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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作者：鄧力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對陳雲同誌寫的這個提綱，中辦研究室內部組織學習，進行了認真討論，並由梅行負責組織起草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既要有計劃經濟，也要有市場經濟》。我看了梅行組織人搞的這個東西，不滿意，因此也就沒公開發表。
陳雲同誌在提綱中第一次使用了“市場經濟”這個詞，在中國、在我們黨內，在馬克思主義隊伍中很少用，他是第一次使用。當時我們好像提出個疑問，說“市場經濟”這一用語和我們過去的用語不一樣，在他的文件或文章裏，是不是改變一下。我們建議用“商品經濟”，並做了些文字修改，他沒有接受。我們還建議陳雲同誌把這篇稿子作為中央文件發出去，他也沒有接受。陳雲同誌當時的說法是，發出去也沒有人執行，沒有用。因此沒有印發。
說到陳雲同誌文章中用“市場經濟”這一用語，有這樣一個過程。1982年8月，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用的是"市場調節"，以後出版的文件集中，用的也是這個詞。1985年5月第一版《陳雲文選》用的仍然是"市場調節"，到1995年5月第二版出版時。陳雲同誌在該文最後一段又改回原來的用語："市場經濟"。
在中央辦公廳
五 "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確定和經濟體製改革的醞釀
1 成立中財委和陳雲、李先念的建議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在國務院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製訂財經工作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大事的決策機關。財政經濟委員會由十二位同誌組成。陳雲、李先念同誌分別任正、副主任。姚依林任秘書長。
1979年3月21日，陳雲同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建議用兩三年、最好三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陳雲同誌這個意見，在3月14日他和李先念同誌聯名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經提出來了，
2 財經情況的調查和我對經濟體製改革的看法
這個時候，我們國家一方麵實行調整，一方麵醞釀改革經濟體製。這就要了解企業和經濟方麵的情況，對財政經濟的情況進行係統的調查研究。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以後，按照姚依林同誌的意見，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五個經濟研究所和國家經濟機關的研究機構，共同承擔了一個任務，就是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體製的改革進行調查研究，提供材料和意見。6月27日，他說："根據中央的方針，通過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對我們經濟如何改革，搞出一個大體的眉目來。"會議還確定，由鄧力群、張勁夫、馬洪具體負責召集調查研究的會議。
7月19日，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集關於經濟問題調查研究工作會議。姚依林主持，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會議決定在財經委員會領導下，組織一個調查研究機構，直接由秘書長姚依林負責，成立四個小組。第一組調研經濟體製改革問題；第二組調研經濟結構改革問題；第三組調研引進技術、設備和利用外資問題；第四組為理論組，或經濟理論和方法研究組。調查研究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中辦研究室(不久改為書記處研究室)由梅行牽頭，組織了一些同誌，收集經濟方麵的材料，出了好幾期《供您參考》。每期一個專題，包括全國的情況。這對財經委員會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與經濟調查工作有關，後來還編印《調查和研究》、《經濟問題研究資料》，供中央領導同誌和部門、地方負責同誌以及經濟理論界的同誌參考。
8月8日，在中辦組織的經濟調查會上，我主要就經濟體製改革，經濟結構改革，引進技術、設備和利用外資這三個問題，談了一些意見。我要求調查研究要同經濟調整工作結合起來，同"六五"計劃、長遠規劃的製定結合起來。此次講話已收入《鄧力群文集》，這裏就不細說了。
在這段時間裏，鄧小平、陳雲同誌關心一個問題，是我國積累與消費的歷年比例關係。中辦研究室專門寫了一個材料，提供了新中國成立後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情況。在處理積累與消費關係，也就是發展生產與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的關係的時候，一段時間產生了片麵性，積累率最高時達40％多，總的情況是偏高，也有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時候。然後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比例：積累率25％。這個意見得到鄧小平、陳雲同誌的贊同，說這個材料搞得不錯。
關於改革經濟體製，我有過幾次講話，其中有一次講到，體製改革首先要從企業領導體製、企業管理體製開始，重點應先從這裏起步。應該說這個意見是對的。後來，結合調查組織了一些改革試點。
3 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爭論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思想理論工作方麵的問題。
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所在的小組中有天津的陳偉達，北京的林乎加，國家計委的顧明，石油部的宋振明。分組會討論一開始，陳偉達就講，我們正在大幹快上，積極性很高，現在突然提出調整，給我們潑了一盆冷水，對我們的積極性是個很大的打擊。林乎加的發言也是這樣的口氣。顧明就算帳，說人家有多少鋼，我們才那麽一點，需要發展、快上。我在會上就與他們爭論，說發展是應該的。生產力確實要提高，但是不搞好比例關係和平衡，還是像以往那樣折騰，是不行的。
陳雲同誌在提綱中第一次使用了“市場經濟”這個詞，在中國、在我們黨內，在馬克思主義隊伍中很少用，他是第一次使用。當時我們好像提出個疑問，說“市場經濟”這一用語和我們過去的用語不一樣，在他的文件或文章裏，是不是改變一下。我們建議用“商品經濟”，並做了些文字修改，他沒有接受。我們還建議陳雲同誌把這篇稿子作為中央文件發出去，他也沒有接受。陳雲同誌當時的說法是，發出去也沒有人執行，沒有用。因此沒有印發。
說到陳雲同誌文章中用“市場經濟”這一用語，有這樣一個過程。1982年8月，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用的是"市場調節"，以後出版的文件集中，用的也是這個詞。1985年5月第一版《陳雲文選》用的仍然是"市場調節"，到1995年5月第二版出版時。陳雲同誌在該文最後一段又改回原來的用語："市場經濟"。
在中央辦公廳
五 "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確定和經濟體製改革的醞釀
1 成立中財委和陳雲、李先念的建議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在國務院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製訂財經工作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大事的決策機關。財政經濟委員會由十二位同誌組成。陳雲、李先念同誌分別任正、副主任。姚依林任秘書長。
1979年3月21日，陳雲同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建議用兩三年、最好三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陳雲同誌這個意見，在3月14日他和李先念同誌聯名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經提出來了，
2 財經情況的調查和我對經濟體製改革的看法
這個時候，我們國家一方麵實行調整，一方麵醞釀改革經濟體製。這就要了解企業和經濟方麵的情況，對財政經濟的情況進行係統的調查研究。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以後，按照姚依林同誌的意見，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五個經濟研究所和國家經濟機關的研究機構，共同承擔了一個任務，就是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體製的改革進行調查研究，提供材料和意見。6月27日，他說："根據中央的方針，通過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對我們經濟如何改革，搞出一個大體的眉目來。"會議還確定，由鄧力群、張勁夫、馬洪具體負責召集調查研究的會議。
7月19日，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集關於經濟問題調查研究工作會議。姚依林主持，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會議決定在財經委員會領導下，組織一個調查研究機構，直接由秘書長姚依林負責，成立四個小組。第一組調研經濟體製改革問題；第二組調研經濟結構改革問題；第三組調研引進技術、設備和利用外資問題；第四組為理論組，或經濟理論和方法研究組。調查研究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中辦研究室(不久改為書記處研究室)由梅行牽頭，組織了一些同誌，收集經濟方麵的材料，出了好幾期《供您參考》。每期一個專題，包括全國的情況。這對財經委員會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與經濟調查工作有關，後來還編印《調查和研究》、《經濟問題研究資料》，供中央領導同誌和部門、地方負責同誌以及經濟理論界的同誌參考。
8月8日，在中辦組織的經濟調查會上，我主要就經濟體製改革，經濟結構改革，引進技術、設備和利用外資這三個問題，談了一些意見。我要求調查研究要同經濟調整工作結合起來，同"六五"計劃、長遠規劃的製定結合起來。此次講話已收入《鄧力群文集》，這裏就不細說了。
在這段時間裏，鄧小平、陳雲同誌關心一個問題，是我國積累與消費的歷年比例關係。中辦研究室專門寫了一個材料，提供了新中國成立後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情況。在處理積累與消費關係，也就是發展生產與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的關係的時候，一段時間產生了片麵性，積累率最高時達40％多，總的情況是偏高，也有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時候。然後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比例：積累率25％。這個意見得到鄧小平、陳雲同誌的贊同，說這個材料搞得不錯。
關於改革經濟體製，我有過幾次講話，其中有一次講到，體製改革首先要從企業領導體製、企業管理體製開始，重點應先從這裏起步。應該說這個意見是對的。後來，結合調查組織了一些改革試點。
3 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爭論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思想理論工作方麵的問題。
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所在的小組中有天津的陳偉達，北京的林乎加，國家計委的顧明，石油部的宋振明。分組會討論一開始，陳偉達就講，我們正在大幹快上，積極性很高，現在突然提出調整，給我們潑了一盆冷水，對我們的積極性是個很大的打擊。林乎加的發言也是這樣的口氣。顧明就算帳，說人家有多少鋼，我們才那麽一點，需要發展、快上。我在會上就與他們爭論，說發展是應該的。生產力確實要提高，但是不搞好比例關係和平衡，還是像以往那樣折騰，是不行的。