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凡是有學問的人,多少都會有點子脾氣,這一點在韋玄成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他仗著自己滿腹經綸,居然把皇帝也不放在眼裏,甚至拿出了“不怕殺頭坐牢、不怕老婆離婚”的大無畏氣概,搞了一次要求元帝毀棄宗廟的活動。


    封建時候,標榜以孝治天下,歷代皇帝架出去崩了之後,對不起,筆誤,受侯寶林先生相聲的影響太深,應當是“駕崩”之後,都要設立專門的神廟以供後人祭把。這個“光榮”傳統據說始於殷商,到西漢時候已經被發揚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與後世不同的是,西漢時的宗廟不是把本朝所有的已故帝王集中在一起供奉,像我們今天在一些曾經作過封建王朝帝都的城市中見到的太廟遺蹟那樣,而是充分體現了“寧濫勿缺”的原則,凡是當過皇帝的,幾乎有一個算一個,全都擁有一座屬於他的宗廟,這也是一種政治待遇吧。而攀比之風也由此興盛起來,那些被封為諸侯王的支子孫們,為了在“孝道”上不落人後,也都在各自的郡國為自己那一支脈的祖先們設立起“太祖太宗廟”來。到了元帝劉奭那一朝,據有關部門不完全統計,這種祖宗廟在六十八個郡國就有一百六十七所,加上京師高祖以下至宣帝七代皇帝的九所宗廟,一共有一百七十六所之多,這還不算設在宮中其他地方的一些小型祭祀場所,也不算為一些皇後、廢五、廢太子等設置的小型宗廟。有了宗廟,當然不是擺擺樣子就算完了,必須按照禮製進行經常性或臨時性的正兒八經的祭祀活動,而這種祭祀活動不僅頻率很高,秩序也相當複雜。每天要在園中的寢殿進行“日祭”,每月要到正式宗廟舉行“月祭”,每個季度還要到皇陵的便殿搞一下子“時祭”。對寢殿中的“神主”,每天要上四次供品,一年合計一千四百四十次,宗廟中的每月初一十五加上臘日,一年是二十五次上供品,皇陵的次數少點,一年也要上四次供品。每個月還要把已故歷代帝王的龍袍、皇冠請出來,遊行一番,叫做“月一遊衣冠”,好讓這些死鬼像生前一樣巡視自己的江山。這樣一來,西漢王朝每年僅花費在祭祖活動上的開銷就是一筆可觀的數字,總共要上兩萬四千四百五十五次供品,動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次,祭把儀式的工作人員祝宰、樂人等一萬兩千一百四十七人,而那些專門負責飼養牛、羊、豕等用來上供的“犧牲”的士卒還不算在其中。在社會生產力並不算十分發達的西漢,這顯然是一種人力、物力、時間上的極大浪費。


    於是,這位韋玄成韋丞相牽頭,搞了一個聯合提案,建議除了高祖劉邦受命定天下,是大漢基業的奠基人和先驅者,應該奉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之外,其他的宗廟在“親盡”也就是過了幾代之後,都應當毀棄,按“昭、穆”,也就是輩份和功績的順序一齊併入太祖之廟接受祭祖。在韋氏提案之後,又有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人先後提出補充議案,認為在太祖即高祖劉邦之後,還有幾位傑出領袖人物應該設專廟祭祀。比如漢文帝劉恆,“除誹謗,去向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應該奉為帝者太宗之廟;又比如漢武帝劉徹,“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應該奉為帝者世宗之廟。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位祖宗,就不必再設專廟去祭祀了。


    韋玄成等人的提案,因為涉及了“孝道”這個重大原則問題,元帝劉奭也不敢貿然同意,怕搞不好會招來數典忘祖的非議,就擱置了起來。


    可是韋老先生的倔脾氣一上來,刀擱在脖子上也擋不住,一本不行奏兩本,兩本不行奏三本。


    架不住韋老倔頭五次三番的糾纏,也加上一天到晚老搞那套煩瑣的祭祀儀式,影響元帝去聯繫後宮那些妖燒可愛的群眾,劉奭終於禦筆一揮,畫圈批準試行。韋老倔頭心說:


    “怎麽樣?還是老夫厲害吧?這種近乎大逆不道的讓皇上執祖墳的難題都解決了,還有什麽事老夫辦不成?為了真理,就得堅持,堅持就是勝利!老夫這一輩子,就信這三個字:堅持!”


    瞧他得意的,連數都不識了!


    可是沒過多久,元帝就得了一場大病,而且久治不愈,想來想去,就是因為毀棄宗廟,惹得祖宗們怪罪下來了,還是趕緊改回來吧!別把祖宗們惹急了,一高興,把朕召到黃泉之下去當麵教育,那就麻煩了,黃泉路,好去不好回呀!


    於是硬著頭皮頂住了韋老倔頭的唾沫如雨,拿出大漢天子的決策權威;否決了已經實施的毀廟行動。重建廟宇,再塑金身,痛哭流涕地自我批評了一頓,終於贏得了列祖列宗對他一時糊塗犯的不孝之錯的諒解與寬恕,陰魂怨魄宣布對劉奭解除製裁,精神包袱這才算放下,又可以輕裝上陣殺奔天籟苑去也。


    劉奭本想重振雄風,對傅昭儀表示一下特別的愛,無奈大病初癒,力不從心,總是淺嚐輒止,難以為繼,害得傅昭儀叫苦連天,滿腔愛火欲燃還熄。


    技癢難捱之下,傅昭儀免不了發一些牢騷:


    “陛下一向神勇,為何一場小病下來,往日的威風一絲也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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