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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作者：鄧力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討論廣東、福建兩省經濟問題的座談會上，主要是趙紫陽同喬木爭論。趙紫陽不贊成提反對投機倒把，後來胡喬木就妥協了，叫投機詐騙。後來搞一個文件，我負責修改，裏麵沒有用“投機倒把”這個概念。趙紫陽沒有聽清楚就說，怎麽“投機倒把”這個詞又出來了？發了一頓火。他發完了火，我說：紫陽同誌，文件裏頭沒有提反對投機倒把，還是按照兩省經濟座談會的用語，寫的是投機詐騙。他不說話了。
長途販運問題，首先是任仲夷同誌提出來的。允許不允許農民長途販運，也就是允許不允許農民經商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梅行同誌的某些意見我不贊成。他籠而統之，不同意農民經商。林子力告狀，說我不贊成農民經商，這是沒有根據的。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七 在煙臺審核“百日電台”電報稿
在煙臺時，我還做了一件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要編寫一本書，彙編有關新疆和平解放中央與新疆往來的文電。自治區黨史工作委員會收集了我當時攜帶到新疆的電台(也叫百日電台)發給中央的一百多份電報，選了八十多份，準備作為彙編的重要部分。自治區黨史工作委員會派人帶著稿子來找我。在煙臺，我把稿子核對了，包括注釋都看了一遍。1990年5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史工作委員會和新疆軍區政治部合編的《新疆和平解放》一書。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八 研究總結"八九政治風波"的經驗教訓
從煙臺回來，宋平委託喬木和我召開座談會，準備進行“八九政治風波”70天的總結。這個工作延續了兩年多。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九 在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言
與此同時，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會議和企業管理會議在懷柔召開，研究趙紫陽下台後的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及如何改正趙的失誤。這時候，中央發了7號和9號文件。9號文件提出黨委還是政治核心，從此出來了"兩心"的提法。廠長是中心地位，黨委是政治核心。
1 談社會主義企業的性質
在這個會上，我做了一篇發言，要點是兩個，一是講企業的性質，企業不僅是一個經濟組織，還是一個政治組織，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組織。作為企業來講，廠長指揮一切，可以講廠長的中心地位；但我們很多企業同時也是個小社會，企業辦社會嘛，很多企業是國家政權、人民民主專政的基層組織。毛主席講過，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基層，其中包括企業在內。既然它是社會組織，在這方麵，廠長就不能指揮一切了，這就需要有黨的領導。企業同時也是黨領導的基層政權和社會組織，黨委是政治核心的理由就在這裏。
2 談自由化泛濫的三個階段
更重要的一點是講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其中有一大段是講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大體上經過三段，第一段是思想領域自由化的泛濫，第二段是自由化思想侵入經濟領域，第三段是自由化思想發展的後果，即形成一定的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八九政治風波”就是這個政治勢力表演的結果。當然這股政治勢力是由美國導演和指揮的。然後，我根據趙當總書記這一段在經濟領域裏自由化思潮的表現，提出了8個問題，希望大家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 起草中央同意鄧小平辭去兩個領導職務的決定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與中央常委及楊尚昆、萬裏談話，提出要辭去黨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他經過楊尚昆轉達，指名要胡喬木和鄧力群來起草中央同意他辭職的決定。
這件事情我也不明白，從1986年9月他和我談話，到這時已經三年不找鄧力群了，現在要寫中央同意他辭去軍隊領導職務的決定，他又想起了鄧力群。
本來領頭做這件事情的是胡喬木，但喬木把事情推到我的頭上，說：你先去搞一個稿子。之後，喬木去了山東、上海。我找了幾個人寫了好幾遍，形成了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2800字，一個方案是4000字。最後的稿子有兩點缺陷，一點是遺漏了，另一點則是疏忽。召開七大之前，各個根據地的主要負責人都到延安去了，太行隻留下鄧小平負責，還代理北方局書記。我知道這個事，但寫的時候忘記了。疏忽是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是管軍隊的，他在軍隊和國防建設上的作用，我們疏忽了。鄧小平那裏加上了這兩點。徵求了中央幾位同誌意見，胡喬木接手改了幾次。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了《關於同意鄧小平同誌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
鄧小平為什麽不找別的人，而要找胡喬木和鄧力群起草這個決定，一直到現在，我說不清楚。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一 在南昌《當代中國》叢書編寫會議上講話
1 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關係
11月，我去南昌召開了《當代中國》叢書的編寫會議。在這個會上，我有一篇講話。主要內容講了兩點。在"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關係上，我講了一點自己的意見。與過去的意見連續下來，有一點發揮。意思是講："四項基本原則"本身要求"改革開放"，對於"四項基本原則"來說，"改革開放"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必然的要求，"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兩者應該很好地結合起來、統一起來。"改革開放"的每一項措施都應該有利於更好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稍不謹慎，就可能損害"四項基本原則"。理解並處理好兩者的關係很重要，而難處也正在這裏。我講的這個道理，我看站得住。
長途販運問題，首先是任仲夷同誌提出來的。允許不允許農民長途販運，也就是允許不允許農民經商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梅行同誌的某些意見我不贊成。他籠而統之，不同意農民經商。林子力告狀，說我不贊成農民經商，這是沒有根據的。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七 在煙臺審核“百日電台”電報稿
在煙臺時，我還做了一件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要編寫一本書，彙編有關新疆和平解放中央與新疆往來的文電。自治區黨史工作委員會收集了我當時攜帶到新疆的電台(也叫百日電台)發給中央的一百多份電報，選了八十多份，準備作為彙編的重要部分。自治區黨史工作委員會派人帶著稿子來找我。在煙臺，我把稿子核對了，包括注釋都看了一遍。1990年5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史工作委員會和新疆軍區政治部合編的《新疆和平解放》一書。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八 研究總結"八九政治風波"的經驗教訓
從煙臺回來，宋平委託喬木和我召開座談會，準備進行“八九政治風波”70天的總結。這個工作延續了兩年多。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九 在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言
與此同時，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會議和企業管理會議在懷柔召開，研究趙紫陽下台後的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及如何改正趙的失誤。這時候，中央發了7號和9號文件。9號文件提出黨委還是政治核心，從此出來了"兩心"的提法。廠長是中心地位，黨委是政治核心。
1 談社會主義企業的性質
在這個會上，我做了一篇發言，要點是兩個，一是講企業的性質，企業不僅是一個經濟組織，還是一個政治組織，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組織。作為企業來講，廠長指揮一切，可以講廠長的中心地位；但我們很多企業同時也是個小社會，企業辦社會嘛，很多企業是國家政權、人民民主專政的基層組織。毛主席講過，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基層，其中包括企業在內。既然它是社會組織，在這方麵，廠長就不能指揮一切了，這就需要有黨的領導。企業同時也是黨領導的基層政權和社會組織，黨委是政治核心的理由就在這裏。
2 談自由化泛濫的三個階段
更重要的一點是講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其中有一大段是講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大體上經過三段，第一段是思想領域自由化的泛濫，第二段是自由化思想侵入經濟領域，第三段是自由化思想發展的後果，即形成一定的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八九政治風波”就是這個政治勢力表演的結果。當然這股政治勢力是由美國導演和指揮的。然後，我根據趙當總書記這一段在經濟領域裏自由化思潮的表現，提出了8個問題，希望大家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 起草中央同意鄧小平辭去兩個領導職務的決定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與中央常委及楊尚昆、萬裏談話，提出要辭去黨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他經過楊尚昆轉達，指名要胡喬木和鄧力群來起草中央同意他辭職的決定。
這件事情我也不明白，從1986年9月他和我談話，到這時已經三年不找鄧力群了，現在要寫中央同意他辭去軍隊領導職務的決定，他又想起了鄧力群。
本來領頭做這件事情的是胡喬木，但喬木把事情推到我的頭上，說：你先去搞一個稿子。之後，喬木去了山東、上海。我找了幾個人寫了好幾遍，形成了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2800字，一個方案是4000字。最後的稿子有兩點缺陷，一點是遺漏了，另一點則是疏忽。召開七大之前，各個根據地的主要負責人都到延安去了，太行隻留下鄧小平負責，還代理北方局書記。我知道這個事，但寫的時候忘記了。疏忽是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是管軍隊的，他在軍隊和國防建設上的作用，我們疏忽了。鄧小平那裏加上了這兩點。徵求了中央幾位同誌意見，胡喬木接手改了幾次。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了《關於同意鄧小平同誌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
鄧小平為什麽不找別的人，而要找胡喬木和鄧力群起草這個決定，一直到現在，我說不清楚。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一 在南昌《當代中國》叢書編寫會議上講話
1 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關係
11月，我去南昌召開了《當代中國》叢書的編寫會議。在這個會上，我有一篇講話。主要內容講了兩點。在"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關係上，我講了一點自己的意見。與過去的意見連續下來，有一點發揮。意思是講："四項基本原則"本身要求"改革開放"，對於"四項基本原則"來說，"改革開放"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必然的要求，"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兩者應該很好地結合起來、統一起來。"改革開放"的每一項措施都應該有利於更好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稍不謹慎，就可能損害"四項基本原則"。理解並處理好兩者的關係很重要，而難處也正在這裏。我講的這個道理，我看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