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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作者：鄧力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八二年紀事
七 就任中宣部長
1982年4月份，通知我到中央宣傳部當部長。中間是怎麽醞釀的，我不清楚。可能是胡耀邦提出的。為什麽要換人呢？在我之前，是王任重當宣傳部長，王以前是胡耀邦。王當了一、兩年吧，開頭身體還好，還能夠管事，後來發低燒，怎麽治也治不好，到處作檢查也搞不清楚原因。所以在後來的大約一年時間裏，宣傳部的事情他就沒管。在我去之前，宣傳部內部有一種普遍的議論，即"四三左右"之爭。所謂"四三"是指：一個是三中全會解放思想；一個是四項基本原則，既批"左"也批右，主要是批右。一部分人就講：現在解放思想還不夠，還是堅持三中全會的原則；另一部分人就講，已經有這麽厲害的右傾，應該及時講話，鞏固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即三中全會和四項原則的爭論，三中全會是批"左"，四項原則主要是批右。在我去之前，宣傳部還沒有一篇文章來宣傳四項基本原則。《人民日報》勉強寫了一篇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實際上軟弱無力。而相反的，李洪林連續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大講堅持什麽樣的社會主義，堅持什麽樣的黨的領導，堅持什麽樣的人民民主專政，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唱反調，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搞成百家爭鳴的對象。後來有人批評他，他又補了一篇：堅持什麽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後來李洪林還出了一本小冊子。胡喬木很敏銳，看得透徹，他說：你說堅持什麽樣的四項原則，就這個問題寫文章，實際上你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否定四項原則，把四項原則作為一個爭論的問題，你堅持你的，我堅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這時周揚已是宣傳部的顧問了。在《歷史決議》通過以後，中央開了一個思想工作的座談會，鄧小平有個會前的談話，胡耀邦有個發言，喬木有個發言，周揚也有個發言。聽了周揚的發言後，地方上的同誌普遍有個意見：關於思想問題的意見，北京就不統一，那我們回去後就很難辦了。
王任重當部長時，曾想讓王若水去宣傳部理論局當局長，兼副部長。他徵求我的意見，我說：王若水這個人靠不住。盡管這個人書讀了不少，文章也寫得不錯，但從這個人參加理論務虛會，集中攻擊毛澤東，而且把這樣的文章送到香港去發表，登載，可以看出這個人的為人。我當時用了這樣的話來評價：這個人有異己性。王任重接受了我的意見。但總要有個人來管理論啊，我向他推薦了王惠德當副部長。結果王惠德到了宣傳部搞出了那麽個東西，即前麵提到的否定中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關於過渡階段問題的理論，後來他又和李洪林搞了那個《理論研究參考資料》。實際上，宣傳部的理論局和王惠德等幾個人搞在一起，成為“四三”“左右”之爭中的主要對立麵。這恐怕是一個不能不承認的現實。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胡耀邦感到，讓宣傳部思想這麽混亂下去不行；王任重的身體一下子又好不起來，總得有人去主持經常工作。可能出於這樣一個考慮，所以在我出席了北京地區理論座談會，發表了上述那篇講話後，4月就接到了讓我去宣傳部的通知。我當時調了鬱文來當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他是建國初期我在新疆的老搭檔(當時分局的宣傳部長是我，鬱文是副部長)，原有的副部長都沒變，有個廖井丹後來和我合作得很好，還有賀敬之、王惠德，以後教育口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歸宣傳部管，又增加了個曾德林。顧問還是周揚。除了王惠德以外，我們正副部長之間合作得很好。我上任後，還是老辦法，找宣傳部的各個單位聽匯報、了解情況，都輪了一遍；少的半天、一天，多的兩天。八九個單位用了一個多星期。在這個基礎上，4月13口召開了一個部務會議的擴大會議，我講了一篇話，重點是講中宣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這篇講話是有針對性的、旗幟鮮明的。我首先講：在中宣部工作的同誌首先要想到我們是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的任務就是宣傳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無論發文件、講話、寫文章，以及開展有關的業務活動，都必須牢記這一點。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你能夠這樣做，才能在中央宣傳部工作，否則就不能在中宣部工作。這篇東西雖然講的是紀律問題，實際上講的是政治問題。部裏的也好，中央的也好，一切沒有做決定的問題，提出來討論時，或者製定方針、政策之前，都可充分發表意見，高度發揚民主，什麽意見都可以講，可以反覆講，可以爭、可以吵；一旦做了決定，就必須執行。如仍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在行動上--發言或寫文章，必須執行部裏的和中央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要互相監督，首先大家要監督部長――鄧力群，是否遵守了決定。同時還講到，顧問也要接受監督。2
這個報告約有二、三千字，現在看來，還是有聲有色的、很有分寸的。既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又使反對派挑不出毛病，不大容易啊！
4月13日關於"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的講話整理出來之後，在整個部的範圍裏討論，要大家提修改、補充意見，也包括提出不同意見；各個單位都進行了討論，並提出修改意見，直至5月7日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補充修改並通過，形成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同時還有一些其他的部務工作計劃和安排，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鎮住了。
七 就任中宣部長
1982年4月份，通知我到中央宣傳部當部長。中間是怎麽醞釀的，我不清楚。可能是胡耀邦提出的。為什麽要換人呢？在我之前，是王任重當宣傳部長，王以前是胡耀邦。王當了一、兩年吧，開頭身體還好，還能夠管事，後來發低燒，怎麽治也治不好，到處作檢查也搞不清楚原因。所以在後來的大約一年時間裏，宣傳部的事情他就沒管。在我去之前，宣傳部內部有一種普遍的議論，即"四三左右"之爭。所謂"四三"是指：一個是三中全會解放思想；一個是四項基本原則，既批"左"也批右，主要是批右。一部分人就講：現在解放思想還不夠，還是堅持三中全會的原則；另一部分人就講，已經有這麽厲害的右傾，應該及時講話，鞏固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即三中全會和四項原則的爭論，三中全會是批"左"，四項原則主要是批右。在我去之前，宣傳部還沒有一篇文章來宣傳四項基本原則。《人民日報》勉強寫了一篇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實際上軟弱無力。而相反的，李洪林連續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大講堅持什麽樣的社會主義，堅持什麽樣的黨的領導，堅持什麽樣的人民民主專政，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唱反調，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搞成百家爭鳴的對象。後來有人批評他，他又補了一篇：堅持什麽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後來李洪林還出了一本小冊子。胡喬木很敏銳，看得透徹，他說：你說堅持什麽樣的四項原則，就這個問題寫文章，實際上你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否定四項原則，把四項原則作為一個爭論的問題，你堅持你的，我堅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這時周揚已是宣傳部的顧問了。在《歷史決議》通過以後，中央開了一個思想工作的座談會，鄧小平有個會前的談話，胡耀邦有個發言，喬木有個發言，周揚也有個發言。聽了周揚的發言後，地方上的同誌普遍有個意見：關於思想問題的意見，北京就不統一，那我們回去後就很難辦了。
王任重當部長時，曾想讓王若水去宣傳部理論局當局長，兼副部長。他徵求我的意見，我說：王若水這個人靠不住。盡管這個人書讀了不少，文章也寫得不錯，但從這個人參加理論務虛會，集中攻擊毛澤東，而且把這樣的文章送到香港去發表，登載，可以看出這個人的為人。我當時用了這樣的話來評價：這個人有異己性。王任重接受了我的意見。但總要有個人來管理論啊，我向他推薦了王惠德當副部長。結果王惠德到了宣傳部搞出了那麽個東西，即前麵提到的否定中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關於過渡階段問題的理論，後來他又和李洪林搞了那個《理論研究參考資料》。實際上，宣傳部的理論局和王惠德等幾個人搞在一起，成為“四三”“左右”之爭中的主要對立麵。這恐怕是一個不能不承認的現實。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胡耀邦感到，讓宣傳部思想這麽混亂下去不行；王任重的身體一下子又好不起來，總得有人去主持經常工作。可能出於這樣一個考慮，所以在我出席了北京地區理論座談會，發表了上述那篇講話後，4月就接到了讓我去宣傳部的通知。我當時調了鬱文來當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他是建國初期我在新疆的老搭檔(當時分局的宣傳部長是我，鬱文是副部長)，原有的副部長都沒變，有個廖井丹後來和我合作得很好，還有賀敬之、王惠德，以後教育口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歸宣傳部管，又增加了個曾德林。顧問還是周揚。除了王惠德以外，我們正副部長之間合作得很好。我上任後，還是老辦法，找宣傳部的各個單位聽匯報、了解情況，都輪了一遍；少的半天、一天，多的兩天。八九個單位用了一個多星期。在這個基礎上，4月13口召開了一個部務會議的擴大會議，我講了一篇話，重點是講中宣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這篇講話是有針對性的、旗幟鮮明的。我首先講：在中宣部工作的同誌首先要想到我們是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的任務就是宣傳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無論發文件、講話、寫文章，以及開展有關的業務活動，都必須牢記這一點。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你能夠這樣做，才能在中央宣傳部工作，否則就不能在中宣部工作。這篇東西雖然講的是紀律問題，實際上講的是政治問題。部裏的也好，中央的也好，一切沒有做決定的問題，提出來討論時，或者製定方針、政策之前，都可充分發表意見，高度發揚民主，什麽意見都可以講，可以反覆講，可以爭、可以吵；一旦做了決定，就必須執行。如仍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在行動上--發言或寫文章，必須執行部裏的和中央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要互相監督，首先大家要監督部長――鄧力群，是否遵守了決定。同時還講到，顧問也要接受監督。2
這個報告約有二、三千字，現在看來，還是有聲有色的、很有分寸的。既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又使反對派挑不出毛病，不大容易啊！
4月13日關於"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的講話整理出來之後，在整個部的範圍裏討論，要大家提修改、補充意見，也包括提出不同意見；各個單位都進行了討論，並提出修改意見，直至5月7日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補充修改並通過，形成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同時還有一些其他的部務工作計劃和安排，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鎮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