但他勤快、能吃苦，每一次都會割回一背簍上好的青草。
背著青草回到家後，張支雲總是放下背簍就去給馬添草，然後才去吃飯。
為了不挨打，為了保住飯碗，張支雲拿出了十二分的力氣完成東家分派的活計，極力討得東家喜歡。
汪掌櫃對這個勤快的小孩很喜歡，也從來沒有打罵過他，飯食也還算不錯。就這樣，他在汪家呆了兩年。
第三年，汪家發生了變故，牲口也買了，張支雲在汪家呆不下去了，不得不離開汪家另謀生路。
離開汪家之後，張支雲又開始了討飯的流浪生涯。
在四川省古藺縣水口鎮的長壩槽村討飯時，被人“介紹”到大地主鄭國文去當童工。
鄭國文不僅是個大地主，還是當地的保長。這個地頭蛇權勢很大，憑藉著保長的身份，打著“剿匪”的幌子，盤剝相鄰，欺男霸女，無惡不作。
民國時期的保甲製度產生於國民黨對工農紅軍進行軍事“圍剿”之時，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份督師江西。督師期間，他認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眾不支持政府。於是，委員長便在“剿匪總司令部”所屬黨務委員會內專門設立了地方自衛處，研究保甲製度，草擬法規，先在江西試行。1931年6月，蔣介石在江西修水等43縣進行試點，將原有閭鄰等自治組織一律撤銷，編組保甲。次年，以蔣介石兼總司令的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頒布《剿匪區年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規定10戶為甲，10甲為保，聯保連坐。1934年，國民黨“中政會”第432次會議議決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實辦理地方保甲，據此，行政院於同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實行保甲製度。於是，保甲製度便由“剿匪”區推向全國。
保甲製的具體法規曾有過多次修訂。立法院曾於1936年9月製訂保甲條例42條，1937年7月2日又修正為40條，但均未公布。抗戰發生，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釐訂整理《川黔兩省各縣保甲方案》，1939年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均對戰時保甲製度有具體規定。
保甲製的基本形式是10進位製（10戶為甲，10甲為保，10保以上為鄉鎮）。以後鑑於各地地理、交通、經濟情況各異，在實行“新縣製”時採取了有彈性的辦法，規定“甲之編製以十戶為原則，不得少於六戶，多於十五戶”，“保之編製以十甲為原則，不得少於六甲，多於十五甲”，“鄉（鎮）之劃分以十保為原則，不得少於六保，多於十五保”。保設保辦公處，有正副保長及民政、警衛、經濟、文化幹事各一人，保長兼任保國民兵隊隊長和保國民校校長，與鄉（鎮）長一樣，亦實行政、軍、文“三位一體”。保長通常由當地地主、土豪、頑劣擔任。國民黨對保甲長人選極為重視，竭力通過保甲長牢牢控製民眾，“使每一保甲長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務”。
保甲製的實質是通過聯保連坐法將全國變成大囚籠。聯保就是各戶之間聯合作保，共具保結，互相擔保不做通共之事；連坐就是1家有“罪”，9家舉發，若不舉發，10家連帶坐罪。國民政府內政部曾專門發布過一份連坐暫行辦法，其主要內容是：出具連坐切結時，由戶長簽名蓋章或匣押，一式兩份，正結存縣，副結存區。各戶如發現另戶為“匪”、通“匪”、窩“匪”等情況，應立即報告，如隱匿不報，便以“庇護罪”或“縱匪罪”論處。內政部一名長期從事編查戶口的官員談到為什麽要採用聯保連坐法時說：以往，政府用懸賞來獎勵檢舉者，但賞金的代價往往不能抵償因受“匪方”報復所受的損失。實行聯保連坐法以後，便起到拘束民眾的作用，使其“畏法而不畏匪”。抗戰發生之後，國民政府在《整理川黔商省各縣保甲方案》中修正了上述具體的做法，改為不具結而連坐。即各戶不必簽名具結，但如發生甲內居民有通“匪”、為“匪”等情，一經審判機關查明，對同甲各戶立即予以連坐處分。在該法的說明中提出上述變動的理由是：同甲各戶因貧官不同往往不願聯保具結；而願意聯保具結的各戶則往往素來關係密切，某戶如有非法行為，同結者必不肯告發，“故不如使同甲各戶共負聯保連坐之責，不另具切結，隻須於各戶門牌內加以說明”。
鄭國文自當了保長之後，更是拉大旗作虎皮，以保長的名義藉機勾結地方國民黨腐朽官員對老百姓大收捐稅，弄得雞犬不寧，民不聊生。
這個鄭國文本來就不是善良之輩，他們家的長工當然是苦不堪言。年幼的張支雲怎麽能知道自己掉進了虎口狼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