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有人抬著裕仁天皇的畫像遊行，畫像的胸部心髒處刺著一把紙做的匕首。中國報紙報導了在朝鮮有人試圖刺殺天皇，但子彈擊中了另一輛車。210天後，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年輕人穿著好戰的日蓮宗（nichiren）僧服在上海一條擁擠的街上遊行，唱著歌慶祝日本在滿洲的勝利。激怒的中國人襲擊了這5人，並當場打死了其中1人。這些“和尚”其實是日本的特務，是特務組織田中隆吉少佐手下的人。3
這名少佐故意挑起事端，期望一個或更多的特務被打死，這樣日本就可以“保護”在上海的日本公民為由，進行軍事幹涉。東京總是喜歡讓自己看起來是受害者。此刻，日本海軍在黃浦江上停泊著多艘火力強大的戰艦以保護日本在這座港口城市的商業利益。沒有等待增援部隊的到達，日本海軍上將派遣了海軍陸戰隊，動員了在上海的3萬名日本居民中的數百名流氓和黑社會的暴徒，自稱是“浪人”的日本平民也手持手槍、步槍、刀和棒球棒加入進來。很快，駐紮在上海附近的中國十九路軍也加入到戰鬥中來。在裕仁的批準下，9萬名日本增援部隊迅速進入上海。4開始是淩亂的槍擊，接著是大炮、軍艦上的火炮和日本飛機對上海密集的街道猛烈的轟炸和掃射。上海的一部分被夷為平地，18000名平民被打死，24萬人無家可歸。5西方人士在相對安全的租界的房頂上親眼看到了這一切。日本占領朝鮮和東北的時候，隻有為數很少的西方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外交官，目睹了事件的過程。在上海，數以千計的西方人士是日本殘忍和濫殺的見證人。記者們常被困在猛烈的槍林彈雨中。歐內斯特·豪澤（ernest
hauser）寫到:“狗和鼠在慶祝它們自己的節日:在一群群狼吞虎咽的野狗下麵是難以辨認的屍體。”東京受到強烈的譴責。在倫敦，日本大使吉田茂（yoshida
shigeru）說日本對上海的進攻是“嚴重的錯誤判斷”。美國銀行家感到悲哀。摩根家族的托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稱，日本的行動使得向日本提供進一步的貸款成為不可能———無論是通過投資還是銀行。3月2日，在戰鬥了34天後，十九路軍開始全麵撤退。第二天，日本宣布單方麵停火，接下來的是正式停火協議。這是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拖延行動，因為日本軍隊將在1937年夏再大規模地返回此地，完成此次未完成的任務。
20世紀初，西方對中國人的印象是“東亞病夫”，一個無比腐敗、惡習叢生的國家，處在崩潰邊緣，一觸即倒，就像支在一雙小腳上的幹癟老太。許多人認為中國經濟早已失血，但這完全不是事實。從一個軍閥轉到另一個軍閥手中的資產與藏在民間的財富相比還是微不足道。對北京連續不斷的搶劫使大量宮廷財寶流失，但是這並未影響到其他富豪、大小商人以及地痞流氓黑社會手中的黃金、藝術品及祖傳的遺產。因為這些人並不信任銀行，中國人以小塊金磚的形式非常巧妙地保存財產。在我們以前出版的另一本名為《邊緣的老爺們》一書中，我們從古代中國商人階層的起源，追溯到現在華僑巨富的全球網絡。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者以納貢的形式壟斷貿易，除此以外的商業活動都是非法的，被處以極刑。商人永遠是被壓製和被迫害的對象，財產被沒收、被關入大牢或和家眷一道被流放至中原以外的“蠻夷之地”。結果是中國商人不得不秘密地經營，賄賂地方官員，以求生路。在3000年的歷史上，在中國，商業在概念上一直是非法的。直到19世紀末，作為對不斷增長的西方影響的讓步，為了急需的財政稅收，搖搖欲墜的清王朝才允許商人公開經營。因此，根據傳統的做法，大量的中國財富仍然是隱藏著的。有一些地方銀行網絡和當鋪，向農民和小商人提供貸款。但在那些條約規定對外開放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廣州、香港的西方銀行，不對中國人開放。
日本人知道這一點，因為在日本歷史上，也有類似的情況。日本的統治者和武士曾把商人當做寄生蟲。日本人明白中國人不會等著別人來搶劫他們的財產，中國人在這方麵非常聰明。因此，要把這些財富弄到手，日本人必須具有同等的聰明才智。實際上，今天日本的一些私營財團的資產來自於對朝鮮和中國的搶劫。日本的金融家和企業的頭目垂涎這些財富，於是他們大力支持日本軍隊，企盼著控製中國豐富的礦產資源、工業基地以及巨大的消費市場。提到搶劫，人們會聯想到銀行、博物館、豪宅以及被忽視的黑錢。日本流氓惡棍在朝鮮和滿洲獲得了敲詐勒索的實踐經驗，他們把銀行、博物館、豪宅留給憲兵處理，把注意力放在劫奪中國藏而不見的財富，特別是來自於販毒、酒、賣淫、賭博、走私和其他的非法行為所得的暴利上。為了進展順利，他們先暫時和中國的黑社會建立合夥關係，中國黑社會的這些人對欺詐自己的同胞沒有任何悔意，正是這些流氓惡棍，造成中國20世紀30～40年代大量地下財富前所未有的流失。
中日兩國黑社會的合作已經非正式地存在了1000多年，在古代，中國沿海地區福建省的私人企業家組織了亞洲最成功的貿易網，他們的舢板把海上貿易做到遠至東非和阿拉伯國家。每一個私人貿易組織都有自己的海軍和水兵，並把他們的財富以金磚密藏在中國沿海的堡壘裏。他們用這些財富賄賂地方官員。因為他們的共同的敵人是朝廷，日本人成了這些人的天然盟友。福建的中國海盜及商人常常到日本九州西南岸的吳島上避難，在那兒，他們受到當地大名的保護。日本武士也經常隨同他們到富裕的江南搶劫。到20世紀，中日黑社會再次聯合也是順理成章。
這名少佐故意挑起事端，期望一個或更多的特務被打死，這樣日本就可以“保護”在上海的日本公民為由，進行軍事幹涉。東京總是喜歡讓自己看起來是受害者。此刻，日本海軍在黃浦江上停泊著多艘火力強大的戰艦以保護日本在這座港口城市的商業利益。沒有等待增援部隊的到達，日本海軍上將派遣了海軍陸戰隊，動員了在上海的3萬名日本居民中的數百名流氓和黑社會的暴徒，自稱是“浪人”的日本平民也手持手槍、步槍、刀和棒球棒加入進來。很快，駐紮在上海附近的中國十九路軍也加入到戰鬥中來。在裕仁的批準下，9萬名日本增援部隊迅速進入上海。4開始是淩亂的槍擊，接著是大炮、軍艦上的火炮和日本飛機對上海密集的街道猛烈的轟炸和掃射。上海的一部分被夷為平地，18000名平民被打死，24萬人無家可歸。5西方人士在相對安全的租界的房頂上親眼看到了這一切。日本占領朝鮮和東北的時候，隻有為數很少的西方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外交官，目睹了事件的過程。在上海，數以千計的西方人士是日本殘忍和濫殺的見證人。記者們常被困在猛烈的槍林彈雨中。歐內斯特·豪澤（ernest
hauser）寫到:“狗和鼠在慶祝它們自己的節日:在一群群狼吞虎咽的野狗下麵是難以辨認的屍體。”東京受到強烈的譴責。在倫敦，日本大使吉田茂（yoshida
shigeru）說日本對上海的進攻是“嚴重的錯誤判斷”。美國銀行家感到悲哀。摩根家族的托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稱，日本的行動使得向日本提供進一步的貸款成為不可能———無論是通過投資還是銀行。3月2日，在戰鬥了34天後，十九路軍開始全麵撤退。第二天，日本宣布單方麵停火，接下來的是正式停火協議。這是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拖延行動，因為日本軍隊將在1937年夏再大規模地返回此地，完成此次未完成的任務。
20世紀初，西方對中國人的印象是“東亞病夫”，一個無比腐敗、惡習叢生的國家，處在崩潰邊緣，一觸即倒，就像支在一雙小腳上的幹癟老太。許多人認為中國經濟早已失血，但這完全不是事實。從一個軍閥轉到另一個軍閥手中的資產與藏在民間的財富相比還是微不足道。對北京連續不斷的搶劫使大量宮廷財寶流失，但是這並未影響到其他富豪、大小商人以及地痞流氓黑社會手中的黃金、藝術品及祖傳的遺產。因為這些人並不信任銀行，中國人以小塊金磚的形式非常巧妙地保存財產。在我們以前出版的另一本名為《邊緣的老爺們》一書中，我們從古代中國商人階層的起源，追溯到現在華僑巨富的全球網絡。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者以納貢的形式壟斷貿易，除此以外的商業活動都是非法的，被處以極刑。商人永遠是被壓製和被迫害的對象，財產被沒收、被關入大牢或和家眷一道被流放至中原以外的“蠻夷之地”。結果是中國商人不得不秘密地經營，賄賂地方官員，以求生路。在3000年的歷史上，在中國，商業在概念上一直是非法的。直到19世紀末，作為對不斷增長的西方影響的讓步，為了急需的財政稅收，搖搖欲墜的清王朝才允許商人公開經營。因此，根據傳統的做法，大量的中國財富仍然是隱藏著的。有一些地方銀行網絡和當鋪，向農民和小商人提供貸款。但在那些條約規定對外開放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廣州、香港的西方銀行，不對中國人開放。
日本人知道這一點，因為在日本歷史上，也有類似的情況。日本的統治者和武士曾把商人當做寄生蟲。日本人明白中國人不會等著別人來搶劫他們的財產，中國人在這方麵非常聰明。因此，要把這些財富弄到手，日本人必須具有同等的聰明才智。實際上，今天日本的一些私營財團的資產來自於對朝鮮和中國的搶劫。日本的金融家和企業的頭目垂涎這些財富，於是他們大力支持日本軍隊，企盼著控製中國豐富的礦產資源、工業基地以及巨大的消費市場。提到搶劫，人們會聯想到銀行、博物館、豪宅以及被忽視的黑錢。日本流氓惡棍在朝鮮和滿洲獲得了敲詐勒索的實踐經驗，他們把銀行、博物館、豪宅留給憲兵處理，把注意力放在劫奪中國藏而不見的財富，特別是來自於販毒、酒、賣淫、賭博、走私和其他的非法行為所得的暴利上。為了進展順利，他們先暫時和中國的黑社會建立合夥關係，中國黑社會的這些人對欺詐自己的同胞沒有任何悔意，正是這些流氓惡棍，造成中國20世紀30～40年代大量地下財富前所未有的流失。
中日兩國黑社會的合作已經非正式地存在了1000多年，在古代，中國沿海地區福建省的私人企業家組織了亞洲最成功的貿易網，他們的舢板把海上貿易做到遠至東非和阿拉伯國家。每一個私人貿易組織都有自己的海軍和水兵，並把他們的財富以金磚密藏在中國沿海的堡壘裏。他們用這些財富賄賂地方官員。因為他們的共同的敵人是朝廷，日本人成了這些人的天然盟友。福建的中國海盜及商人常常到日本九州西南岸的吳島上避難，在那兒，他們受到當地大名的保護。日本武士也經常隨同他們到富裕的江南搶劫。到20世紀，中日黑社會再次聯合也是順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