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與現實發展相匹配的歷史過程,被以神諭的方式來予以重現:"伯沙撒王為他的一千大臣,設備盛筵,與這一千人對麵飲酒,伯沙撒歡飲之間,吩咐人將他父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銀器皿拿來,王與大臣皇後妃嬪,好用這器皿飲酒。他們飲酒,讚美金銀銅鐵木石所造的神,當時忽有人的指頭顯出來,在王宮與燈台相對的粉牆上寫字,王看見寫字的指頭,就變了臉色,心意驚惶,腰骨好像脫節,雙膝彼此相碰。王的一切哲士都進來,卻不能讀那文字,也不能把講解告訴王。"顯然,這一對父子都遇到了同樣的神諭難題,在無法解說之中迫切要求著解說,因為這是決定著巴比倫王國命運如何的預言。


    於是,又得再次求助於但以理,而但以理在拒絕了伯沙撒王賞賜的同時,宣稱"我卻要為王讀這文字。至高的神在人的國中掌權,憑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國,你雖知道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將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麵前,你和大臣皇後妃嬪用這器皿飲酒,你又讚美那不能看、不能聽、無知無識金銀銅鐵木石所造的神,卻沒有將榮耀歸於那手中有你氣息,管理你一切行動的神,因此從神那裏顯出指頭來,寫這文字。講解是這樣,就是神算出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裏顯出你的虧欠!就是你的國分裂歸瑪代人和波斯人!"果然,伯沙撒王就在當天晚上被殺,而巴比倫王國至此覆滅。


    如果一種預言的實現能夠精確到年月日,在排出偶然因素之外,也就表明這一預言隻能是根據歷史事件來作出的,這就為進入歷史空間的預言是否存在提供了明確的證據:不僅有著巴比倫王的死亡時向作證;而且還有著巴比倫王國覆滅之後出現的瑪代人與波斯人建立的王國來作證。與此同時,在預言述說之中出現了一個悖論,即巴比倫人並非是耶和華的選民,民族宗教的唯一神本來是無法來決定其命運的,因而必須破解這一悖論,於是,除了猶太人的全民族拯救以外,又初步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宗教命題:如何通過個人"被稱在天平裏顯出你的虧欠"來進行自我拯救。


    由於這一命題的提出,實際上已超出了民族宗教的範疇,促動了麵向每一個人的世界宗教的形成。這樣,在《以西結書》之中已經出現過的民族復興預言——"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耶和華借他的靈帶我出去,將我放在平原中,這平原遍地滿骸骨,極其幹枯。他對我說:你要向這些骸骨發預言,說幹枯的骸骨啊!要聽耶和華的話。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你們就要活了!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正說預言的時候,不料,有響聲,有地震,骨與骨互相聯絡,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蓋其上,氣息進入骸骨,骸骨就活了。主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將在《但以理書》之中得到更大的發揮,沿著使每一個人獲救的思路前行。


    這就是"但以理在床上做夢,夢見腦中的異象,就記錄這夢,述說其中的大意。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麵前,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至於我但以理,我的靈在我裏麵愁煩,我腦中的異象使我驚惶。"在這裏,可以看到"人子"這一稱呼,更準確地說是形象,本來是《聖經·舊約》裏麵耶和華對於大先知的命名,也就是天使所說的"大蒙眷愛的人"。


    雖然作為人子的大先知可以與耶和華的靈結伴同行,以便及時傳達出預言來,但是,大先知本身的靈卻常常要感到愁煩,依然保持著人的特性,這是因為除了種種的異象之外,最大的驚惶則是由一個"像人子的"類似形象的驟然出現而引起的。這個像人子的形象,已經不是《聖經·舊約》裏麵的先知,更像長期以來紛紛傳言的救世主彌賽亞,並且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拯救猶太人的彌賽亞,這一形象實際上是有可能成為一切人的救世主,不僅"亙古常在者"的神賦予他一切的權威——早已超出了耶和華給與全能先知摩西的權力——而且"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遠遠地擴展了選民的範圍,使所有的人都可以成為他的選民,從而使這位像人子的與《聖經·新約》之中的基督耶穌之間的距離比較接近。


    在這樣的前提下,確實可以說在《但以理書》裏麵出現的"像人子的"的形象,已經成為從人子到基督這一《聖經》轉換過程之中的中介性形象,顯示出民族宗教向著世界宗教過渡的發生。同樣的超越自然也會出現在關於教義的述說之中:"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智慧的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道永永遠遠。"這就是關於從復活到最後審判的初次述說,而這種述說顯然是對於《傳道書》之中所總括的進行了擴張:"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的本分。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


    必須指出的是,《但以理書》對於《傳道書》進行的文本擴張,不僅在於繼續強調對於神的群體性敬畏,其目的是為了使眾人遵守律法,並且以神的懲罰來做為對於善惡的裁決;更在於特別要求對於神的堅信,以此來作為個體性獲救的契機,因而人與神之間的交流,也就盡量減少了中介性的環節與層次,出現了超越先知而趨向基督的形象轉換。因而,"像人子的"這一救世主形象的全部意義也就是:標誌著從民族復活到個人獲救的過渡,預告著一個從先知到基督的世界宗教時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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