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冠皇帝選陵寢(3)


    七月二十二日,萬曆皇帝諭令內閣首輔申時行、定國公徐文璧、司禮監太監張宏前去陵區核視。兩天後,申時行等人回京。在給萬曆的奏文中有這樣的陳述:除石門溝山坐離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難取用外,看得形龍山吉地一處,主山高聳,疊嶂層巒,金星肥員,木星落脈,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蓮花,案似龍樓鳳閣,內外明堂開亮,左右輔弼森嚴,且龍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關闌,諸山皆拱,眾水來朝,誠為至尊至貴之地。又見大峪山吉地一處,主勢尊嚴,重重起伏,水星行龍,金星結穴,左右四鋪,拱顧周旋,雲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處盡善盡美,毫無可議。  梁子琦得知此情後,惱羞成怒,認為這是申時行與徐學謨故意與自己作對,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擊徐學謨,奏稱申時行與徐學謨本是兒女親家,“附勢植黨”,故意不給皇上選擇最上“吉壤”。  萬曆見到梁子琦的奏疏後,大怒,立即將徐學謨罷職。申時行見此情景,感到形勢嚴峻,大禍欲臨,隻得上疏奏辯,並聯合禮、工二部及欽天監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過程中好剛使氣、固執褊狹、自以為是,不顧吉凶等罪行。由於申時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們的陳奏自然使萬曆皇帝堅信不疑。於是,當即諭旨:“子琦挾私瀆奏,奪俸三個月。”  梁子琦的陳奏不僅使徐學謨被罷職的同時,自己遭到了懲罰。然而,這個懲罰對於他來說隻是一個信號,不久之後,還將有更大的災難落到他的頭上。  九月六日,萬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禮為名,率後、妃進行第三次謁陵。九月九日,萬曆親登形龍山、大峪山主峰閱視,經過反覆比較之後,諭旨內閣:“壽宮吉壤,用大峪山。”這裏所指大峪山,原稱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萬曆忌諱“小”字,便不顧與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將“小”改“大”,小峪山變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禮部上疏,認為陵址既已選定,就應該欽定日期營建。但萬曆仍然不允,非要待兩宮聖母看後才能確定。為此,禦史朱應轂以謁陵耗費太巨,陳請兩宮太後不必再去閱視,但仍未得到萬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申時行的暗中指使下,貴州道試禦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彈劾梁子琦說,已奉皇上諭旨,壽宮定在大峪山下,可見徐學謨當初對皇上並未欺罔。徐學謨既已被罷職,梁子琦豈宜獨留?  萬曆皇帝覽奏之後,立降梁子琦為右參議,令其閑住,永遠不許起用。  梁子琦接到聖旨,悲憤交集。落到今天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隻有在此時,他才真正知道麵對這個強大的文官集團,他所要做的是什麽。  萬曆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萬曆皇帝奉兩宮太後並率後、妃進行第四次謁陵。十六日,萬曆與兩宮太後親登大峪山主峰閱視。兩宮太後也一致認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一年半的“吉壤”紛爭,總算告一段落。


    青白頑石是吉是凶?(1)


    萬曆十一年十月初六卯時,大明萬曆皇帝朱翊鈞的壽宮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動工。  興建陵寢是本朝頭等大事,有司職責所係,組成了一個專門機構。成員有尚書三人、司禮監太監和高級軍官數人,定國公徐文璧、內閣首輔申時行總管建造事宜。軍官之所以參加這個機構,是由於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體力。徐文璧是開國勛臣徐達之後,各種重要的禮儀都少不了由他領銜指點,而全部的籌劃經營無疑還要由申時行一人承擔。  在這之前,禮部曾按照萬曆皇帝的意圖上疏奏請:山陵依永陵規製營建,“規製盡美,福祚無疆”。  所謂依照永陵規製,就是占地麵積要寬廣;地下玄宮仿九重法宮之製;明樓用預製石件構成;寶城垛口【5】、殿堂、方城【6】、地麵等處,均用花斑石鋪砌;寶城之外,再築一道外羅城;大木、磚石等物料,必須按照標準嚴格選驗。  永陵為萬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的壽宮。嘉靖帝在位長達45年,陵寢也在生前預建,規模較大,建築也比其他陵墓華麗壯觀。永陵的總麵積雖比定陵大8395.6萬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麵積卻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觀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較,就會發現定陵比永陵顯得更為寬大深邃,這充分反映出萬曆皇帝對自己壽宮建造的高要求,也顯示出定陵設計者匠心獨具的聰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僅隔一裏的萬曆父親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顯出定陵的博大宏偉與昭陵的渺小拘謹。這一點,在定陵預建初期就為群臣所察覺,並引起一陣爭議。當時的侍讀講官朱賡曾向萬曆諫奏:“昭陵在望,製過之,非所安。”萬曆未予理睬,依然諭令工部按原計劃修建。  所謂九重法宮之製,是指我國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宮殿規製。它以縱橫各三,形成一個棋盤型的九宮平麵圖。在九宮當中,中央一宮稱太廟太室,中上稱玄堂太廟,中下稱明堂太廟;中左稱總章太廟,中右稱青陽太廟,四角四殿稱作個室。定陵建成的300年後,從發掘的地下宮殿看,雖然它的個室已經省略,但其基本規製依然是九重法宮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餘諸陵明樓的樓頂部分全是木質結構,因此經不起風雨剝蝕,都已嚴重損壞。今天看到的長、景、獻三陵明樓,則是1935年和解放初期分別修繕而成。隻有永、定二明樓,雖歷經四百餘年而安然無恙。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整個明樓頂部,包括額枋【7】、鬥拱【8】、簷椽【9】以及又寬又長的角柱【10】,全是由漢白玉石所雕琢的預製石件組成。這種由預製石件建造的明樓,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僅此兩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製,花斑紋石自不可少。此石由多種顏色的鵝卵石經過地殼變動,受到高溫高壓以後,再生而成,當時僅在河南的濬縣能夠採到。這種岩石,雖然五顏六色光彩奪目,但卻沒有紋理,質地堅硬,雕琢十分困難。開採時,隻能按最大尺寸開成毛材,然後用手工反覆研磨,其費工耗時,可以想像。據《帝陵圖說》載,定陵所用的花斑紋石做工極細,“滑澤如新,微塵不能染”,“光焰灼人”。  定陵自萬曆十一年十月開工,每天直接進入現場施工的軍民夫役和瓦木石匠達二三萬人。第二年八月經過近一年的緊張施工,陵園工程已有相當進展。但太僕寺少卿李植、光祿寺少卿江東之、尚寶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萬曆皇帝:“大峪非吉壤。申時行與已故尚書徐學謨昵,故贊其成。憾尚書陳經邦異議,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與申時行不合,想藉此機會,給申時行難堪,並替因反對申時行而被貶職的陳經邦鳴冤。麵對此情,老謀深算的申時行自然不會相讓,立即向皇帝陳疏自己的觀點,使剛要偏向於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做出另一種選擇:“閣臣職在佐理,豈責以堪輿伎耶!奪三臣俸半年。傳諭內閣:大峪佳美毓秀,出朕親定,又奉兩宮聖母閱視,原無與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無一言,今吉典方興,輒敢狂肆誣詬。朕誌已定,不必另擇,卿其安心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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