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發生了什麽糟糕的事情，人們都對畢利和那女人表示厭惡，畢利不知怎的走進了自己的小汽車，設法想找到駕駛盤。
此刻主要的是要找到駕駛盤。最初，畢利像風車似的轉動雙臂，希望能僥倖找到。這個辦法沒有奏效，他便一絲不苟地進行毫不放鬆的摸索。他讓自己緊靠左邊的車門，然後搜索他麵前每一平方英寸的空間。他仍舊沒有找到駕駛盤，他向前移動六英寸，再繼續搜索。奇怪的是，他最後已貼近右邊的車門了，卻仍沒發現駕駛盤。他認為一定有人把它偷走了。他從汽車裏走出來，大為惱火。
原來他坐在汽車的後座上，哪能找到駕駛盤呢？
這時有誰搖醒了畢利。畢利仍有醉意，仍為駕駛盤被偷而生氣。他又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躲在德軍的後方。搖晃他的是羅蘭·韋銳。韋銳扭住畢利田間工作的上衣的前擺，把他往樹上撞，然後又拖著他離開那棵樹，順著他便勁的方向把他摔開。
畢利停下來，搖搖頭。“你朝前走吧。”他說。
“什麽？”
“你們走，別管我。我沒問題。”
“你沒什麽？”
“我很好。”
“上帝呀——我見人生病就討厭。”韋銳透過從家裏帶來的圍了五層而現在帶有濕氣的圍巾說。畢利從來未見過韋銳的臉。一次他竭力想像他的樣子，想到了放養活魚的盆裏的癩蛤蟆。
韋銳推推踢踢，使畢利走了四分之一英裏。兩個偵察兵正在一條冰凍的小河中間等著。他們聽到了狗吠，也聽到有人來回呼叫——好似熟知獵取物在何處的獵人呼叫。
小河岸相當高，偵察兵站在兩岸之間，外麵的人根本看不見。
畢利可笑地、搖搖晃晃地走下河岸。韋銳跟在他的後麵，身上冒著熱氣，嘩啦嘩啦、叮叮噹噹地亂響。
“他在這兒，夥伴們，”韋銳說，“他不想活了，但是他橫豎得活。
憑上帝發誓，如果他能活下去，他得感謝‘三個火槍手’。”兩個偵察兵還是第一次聽說韋銳把他們和他本人叫做“三個火槍手”。
畢利·皮爾格裏姆在河床上想：他，畢利·皮爾格裏姆，正毫無痛苦地化為蒸氣。如果別人能讓他單獨地呆上片刻，他想，他決不會再給任何人添麻煩。他願化為蒸氣飄到樹梢上去。
那隻大狗又在什麽地方汪汪叫了。恐懼、回聲和冬日的寂靜使狗的叫聲像大銅鑼一樣地響亮。
十八歲的羅蘭·韋銳巴結地站在兩個偵察兵之間，用他肥大的雙臂一邊抱住一個。“那麽，‘三個火槍手’現在幹什麽呢？”他問。
畢利·皮爾格裏姆正陷入愉快的幻覺之中。他穿著幹燥、溫暖的白色彈力襪，在跳舞廳的地板上滑步。數以千計的人為他喝彩。
這不是時間上的旅行。這事從未發牛過，將來也不會發生。這是一個鞋子裏塞滿了雪的正要死的年輕人的胡思亂想。
一個偵察兵低下頭，讓唾沫從嘴唇上流下來。另一個偵察兵也是如此。他們研究唾沫對雪和歷史的極微小的作用。他們個兒小，舉止優雅。他們以前曾多次呆在德國人的後方——像林中的動物一樣，時時刻刻生活在有益的恐怖中，用脊髓而不是用頭腦進行思考。
他們現在從韋銳的友愛的手臂下掙脫出來。他們告訴韋銳說，他和畢利最好去向什麽人投降。偵察兵不會再侍候他們了。
於是他們把韋銳和畢利撇在河床上不管。
畢利·皮爾格裏姆接下去溜冰，穿著汗濕的襪子表演花樣滑冰，這些花樣簡直令人叫絕——轉圓圈，然後踮著腳尖站住，如此等等。喝彩聲不斷，但是隨著幻覺轉變為時間上的旅行，喝彩聲的調子也變了。
畢利不溜冰了，他此刻站在紐約州埃廉市一家中國餐館的講台後麵，時間是一九五七年秋天的一個下午一兩點鍾。獅社的會員正起立為他鼓掌。他剛被選為該社社長，因此他應該講幾句話。
他嚇呆了，認為大家完全弄錯了。這些資產雄厚的有錢人就會發現他們選舉了一個荒謬可笑的流浪兒。他們會聽到他脆弱的蘆笛般的聲音，是他戰爭期間有的特殊聲音。他咽了一口氣，他知道他的喉嚨不過是用柳條製的一隻口哨。更糟的是他無話可講。人群安靜下來，大家都紅光滿麵。
畢利張開嘴巴，發出深沉、洪亮的聲音。他的嗓子是很好的樂器。他講的笑話博得滿場喝彩。他的聲音變得嚴肅起來，他又講了幾句笑話，最後講話的口氣很謙恭。這一奇蹟的意義是：畢利正在學習對公眾演講。
然後他又回到冰凍的河床上。羅蘭·韋銳準備把他打得屁滾尿流。
韋銳滿懷悲憤，他又被拋棄了。他把手槍塞進槍套子，把刀插進刀鞘，就是那把三麵都有血槽的三角刺刀。然後他使勁搖晃畢利，敲他的腦袋瓜，並把他往堤岸上撞。
韋銳透過他從家裏帶來的，圍了幾層的圍巾咆哮著，哭著鼻子。他用令人難以理解的言詞講述他為畢利所作的犧牲。他大講特講“三個火槍手”的虔誠和英雄行為，以鮮明的、熱情奔放的色彩描繪他們的美德、寬宏大量和他們獲得的不可磨滅的榮譽，以及他們為基督教作出的貢獻。
此刻主要的是要找到駕駛盤。最初，畢利像風車似的轉動雙臂，希望能僥倖找到。這個辦法沒有奏效，他便一絲不苟地進行毫不放鬆的摸索。他讓自己緊靠左邊的車門，然後搜索他麵前每一平方英寸的空間。他仍舊沒有找到駕駛盤，他向前移動六英寸，再繼續搜索。奇怪的是，他最後已貼近右邊的車門了，卻仍沒發現駕駛盤。他認為一定有人把它偷走了。他從汽車裏走出來，大為惱火。
原來他坐在汽車的後座上，哪能找到駕駛盤呢？
這時有誰搖醒了畢利。畢利仍有醉意，仍為駕駛盤被偷而生氣。他又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躲在德軍的後方。搖晃他的是羅蘭·韋銳。韋銳扭住畢利田間工作的上衣的前擺，把他往樹上撞，然後又拖著他離開那棵樹，順著他便勁的方向把他摔開。
畢利停下來，搖搖頭。“你朝前走吧。”他說。
“什麽？”
“你們走，別管我。我沒問題。”
“你沒什麽？”
“我很好。”
“上帝呀——我見人生病就討厭。”韋銳透過從家裏帶來的圍了五層而現在帶有濕氣的圍巾說。畢利從來未見過韋銳的臉。一次他竭力想像他的樣子，想到了放養活魚的盆裏的癩蛤蟆。
韋銳推推踢踢，使畢利走了四分之一英裏。兩個偵察兵正在一條冰凍的小河中間等著。他們聽到了狗吠，也聽到有人來回呼叫——好似熟知獵取物在何處的獵人呼叫。
小河岸相當高，偵察兵站在兩岸之間，外麵的人根本看不見。
畢利可笑地、搖搖晃晃地走下河岸。韋銳跟在他的後麵，身上冒著熱氣，嘩啦嘩啦、叮叮噹噹地亂響。
“他在這兒，夥伴們，”韋銳說，“他不想活了，但是他橫豎得活。
憑上帝發誓，如果他能活下去，他得感謝‘三個火槍手’。”兩個偵察兵還是第一次聽說韋銳把他們和他本人叫做“三個火槍手”。
畢利·皮爾格裏姆在河床上想：他，畢利·皮爾格裏姆，正毫無痛苦地化為蒸氣。如果別人能讓他單獨地呆上片刻，他想，他決不會再給任何人添麻煩。他願化為蒸氣飄到樹梢上去。
那隻大狗又在什麽地方汪汪叫了。恐懼、回聲和冬日的寂靜使狗的叫聲像大銅鑼一樣地響亮。
十八歲的羅蘭·韋銳巴結地站在兩個偵察兵之間，用他肥大的雙臂一邊抱住一個。“那麽，‘三個火槍手’現在幹什麽呢？”他問。
畢利·皮爾格裏姆正陷入愉快的幻覺之中。他穿著幹燥、溫暖的白色彈力襪，在跳舞廳的地板上滑步。數以千計的人為他喝彩。
這不是時間上的旅行。這事從未發牛過，將來也不會發生。這是一個鞋子裏塞滿了雪的正要死的年輕人的胡思亂想。
一個偵察兵低下頭，讓唾沫從嘴唇上流下來。另一個偵察兵也是如此。他們研究唾沫對雪和歷史的極微小的作用。他們個兒小，舉止優雅。他們以前曾多次呆在德國人的後方——像林中的動物一樣，時時刻刻生活在有益的恐怖中，用脊髓而不是用頭腦進行思考。
他們現在從韋銳的友愛的手臂下掙脫出來。他們告訴韋銳說，他和畢利最好去向什麽人投降。偵察兵不會再侍候他們了。
於是他們把韋銳和畢利撇在河床上不管。
畢利·皮爾格裏姆接下去溜冰，穿著汗濕的襪子表演花樣滑冰，這些花樣簡直令人叫絕——轉圓圈，然後踮著腳尖站住，如此等等。喝彩聲不斷，但是隨著幻覺轉變為時間上的旅行，喝彩聲的調子也變了。
畢利不溜冰了，他此刻站在紐約州埃廉市一家中國餐館的講台後麵，時間是一九五七年秋天的一個下午一兩點鍾。獅社的會員正起立為他鼓掌。他剛被選為該社社長，因此他應該講幾句話。
他嚇呆了，認為大家完全弄錯了。這些資產雄厚的有錢人就會發現他們選舉了一個荒謬可笑的流浪兒。他們會聽到他脆弱的蘆笛般的聲音，是他戰爭期間有的特殊聲音。他咽了一口氣，他知道他的喉嚨不過是用柳條製的一隻口哨。更糟的是他無話可講。人群安靜下來，大家都紅光滿麵。
畢利張開嘴巴，發出深沉、洪亮的聲音。他的嗓子是很好的樂器。他講的笑話博得滿場喝彩。他的聲音變得嚴肅起來，他又講了幾句笑話，最後講話的口氣很謙恭。這一奇蹟的意義是：畢利正在學習對公眾演講。
然後他又回到冰凍的河床上。羅蘭·韋銳準備把他打得屁滾尿流。
韋銳滿懷悲憤，他又被拋棄了。他把手槍塞進槍套子，把刀插進刀鞘，就是那把三麵都有血槽的三角刺刀。然後他使勁搖晃畢利，敲他的腦袋瓜，並把他往堤岸上撞。
韋銳透過他從家裏帶來的，圍了幾層的圍巾咆哮著，哭著鼻子。他用令人難以理解的言詞講述他為畢利所作的犧牲。他大講特講“三個火槍手”的虔誠和英雄行為，以鮮明的、熱情奔放的色彩描繪他們的美德、寬宏大量和他們獲得的不可磨滅的榮譽，以及他們為基督教作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