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爾斯汀翻閱了全部七十頁的材料，輕聲說：“現在他的病情正處在進行性麻痹的初期……他精神已經不正常了……”
“或許你會同意為他治病？”希姆萊問道。
“元首病情十分危險，是不能換醫生的。隻有希望他死的人才給他換醫生。…”
正是在那時希姆萊默許了他的政治情報處主任、黨衛隊支隊長瓦爾特·施倫堡去試探西方同盟國有幾分意願想和德國締結體麵的和約。他一直注視著持反對立場的將軍們中間的陰謀分子與美國情報部門在伯爾尼的代表艾倫·杜勒斯勾搭的情況。他花了很長時間研究過一個陰謀分子的報告，報告上說：“西方代表出於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懼。會欣然同意舉行談判並與帝國締結和約，但是他們對元首反覆無常的‘天才’表示擔心，因此他們認為元首是不值得他們信任的談判對手。他們在尋找為數不多的一些有識之士，頭腦清醒、可以信任的人，像黨衛隊全國司令那樣的人……”
“當時我真是個可鄙的膽小鬼。”希姆萊依然在窗邊諦聽著寂靜的鬆林，繼續想道。“1944年7月
20日，在刺殺希特勒事件發生五個小時後，我本可以成為德國的元首。當時我完全有可能趁一片驚慌混亂之機把柏林的一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裏。我可以不把戈台勒爾下獄，而派他到伯爾尼去見杜勒斯提出鞲和的建議。把元首、戈塔爾和鮑曼槍斃掉，就像1934年殺死施特拉塞那樣。讓他們在房間裏驚恐不安地團團轉，跪在地上求饒，那也很不錯……不過，希特勒是決不會求饒的。甚至戈培爾也不會求饒。會求饒的是鮑曼。他貪生怕死，而且他看待世間一切是最清醒不過的…而我當時的意誌卻十分薄弱，我回想起了在元首身旁度過的美好時光，我可真是個窩囊廢……私人情感戰勝了我…”
實際上希姆萊竭盡了全力為自己從那次七月事件中撈取了最大限度的好處。戈培爾鎮壓了柏林的叛亂，但是希姆萊卻從他手中奪走了勝利。他知道利用什麽手段才能達到目的。戈培爾這個狂熱分子隻有當他被黨內常用的漂亮詞藻搞得昏昏然的時候他才可能把自己的勝利交出來，因為這些用語是他創造出來的，因而也是他最喜歡聽的。
希姆萊當時向戈培爾闡述了一番必須立即對黨衛隊和蓋世太保在鎮壓叛亂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讚揚的道理。“我們必須向人民講清楚，”他對戈培爾說，“除了我們這個有黨衛隊英雄好漢的國家，再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如此堅決地除掉那些賣身投敵的殺人團夥。”
於是報紙和電台開始宣傳“黨衛隊功績”的運動。那時候元首對希姆萊特別友善親近。甚至有一段時間希姆萊覺得總的敗局在變成勝局，尤其是11月9日那天，元首開國以來破天荒第一次委託他，黨衛隊全國司令，代表元首在慕尼黑髮表節日演說。
直到現在他還能憶起（回憶時他總感到很緊張，而且有點害怕），當他走上元首的講台，和元首並排站在一起的他心裏有一股說不出的甜絲絲的滋味。而戈培爾、戈林、裏賓特洛甫、萊伊等人都站在下麵，往常元首在場時他也是站在那裏。戈培爾等人向他鼓掌，按照他的手勢舉起手來行黨禮，稍停片刻後，他們便開始歡呼，跟著，整個會場也高聲歡呼起來。縱使他們對他十分忌恨，認為他不配充當這一偉大的角色，隨便他們怎麽想，但是按照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倫理標準，他們必須在到會的兩千名地方首領麵前向他希姆萊履行規定的儀式表示黨內最崇高的敬意。
鮑曼…哎呀，他是多麽仇恨鮑曼呀！正是這個對希姆萊如此青雲直上感到不安的鮑曼戰勝了他。
鮑曼比任何一個人都了解元首，他知道，如果希特勒寵愛信任某人，那麽就決不能說這個人的半點不字。因此鮑曼向元首建議說：“期望陸軍有什麽作為這是十分沒有把握的。不過，萬幸的是：我們有黨衛隊師這支隊伍，它是黨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希望。隻有我的朋友希姆萊，黨衛隊的首領可以肩負起指揮東部戰線，指揮‘維斯瓦’集團軍群的重任。隻有他統轄的黨衛隊和陸軍在他的指揮下才能打退並擊潰俄國人。”
第二天希姆萊飛抵元首大本營。他帶來了一項命令請元首批準，上麵說：以前由鮑曼管轄的所有的地方長官，現在要受他黨衛隊全國司令和鮑曼的雙重領導。他準備好對付鮑曼的一次致命性打擊。而且元首很輕易地批準了這項決定，這使他有點奇怪。但是元首在命令上簽字後不到一分鍾他就恍然大悟了。
“我祝賀您，希姆萊。您被任命為‘維斯瓦’集團軍群的總司令。除了您。沒有任何人可以擊潰布爾什維克的軍隊。除了您，誰也不能掐住史達林的脖子，迫使他接受我的鞲和條件！”
這等於是徹底垮台。時值1945年1月，絲毫沒有勝利的希望。讓這些溫情幻想去見鬼吧！唯一的指望是立刻與西方講和，和他們共同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大軍。
希姆萊感謝元首委任他這樣崇高光榮的職務後便，回到自己的大本營。隨即他拜見了戈林，但是兩人話不投機。
此時他從夢中驚醒，再也難以人睡，所以站在窗前諦聽著寂靜的鬆林；想給被他拋棄的女兒打個電話，可又不敢，因為這可能被鮑曼知道；也不敢給兩個兒子和他們的母親（他一直在愛著她）打電話，因為他怕招惹麻煩：元首是從不原諒如他說的那種“道德敗壞”的。該死的患梅毒病的傢夥……道德敗壞……希姆萊痛恨地望了一眼電話機，沒想到他苦心經營十八年才建立起的機器如今卻反過來對他十分不利了。
“或許你會同意為他治病？”希姆萊問道。
“元首病情十分危險，是不能換醫生的。隻有希望他死的人才給他換醫生。…”
正是在那時希姆萊默許了他的政治情報處主任、黨衛隊支隊長瓦爾特·施倫堡去試探西方同盟國有幾分意願想和德國締結體麵的和約。他一直注視著持反對立場的將軍們中間的陰謀分子與美國情報部門在伯爾尼的代表艾倫·杜勒斯勾搭的情況。他花了很長時間研究過一個陰謀分子的報告，報告上說：“西方代表出於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懼。會欣然同意舉行談判並與帝國締結和約，但是他們對元首反覆無常的‘天才’表示擔心，因此他們認為元首是不值得他們信任的談判對手。他們在尋找為數不多的一些有識之士，頭腦清醒、可以信任的人，像黨衛隊全國司令那樣的人……”
“當時我真是個可鄙的膽小鬼。”希姆萊依然在窗邊諦聽著寂靜的鬆林，繼續想道。“1944年7月
20日，在刺殺希特勒事件發生五個小時後，我本可以成為德國的元首。當時我完全有可能趁一片驚慌混亂之機把柏林的一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裏。我可以不把戈台勒爾下獄，而派他到伯爾尼去見杜勒斯提出鞲和的建議。把元首、戈塔爾和鮑曼槍斃掉，就像1934年殺死施特拉塞那樣。讓他們在房間裏驚恐不安地團團轉，跪在地上求饒，那也很不錯……不過，希特勒是決不會求饒的。甚至戈培爾也不會求饒。會求饒的是鮑曼。他貪生怕死，而且他看待世間一切是最清醒不過的…而我當時的意誌卻十分薄弱，我回想起了在元首身旁度過的美好時光，我可真是個窩囊廢……私人情感戰勝了我…”
實際上希姆萊竭盡了全力為自己從那次七月事件中撈取了最大限度的好處。戈培爾鎮壓了柏林的叛亂，但是希姆萊卻從他手中奪走了勝利。他知道利用什麽手段才能達到目的。戈培爾這個狂熱分子隻有當他被黨內常用的漂亮詞藻搞得昏昏然的時候他才可能把自己的勝利交出來，因為這些用語是他創造出來的，因而也是他最喜歡聽的。
希姆萊當時向戈培爾闡述了一番必須立即對黨衛隊和蓋世太保在鎮壓叛亂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讚揚的道理。“我們必須向人民講清楚，”他對戈培爾說，“除了我們這個有黨衛隊英雄好漢的國家，再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如此堅決地除掉那些賣身投敵的殺人團夥。”
於是報紙和電台開始宣傳“黨衛隊功績”的運動。那時候元首對希姆萊特別友善親近。甚至有一段時間希姆萊覺得總的敗局在變成勝局，尤其是11月9日那天，元首開國以來破天荒第一次委託他，黨衛隊全國司令，代表元首在慕尼黑髮表節日演說。
直到現在他還能憶起（回憶時他總感到很緊張，而且有點害怕），當他走上元首的講台，和元首並排站在一起的他心裏有一股說不出的甜絲絲的滋味。而戈培爾、戈林、裏賓特洛甫、萊伊等人都站在下麵，往常元首在場時他也是站在那裏。戈培爾等人向他鼓掌，按照他的手勢舉起手來行黨禮，稍停片刻後，他們便開始歡呼，跟著，整個會場也高聲歡呼起來。縱使他們對他十分忌恨，認為他不配充當這一偉大的角色，隨便他們怎麽想，但是按照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倫理標準，他們必須在到會的兩千名地方首領麵前向他希姆萊履行規定的儀式表示黨內最崇高的敬意。
鮑曼…哎呀，他是多麽仇恨鮑曼呀！正是這個對希姆萊如此青雲直上感到不安的鮑曼戰勝了他。
鮑曼比任何一個人都了解元首，他知道，如果希特勒寵愛信任某人，那麽就決不能說這個人的半點不字。因此鮑曼向元首建議說：“期望陸軍有什麽作為這是十分沒有把握的。不過，萬幸的是：我們有黨衛隊師這支隊伍，它是黨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希望。隻有我的朋友希姆萊，黨衛隊的首領可以肩負起指揮東部戰線，指揮‘維斯瓦’集團軍群的重任。隻有他統轄的黨衛隊和陸軍在他的指揮下才能打退並擊潰俄國人。”
第二天希姆萊飛抵元首大本營。他帶來了一項命令請元首批準，上麵說：以前由鮑曼管轄的所有的地方長官，現在要受他黨衛隊全國司令和鮑曼的雙重領導。他準備好對付鮑曼的一次致命性打擊。而且元首很輕易地批準了這項決定，這使他有點奇怪。但是元首在命令上簽字後不到一分鍾他就恍然大悟了。
“我祝賀您，希姆萊。您被任命為‘維斯瓦’集團軍群的總司令。除了您。沒有任何人可以擊潰布爾什維克的軍隊。除了您，誰也不能掐住史達林的脖子，迫使他接受我的鞲和條件！”
這等於是徹底垮台。時值1945年1月，絲毫沒有勝利的希望。讓這些溫情幻想去見鬼吧！唯一的指望是立刻與西方講和，和他們共同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大軍。
希姆萊感謝元首委任他這樣崇高光榮的職務後便，回到自己的大本營。隨即他拜見了戈林，但是兩人話不投機。
此時他從夢中驚醒，再也難以人睡，所以站在窗前諦聽著寂靜的鬆林；想給被他拋棄的女兒打個電話，可又不敢，因為這可能被鮑曼知道；也不敢給兩個兒子和他們的母親（他一直在愛著她）打電話，因為他怕招惹麻煩：元首是從不原諒如他說的那種“道德敗壞”的。該死的患梅毒病的傢夥……道德敗壞……希姆萊痛恨地望了一眼電話機，沒想到他苦心經營十八年才建立起的機器如今卻反過來對他十分不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