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吱聲。誰也沒有好聽的戰爭故事可講。
畢利和韋銳各自找到了位置。畢利把頭倚在一個上尉的肩上睡著了。上尉沒有抱怨，他是個牧師，還是猶太教教士。他的手曾被子彈打穿過。
畢利墜入夢中，進行了時間旅行。他睜開眼，發覺自己在盯視著一隻碧綠的貓頭鷹的玻璃跟睛。貓頭鷹是機械裝置，掛在不鏽鋼的杆子上，是在埃廉市的畢利辦公室裏的視力計。視力計是測量眼睛折射誤差的儀表，經過測量就可以配到合適的眼鏡。
畢利在檢測女病人眼睛的時候睡著了，她坐在貓頭鷹的另一邊一把椅子上。他在開始工作前就睡著了，開初覺得很滑稽，現在他倒擔心起來了，擔心自己的腦子出了毛病。他試驗回憶自己多大歲數，但想不出來，再想今年足哪一年，還是想不起來。
“醫生——”女病人躊躇地說。
“嗯？”他說。
“你一點兒也沒作聲呀。”
“對不起。”
“你講呀講的，講到後來就沒有聲音了。”
“嗯。”
“你看見了什麽可怕的東西啦？”
“可怕？”
“我的眼睛有毛病嗎？”
“沒有，沒有，”畢利說，他又要打瞌睡。“你的眼睛是好的，隻是看書時需要戴眼鏡。”他吩咐她穿過過道去選購大小適合的眼鏡框。
她走了以後，畢利拉開窗簾，依然看不見外麵的情形，視線被百葉窗擋住了，於是他哢嗒哢嗒地把百葉窗扯起來。明亮的陽光射了進來。幾千輛汽車閃閃發光，停在外麵廣闊的鋪著柏油的停車場上。畢利的辦公宦設在市郊商業區之內。
在窗子外麵是畢利自己的高級小轎車。他看見保險槓上貼有標語。一條是“參觀奧賽柏爾峽穀”，另一條是“擁護你的警察局”，第三條是“揭發厄爾·沃倫”。關於警察局和厄爾·沃倫的兩條標語出自畢利的嶽父之手，他是“約翰·伯切會”會員。汽車執照上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這意味著畢利·皮爾格裏姆已四十四歲了。他自問道：“這些歲月到哪兒去啦？”
畢利回頭看他的書桌。桌上有一份《驗光配鏡業評論》，翻開的那頁上是一篇社論，畢利於是微微啟動嘴唇念了起來：“一九六八年所發生的事情將支配歐洲配鏡師的命運至少五十年！有鑑於此，比利時眼鏡商全國聯合會秘書吉恩·少裏爾特敦促成立‘歐洲驗光配鏡業協會’。他說，如果本職業不能取得社會地位的話，到一九七一年將勢必降為眼鏡商。”
畢利·皮爾格裏姆十分費力地考慮這件事。
警報器響起來了，嚇得他魂不附體，他隨時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爆發。警報器正報告此時是正午時分。警報器安在消防站上麵的小圓屋頂裏麵，與畢利辦公室僅一街之隔。
畢利雙目緊閉起米。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他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頭倚在這位受了傷的猶太教士的肩上。一個德國人踢畢利的腳，把他叫醒，說是趕路的時候到了。
美國人，包括畢利在內，在外麵的大路上呆呆地列隊。
在場的有一個攝影師，一個帶著萊卡照相機的德國隨軍記者，他拍攝了畢利和韋銳的腳。兩天以後，這張照片被作為使人開心的新聞，被許多報紙刊登了出來。德國人想藉此說明，盡管人人都誇美國富有，但它的軍隊的裝備多麽差勁。
然而，攝影師還想得到更加生動的材料，即一張實際抓俘虜的照片。於是衛兵為他表演了一個。他們把畢利推到灌木林裏。當他走出灌木林時，他露出一臉憨厚的神情，他們端著機槍威脅他，好像此刻正俘虜了他似的。
這時的畢利走出灌木林臉上露出來的微笑，至少同蒙娜·麗莎的微笑一樣奇特，因為他同時存在於兩個不同的時間裏：徒步走在德國的國土上，在一九四四年；和駕駛著他的高級小轎車，在一九六七年。德國人已逐漸在他的眼前消失。一九六七年變得明亮而清晰，不受其它任何時間的幹擾。畢利正駕車前往獅子俱樂部參加午宴。此時是炎熱的八月天氣，但畢利的車裏裝有空調設備。
他開到埃廉市黑人區的中央看到紅色信號燈便剎了車。住在這兒的人非常討厭交通信號，以致在一個月以前燒毀了許多信號燈。
這是他們的一切，而他們又把它毀了。這街道使他想起了戰時看到的一些城鎮。路旁鑲邊石和人行道被壓壞了，顯然國民警衛隊的坦克和半履帶式車輛來過這兒。
在一家破敗的食品雜貨店的牆上用粉紅色的油漆寫著幾個大字：“親兄弟”。
有人輕輕叩了一下畢利的車窗，一個黑人在車子旁邊。他想要講話。信號燈的顏色變了，畢利不管他，繼續開車。
畢利穿過一個情景更加荒涼的地方。這一帶好像是遭到燃燒彈毀滅了的德勒斯登，也像月亮的表麵。畢利小時候曾經住過的那座房子就在這兒什麽地方，現在已經蕩然無存了。一個新埃廉市政中心，還有藝術館、皮斯海湖和高層公寓很快就要在這兒建立起來。這是城市的更新規劃。
對畢利·皮爾格裏姆說來，這一切還是不錯的。
畢利和韋銳各自找到了位置。畢利把頭倚在一個上尉的肩上睡著了。上尉沒有抱怨，他是個牧師，還是猶太教教士。他的手曾被子彈打穿過。
畢利墜入夢中，進行了時間旅行。他睜開眼，發覺自己在盯視著一隻碧綠的貓頭鷹的玻璃跟睛。貓頭鷹是機械裝置，掛在不鏽鋼的杆子上，是在埃廉市的畢利辦公室裏的視力計。視力計是測量眼睛折射誤差的儀表，經過測量就可以配到合適的眼鏡。
畢利在檢測女病人眼睛的時候睡著了，她坐在貓頭鷹的另一邊一把椅子上。他在開始工作前就睡著了，開初覺得很滑稽，現在他倒擔心起來了，擔心自己的腦子出了毛病。他試驗回憶自己多大歲數，但想不出來，再想今年足哪一年，還是想不起來。
“醫生——”女病人躊躇地說。
“嗯？”他說。
“你一點兒也沒作聲呀。”
“對不起。”
“你講呀講的，講到後來就沒有聲音了。”
“嗯。”
“你看見了什麽可怕的東西啦？”
“可怕？”
“我的眼睛有毛病嗎？”
“沒有，沒有，”畢利說，他又要打瞌睡。“你的眼睛是好的，隻是看書時需要戴眼鏡。”他吩咐她穿過過道去選購大小適合的眼鏡框。
她走了以後，畢利拉開窗簾，依然看不見外麵的情形，視線被百葉窗擋住了，於是他哢嗒哢嗒地把百葉窗扯起來。明亮的陽光射了進來。幾千輛汽車閃閃發光，停在外麵廣闊的鋪著柏油的停車場上。畢利的辦公宦設在市郊商業區之內。
在窗子外麵是畢利自己的高級小轎車。他看見保險槓上貼有標語。一條是“參觀奧賽柏爾峽穀”，另一條是“擁護你的警察局”，第三條是“揭發厄爾·沃倫”。關於警察局和厄爾·沃倫的兩條標語出自畢利的嶽父之手，他是“約翰·伯切會”會員。汽車執照上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這意味著畢利·皮爾格裏姆已四十四歲了。他自問道：“這些歲月到哪兒去啦？”
畢利回頭看他的書桌。桌上有一份《驗光配鏡業評論》，翻開的那頁上是一篇社論，畢利於是微微啟動嘴唇念了起來：“一九六八年所發生的事情將支配歐洲配鏡師的命運至少五十年！有鑑於此，比利時眼鏡商全國聯合會秘書吉恩·少裏爾特敦促成立‘歐洲驗光配鏡業協會’。他說，如果本職業不能取得社會地位的話，到一九七一年將勢必降為眼鏡商。”
畢利·皮爾格裏姆十分費力地考慮這件事。
警報器響起來了，嚇得他魂不附體，他隨時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爆發。警報器正報告此時是正午時分。警報器安在消防站上麵的小圓屋頂裏麵，與畢利辦公室僅一街之隔。
畢利雙目緊閉起米。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他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頭倚在這位受了傷的猶太教士的肩上。一個德國人踢畢利的腳，把他叫醒，說是趕路的時候到了。
美國人，包括畢利在內，在外麵的大路上呆呆地列隊。
在場的有一個攝影師，一個帶著萊卡照相機的德國隨軍記者，他拍攝了畢利和韋銳的腳。兩天以後，這張照片被作為使人開心的新聞，被許多報紙刊登了出來。德國人想藉此說明，盡管人人都誇美國富有，但它的軍隊的裝備多麽差勁。
然而，攝影師還想得到更加生動的材料，即一張實際抓俘虜的照片。於是衛兵為他表演了一個。他們把畢利推到灌木林裏。當他走出灌木林時，他露出一臉憨厚的神情，他們端著機槍威脅他，好像此刻正俘虜了他似的。
這時的畢利走出灌木林臉上露出來的微笑，至少同蒙娜·麗莎的微笑一樣奇特，因為他同時存在於兩個不同的時間裏：徒步走在德國的國土上，在一九四四年；和駕駛著他的高級小轎車，在一九六七年。德國人已逐漸在他的眼前消失。一九六七年變得明亮而清晰，不受其它任何時間的幹擾。畢利正駕車前往獅子俱樂部參加午宴。此時是炎熱的八月天氣，但畢利的車裏裝有空調設備。
他開到埃廉市黑人區的中央看到紅色信號燈便剎了車。住在這兒的人非常討厭交通信號，以致在一個月以前燒毀了許多信號燈。
這是他們的一切，而他們又把它毀了。這街道使他想起了戰時看到的一些城鎮。路旁鑲邊石和人行道被壓壞了，顯然國民警衛隊的坦克和半履帶式車輛來過這兒。
在一家破敗的食品雜貨店的牆上用粉紅色的油漆寫著幾個大字：“親兄弟”。
有人輕輕叩了一下畢利的車窗，一個黑人在車子旁邊。他想要講話。信號燈的顏色變了，畢利不管他，繼續開車。
畢利穿過一個情景更加荒涼的地方。這一帶好像是遭到燃燒彈毀滅了的德勒斯登，也像月亮的表麵。畢利小時候曾經住過的那座房子就在這兒什麽地方，現在已經蕩然無存了。一個新埃廉市政中心，還有藝術館、皮斯海湖和高層公寓很快就要在這兒建立起來。這是城市的更新規劃。
對畢利·皮爾格裏姆說來，這一切還是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