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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作者：鄧力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美國人艾奇遜講，寄希望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對他們一定要支持、扶植和培養。耀邦在這個問題上當然有毛病，但趙紫陽是從各個角落、各個方麵來支持、重用一批民主的個人主義者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分子，使極端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極端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泛濫成災。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六 在煙臺談趙紫陽的改革(3)
3 八月八日的談話
趙紫陽搞經濟上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到位，是逐步演變的。先是局部，然後一個方麵、一個方麵地擴展，到後來很明顯是企圖實現私有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但是，也不能說他已經實現了，如果北京不發生這場風波，他還會往前走，繼續推行他那一套。我們的黨和人民，終究是不會同意他那樣搞下去的，但是從他來講，看樣子不會回頭。
不能說他一到北京就這麽搞，更不能說他一參加工作就抱著這種目的。因為沒有看更多的材料，有些事情還搞不清楚。他來北京以前在四川工作，最出名的是“繞開水路走旱路”。他這時還沒有明白地支持包產到戶。1980年初，安徽、甘肅省委支持搞包產到戶。趙紫陽在四川搞了六個工廠的試點。據吳波同誌講，他這個改革無非是從上交的財政中，挖出一塊來給企業留成。這有助於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到1979年，陳雲同誌提出經濟調整，小平同誌同意。當時華國鋒強調發展，後來這個問題不提了，他就強調改革。
那一年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趙紫陽發表了兩次意見，支持經濟調整的方針，說要發展也得首先調整，不調整好不能發展，更不能繼續發展。這次會議確定，調整是關鍵。我們堅持既是關鍵，又是中心。華國鋒講，有了關鍵就行了，不要中心了。最後形成八字方針，通過了一個會議紀要。後來，先念同誌在人代會有個報告。
這次，應該說趙紫陽起了好作用。
趙紫陽1980年上半年到北京，下半年接任總理。八字方針通過後，實際上這次經濟的調整沒有調整下去。到了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小平、陳雲、先念同誌和趙紫陽都講了話。會議決定經濟上要進一步調整，政治上要維護安定團結，才真正把調整的方針落實了。就在那次會上，陳雲同誌聽了趙紫陽的發言以後說，現在開始，算是說"北京話"了，來到北京就要說"北京話"。
回頭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第一個農村工作的文件。這個文件，對農村實行聯戶承包責任製，算是開了一個頭，確定在全國三種地區可以搞包產到戶。這是趙紫陽和另外幾位同誌提議的。文件由胡喬木主持起草。三種地區，即貧困地區、邊區、人口分散的地區。
1980年底的經濟調整算是真正落實了，按房維中的意見，那年的調整，爭得了三年的發展，計劃叫做保四增五，實際達到的速度是7-8％，甚至更快。贏得了1981-83年三年經濟的正常發展。到了1984年底，經濟上就又開始冒了。中間有1983年春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批評耀邦的經濟觀點。
這場爭論從十二大準備工作開始到十二大開完，直到1983年春天才結束。姚依林、宋平、房維中寫信，反映經濟上存在的問題。小平、陳雲、先念同誌分別找趙紫陽、胡耀邦、胡喬木談話，又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點名批評耀邦。在發展速度問題上，當時趙紫陽還算頭腦清醒，說我們的經濟，歷史上都是這樣，發展兩年，好的時候，頭腦就發熱，要猛上，結果又來一次調整，經過整頓，日子好一點，頭腦又發熱了。
1983年春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結果，是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趙紫陽任組長，經濟的決策權從耀邦轉到趙的手裏。這對耀邦是一個抑製，對趙是一個支持。這個局麵一直維持到1984年。許多同誌說，農村也好，城鎮也好，十年中間，1984年為黃金年。1984年以後開始走下坡路，問題就多起來了。
1984年以前，我們的經濟體製改革，重點在農村。農村即過去講的休養生息的三條：減免農民一點負擔，增加一點糧食進口，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這些政策的實行，給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製的實行提供了比較好的條件。從長遠的外部生產條件來講，全國農村經過過去(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間)長期堅持的水利建設，在生產責任製實行以後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沒有上述的休養生息的各項政策和農田水利建設，即使實行包產到戶，也發揮不了那麽大的作用。
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時候，我當時提了一條意見，包產到戶要實行，但是一定要堅持土地和其他大型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製。後來杜潤生他們吸收了這個意見。他們的提法，叫統分結合。實際上，有的原來集體經濟基礎比較好的地方，堅持了統分結合，更多的地方隻有分、沒有統，拖拉機分了，社辦企業分了，多年積累起來的集體財產也分光了。這幾年我到湖南、廣東、浙江、江蘇、上海等地，他們都這樣講，凡是實行聯產承包製時堅持集體經濟的，後來普遍好，沒有堅持集體經濟的，現在發展慢。
當時還提出扶助重點戶、專業戶。重點戶、專業戶敢於帶頭冒尖，在這點上起了某些好作用。農村貸款都來搶，重點是貸給這些人了。在這個基礎上，出現了農村僱工。這是必然的。因為一方麵農村出現剩餘勞動力，一方麵生產資金集中，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貧富不均。當時如果不允許僱工，是不對的，實際上也禁不住。問題是怎麽引導，怎麽管理，用時髦的話，叫政策導向。趙紫陽說，不超過七個人的界限，兩個幫工，五個學徒，七個人以內的不叫僱工。。他這個意見倒是比耀邦的意見還接近現實一點，而耀邦、萬裏二位都不主張對僱工人數加以限製。有一次趙紫陽在書記處會議上說，中國農村地少人多，從生產上來講，不可能形成美國、歐洲那種大規模農業經營資本家，我們的生產還達不到這種程度，如果在農村出現了數量很多的僱工，一個是不利，一個是不可能。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六 在煙臺談趙紫陽的改革(3)
3 八月八日的談話
趙紫陽搞經濟上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到位，是逐步演變的。先是局部，然後一個方麵、一個方麵地擴展，到後來很明顯是企圖實現私有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但是，也不能說他已經實現了，如果北京不發生這場風波，他還會往前走，繼續推行他那一套。我們的黨和人民，終究是不會同意他那樣搞下去的，但是從他來講，看樣子不會回頭。
不能說他一到北京就這麽搞，更不能說他一參加工作就抱著這種目的。因為沒有看更多的材料，有些事情還搞不清楚。他來北京以前在四川工作，最出名的是“繞開水路走旱路”。他這時還沒有明白地支持包產到戶。1980年初，安徽、甘肅省委支持搞包產到戶。趙紫陽在四川搞了六個工廠的試點。據吳波同誌講，他這個改革無非是從上交的財政中，挖出一塊來給企業留成。這有助於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到1979年，陳雲同誌提出經濟調整，小平同誌同意。當時華國鋒強調發展，後來這個問題不提了，他就強調改革。
那一年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趙紫陽發表了兩次意見，支持經濟調整的方針，說要發展也得首先調整，不調整好不能發展，更不能繼續發展。這次會議確定，調整是關鍵。我們堅持既是關鍵，又是中心。華國鋒講，有了關鍵就行了，不要中心了。最後形成八字方針，通過了一個會議紀要。後來，先念同誌在人代會有個報告。
這次，應該說趙紫陽起了好作用。
趙紫陽1980年上半年到北京，下半年接任總理。八字方針通過後，實際上這次經濟的調整沒有調整下去。到了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小平、陳雲、先念同誌和趙紫陽都講了話。會議決定經濟上要進一步調整，政治上要維護安定團結，才真正把調整的方針落實了。就在那次會上，陳雲同誌聽了趙紫陽的發言以後說，現在開始，算是說"北京話"了，來到北京就要說"北京話"。
回頭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第一個農村工作的文件。這個文件，對農村實行聯戶承包責任製，算是開了一個頭，確定在全國三種地區可以搞包產到戶。這是趙紫陽和另外幾位同誌提議的。文件由胡喬木主持起草。三種地區，即貧困地區、邊區、人口分散的地區。
1980年底的經濟調整算是真正落實了，按房維中的意見，那年的調整，爭得了三年的發展，計劃叫做保四增五，實際達到的速度是7-8％，甚至更快。贏得了1981-83年三年經濟的正常發展。到了1984年底，經濟上就又開始冒了。中間有1983年春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批評耀邦的經濟觀點。
這場爭論從十二大準備工作開始到十二大開完，直到1983年春天才結束。姚依林、宋平、房維中寫信，反映經濟上存在的問題。小平、陳雲、先念同誌分別找趙紫陽、胡耀邦、胡喬木談話，又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點名批評耀邦。在發展速度問題上，當時趙紫陽還算頭腦清醒，說我們的經濟，歷史上都是這樣，發展兩年，好的時候，頭腦就發熱，要猛上，結果又來一次調整，經過整頓，日子好一點，頭腦又發熱了。
1983年春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結果，是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趙紫陽任組長，經濟的決策權從耀邦轉到趙的手裏。這對耀邦是一個抑製，對趙是一個支持。這個局麵一直維持到1984年。許多同誌說，農村也好，城鎮也好，十年中間，1984年為黃金年。1984年以後開始走下坡路，問題就多起來了。
1984年以前，我們的經濟體製改革，重點在農村。農村即過去講的休養生息的三條：減免農民一點負擔，增加一點糧食進口，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這些政策的實行，給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製的實行提供了比較好的條件。從長遠的外部生產條件來講，全國農村經過過去(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間)長期堅持的水利建設，在生產責任製實行以後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沒有上述的休養生息的各項政策和農田水利建設，即使實行包產到戶，也發揮不了那麽大的作用。
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時候，我當時提了一條意見，包產到戶要實行，但是一定要堅持土地和其他大型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製。後來杜潤生他們吸收了這個意見。他們的提法，叫統分結合。實際上，有的原來集體經濟基礎比較好的地方，堅持了統分結合，更多的地方隻有分、沒有統，拖拉機分了，社辦企業分了，多年積累起來的集體財產也分光了。這幾年我到湖南、廣東、浙江、江蘇、上海等地，他們都這樣講，凡是實行聯產承包製時堅持集體經濟的，後來普遍好，沒有堅持集體經濟的，現在發展慢。
當時還提出扶助重點戶、專業戶。重點戶、專業戶敢於帶頭冒尖，在這點上起了某些好作用。農村貸款都來搶，重點是貸給這些人了。在這個基礎上，出現了農村僱工。這是必然的。因為一方麵農村出現剩餘勞動力，一方麵生產資金集中，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貧富不均。當時如果不允許僱工，是不對的，實際上也禁不住。問題是怎麽引導，怎麽管理，用時髦的話，叫政策導向。趙紫陽說，不超過七個人的界限，兩個幫工，五個學徒，七個人以內的不叫僱工。。他這個意見倒是比耀邦的意見還接近現實一點，而耀邦、萬裏二位都不主張對僱工人數加以限製。有一次趙紫陽在書記處會議上說，中國農村地少人多，從生產上來講，不可能形成美國、歐洲那種大規模農業經營資本家，我們的生產還達不到這種程度，如果在農村出現了數量很多的僱工，一個是不利，一個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