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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合作到決裂：蔣介石與馮玉祥 作者：周玉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國民黨中央軍人部部長；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對蔣介石來說，地位越高越好，權力越大越好，他在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裏又做了這樣的規定：出征動員令下達後，凡國民政府所屬軍、政、民、財各機關，均須受總司令指揮。就這樣，蔣介石在"總司令"和"獨攬大權"之間加了一個等號，而前者就是他自己。
國民革命軍即將大舉北伐，給蔣介石這位總司令帶來了施展抱負的大好機會。這時，他雖然是大權獨攬，但所轄地區隻有廣東、廣西，中國絕大部分省區還在北洋軍閥控製之下，實現孫中山遺願也好，統治全中國也好，他都要率軍出征，進行國民革命。
國民聯軍總司令馮玉祥，同蔣介石相比，則有許多差異。馮玉祥，字煥章，祖籍安徽巢縣，生於河北青縣。他不像蔣介石那樣幸運有個鹽商的家庭，有出國留學進入軍事學校的機會，他幼年家境貧寒，十二歲即吃糧當兵；他沒有蔣介石那樣染指證券交易所的經歷和投機取巧的素質，而是憑藉苦練、勇猛、實幹和才能，從士兵依次升遷，旅長，師長而督軍；他在走向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更不像蔣介石那樣一帆風順，而是充滿曲折和艱辛——
馮玉祥來自中國社會底層，早年就有樸素的愛國思想，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大潮中，他和其他革命官佐發動了灤州起義，1915年袁世凱稱帝，他參加了反袁護國戰爭，1917年他又率軍平定了張勳復辟。這些行動反映了反對專製、維護共和的進步傾向，但這時的馮玉祥卻未能跳出北洋軍閥營壘，仍然是其中的一員戰將。
第一部分 3.兩位總司令（3）
從1920年開始，馮玉祥和孫中山建立了聯繫，他的愛國為民思想日增，革命傾向日濃，而吳佩孚的壓製與排擠，又把他自我發展的道路堵死，於是，他乘第二次直奉大戰正酣之機，於1924年10月毅然倒戈回師，發動了北京政變，推翻了直係統治。馮玉祥將這次政變稱為"首都革命"，嚴格說來，此舉還算不得革命，不過，它卻是馮玉祥從北洋軍閥營壘向革命邁進的起點。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並將所部改稱國民軍，出任總司令。但是，馮玉祥的軍事實力有限，還不足以控製整個局勢，他在思想上對革命對軍閥，還缺乏本質的認識，因而，北京政變的成果很快就落到了段祺瑞和張作霖手裏，他卻受到了排擠，被任命為西北邊防督辦，離京到張家口赴任；國民軍名稱被取消，改稱中華民國西北邊防軍，西北軍的名稱即由此而來，但習慣上仍沿用國民軍這一名稱。
馮玉祥傾慕孫中山的主張，傾向革命，並和蘇聯取得了聯繫，國民軍所轄地區的民眾革命鬥爭不斷發展，在北洋軍閥眼中已成了"赤化將軍"。1926年1月，張作霖和吳佩孚，這兩個殺個你死我活的冤家對頭，又聯合起來，會同其他軍閥，先要"撲滅北方赤化"，而夾擊國民軍。形勢所迫，馮玉祥隻好宣告下野，西北邊防督辦一職由張之江代理，想以此來避免敵對勢力的攻擊，保存國民軍這支從北洋軍閥衝殺出來的隊伍。
1926年3月，馮玉祥啟程赴蘇聯考察，4月初途經外蒙古庫倫(今烏蘭巴托)時，與前往廣東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和於右任、陳友仁、徐謙等國民黨人相遇，商談了國民黨與國民軍合作問題，並經徐謙介紹，加入了國民黨。鮑羅廷等按原計劃轉赴廣東，徐謙留下來同馮一起赴蘇。5月9日，馮玉祥一行抵達莫斯科。蘇聯軍政官兵的熱烈歡迎，中國留學生高舉的"歡迎人民軍隊領袖"的大幅標語和"中國國民軍萬歲"的口號聲，使馮玉祥深受感動，向記者們說："在俄國，找到了中國將來發展的榜樣。"
馮玉祥的下野與出國，並沒有使張作霖、吳佩孚等放棄對國民軍的進攻。國民軍四麵受敵，被迫放棄原來駐地，向南口方向撤退。4月15日，各路敵軍五十多萬人圍攻南口，國民軍隻有二十萬人，在敵眾我寡、給養困難、餉械無繼情況下，憑險據守，艱苦抗敵，8月15日退卻突圍，撤向綏遠、陝西、甘肅一帶。
馮玉祥在蘇聯會見了許多重要的蘇聯領導人、共產國際的負責人和在蘇的中共人士，參觀了軍事學校和工廠，接觸了工人、農民和士兵。新型的蘇維埃國家，使他感到新奇、振奮，廣泛的接觸與交談，使他決心為國民革命而戰。6月，他派出代表回國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聯繫，7月，雙方決定：國民軍接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從北方協助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國民政府對國民軍按照國民革命軍的標準，一律待遇。
7月下旬以後，馮玉祥陸續得到了國民軍南口大戰和撤出南口及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的消息。國民軍的現狀與處境，急需他重裝旗鼓；國民革命的進展，催促他率軍出征。8月17日，馮玉祥一行離開莫斯科，踏上了回國的路程。
馮玉祥此次出國與回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沒有辦法而去，有了辦法而來"。他不僅明確了方向，下定了決心，而且還請來了蘇聯顧問和幫他做政治工作的劉伯堅等中共人士，同他一道回國，在彈藥接濟和裝備支援方麵也得到了蘇聯允諾。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國民黨中央軍人部部長；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對蔣介石來說，地位越高越好，權力越大越好，他在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裏又做了這樣的規定：出征動員令下達後，凡國民政府所屬軍、政、民、財各機關，均須受總司令指揮。就這樣，蔣介石在"總司令"和"獨攬大權"之間加了一個等號，而前者就是他自己。
國民革命軍即將大舉北伐，給蔣介石這位總司令帶來了施展抱負的大好機會。這時，他雖然是大權獨攬，但所轄地區隻有廣東、廣西，中國絕大部分省區還在北洋軍閥控製之下，實現孫中山遺願也好，統治全中國也好，他都要率軍出征，進行國民革命。
國民聯軍總司令馮玉祥，同蔣介石相比，則有許多差異。馮玉祥，字煥章，祖籍安徽巢縣，生於河北青縣。他不像蔣介石那樣幸運有個鹽商的家庭，有出國留學進入軍事學校的機會，他幼年家境貧寒，十二歲即吃糧當兵；他沒有蔣介石那樣染指證券交易所的經歷和投機取巧的素質，而是憑藉苦練、勇猛、實幹和才能，從士兵依次升遷，旅長，師長而督軍；他在走向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更不像蔣介石那樣一帆風順，而是充滿曲折和艱辛——
馮玉祥來自中國社會底層，早年就有樸素的愛國思想，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大潮中，他和其他革命官佐發動了灤州起義，1915年袁世凱稱帝，他參加了反袁護國戰爭，1917年他又率軍平定了張勳復辟。這些行動反映了反對專製、維護共和的進步傾向，但這時的馮玉祥卻未能跳出北洋軍閥營壘，仍然是其中的一員戰將。
第一部分 3.兩位總司令（3）
從1920年開始，馮玉祥和孫中山建立了聯繫，他的愛國為民思想日增，革命傾向日濃，而吳佩孚的壓製與排擠，又把他自我發展的道路堵死，於是，他乘第二次直奉大戰正酣之機，於1924年10月毅然倒戈回師，發動了北京政變，推翻了直係統治。馮玉祥將這次政變稱為"首都革命"，嚴格說來，此舉還算不得革命，不過，它卻是馮玉祥從北洋軍閥營壘向革命邁進的起點。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並將所部改稱國民軍，出任總司令。但是，馮玉祥的軍事實力有限，還不足以控製整個局勢，他在思想上對革命對軍閥，還缺乏本質的認識，因而，北京政變的成果很快就落到了段祺瑞和張作霖手裏，他卻受到了排擠，被任命為西北邊防督辦，離京到張家口赴任；國民軍名稱被取消，改稱中華民國西北邊防軍，西北軍的名稱即由此而來，但習慣上仍沿用國民軍這一名稱。
馮玉祥傾慕孫中山的主張，傾向革命，並和蘇聯取得了聯繫，國民軍所轄地區的民眾革命鬥爭不斷發展，在北洋軍閥眼中已成了"赤化將軍"。1926年1月，張作霖和吳佩孚，這兩個殺個你死我活的冤家對頭，又聯合起來，會同其他軍閥，先要"撲滅北方赤化"，而夾擊國民軍。形勢所迫，馮玉祥隻好宣告下野，西北邊防督辦一職由張之江代理，想以此來避免敵對勢力的攻擊，保存國民軍這支從北洋軍閥衝殺出來的隊伍。
1926年3月，馮玉祥啟程赴蘇聯考察，4月初途經外蒙古庫倫(今烏蘭巴托)時，與前往廣東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和於右任、陳友仁、徐謙等國民黨人相遇，商談了國民黨與國民軍合作問題，並經徐謙介紹，加入了國民黨。鮑羅廷等按原計劃轉赴廣東，徐謙留下來同馮一起赴蘇。5月9日，馮玉祥一行抵達莫斯科。蘇聯軍政官兵的熱烈歡迎，中國留學生高舉的"歡迎人民軍隊領袖"的大幅標語和"中國國民軍萬歲"的口號聲，使馮玉祥深受感動，向記者們說："在俄國，找到了中國將來發展的榜樣。"
馮玉祥的下野與出國，並沒有使張作霖、吳佩孚等放棄對國民軍的進攻。國民軍四麵受敵，被迫放棄原來駐地，向南口方向撤退。4月15日，各路敵軍五十多萬人圍攻南口，國民軍隻有二十萬人，在敵眾我寡、給養困難、餉械無繼情況下，憑險據守，艱苦抗敵，8月15日退卻突圍，撤向綏遠、陝西、甘肅一帶。
馮玉祥在蘇聯會見了許多重要的蘇聯領導人、共產國際的負責人和在蘇的中共人士，參觀了軍事學校和工廠，接觸了工人、農民和士兵。新型的蘇維埃國家，使他感到新奇、振奮，廣泛的接觸與交談，使他決心為國民革命而戰。6月，他派出代表回國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聯繫，7月，雙方決定：國民軍接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從北方協助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國民政府對國民軍按照國民革命軍的標準，一律待遇。
7月下旬以後，馮玉祥陸續得到了國民軍南口大戰和撤出南口及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的消息。國民軍的現狀與處境，急需他重裝旗鼓；國民革命的進展，催促他率軍出征。8月17日，馮玉祥一行離開莫斯科，踏上了回國的路程。
馮玉祥此次出國與回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沒有辦法而去，有了辦法而來"。他不僅明確了方向，下定了決心，而且還請來了蘇聯顧問和幫他做政治工作的劉伯堅等中共人士，同他一道回國，在彈藥接濟和裝備支援方麵也得到了蘇聯允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