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誌異常關心全黨全軍的團結，早在二四方麵軍會師後，三方麵軍會師前，他便派在黨內極有威信的任弼時同誌親臨甘孜，即與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麵軍的軍、師幹部交談，了解張國燾與中央發生分裂的經過，了解紅四方麵軍指戰員的思想狀況，以便找出圓滿的解決方案，進一步消除隔閡，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
那是一個雨夜，四方麵軍經過一個月的長途跋涉，終於勝利到達包座的當晚，任粥時同誌連夜找到了徐向前同誌，詢問這方麵的情況，徵求徐總指揮的意見。二人開誠布公，促膝相談，直到翌日雄雞高唱。
任弼時同誌說：”我已向中央建議，適當時候，召開六中全會，請共產國際派出代表參加，從原則上解決以往的分歧。“
”君之見與我略同。請共產國際的代表參加是好主意。“徐向前接著又道，”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自己當時沒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麵軍分成兩半。大敵當前，團結為重，張國燾另立中央，很不應該，黨內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談嘛！但是我說話他不聽，朱老總的話他也聽不進。現在取消了‘中央’，對團結有利。北進期間，最好不談往事，他思想包袱很重，免得引起新的爭端。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我們很高興。但中央有的同誌說四方麵軍是軍閥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後呀，太過分了，傷害了四方麵軍的感情。我和四方麵軍許多指戰員都想不通。我們從參加革命起，就表態擁護第三國際，臂章上也是那樣寫著的。由共產國際出麵解決以往的分歧，我贊成。“
”你講得很重要，有些情況我也是不大了解。“任弼時同誌道，”原則問題要分清，但枝節問題不必糾纏，雙方都要作自我批評。根據目前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決議的基礎，重新估計過去中央的領導。六中全會應本著在目前形勢與戰鬥任務上的討論，對粉碎五次‘圍剿’鬥爭經驗隻須在主要問題上提出原則的討論，而應避免一些不甚重要而且爭論也無好效果的小問題。“弼時同誌做的這些工作，對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有重要作用。
另外，徐向前又談了張國燾的思想包袱。接著又談到了陳昌浩，說：”陳在紅四方麵軍南下期間，一度支持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後見共產國際不承認張國燾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包袱不亞於張國燾，不易解脫。他曾向我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麵軍另有看法。為了四方麵軍的前途，今後應惟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陳昌浩同誌願意改正錯誤，緊跟中央，無可非議，但是，作為一個黨的高級幹部，決不允許夾雜某種個人得失或山頭主義的情緒。黨內鬥爭嘛，誰能一貫正確！犯了錯誤，該檢討就檢討，該工作就工作，沒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弼時工作很細，後來他又找了不少同誌座談，包括許世友，也都談了諸如徐總指揮所談的思想情況。弼時同誌抽了口煙，心想：看來四方麵軍指戰員思想包袱都很沉重。有的雖然沒有直接反映，但從談話的語氣上已經表露出來。說坦率一些，他們渴望三軍會師又怕三軍會師。他們對中央還不十分了解，怕日後難處。想到這裏，弼時同誌決心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如實匯報：如何把張國燾的錯誤與下層執行者的問題區分開來，以及如何把黨中央的正確方針與教條主義者的過激言行區分開來。這倒是一個頗令人頭痛的大問題，真正處理起來，並不是那麽容易。
會師後的第七天，接到離職到紅軍大學學習命令的許世友，作為一名軍人，雷厲風行，背包一打，挎包一拎，步行來到了保安城。
這地方一向地瘠人稀，物產不豐富，交通不發達，人民文化是很低的。工農民主政府雖剛成立，但已呈現出一派新氣象。今年天旱，近日幸而下了一些毛毛細雨，莊稼不那麽黃了；快幹涸的小河，也開始流動起來。
城廓原來是很大的，由於歷年來不斷的戰爭，特別是漢回民族間的戰爭，城市受到了很大的破壞，房子已不過百間，少得可憐；加上近年來國民黨軍的反覆燒毀，現在所留下的隻有幾棟木房和幾座石砌窯洞而已。全城人口不到四百人。
好在城外山邊還遺留下來許多依著天然石壁鑿開的石洞，這是敵人不容易毀壞的。學校就選了這些石洞作校舍。這就是抗日根據地的最高學府－－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第二科的所在地。
這些石洞好似蜂窠一樣，不知是哪個朝代開鑿的。大的高寬各約一丈，深約一丈四尺；小的不過高寬各約六尺，深五尺而已。很簡單，紅大的校舍除了石洞而外，什麽也沒有。
一切都是學員們自己動手建設起來的。用許多小洞作為臥室，兩個人、三個人或者四個人一間，睡的都是石炕；一個較大的洞作講堂，以石壁作黑板，用石頭砌成桌子和凳子。總之，絕大部分的用具是石頭做的，就好像人們還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
許世友住在這裏的第二科（第一科離這裏四五裏路、第三科遠在甘肅慶陽縣）的學員大多數是軍、師兩級的軍政幹部，隻有幾個是團級的。這些人都是經過多年鬥爭鍛鍊的，差不多每人都負過多次傷，大多數是二十五歲到三十歲上下的人。
那是一個雨夜，四方麵軍經過一個月的長途跋涉，終於勝利到達包座的當晚，任粥時同誌連夜找到了徐向前同誌，詢問這方麵的情況，徵求徐總指揮的意見。二人開誠布公，促膝相談，直到翌日雄雞高唱。
任弼時同誌說：”我已向中央建議，適當時候，召開六中全會，請共產國際派出代表參加，從原則上解決以往的分歧。“
”君之見與我略同。請共產國際的代表參加是好主意。“徐向前接著又道，”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自己當時沒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麵軍分成兩半。大敵當前，團結為重，張國燾另立中央，很不應該，黨內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談嘛！但是我說話他不聽，朱老總的話他也聽不進。現在取消了‘中央’，對團結有利。北進期間，最好不談往事，他思想包袱很重，免得引起新的爭端。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我們很高興。但中央有的同誌說四方麵軍是軍閥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後呀，太過分了，傷害了四方麵軍的感情。我和四方麵軍許多指戰員都想不通。我們從參加革命起，就表態擁護第三國際，臂章上也是那樣寫著的。由共產國際出麵解決以往的分歧，我贊成。“
”你講得很重要，有些情況我也是不大了解。“任弼時同誌道，”原則問題要分清，但枝節問題不必糾纏，雙方都要作自我批評。根據目前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決議的基礎，重新估計過去中央的領導。六中全會應本著在目前形勢與戰鬥任務上的討論，對粉碎五次‘圍剿’鬥爭經驗隻須在主要問題上提出原則的討論，而應避免一些不甚重要而且爭論也無好效果的小問題。“弼時同誌做的這些工作，對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有重要作用。
另外，徐向前又談了張國燾的思想包袱。接著又談到了陳昌浩，說：”陳在紅四方麵軍南下期間，一度支持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後見共產國際不承認張國燾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包袱不亞於張國燾，不易解脫。他曾向我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麵軍另有看法。為了四方麵軍的前途，今後應惟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陳昌浩同誌願意改正錯誤，緊跟中央，無可非議，但是，作為一個黨的高級幹部，決不允許夾雜某種個人得失或山頭主義的情緒。黨內鬥爭嘛，誰能一貫正確！犯了錯誤，該檢討就檢討，該工作就工作，沒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弼時工作很細，後來他又找了不少同誌座談，包括許世友，也都談了諸如徐總指揮所談的思想情況。弼時同誌抽了口煙，心想：看來四方麵軍指戰員思想包袱都很沉重。有的雖然沒有直接反映，但從談話的語氣上已經表露出來。說坦率一些，他們渴望三軍會師又怕三軍會師。他們對中央還不十分了解，怕日後難處。想到這裏，弼時同誌決心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如實匯報：如何把張國燾的錯誤與下層執行者的問題區分開來，以及如何把黨中央的正確方針與教條主義者的過激言行區分開來。這倒是一個頗令人頭痛的大問題，真正處理起來，並不是那麽容易。
會師後的第七天，接到離職到紅軍大學學習命令的許世友，作為一名軍人，雷厲風行，背包一打，挎包一拎，步行來到了保安城。
這地方一向地瘠人稀，物產不豐富，交通不發達，人民文化是很低的。工農民主政府雖剛成立，但已呈現出一派新氣象。今年天旱，近日幸而下了一些毛毛細雨，莊稼不那麽黃了；快幹涸的小河，也開始流動起來。
城廓原來是很大的，由於歷年來不斷的戰爭，特別是漢回民族間的戰爭，城市受到了很大的破壞，房子已不過百間，少得可憐；加上近年來國民黨軍的反覆燒毀，現在所留下的隻有幾棟木房和幾座石砌窯洞而已。全城人口不到四百人。
好在城外山邊還遺留下來許多依著天然石壁鑿開的石洞，這是敵人不容易毀壞的。學校就選了這些石洞作校舍。這就是抗日根據地的最高學府－－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第二科的所在地。
這些石洞好似蜂窠一樣，不知是哪個朝代開鑿的。大的高寬各約一丈，深約一丈四尺；小的不過高寬各約六尺，深五尺而已。很簡單，紅大的校舍除了石洞而外，什麽也沒有。
一切都是學員們自己動手建設起來的。用許多小洞作為臥室，兩個人、三個人或者四個人一間，睡的都是石炕；一個較大的洞作講堂，以石壁作黑板，用石頭砌成桌子和凳子。總之，絕大部分的用具是石頭做的，就好像人們還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
許世友住在這裏的第二科（第一科離這裏四五裏路、第三科遠在甘肅慶陽縣）的學員大多數是軍、師兩級的軍政幹部，隻有幾個是團級的。這些人都是經過多年鬥爭鍛鍊的，差不多每人都負過多次傷，大多數是二十五歲到三十歲上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