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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作者：鄧力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這個問題上，康和趙是兩種路子。康直至去世，仍堅持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但他也有擔心：即他們這一代——大慶的老人都退下來以後，大慶會搞成什麽樣子，他很擔心。
我不贊成趙的做法，這是明確的。但說我是完全支持康的，我也沒有這個想法。根據一些企業的經驗和我的調查，我一直是這樣一種認識：黨委集體領導，離不開群眾和職工的支持，所以必須很好地依靠職工代表大會；而發揮職代會在企業生產和企業管理等方麵的作用，體現工人是企業的主人，又必須通過黨委的渠道來做這些工作。廠長負責製要真正起作用，不依靠工人不行，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眾。因此，盡管渠道不一樣，一個是黨委要依靠工人，一個是廠長要依靠工人，但黨委和廠長的最終目的，都是要使工人在企業裏發揮自己的作用。這個看法，我在1986年同長嶺煉油廠同誌交換意見時就說過。
我在武漢的分組會上發表了這麽一個意見。新華社的記者喻權域很同意我的觀點，把講話整理出來了，想作為新華社的一個內部文稿發給各地。稿子交給我，我沒有同意。後來，把其他的意見稍微充實了一下，這個講話收到《鄧力群文集》裏麵了。原來的題目是："黨政分開，黨要管黨"，後來改為："黨政職能分開，黨要管好黨"。
由於趙是總書記，他的權力大，聲音也大，我的這些想法，起到的作用很有限。這個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在企業領導管理體製上，中國搞現代化，實際上是學資本主義的。根據公有製的性質和我們自己的經驗，究竟企業領導體製應該是什麽形式的，還有待於把那些好的經驗加以提煉。
“落選”之後：一九八八年之事
二 回桂東老家
從1949年到1988年，湖南解放近四十年了。我離開家鄉的時間則更長，將近六十年了。早就思念故鄉了。退下來以後，無官一身輕了，恰好我的四哥建黃從美國回來，於是兩人相約回桂東一趟。我父親的兒女中，長房(即大哥)那一係有鄧經元，四哥那一係有慶元的一個女兒，我們一家有老倆口和兒、女各一；我的姐姐有一個兒子在桂東，缺三哥的後代。一批人就這樣一起回了老家。
回家後，在祖父墳前鞠了三個躬，獻了一束花；在父、母墳前鞠了三個躬，獻了一束花；在外祖父、外祖母墳前也鞠了躬、獻了花。在老家沒有住，在縣裏看了一下，住了兩晚，路上也問了一些情況。
家鄉確實有變化，縣裏有了公路、電燈，我們村也有電燈了。房子還是老的居多，少數幾戶蓋了新房，大多數還是住老房子。老百姓可以吃飽肚子。衣服可以禦寒，穿破衣服和帶補丁衣服的人是很少的。但也隻是這樣一種水平，根本說不上富裕。桂東是全區最貧困的一個縣，在全省是倒數第二。
最明顯的變化，是教育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以我讀書的流源小學來說，我讀小學時，男孩子能讀書，女孩子就不允許讀書，當時小學裏一個女孩子都沒有。我們那時是完全小學，不能每年招生，隔一年招一次，完小是三個年級。一個年級隻是四、五十人，合起來不過百把個學生。教師也隻有三、四個人，包括校長。僅四、五人。這次回去看，女孩子不僅可以上學，而且人數已經不少了，據說入學率達90％以上。有了初中(九年製)。教師已經有三、四十個人。教育的變化比較明顯。
鄉鎮的變化不大。因為是貧困縣，在免除農業稅、公糧和購糧方麵，每家每戶得到了實惠。扶貧救濟資金每年有一點，但這些款項多數被各級政府用於建公房、私房了。我去的時候，桂東縣扶貧年份快到期了，縣裏的領導希望我和省裏說一下，再延長幾年。湖南省委的負責人熊清泉不錯，同意延長扶貧年份，一直延續下來了。國家的扶貧政策給地方的好處，各級幹部比基層群眾要多得多。這個問題，恐怕很多貧困縣都是如此。在那些好的地區、縣、鄉，如蘇南的張家港、河南的南街、北京的竇店，情況當然不同。這就使人想到，我們的憲法、黨章和文件上寫的，以及口頭上說的，要求幹部要為人民服務，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幹部不能真正貫徹這個宗旨，按文件、條例來辦事。有了好處幹部先得，老百姓得不到多少，隻能得點殘羹剩飯。這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這算是回故鄉的一點感想吧。
“落選”之後：一九八八年之事
三 在北京召開《當代中國》叢書編寫會議
到了5月份，在北京懷柔召開了一次《當代中國》叢書的編寫工作會議，叢書各卷的主編或副主編都參加了。開會的第一天，北京市的黨政主要負責同誌都沒有出席我們的開幕式，但他們卻參加了與我們在同一個院子裏召開的另外一個會，那個會是北京市工會的會議。這樣一來，很多參加叢書編寫會議的同誌就議論紛紛了。當時的傳說很多，有些參加會議的同誌，就是來觀察鄧力群的表現的，因為兩次落選了嘛。結果發現鄧力群沒有因為這件事垂頭喪氣，而是精神狀態飽滿。叢書的另兩位主編馬洪和武衡同誌都參加了會議。這是自叢書開始編纂後三位主編同時出席的唯一一次會議，我感謝這兩位老同誌。
我在這次會議上講了話，主要是針對否定“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言論。當時，有一種說法：個體經濟又重新發展了，私營經濟也發展了。港澳台的資本主義經濟也來了，那麽，50年代的"三大改造"不是白費力氣了嗎，即有不應該搞"三大改造"這樣一種情緒。還有更為尖銳的言論：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因此，有人就不想編寫這幾卷書了。就這個問題，我發表了意見，我說：今天有今天的情況和今天的政策，過去有過去的情況和過去的政策，從研究歷史而言，過去的政策是否符合過去的情況，如果符合，就應該說這件事就是對的，就應該肯定。不能因為今天的情況和政策變了，就反過來說過去都錯了；如果沒有"三大改造"，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就根本無法確立，哪裏還有什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嘛。
我不贊成趙的做法，這是明確的。但說我是完全支持康的，我也沒有這個想法。根據一些企業的經驗和我的調查，我一直是這樣一種認識：黨委集體領導，離不開群眾和職工的支持，所以必須很好地依靠職工代表大會；而發揮職代會在企業生產和企業管理等方麵的作用，體現工人是企業的主人，又必須通過黨委的渠道來做這些工作。廠長負責製要真正起作用，不依靠工人不行，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眾。因此，盡管渠道不一樣，一個是黨委要依靠工人，一個是廠長要依靠工人，但黨委和廠長的最終目的，都是要使工人在企業裏發揮自己的作用。這個看法，我在1986年同長嶺煉油廠同誌交換意見時就說過。
我在武漢的分組會上發表了這麽一個意見。新華社的記者喻權域很同意我的觀點，把講話整理出來了，想作為新華社的一個內部文稿發給各地。稿子交給我，我沒有同意。後來，把其他的意見稍微充實了一下，這個講話收到《鄧力群文集》裏麵了。原來的題目是："黨政分開，黨要管黨"，後來改為："黨政職能分開，黨要管好黨"。
由於趙是總書記，他的權力大，聲音也大，我的這些想法，起到的作用很有限。這個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在企業領導管理體製上，中國搞現代化，實際上是學資本主義的。根據公有製的性質和我們自己的經驗，究竟企業領導體製應該是什麽形式的，還有待於把那些好的經驗加以提煉。
“落選”之後：一九八八年之事
二 回桂東老家
從1949年到1988年，湖南解放近四十年了。我離開家鄉的時間則更長，將近六十年了。早就思念故鄉了。退下來以後，無官一身輕了，恰好我的四哥建黃從美國回來，於是兩人相約回桂東一趟。我父親的兒女中，長房(即大哥)那一係有鄧經元，四哥那一係有慶元的一個女兒，我們一家有老倆口和兒、女各一；我的姐姐有一個兒子在桂東，缺三哥的後代。一批人就這樣一起回了老家。
回家後，在祖父墳前鞠了三個躬，獻了一束花；在父、母墳前鞠了三個躬，獻了一束花；在外祖父、外祖母墳前也鞠了躬、獻了花。在老家沒有住，在縣裏看了一下，住了兩晚，路上也問了一些情況。
家鄉確實有變化，縣裏有了公路、電燈，我們村也有電燈了。房子還是老的居多，少數幾戶蓋了新房，大多數還是住老房子。老百姓可以吃飽肚子。衣服可以禦寒，穿破衣服和帶補丁衣服的人是很少的。但也隻是這樣一種水平，根本說不上富裕。桂東是全區最貧困的一個縣，在全省是倒數第二。
最明顯的變化，是教育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以我讀書的流源小學來說，我讀小學時，男孩子能讀書，女孩子就不允許讀書，當時小學裏一個女孩子都沒有。我們那時是完全小學，不能每年招生，隔一年招一次，完小是三個年級。一個年級隻是四、五十人，合起來不過百把個學生。教師也隻有三、四個人，包括校長。僅四、五人。這次回去看，女孩子不僅可以上學，而且人數已經不少了，據說入學率達90％以上。有了初中(九年製)。教師已經有三、四十個人。教育的變化比較明顯。
鄉鎮的變化不大。因為是貧困縣，在免除農業稅、公糧和購糧方麵，每家每戶得到了實惠。扶貧救濟資金每年有一點，但這些款項多數被各級政府用於建公房、私房了。我去的時候，桂東縣扶貧年份快到期了，縣裏的領導希望我和省裏說一下，再延長幾年。湖南省委的負責人熊清泉不錯，同意延長扶貧年份，一直延續下來了。國家的扶貧政策給地方的好處，各級幹部比基層群眾要多得多。這個問題，恐怕很多貧困縣都是如此。在那些好的地區、縣、鄉，如蘇南的張家港、河南的南街、北京的竇店，情況當然不同。這就使人想到，我們的憲法、黨章和文件上寫的，以及口頭上說的，要求幹部要為人民服務，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幹部不能真正貫徹這個宗旨，按文件、條例來辦事。有了好處幹部先得，老百姓得不到多少，隻能得點殘羹剩飯。這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這算是回故鄉的一點感想吧。
“落選”之後：一九八八年之事
三 在北京召開《當代中國》叢書編寫會議
到了5月份，在北京懷柔召開了一次《當代中國》叢書的編寫工作會議，叢書各卷的主編或副主編都參加了。開會的第一天，北京市的黨政主要負責同誌都沒有出席我們的開幕式，但他們卻參加了與我們在同一個院子裏召開的另外一個會，那個會是北京市工會的會議。這樣一來，很多參加叢書編寫會議的同誌就議論紛紛了。當時的傳說很多，有些參加會議的同誌，就是來觀察鄧力群的表現的，因為兩次落選了嘛。結果發現鄧力群沒有因為這件事垂頭喪氣，而是精神狀態飽滿。叢書的另兩位主編馬洪和武衡同誌都參加了會議。這是自叢書開始編纂後三位主編同時出席的唯一一次會議，我感謝這兩位老同誌。
我在這次會議上講了話，主要是針對否定“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言論。當時，有一種說法：個體經濟又重新發展了，私營經濟也發展了。港澳台的資本主義經濟也來了，那麽，50年代的"三大改造"不是白費力氣了嗎，即有不應該搞"三大改造"這樣一種情緒。還有更為尖銳的言論：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因此，有人就不想編寫這幾卷書了。就這個問題，我發表了意見，我說：今天有今天的情況和今天的政策，過去有過去的情況和過去的政策，從研究歷史而言，過去的政策是否符合過去的情況，如果符合，就應該說這件事就是對的，就應該肯定。不能因為今天的情況和政策變了，就反過來說過去都錯了；如果沒有"三大改造"，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就根本無法確立，哪裏還有什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