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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作者：鄧力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以後回來，又整理了一點東西。前前後後，在這一年裏有關這個問題(包括反映情況)及如何改進這方麵的宣傳，做了一些調查，大概寫了五六篇東西(包括反映情況)：《經濟體製改革若幹問題的研究宣傳提綱》(1984年6月25日)、《研究經濟關係，掌握思想動向，宣傳黨的政策》(1984年6月29日)、《在城市經濟改革思想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7月31日)、《宣傳部門需要研究城市經濟體製改革》(8月9日)、《向中央書記處報告農村經濟的幾個問題》(1o月1o日)。現在都收在我的文集第二卷裏。
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二 研究僱工問題
1 鄧小平說：僱工問題看兩年再說
關於僱工問題，1983年，鄧小平說：要看個兩年，如果出了問題，下個命令取消就行了。鄧還說：農業上歸根到底還是要搞集體經濟和社會主義。這樣的意思，小平同誌說過多次，王瑞林還給我寫過條子。前麵我已提到了。
2 陳雲說的幾段話
1982年12月16日，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張雲聲不贊成發展以僱工經營為特徵的私人企業，寫了一篇《到處出現僱工剝削引起的思考》供領導同誌參考。萬裏看了很不高興。我送給了陳雲同誌。陳雲同誌看了以後說，黨內有不同意見，是黨興旺發達的標誌。如果黨內鴉雀無聲，黨就處於危險的狀態。
1982年12月31日，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1983年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時發言說：“我過去說過，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講錯話不要緊，要是開起會來，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有同誌提不同意見，黨組織應該允許，這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好現象。”這段話講得很好。現在陳雲的這個講話稿還保存著。
同時，陳雲就農村僱工限額問題說：“過去國務院規定最多不超過7個，現在實際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幾個合適，還要看一看。但對這類問題，報紙上不要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幾年農村變化很大，許多問題既不要幹涉，也不要在報上大吹，看一段時間以後再說比較穩妥。"
3 對僱工問題的調查受到胡耀邦、萬裏的指責
當時，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分兩個組下去調查，一個去西北，一個到南方。回來後寫了調查報告，徵求意見。對這個調查報告，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內部就有爭論。林子力、吳象等人不贊成這個調查報告的討論稿，把稿子送到萬裏那裏。萬裏看後大發脾氣，罵了一通。當時寫調查報告的梅行、有林等受到兩方麵的反對，一方麵是萬裏說調查材料是“左”；另方麵是研究室內部也有人表示不贊成。我說：對於僱工問題，中央決定看兩、三年，這就是說要了解情況嘛，要做調查研究嘛，況且這個稿子本來就是提出來徵求意見的，讓大家擺事實、講不同意見。在書記處會議上，我說僱工要分清有沒有剝削，多少僱工算是小業主，多少算是私營企業的僱工。胡耀邦則說，這是從概念出發。我想，這真是奇怪的邏輯，帶著問題到實際中去做調查研究，怎麽會變成了從概念出發了呢？當時，我們曾設想召開省、市、自治區研究室主任會議，討論對僱工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因此曾編發了一個簡報。簡報送到胡耀邦那裏，他看了大發脾氣，說：這樣做會使下邊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變了。當時，我對他的這種說法表示很難理解，我認為，進行調查研究正是為了了解中央政策的實施情況嘛。
4 我的意見和研究
我也提了意見說，不要在報紙上公開宣傳。1983年11月：，書記處討論僱工問題和一號文件，規定僱工問題不公開宣傳。上麵已經說了，到1984年7月在延邊召開城市改革宣傳工作會議，我在會上的講話，基礎就是書記處研究室和宣傳部一部分同誌，從僱工問題開始接觸和研究多種經濟成份問題，起草的那個經濟體製和多種經濟成份研究提綱。
當然，那時僱工、私營經濟、對外合資才剛剛開頭。雖然提出了公有製為主體，這些都是補充，但其消極方麵的東西沒有充分暴露。所以這個研究還是肯定，在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之下，多種經濟成份要允許發展，對公有製給予補充。實際上上述研究是維護這個政策的。但不知什麽原因，引起了胡耀邦的反感。他沒直接和我講，卻到總工會去追查，問延邊開會究竟談了什麽問題？開這種會議有無必要？而且要王兆國調閱我在延邊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究竟是什麽意思？結果胡耀邦把這些東西拿去以後，沒找到任何毛病，因為我的講話實際上是為多種經濟成份說好話的。
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三 我與胡耀邦同誌關於文物工作的分歧
1983年我到山西、西北走了一趟，接觸到一些文物方麵的問題，為開文物工作會議做一點準備。
這裏又要說到胡耀邦。因為那時文物保護法剛頒布，在實際工作中究竟如何貫徹？搞文物工作的同誌不隻一次地向他匯報、送材料，提出召開一次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他也同意了。那麽就按照預定程序開會了。一開會時，人家講文物工作的重點是首先要保護。他馬上就講，我不同意你們的看法，文物工作的第一位工作是利用，利用要放在第一位。我一聽到這話，就感到奇怪，原來聽文物工作的人員講，和他談得好好的，怎麽到了會上突然調子就變了。有的人在會上甚至還提出以文物養文物，這樣一來就要準備賣文物了。在會上懂得一點文物、了解一點文物的人要算穀牧。我當時希望他出來說公道話。但穀牧他們看到這種情況，覺得不便於出來說話，沒吭聲。這時，我隻好出來說：利用當然要利用，但不保護好，怎麽利用；利用一次，下二次就沒法利用了。但這說不說得通胡耀邦呢？這樣就觸發我講了一次文物工作要處理好的幾種關係。
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二 研究僱工問題
1 鄧小平說：僱工問題看兩年再說
關於僱工問題，1983年，鄧小平說：要看個兩年，如果出了問題，下個命令取消就行了。鄧還說：農業上歸根到底還是要搞集體經濟和社會主義。這樣的意思，小平同誌說過多次，王瑞林還給我寫過條子。前麵我已提到了。
2 陳雲說的幾段話
1982年12月16日，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張雲聲不贊成發展以僱工經營為特徵的私人企業，寫了一篇《到處出現僱工剝削引起的思考》供領導同誌參考。萬裏看了很不高興。我送給了陳雲同誌。陳雲同誌看了以後說，黨內有不同意見，是黨興旺發達的標誌。如果黨內鴉雀無聲，黨就處於危險的狀態。
1982年12月31日，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1983年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時發言說：“我過去說過，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講錯話不要緊，要是開起會來，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有同誌提不同意見，黨組織應該允許，這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好現象。”這段話講得很好。現在陳雲的這個講話稿還保存著。
同時，陳雲就農村僱工限額問題說：“過去國務院規定最多不超過7個，現在實際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幾個合適，還要看一看。但對這類問題，報紙上不要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幾年農村變化很大，許多問題既不要幹涉，也不要在報上大吹，看一段時間以後再說比較穩妥。"
3 對僱工問題的調查受到胡耀邦、萬裏的指責
當時，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分兩個組下去調查，一個去西北，一個到南方。回來後寫了調查報告，徵求意見。對這個調查報告，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內部就有爭論。林子力、吳象等人不贊成這個調查報告的討論稿，把稿子送到萬裏那裏。萬裏看後大發脾氣，罵了一通。當時寫調查報告的梅行、有林等受到兩方麵的反對，一方麵是萬裏說調查材料是“左”；另方麵是研究室內部也有人表示不贊成。我說：對於僱工問題，中央決定看兩、三年，這就是說要了解情況嘛，要做調查研究嘛，況且這個稿子本來就是提出來徵求意見的，讓大家擺事實、講不同意見。在書記處會議上，我說僱工要分清有沒有剝削，多少僱工算是小業主，多少算是私營企業的僱工。胡耀邦則說，這是從概念出發。我想，這真是奇怪的邏輯，帶著問題到實際中去做調查研究，怎麽會變成了從概念出發了呢？當時，我們曾設想召開省、市、自治區研究室主任會議，討論對僱工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因此曾編發了一個簡報。簡報送到胡耀邦那裏，他看了大發脾氣，說：這樣做會使下邊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變了。當時，我對他的這種說法表示很難理解，我認為，進行調查研究正是為了了解中央政策的實施情況嘛。
4 我的意見和研究
我也提了意見說，不要在報紙上公開宣傳。1983年11月：，書記處討論僱工問題和一號文件，規定僱工問題不公開宣傳。上麵已經說了，到1984年7月在延邊召開城市改革宣傳工作會議，我在會上的講話，基礎就是書記處研究室和宣傳部一部分同誌，從僱工問題開始接觸和研究多種經濟成份問題，起草的那個經濟體製和多種經濟成份研究提綱。
當然，那時僱工、私營經濟、對外合資才剛剛開頭。雖然提出了公有製為主體，這些都是補充，但其消極方麵的東西沒有充分暴露。所以這個研究還是肯定，在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之下，多種經濟成份要允許發展，對公有製給予補充。實際上上述研究是維護這個政策的。但不知什麽原因，引起了胡耀邦的反感。他沒直接和我講，卻到總工會去追查，問延邊開會究竟談了什麽問題？開這種會議有無必要？而且要王兆國調閱我在延邊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究竟是什麽意思？結果胡耀邦把這些東西拿去以後，沒找到任何毛病，因為我的講話實際上是為多種經濟成份說好話的。
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三 我與胡耀邦同誌關於文物工作的分歧
1983年我到山西、西北走了一趟，接觸到一些文物方麵的問題，為開文物工作會議做一點準備。
這裏又要說到胡耀邦。因為那時文物保護法剛頒布，在實際工作中究竟如何貫徹？搞文物工作的同誌不隻一次地向他匯報、送材料，提出召開一次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他也同意了。那麽就按照預定程序開會了。一開會時，人家講文物工作的重點是首先要保護。他馬上就講，我不同意你們的看法，文物工作的第一位工作是利用，利用要放在第一位。我一聽到這話，就感到奇怪，原來聽文物工作的人員講，和他談得好好的，怎麽到了會上突然調子就變了。有的人在會上甚至還提出以文物養文物，這樣一來就要準備賣文物了。在會上懂得一點文物、了解一點文物的人要算穀牧。我當時希望他出來說公道話。但穀牧他們看到這種情況，覺得不便於出來說話，沒吭聲。這時，我隻好出來說：利用當然要利用，但不保護好，怎麽利用；利用一次，下二次就沒法利用了。但這說不說得通胡耀邦呢？這樣就觸發我講了一次文物工作要處理好的幾種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