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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軍團:希姆萊與黨衛隊 作者：麥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維特耶不食其言地去找希姆萊時，早有另一個所見略同者勸說希姆萊批準了相同的方案，並且親自為報紙定名為《黑色團》。維特耶的推薦使全國領袖知道了達阿爾克文這個人，並委託他擔任黨衛隊自辦報紙的總主筆。
1935年3月6日，社址設在柏林齊默爾街88號的“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黨衛隊報、黨衛隊全國領導機關報”創刊了。
《黑色團》似乎體現了“新聞自由”的原則。它仇恨教會和猶太人，對他們大肆筆伐，它攻擊資產階級和公務人員，氣急敗壞地咒罵不願與納粹同流合汙的人毫無羞恥之心。同時，報上還偶爾刊登一些更對黨閥、反對腐敗的文章。它勸告自己的警察，使用國家敵人一詞應相加慎重。因為“樹敵過多，害多利少。”
由於《黑色團》報的激進性和欺騙性，它曾一度被稱作“唯一的反對派報紙”因而發行量大增。到了1935年底時，這份每周出三期，由開始的十六版增加到後來的二十四版的報紙，發信量達十八萬九幹三百一十七份，1937年增為五十萬份，戰爭期間又增至七十五萬份。
作為普通群眾的讀者，他們對報紙敢於披露和批判一些社會現象感到解氣，但往往忽視其詆毀猶太人和教會的一麵，作為“有識之士”的讀者也對報紙寄予信任，因為它有遠見地考慮到第三帝國的現狀，對那些弊端的抨擊拾恰符合德國的根本利益，它的納粹性質沒有因此得到削弱反而加強了。
海德裏希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要把有廣泛影響的《黑色團》納入自己的監視係統，並控製它。它不單單是控製人們思想的喉舌，而且也是反映公民生活和思想動態的情報來源。做法雖有些不同，但卻與殊途同歸的海德裏希和達阿爾克文二人一拍即合。保安處給《黑色團》打字機、印刷設備和提供新聞消息，總主筆則負責將讀者來信摘抄送至威廉大街102號。他們專門印製了雙方來往信件的表格。表格上有這樣的話：“謹將我們讀者的一封信附寄給你們，請簽注意見或閱後賜還。麻煩之處，謹致謝意。希特勒萬歲!”
1938年6月7日，一個名叫保羅·科赫的人寫信給《黑色團》，及其憤慨地說：施特拉爾宗德銜37號肉商古斯塔夫·席韋克，一向用某猶太商的gg單給他的顧客包肉。他呼籲道：“難道不應該教訓這個人一頓，讓他碰個頭破血流嗎？”《黑色團》於6月21日將這封信轉給黨衛隊全國保安處西克斯博士。接著這封信到了1處112科。過了兩個星期，它被簽上“請查明處理”字祥，送到東部大區保安處。1938年7月8日，保安總處函復齊默爾街：
信悉。保羅·科赫一信已轉所在地區國家警察局，待調查結束後即予報告。
可想而知，這位大意的肉店老闆會是怎樣的命運。由此可見，《黑色團》報事實上已成了保安處的情報員。反過來，保安處又為《黑色團》報提供大量的不為人知的資料。極端保守的德國軍官全國聯合會對《黑色團》刊登該會邦分會一次會議上秘密記錄中反對納悴的講話深感吃驚。政論家威廉·施塔佩爾對《黑色團》登載了他收藏在寫字檯裏的一封信的內容而感到心驚肉跳。信上有“隻有心懷保守的恐懼感的人才會追隨希特勒”之類的句子。萊比錫律師沃爾夫岡·登克博士在《黑色團》上看到了達阿爾克文的筆桿子們攻擊他的文章，指責他竟敢寫匿名信，為一個關在集中營裏的一個可憐婦女鳴冤叫屈。
保安處越來越幹涉《黑色團》的事務，致使狂妄的總主筆非常不愉快，他鬥膽攻擊起保安隊的一些做法。他對濫用《黑色團》主筆工作證以掩護保安處搞情報非常憤怒，海德裏希的部下責難《黑色團》攻擊政權的敵人的過火言辭。由此，兩個進入蜜月後不久的新人鬧得不可開交。
海德裏希不得不指定一個關係協調人——黨衛隊二級突擊隊大隊長馮·基爾平基負責改善日益惡化的兩家關係。
達阿爾克文咒罵道：“我這輩子感到痛心，競然要我受要求跟我們合作的保安處人員的氣，就像他們對待局外人一樣。保安處的奧倫道夫則指責《黑色團》報上的文章“全是錯誤百出的空談和陳詞濫調”，他們的“文章方式採取詆毀和謾罵，令人難以置信，肯定不會有助於對讀者產生積極的影響”，相反，“這樣的措辭和腔調，連正直的民族社會主義者也會同理應受到譴責的人結成統一戰線”。
這些相互指責和攻擊的實質是《黑色團》的領導權問題，達阿爾克文想保位自己的獨立性，不願完全聽命於保安處，而保安處則想徹底控製《黑色團》。他們之間的矛盾，不存在什麽真正的是非，無非是狗咬狗罷了。
萊因哈德·海德裏希認識到，黨衛隊保安處和秘密警察雙方都在擴大自己的地盤，它們的力量將有相互抵消的危險。他們雙方都想控製整個國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處都在同一領域裏進行偵察緝捕，相互受製，經常撞車。例如，秘密警察2處所要捕捉的德共地下工作者，就是保安部1處121科所要偵察的對象。
為了理清兩個部門的關係，劃分負責範圍，海德裏希做了細緻的分工。分配給秘密警察的業務範圍是：馬克思主義、叛國犯和流亡者。分配給保安處的則是：科學、民族和民族學、藝術、教育、黨和國家、憲法和行政、國外、共濟會和社團。這種過細的劃分表麵上能夠分清各自的職責，但事實上雙方又都有許多理由去幹預對方的事情。因為抽象的理論使他們有理由這樣做，擴大地盤的欲望促使他們這樣做。
1935年3月6日，社址設在柏林齊默爾街88號的“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黨衛隊報、黨衛隊全國領導機關報”創刊了。
《黑色團》似乎體現了“新聞自由”的原則。它仇恨教會和猶太人，對他們大肆筆伐，它攻擊資產階級和公務人員，氣急敗壞地咒罵不願與納粹同流合汙的人毫無羞恥之心。同時，報上還偶爾刊登一些更對黨閥、反對腐敗的文章。它勸告自己的警察，使用國家敵人一詞應相加慎重。因為“樹敵過多，害多利少。”
由於《黑色團》報的激進性和欺騙性，它曾一度被稱作“唯一的反對派報紙”因而發行量大增。到了1935年底時，這份每周出三期，由開始的十六版增加到後來的二十四版的報紙，發信量達十八萬九幹三百一十七份，1937年增為五十萬份，戰爭期間又增至七十五萬份。
作為普通群眾的讀者，他們對報紙敢於披露和批判一些社會現象感到解氣，但往往忽視其詆毀猶太人和教會的一麵，作為“有識之士”的讀者也對報紙寄予信任，因為它有遠見地考慮到第三帝國的現狀，對那些弊端的抨擊拾恰符合德國的根本利益，它的納粹性質沒有因此得到削弱反而加強了。
海德裏希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要把有廣泛影響的《黑色團》納入自己的監視係統，並控製它。它不單單是控製人們思想的喉舌，而且也是反映公民生活和思想動態的情報來源。做法雖有些不同，但卻與殊途同歸的海德裏希和達阿爾克文二人一拍即合。保安處給《黑色團》打字機、印刷設備和提供新聞消息，總主筆則負責將讀者來信摘抄送至威廉大街102號。他們專門印製了雙方來往信件的表格。表格上有這樣的話：“謹將我們讀者的一封信附寄給你們，請簽注意見或閱後賜還。麻煩之處，謹致謝意。希特勒萬歲!”
1938年6月7日，一個名叫保羅·科赫的人寫信給《黑色團》，及其憤慨地說：施特拉爾宗德銜37號肉商古斯塔夫·席韋克，一向用某猶太商的gg單給他的顧客包肉。他呼籲道：“難道不應該教訓這個人一頓，讓他碰個頭破血流嗎？”《黑色團》於6月21日將這封信轉給黨衛隊全國保安處西克斯博士。接著這封信到了1處112科。過了兩個星期，它被簽上“請查明處理”字祥，送到東部大區保安處。1938年7月8日，保安總處函復齊默爾街：
信悉。保羅·科赫一信已轉所在地區國家警察局，待調查結束後即予報告。
可想而知，這位大意的肉店老闆會是怎樣的命運。由此可見，《黑色團》報事實上已成了保安處的情報員。反過來，保安處又為《黑色團》報提供大量的不為人知的資料。極端保守的德國軍官全國聯合會對《黑色團》刊登該會邦分會一次會議上秘密記錄中反對納悴的講話深感吃驚。政論家威廉·施塔佩爾對《黑色團》登載了他收藏在寫字檯裏的一封信的內容而感到心驚肉跳。信上有“隻有心懷保守的恐懼感的人才會追隨希特勒”之類的句子。萊比錫律師沃爾夫岡·登克博士在《黑色團》上看到了達阿爾克文的筆桿子們攻擊他的文章，指責他竟敢寫匿名信，為一個關在集中營裏的一個可憐婦女鳴冤叫屈。
保安處越來越幹涉《黑色團》的事務，致使狂妄的總主筆非常不愉快，他鬥膽攻擊起保安隊的一些做法。他對濫用《黑色團》主筆工作證以掩護保安處搞情報非常憤怒，海德裏希的部下責難《黑色團》攻擊政權的敵人的過火言辭。由此，兩個進入蜜月後不久的新人鬧得不可開交。
海德裏希不得不指定一個關係協調人——黨衛隊二級突擊隊大隊長馮·基爾平基負責改善日益惡化的兩家關係。
達阿爾克文咒罵道：“我這輩子感到痛心，競然要我受要求跟我們合作的保安處人員的氣，就像他們對待局外人一樣。保安處的奧倫道夫則指責《黑色團》報上的文章“全是錯誤百出的空談和陳詞濫調”，他們的“文章方式採取詆毀和謾罵，令人難以置信，肯定不會有助於對讀者產生積極的影響”，相反，“這樣的措辭和腔調，連正直的民族社會主義者也會同理應受到譴責的人結成統一戰線”。
這些相互指責和攻擊的實質是《黑色團》的領導權問題，達阿爾克文想保位自己的獨立性，不願完全聽命於保安處，而保安處則想徹底控製《黑色團》。他們之間的矛盾，不存在什麽真正的是非，無非是狗咬狗罷了。
萊因哈德·海德裏希認識到，黨衛隊保安處和秘密警察雙方都在擴大自己的地盤，它們的力量將有相互抵消的危險。他們雙方都想控製整個國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處都在同一領域裏進行偵察緝捕，相互受製，經常撞車。例如，秘密警察2處所要捕捉的德共地下工作者，就是保安部1處121科所要偵察的對象。
為了理清兩個部門的關係，劃分負責範圍，海德裏希做了細緻的分工。分配給秘密警察的業務範圍是：馬克思主義、叛國犯和流亡者。分配給保安處的則是：科學、民族和民族學、藝術、教育、黨和國家、憲法和行政、國外、共濟會和社團。這種過細的劃分表麵上能夠分清各自的職責，但事實上雙方又都有許多理由去幹預對方的事情。因為抽象的理論使他們有理由這樣做，擴大地盤的欲望促使他們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