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六管製度本身的不完善，或者說“太完善”，太煩瑣，也使這項製度弊病越來越多。僅以稅收為例，名目之繁多，就快打破吉尼斯世界記錄了：
“工商能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就是說要自動去申報收入，定期納稅。
“又可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廓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遊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就是說，有田不耕種、有宅院不種樹種菜的，稱為不殖或不毛，都要出三個人的份於錢，而逛盪不幹活兒的胡同串子也不行，要出一匹布的“夫錢”，交不出來的，要用勞役來抵，當然由官府管吃管穿。
“諸取眾物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視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裏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降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採取，而作縣官一歲。”這個範圍就更廣了，幾乎所有的生產活動都覆蓋在內了。而已要求自行申報，不報或報而不實企圖偷稅漏稅的，沒收勞動所得，本人還得為官府服一年的勞役。——這一條應當讓今天有些大腕們看看，讓他們當心點兒。
到了後來，五均六管的毛病越來越多，懲罰也越來越嚴，幾乎招來了全社會的反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弄得老百姓一舉手一投足就要觸犯禁條，田也沒法種了，布也沒法織了，幹旱蝗災也一起跟著裹亂。直到這時，王莽才不能不承認五均六管的失敗，下詔廢止六管之法。而這時候，離王莽為大新王朝殉葬也隻剩下一年了。在王莽所有的新政中，五均六管的實行時間最長，一來，是這個政策遇到的阻力並不象王田奴婢政策遇到的那麽大，二來，五均六管也的確是新朝政府重要的財政來源，捨不得那麽輕易放棄。
在王莽眾多的新政中，幣製改革是最混亂最荒唐也是最糟糕的一種了。從居攝二年（公元7年）王莽宣布第一次幣製改革開始，直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的十多年間，他四次下詔改革幣製，五次下詔重申改革幣製和禁止民間私鑄貨幣的嚴酷刑法，比三令五申還多呢。
居攝二年五月，五莽下令在當時流通的五銖錢之外，另增發三種貨幣：大泉，重十二銖，每枚值五十錢；契刀，每枚值五百；錯刀，每枚值五千，同時還宣布黃金國有，列侯以下不得私藏黃金，有黃金的，全都上交禦府兌換，取得相應的代價——不過這個代價一直沒能兌現。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第二次宣布改革幣製，不過這一次的政治色彩明顯地掩蓋了經濟色彩：
“予擔任宰衡和居攝的時候，深切憂慮過民間傳說的‘大漢有三七之厄’的說法，想法設法去輔佐劉家延長漢朝政權的壽命，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因此推出了金刀貨幣，希望有益於大漢。然而，當年孔子《春秋》寫到魯哀公十四年就擱筆了，與之巧合，前朝哀帝也是十四年。漢朝的壽命已經到了盡頭，怎麽救也是沒救。上天顯赫威靈，新朝的命運應當興起，予才接受了國家統治權。如今百姓都說，是上天革除漢朝，建立新朝，拋棄劉家，振興王家。既然拋棄劉家，正月佩戴的飾物‘剛卯’，和上次推出的貨幣‘金刀’，就不應當再用了，卯、金、刀，不正好組成一個劉宇嗎？”
這還帶拆字兒的！
繁體劉字是左上一個卯、左下一個金，右邊兒一個立刀兒。幸虧那陣兒用的是繁體字，要是簡化字啊，削鉛筆的刀都不讓用了，文刀劉嘛！
那一次，除了廢止了金刀，還決定改鑄直徑六分、重一銖的小錢，上麵鑄有“小錢值一”字樣，跟以前的“大錢五十”同時流通。
有人琢磨歪招兒：
“小錢重一銖，一枚一錢，大錢重十二銖，一枚五十，我要是弄它十二枚小錢，不就能鑄成一枚大錢嗎？五十減十二得三十八，刨去炭跟人工一切成本，改鑄一枚大錢我就幹賺三十多錢，這不他媽發了嘛！”
王莽早防著呢！宣布民間不得私藏銅、炭，以防偽造。
為了徹底排除五銖錢的流通，強製推行新貨幣，不久王莽下令，所有私藏前朝五銖錢，說大錢要廢止的，參照反對王田製的懲罰，處以流放的刑法。
第三次幣製改革是在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初：
“人民把糧食看作性命，把貨幣看作生活的需要，因此，《書經·洪範》在敘述八政的時候，是按食（糧食）、貨（貨幣）、祭祀（孝道）、司空（製造和建設）、司徒（教化）、司寇（刑獄）、賓（朝覲會見）、師（軍事）的順序排列的。貨幣如果都是貴重的，那麽零用起來就不方便；如果都是輕賤的，那麽運輸攜帶就太麻煩。應當有輕、有重，有大、有小，那用起來就方便多了，老百姓也一定歡迎。”
道理倒是站得住腳，可實際上，這次的改革卻是最荒唐的一次。王莽規定，這次實行的叫“寶貨製”，寶貨分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指五種不同的幣材：金、銀、銅、龜、貝。六名指六大類貨幣：黃金、銀貨、龜寶、貝貨、布貨、泉貨。五種幣材、六大類貨幣交織組合，形成了二十八品即二十八種寶貨，每種的具體名稱和價值如下；
“工商能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就是說要自動去申報收入，定期納稅。
“又可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廓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遊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就是說，有田不耕種、有宅院不種樹種菜的，稱為不殖或不毛，都要出三個人的份於錢，而逛盪不幹活兒的胡同串子也不行，要出一匹布的“夫錢”，交不出來的，要用勞役來抵，當然由官府管吃管穿。
“諸取眾物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視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裏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降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採取，而作縣官一歲。”這個範圍就更廣了，幾乎所有的生產活動都覆蓋在內了。而已要求自行申報，不報或報而不實企圖偷稅漏稅的，沒收勞動所得，本人還得為官府服一年的勞役。——這一條應當讓今天有些大腕們看看，讓他們當心點兒。
到了後來，五均六管的毛病越來越多，懲罰也越來越嚴，幾乎招來了全社會的反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弄得老百姓一舉手一投足就要觸犯禁條，田也沒法種了，布也沒法織了，幹旱蝗災也一起跟著裹亂。直到這時，王莽才不能不承認五均六管的失敗，下詔廢止六管之法。而這時候，離王莽為大新王朝殉葬也隻剩下一年了。在王莽所有的新政中，五均六管的實行時間最長，一來，是這個政策遇到的阻力並不象王田奴婢政策遇到的那麽大，二來，五均六管也的確是新朝政府重要的財政來源，捨不得那麽輕易放棄。
在王莽眾多的新政中，幣製改革是最混亂最荒唐也是最糟糕的一種了。從居攝二年（公元7年）王莽宣布第一次幣製改革開始，直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的十多年間，他四次下詔改革幣製，五次下詔重申改革幣製和禁止民間私鑄貨幣的嚴酷刑法，比三令五申還多呢。
居攝二年五月，五莽下令在當時流通的五銖錢之外，另增發三種貨幣：大泉，重十二銖，每枚值五十錢；契刀，每枚值五百；錯刀，每枚值五千，同時還宣布黃金國有，列侯以下不得私藏黃金，有黃金的，全都上交禦府兌換，取得相應的代價——不過這個代價一直沒能兌現。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第二次宣布改革幣製，不過這一次的政治色彩明顯地掩蓋了經濟色彩：
“予擔任宰衡和居攝的時候，深切憂慮過民間傳說的‘大漢有三七之厄’的說法，想法設法去輔佐劉家延長漢朝政權的壽命，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因此推出了金刀貨幣，希望有益於大漢。然而，當年孔子《春秋》寫到魯哀公十四年就擱筆了，與之巧合，前朝哀帝也是十四年。漢朝的壽命已經到了盡頭，怎麽救也是沒救。上天顯赫威靈，新朝的命運應當興起，予才接受了國家統治權。如今百姓都說，是上天革除漢朝，建立新朝，拋棄劉家，振興王家。既然拋棄劉家，正月佩戴的飾物‘剛卯’，和上次推出的貨幣‘金刀’，就不應當再用了，卯、金、刀，不正好組成一個劉宇嗎？”
這還帶拆字兒的！
繁體劉字是左上一個卯、左下一個金，右邊兒一個立刀兒。幸虧那陣兒用的是繁體字，要是簡化字啊，削鉛筆的刀都不讓用了，文刀劉嘛！
那一次，除了廢止了金刀，還決定改鑄直徑六分、重一銖的小錢，上麵鑄有“小錢值一”字樣，跟以前的“大錢五十”同時流通。
有人琢磨歪招兒：
“小錢重一銖，一枚一錢，大錢重十二銖，一枚五十，我要是弄它十二枚小錢，不就能鑄成一枚大錢嗎？五十減十二得三十八，刨去炭跟人工一切成本，改鑄一枚大錢我就幹賺三十多錢，這不他媽發了嘛！”
王莽早防著呢！宣布民間不得私藏銅、炭，以防偽造。
為了徹底排除五銖錢的流通，強製推行新貨幣，不久王莽下令，所有私藏前朝五銖錢，說大錢要廢止的，參照反對王田製的懲罰，處以流放的刑法。
第三次幣製改革是在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初：
“人民把糧食看作性命，把貨幣看作生活的需要，因此，《書經·洪範》在敘述八政的時候，是按食（糧食）、貨（貨幣）、祭祀（孝道）、司空（製造和建設）、司徒（教化）、司寇（刑獄）、賓（朝覲會見）、師（軍事）的順序排列的。貨幣如果都是貴重的，那麽零用起來就不方便；如果都是輕賤的，那麽運輸攜帶就太麻煩。應當有輕、有重，有大、有小，那用起來就方便多了，老百姓也一定歡迎。”
道理倒是站得住腳，可實際上，這次的改革卻是最荒唐的一次。王莽規定，這次實行的叫“寶貨製”，寶貨分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指五種不同的幣材：金、銀、銅、龜、貝。六名指六大類貨幣：黃金、銀貨、龜寶、貝貨、布貨、泉貨。五種幣材、六大類貨幣交織組合，形成了二十八品即二十八種寶貨，每種的具體名稱和價值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